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世界报》7日发表德国外交政策协会奥托·沃尔夫研究所所长、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埃伯哈德·桑德施奈德博士撰写的长篇文章，认为西方一直不知道如何与中国打交道，现在需要一项对华战略。文章说，中国可以同时拥有多张面孔。但是，它肯定不再是一个西方可以漫不经心地对待的国家了。中国正从一个市场发展成为竞争对手。面对中国的崛起，西方尚未做好准备。西方国家必须准备以长远的眼光考虑与中国打交道。下决心在欧洲和跨大西洋伙伴中开展早该进行的有关中国的对话，也许是有效地应对中国对西方形成的挑战的前提。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高科技和发展中国家、共产党政权、世界经济发动机、未来的超级大国和脆弱的巨人————中国可以同时拥有多张面孔。但是，它肯定不再是一个西方可以漫不经心对待的国家了。然而对中国的看法仍有分歧。世界着了魔似地注视这个国家，用任何最高级的词来形容它的发展似乎都很恰当。人们知道，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中国经济20年来年均增长约9％。人们知道，中国生产着世界上75％的玩具、58％的服装和29％的手机。人们可以在每篇关于中国的文章中————也包括这篇————读到，每年有600亿至70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向这个国家。因此使人觉得，错过中国的人会失去未来。这为集体的自我暗示敞开了大门。
中国成功地保持国家的稳定
中国为每个观点都提供了一些理由。让我们回到这两个关键的问题上：我们对这个国家的内政和外交政策有何期待？我们应当如何与它打交道？
中国是个充满矛盾的国家，这些矛盾以一种表面看似巧妙的方式维持着不稳定的平衡。那么到底是什么把这个国家凝聚在一起？这种难以置信的对立体————共产党统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一个部分全球化的社会————能够正常运转的原因是什么？
中国领导人在过去的近30年里是如何成功地使这个大国保持稳定的呢？
中国领导人敢于迈出人们肯定想像不到的步伐。改革政策的创立者可以相对容易地用自19世纪中期以来所有中国精英都怀有的共同设想来替代它：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重回世界民族之林。与这一政策相联系的观点是，稳定和维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只有通过经济成就才能实现。凭借这一战略和由此带来的经济成就，共产党能够找到新的合法化基础。
中国外交政策灵活务实
中国的政策的务实主义基本出发点在其外交政策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务实主义、灵活性和善于学习构成了中国外交政策成功的基本模式。中国的外交政策近年来发生了两个值得注意的转变。
一是向多边主义转变。当中国意识到多边机构的合作并不一定意味着丧失影响时，它开始摒弃严格着眼于双边关系、优先考虑独立自主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有外交政策。如今，中国甚至开始将多边组织用作其外交政策的工具，比如2001年由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共同组建的上海合作组织。但人们不能因此就立即将中国误解为欧洲意义上的积极的多边主义者。中国只是通过更为有效的手段继续推行其民族国家的利益政策。
二是全球性转变。对原材料、能源和食品的需求与日俱增，这导致中国政府的代表和中国企业的外派人员在拉丁美洲和非洲不断增加，达到足以与西方国家竞争的水平。不断加强的出访外交、定期的贸易代表团和强化的经济交往表明，中国的崛起在世界各地都留下了痕迹。因此，西方国家如何应对中国崛起这一问题变得更加突出。
应对中国西方准备不足
面对中国的崛起，西方尚未做好准备。我们现在要为战略误区付出沉重代价。近30年来，西方事实上只把中国视作一个市场。谁要是没有及早前往中国，以确保自己从蛋糕中分得尽可能大的一块，那他就犯了个错误。中国似乎需要我们拥有的一切：投资、技术、培训标准和管理方法。但是中国已经汲取了经验，所以中国在这方面也成功效仿了先行一步的东南亚小国———不过，中国的潜力比它们大。
直到现在我们才逐渐认识到，中国正从一个市场发展成为竞争对手————首先在中国国内市场，但也越来越多地在我们自己的市场上。在西方国家死盯住中国市场令人意想不到的机遇，并为能在这个市场上立足而不断作出让步时，中国企业家和政治家都懂得利用西方对手不能理性、清醒地看待中国的弱点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好处。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制定了相关法律。但是中国政府并不急于将其付诸实施。中国企业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具备全球竞争能力。最快捷的途径就是借助西方的技术和资本。因此，中国是这项政策的受益者。而且中国领导人有理由相信，这一状况还将持续相当长时间。原因是，中国的西方伙伴之间在各个行动层面上都明显缺乏协调。
西方必须协调对华政策
西方国家必须准备以长远的眼光考虑与中国打交道。东亚其它国家成功的民主化进程证明，这样的战略往往比以大棒政策相威胁更有效。中国是全球化远远超过其它国家的最大受益者。我们只是缓慢地接受了这一认识，即今天的这个巨大市场有可能变成明天可怕的竞争对手。事实上，面对中国迄今的崛起所积聚的风险，我们既不应当过于乐观，也不应当过分担忧。但以上两点我们都未做到并因此造成了西方与中国交往中的杂乱无章：对中国的机遇和极限缺乏一个现实的认识；缺乏协调————这使中国能轻而易举地利用西方伙伴并从中渔利；而且在希望在中国或通过中国实现怎样的共同利益这个问题上，西方国家在所有政治和经济层面上都缺乏共识。我们下决心在欧洲和跨大西洋伙伴中开展早该进行的有关中国的对话，也许是有效地应对中国对西方形成的挑战的前提。目前，这一进程还处在起步阶段。不经协商的单独行动和为了获得瞩目的大型项目而进行的残酷竞争只能有一个结果：中国将继续利用西方改善其全球地位。
高科技和发展中国家、共产党政权、世界经济发动机、未来的超级大国和脆弱的巨人————中国可以同时拥有多张面孔。但是，它肯定不再是一个西方可以漫不经心对待的国家了。然而对中国的看法仍有分歧。世界着了魔似地注视这个国家，用任何最高级的词来形容它的发展似乎都很恰当。人们知道，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中国经济20年来年均增长约9％。人们知道，中国生产着世界上75％的玩具、58％的服装和29％的手机。人们可以在每篇关于中国的文章中————也包括这篇————读到，每年有600亿至70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向这个国家。因此使人觉得，错过中国的人会失去未来。这为集体的自我暗示敞开了大门。
中国成功地保持国家的稳定
中国为每个观点都提供了一些理由。让我们回到这两个关键的问题上：我们对这个国家的内政和外交政策有何期待？我们应当如何与它打交道？
中国是个充满矛盾的国家，这些矛盾以一种表面看似巧妙的方式维持着不稳定的平衡。那么到底是什么把这个国家凝聚在一起？这种难以置信的对立体————共产党统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一个部分全球化的社会————能够正常运转的原因是什么？
中国领导人在过去的近30年里是如何成功地使这个大国保持稳定的呢？
中国领导人敢于迈出人们肯定想像不到的步伐。改革政策的创立者可以相对容易地用自19世纪中期以来所有中国精英都怀有的共同设想来替代它：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重回世界民族之林。与这一政策相联系的观点是，稳定和维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只有通过经济成就才能实现。凭借这一战略和由此带来的经济成就，共产党能够找到新的合法化基础。
中国外交政策灵活务实
中国的政策的务实主义基本出发点在其外交政策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务实主义、灵活性和善于学习构成了中国外交政策成功的基本模式。中国的外交政策近年来发生了两个值得注意的转变。
一是向多边主义转变。当中国意识到多边机构的合作并不一定意味着丧失影响时，它开始摒弃严格着眼于双边关系、优先考虑独立自主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有外交政策。如今，中国甚至开始将多边组织用作其外交政策的工具，比如2001年由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共同组建的上海合作组织。但人们不能因此就立即将中国误解为欧洲意义上的积极的多边主义者。中国只是通过更为有效的手段继续推行其民族国家的利益政策。
二是全球性转变。对原材料、能源和食品的需求与日俱增，这导致中国政府的代表和中国企业的外派人员在拉丁美洲和非洲不断增加，达到足以与西方国家竞争的水平。不断加强的出访外交、定期的贸易代表团和强化的经济交往表明，中国的崛起在世界各地都留下了痕迹。因此，西方国家如何应对中国崛起这一问题变得更加突出。
应对中国西方准备不足
面对中国的崛起，西方尚未做好准备。我们现在要为战略误区付出沉重代价。近30年来，西方事实上只把中国视作一个市场。谁要是没有及早前往中国，以确保自己从蛋糕中分得尽可能大的一块，那他就犯了个错误。中国似乎需要我们拥有的一切：投资、技术、培训标准和管理方法。但是中国已经汲取了经验，所以中国在这方面也成功效仿了先行一步的东南亚小国———不过，中国的潜力比它们大。
直到现在我们才逐渐认识到，中国正从一个市场发展成为竞争对手————首先在中国国内市场，但也越来越多地在我们自己的市场上。在西方国家死盯住中国市场令人意想不到的机遇，并为能在这个市场上立足而不断作出让步时，中国企业家和政治家都懂得利用西方对手不能理性、清醒地看待中国的弱点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好处。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制定了相关法律。但是中国政府并不急于将其付诸实施。中国企业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具备全球竞争能力。最快捷的途径就是借助西方的技术和资本。因此，中国是这项政策的受益者。而且中国领导人有理由相信，这一状况还将持续相当长时间。原因是，中国的西方伙伴之间在各个行动层面上都明显缺乏协调。
西方必须协调对华政策
西方国家必须准备以长远的眼光考虑与中国打交道。东亚其它国家成功的民主化进程证明，这样的战略往往比以大棒政策相威胁更有效。中国是全球化远远超过其它国家的最大受益者。我们只是缓慢地接受了这一认识，即今天的这个巨大市场有可能变成明天可怕的竞争对手。事实上，面对中国迄今的崛起所积聚的风险，我们既不应当过于乐观，也不应当过分担忧。但以上两点我们都未做到并因此造成了西方与中国交往中的杂乱无章：对中国的机遇和极限缺乏一个现实的认识；缺乏协调————这使中国能轻而易举地利用西方伙伴并从中渔利；而且在希望在中国或通过中国实现怎样的共同利益这个问题上，西方国家在所有政治和经济层面上都缺乏共识。我们下决心在欧洲和跨大西洋伙伴中开展早该进行的有关中国的对话，也许是有效地应对中国对西方形成的挑战的前提。目前，这一进程还处在起步阶段。不经协商的单独行动和为了获得瞩目的大型项目而进行的残酷竞争只能有一个结果：中国将继续利用西方改善其全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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