1984年12月8日，纽约。早晨的浓雾已经散尽,曼哈顿开始了往日的喧嚣，冬日的阳光照耀着39层高的联合国大厦。
上午10点，联合国官员在会议大厅里宣布：象征人类征服大自然的三件礼物，被评为联合国特别奖。这三件礼物是：中国，成昆铁路象牙雕刻艺术品；美国，阿波罗宇宙飞船带回来的月球岩石；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模型。它们分别代表了人类在20世纪创造的三项最伟大的杰作！
牙雕：成昆铁路（纽约联大会议厅）
成昆铁路象牙雕刻是中国政府赠送给联合国的一件精美礼品，被排在了三项特别奖的首位。它艺术地表现了中华民族在险峻山区修建一条铁路干线的伟大创举。成昆铁路穿越地质大断裂带，设计难度之大、工程之艰巨、施工之复杂，均属前所未有。沿线山势陡峭，奇峰耸立，深涧密布，沟壑纵横，地形和地质极为复杂，被多国专家断言为"修路禁区"。而成昆铁路的修筑，为人类在险峻复杂的地理环境中建设高标准的铁路创造了成功的范例。成昆铁路以其神话般的诞生，奠定了自己在人类筑路史上无可争议的王者地位。
50年代初，刚刚完成了土地革命的新中国，一边还在进行着抗美援朝战争，一边就拉开了气壮山河的国家大建设序幕。有感于旧中国没有在西南为我们留下一条象样的铁路的历史，在1952年7月，成渝铁路建成通车后，就着手了成昆铁路的先期勘探、设计工作。
至少于1956年之前完成了东、中、西三条线路初案。
其中东西两线修建难度大，而中线相对容易。当时苏联铁路专家认为，三线方案中只有中线可行，另二线尤其是西线根本就无法修建铁路。但东西线沿线辐射人口多，中线辐射人口少，尤其是西线由于攀枝花矿藏的发现和勘探完成，更显意义重大。
1956年底，选定最为险峻的西线方案，大致就是古老的“蜀身毒道”（“南丝路”的组成部分）的走向。东线方案则成为今天的内昆铁路。
1952年前期勘工作开始，铁道部西南设计分局（第二设计院）及地质部先后调集了5000多名工程地质勘测人员，完成了1.48万平方千米的地质测绘，钻探量达21.27万米。
线路确定后，又经过2年的努力，勘测比较线路1.1万千米，制定大小比选方案300多个，基本绘制出线路蓝图。
早在30、40年代，地质学者常隆庆、刘之祥就发现了攀枝花的磁铁矿藏，但囿于旧中国的条件，其储量和全面价值没有得到查明。
1954年6月，南京大学地质系徐克勤教授率应届毕业生在川滇交界找矿实习，再次发现了攀枝花这个巨型宝藏并初步探明储量和综合利用价值：7亿吨铁矿石储量、3亿吨煤炭储量、800万吨二氧化钛储量、200万吨五氧化二钒储量，以及钼、镍金、铂族、稀有金属和非金属矿等50余种。同时，周边地区还有几十亿吨的远景储量。
在铁矿资源较少、品位普遍低下的中国，这一发现震动了新中国的决策者们。在此建设西部地区最大的钢铁基地，以及铺设相配套的成昆铁路成为那个“和平建设新中国”的美好憧憬。
1964年，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新中国刚刚走出“粮荒”困境，又面临沉重的国际压力。中苏已经分道扬镳，意识形态互相攻击掩盖下的国家利益对立日趋暴露，并且有演变为敌对关系的趋势。
8月，美国第七舰队125艘军舰、600余架飞机开进北部湾，全面介入越南战争。美军的炸弹丢到了中国的北部湾沿岸和海南岛海岸，白宫扬言要教训中国。形势一度非常紧张。
1964年8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中国的工业化、国民经济和国家战略发展史上具有“遵义会议”的深远意义。会议中毛泽东发表讲话指出：“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我们不晓得他什么时候会发动战争”。毛泽东进一步提出的：以国家安全为前提，以国家长远发展为指导的“战略经济学”思想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人员的强烈支持，扭转了近几年的“吃穿用”经济导向，确定了“三线”建设方案。
为保证建设方针的高效实施和改变建国以来经济工作忽冷忽热的不稳定状况，会后毛泽东主导了必要的分工调整---确立了以周恩来为全面决断、余秋里为主要策划的国民经济运行管理体制----这标志着新中国的国民经济管理臻于成熟；从此，开创了运行长达14年的“周恩来计划经济管理模式”。这个模式的特点是：党政军统领，高度集权，高效稳定，深入地方，计划周密，雷厉风行。
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当时中国70%以上的工业分布于东北和东南沿海地区，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这种工业布局显得非常脆弱。东北的重工业完全处于苏联的轰炸机和中短程导弹的覆盖之内；而在东南沿海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工业区则完全暴露在美国航空母舰的攻击范围中。一旦战争开始，中国的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将很快陷入瘫痪。
按照毛泽东的“战略经济学”思想，这种被动、脆弱的现状必须改变。
8月30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做出了将一部分对国家经济及国防建设有重大影响的电子、能源、航空、兵器等相关工业相继内迁西南、西北等战略纵深地区的决定。这场工业“大搬家”，定名为“大三线建设”。
“三线”是按照中国的军事、经济、地理区划的。沿海地区是第一线，中部为第二线，三线则是指长城以南、广东省韶关以北、京广铁路以西、甘肃乌鞘岭以东的广大地区。四川、云南、贵州及湘西、鄂西为“西南三线”；陕、甘、宁、青及豫西、晋西为“西北三线”。相对于西北、西南的“大三线”，中部及沿海地区腹地称“小三线”。
1964年10月，大三线建设全面展开，以四川为中心，众多与国防相关的工程纷纷启动。在实际实施上，就是在四川和西南，部署全套独立完整、门类齐全、互相协调、实用实战的交通能源、基础工业及国防工业体系，用心实在良苦。从最极端的情况考虑，如果再次发生像抗日战争那样的恶劣局面，大片国土沦陷，退守到西南一隅，成为一个“缩微中国”，也依然要具备自给自足、坚守防御、待机反攻的能力。——从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的战略考虑，必须考虑到最困难最为不利的极端情况，为中华民族制作“备份”。
四川大三线建设前期的最重要项目是“两基一线”。“两基”就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和以攀枝花为中心的钢铁工业基地，平时作为基础工业，战时作为军工生产的核心。“一线”就是修建成昆铁路干线，解决西南地区交通问题，满足工业的能源、原材料、零部件以及产成品运输。
毛泽东强调“成昆路要快修”“没有钱就用我的工资、稿费”，停工下马近两年的成昆铁路的复工成为迫在眉睫的大事。周恩来在总参谋长罗瑞卿关于铁道兵工作的一份报告上批示：“修成昆路，朱委员长提议，主席同意，使用铁道兵修。”于是，中央军委决定调遣铁道兵5个师，扩编到18万人，修建成昆铁路。
接着由中共中央西南局主持，组成了有铁部、铁道兵主要领导参加的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下设工地指挥部、技术委员会和支援铁路建设委员会。任命吕正操为工地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郭维城为副司令员，刘建章为副政治委员，彭敏任总工程师。统一领导和指挥以铁道兵第一、五、七、八、十师和铁道部第二工程局为主力，并有铁道部第四工程局三处、大桥工程局、电务总队、机械团及成都、昆明铁路局和沿线地方民工参加组成的共30万人的筑路队伍，迅速在北段成都至西昌、南段西昌至昆明全面展开施工。
一时间，原先人迹罕至的深山峡谷帐篷点点，红旗招展，在“气死猴子吓死鹰”的悬岩峭壁上，炮声隆隆，硝烟弥漫。
毛泽东1953题写《铁道兵》
铁道兵挺进成昆线
注：这是缆索，既不能断开也不能拧伤
与悬崖峭壁搏斗
上午10点，联合国官员在会议大厅里宣布：象征人类征服大自然的三件礼物，被评为联合国特别奖。这三件礼物是：中国，成昆铁路象牙雕刻艺术品；美国，阿波罗宇宙飞船带回来的月球岩石；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模型。它们分别代表了人类在20世纪创造的三项最伟大的杰作！
牙雕：成昆铁路（纽约联大会议厅）
成昆铁路象牙雕刻是中国政府赠送给联合国的一件精美礼品，被排在了三项特别奖的首位。它艺术地表现了中华民族在险峻山区修建一条铁路干线的伟大创举。成昆铁路穿越地质大断裂带，设计难度之大、工程之艰巨、施工之复杂，均属前所未有。沿线山势陡峭，奇峰耸立，深涧密布，沟壑纵横，地形和地质极为复杂，被多国专家断言为"修路禁区"。而成昆铁路的修筑，为人类在险峻复杂的地理环境中建设高标准的铁路创造了成功的范例。成昆铁路以其神话般的诞生，奠定了自己在人类筑路史上无可争议的王者地位。
50年代初，刚刚完成了土地革命的新中国，一边还在进行着抗美援朝战争，一边就拉开了气壮山河的国家大建设序幕。有感于旧中国没有在西南为我们留下一条象样的铁路的历史，在1952年7月，成渝铁路建成通车后，就着手了成昆铁路的先期勘探、设计工作。
至少于1956年之前完成了东、中、西三条线路初案。
其中东西两线修建难度大，而中线相对容易。当时苏联铁路专家认为，三线方案中只有中线可行，另二线尤其是西线根本就无法修建铁路。但东西线沿线辐射人口多，中线辐射人口少，尤其是西线由于攀枝花矿藏的发现和勘探完成，更显意义重大。
1956年底，选定最为险峻的西线方案，大致就是古老的“蜀身毒道”（“南丝路”的组成部分）的走向。东线方案则成为今天的内昆铁路。
1952年前期勘工作开始，铁道部西南设计分局（第二设计院）及地质部先后调集了5000多名工程地质勘测人员，完成了1.48万平方千米的地质测绘，钻探量达21.27万米。
线路确定后，又经过2年的努力，勘测比较线路1.1万千米，制定大小比选方案300多个，基本绘制出线路蓝图。
早在30、40年代，地质学者常隆庆、刘之祥就发现了攀枝花的磁铁矿藏，但囿于旧中国的条件，其储量和全面价值没有得到查明。
1954年6月，南京大学地质系徐克勤教授率应届毕业生在川滇交界找矿实习，再次发现了攀枝花这个巨型宝藏并初步探明储量和综合利用价值：7亿吨铁矿石储量、3亿吨煤炭储量、800万吨二氧化钛储量、200万吨五氧化二钒储量，以及钼、镍金、铂族、稀有金属和非金属矿等50余种。同时，周边地区还有几十亿吨的远景储量。
在铁矿资源较少、品位普遍低下的中国，这一发现震动了新中国的决策者们。在此建设西部地区最大的钢铁基地，以及铺设相配套的成昆铁路成为那个“和平建设新中国”的美好憧憬。
1964年，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新中国刚刚走出“粮荒”困境，又面临沉重的国际压力。中苏已经分道扬镳，意识形态互相攻击掩盖下的国家利益对立日趋暴露，并且有演变为敌对关系的趋势。
8月，美国第七舰队125艘军舰、600余架飞机开进北部湾，全面介入越南战争。美军的炸弹丢到了中国的北部湾沿岸和海南岛海岸，白宫扬言要教训中国。形势一度非常紧张。
1964年8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中国的工业化、国民经济和国家战略发展史上具有“遵义会议”的深远意义。会议中毛泽东发表讲话指出：“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我们不晓得他什么时候会发动战争”。毛泽东进一步提出的：以国家安全为前提，以国家长远发展为指导的“战略经济学”思想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人员的强烈支持，扭转了近几年的“吃穿用”经济导向，确定了“三线”建设方案。
为保证建设方针的高效实施和改变建国以来经济工作忽冷忽热的不稳定状况，会后毛泽东主导了必要的分工调整---确立了以周恩来为全面决断、余秋里为主要策划的国民经济运行管理体制----这标志着新中国的国民经济管理臻于成熟；从此，开创了运行长达14年的“周恩来计划经济管理模式”。这个模式的特点是：党政军统领，高度集权，高效稳定，深入地方，计划周密，雷厉风行。
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当时中国70%以上的工业分布于东北和东南沿海地区，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这种工业布局显得非常脆弱。东北的重工业完全处于苏联的轰炸机和中短程导弹的覆盖之内；而在东南沿海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工业区则完全暴露在美国航空母舰的攻击范围中。一旦战争开始，中国的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将很快陷入瘫痪。
按照毛泽东的“战略经济学”思想，这种被动、脆弱的现状必须改变。
8月30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做出了将一部分对国家经济及国防建设有重大影响的电子、能源、航空、兵器等相关工业相继内迁西南、西北等战略纵深地区的决定。这场工业“大搬家”，定名为“大三线建设”。
“三线”是按照中国的军事、经济、地理区划的。沿海地区是第一线，中部为第二线，三线则是指长城以南、广东省韶关以北、京广铁路以西、甘肃乌鞘岭以东的广大地区。四川、云南、贵州及湘西、鄂西为“西南三线”；陕、甘、宁、青及豫西、晋西为“西北三线”。相对于西北、西南的“大三线”，中部及沿海地区腹地称“小三线”。
1964年10月，大三线建设全面展开，以四川为中心，众多与国防相关的工程纷纷启动。在实际实施上，就是在四川和西南，部署全套独立完整、门类齐全、互相协调、实用实战的交通能源、基础工业及国防工业体系，用心实在良苦。从最极端的情况考虑，如果再次发生像抗日战争那样的恶劣局面，大片国土沦陷，退守到西南一隅，成为一个“缩微中国”，也依然要具备自给自足、坚守防御、待机反攻的能力。——从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的战略考虑，必须考虑到最困难最为不利的极端情况，为中华民族制作“备份”。
四川大三线建设前期的最重要项目是“两基一线”。“两基”就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和以攀枝花为中心的钢铁工业基地，平时作为基础工业，战时作为军工生产的核心。“一线”就是修建成昆铁路干线，解决西南地区交通问题，满足工业的能源、原材料、零部件以及产成品运输。
毛泽东强调“成昆路要快修”“没有钱就用我的工资、稿费”，停工下马近两年的成昆铁路的复工成为迫在眉睫的大事。周恩来在总参谋长罗瑞卿关于铁道兵工作的一份报告上批示：“修成昆路，朱委员长提议，主席同意，使用铁道兵修。”于是，中央军委决定调遣铁道兵5个师，扩编到18万人，修建成昆铁路。
接着由中共中央西南局主持，组成了有铁部、铁道兵主要领导参加的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下设工地指挥部、技术委员会和支援铁路建设委员会。任命吕正操为工地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郭维城为副司令员，刘建章为副政治委员，彭敏任总工程师。统一领导和指挥以铁道兵第一、五、七、八、十师和铁道部第二工程局为主力，并有铁道部第四工程局三处、大桥工程局、电务总队、机械团及成都、昆明铁路局和沿线地方民工参加组成的共30万人的筑路队伍，迅速在北段成都至西昌、南段西昌至昆明全面展开施工。
一时间，原先人迹罕至的深山峡谷帐篷点点，红旗招展，在“气死猴子吓死鹰”的悬岩峭壁上，炮声隆隆，硝烟弥漫。
毛泽东1953题写《铁道兵》
铁道兵挺进成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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