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何以“尊严”？（上）
作者：任不寐
－－或，“民族主义”何以“理性”，又何以“现代”？
在鼓吹"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和"个人是无足轻重的"这方面，法西斯国家是最杰出的代表。希特勒说:"民族社会主义不是把个人或人类作为其观点和决策的起点。它有意识地把'民众'作为整个思想中心。"墨索里尼说："在法西斯主义者看来，一切都存在于国家之中，在国家之外不存在任何有人性或精神的东西，更没有什么意义而言"。20世纪中叶以来，社会本位主义和个人本位主义日益成为进步哲学和落后哲学的主要分野。我的观点是，"社会"、"国家"等"大词"相对与个人而言，不仅是次价值或仅具工具价值，而且是不"真的"。
萧功秦和许纪霖两位学者在前不久的民族主义喧嚣中公开反对"激进民族主义"，主张"现代或理性民族主义"，其情可嘉。但我不认为"民族主义"存在什么理性与非理性、传统与现代的区分。这是对民族主义的一种误读。民族主义就是一种原始文化，民族主义就是一种"情感"，而且是一种原始情感。它在学术视野中是一种文学抒情，在政治生活中是一个谎言。我不知道"民族主义"何以"理性"，又何以"现代"？同样，"现代民族国家"这个概念同样是不真的，因为这些"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在殖民时代以前就"独立"地存在了。
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思想渊源
国家主义是文艺复兴时代反对教会统治要求政教分离运动的副产品，并在希腊哲学特别是柏拉图的理性论那里得到了支援。霍布斯的《利维坦》是近代国家主义的代表作，也是欧洲从教会权力中解放出来以后强化世俗国家权力的标志。推翻了神学的绝对统治以后，在科学理性的指导下以团体力量或国家形式"塑造"自然和社会的雄心壮志出现了，"社会工程"派要求全社会在国家的名义下团结起来以便构建尘世的千年王国；神学的弥赛亚变成了国家的弥赛亚。18世纪在17世纪"理性的觉醒"的基础上，从经验主义和归纳逻辑上升到整体性，上升到"理性的自负"，然后拒绝返回到个体性。其中，莱布尼茨的连续性理论和充足理由律是18世纪整体性迷信的思想渊源之一。如果说18世纪是思想的世俗化过程，那么它必然也是纯粹哲学和神学的政治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对哲学是一场灾难--哲学丧失了它的宽容；对政治也是一场灾难--政治丧失了它的经验基础。
法国大革命把中央集权发展为现代政治的一个原则。黑格尔在反思大革命中实现了国家的神学复辟。19世纪的革命运动就是在整体性和目的论的率领下展开的，黑格尔为之又补充了"同一论"。马克思在其中特别是在巴黎公社的失败经验中发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合法性。此外，欧洲的国家主义者无一不在中国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那里吸取了很多毒液；当然，他们是作为营养来吸取的。这可能就是《中国可以说不》所吹嘘的中国文化对世界进步贡献的"恩德"之一。
以国家等大义名份为由对个人的压迫开始了，其灾难（以国家为单位的世界性战争和国家有组织的暴政）远远超过了神学压迫的纪录。20世纪以来，特别是1945年以来，"国家主义"，这个神圣的利维坦，日益受到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审判。
现代"国家主义"在同同自由主义的斗争中，不断向部落中心主义特别是民族主义等古老的文化和殖民主义时代的反殖民主义精神寻求资助，尽管它在国内所实现的霸权超过历史上任何殖民主义的霸权。在当代，他们在"后殖民主义"的旗帜下，复辟部落主义，更根本的是，以反对西方"话语霸权"为名义坚守对国内的"坦克霸权"。来自一切坦克霸权故乡的有色人种的一些学者，以反对话语霸权为名在美国掀起了一场思想界的农民起义，它使故乡的摇摇欲坠、焦头烂额的国家主义者找到了救命稻草。
近代以来，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同时也是世界一体化或全球化进程的副产品，没有"全球化"就不可能产生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但各种形式的民族中心主义思想并不仅仅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它与原始时代部落冲突中产生的部落中心主义思想遵循相同的逻辑。以"自己人"为中心，是人类的本性之一。热爱自己的部落并为自己种族和"自己人"感到荣宠，或者拒"外人"与这种战斗小团体温暖之外，是一种人类天生的情感，特别是儿童世界和弱势民族的基本思维。布留尔对"低级社会"的"集体表象"的研究，也为我们关于群族主义的这种认识提供了支持。
民族主义的第二个心理学根源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合群的自大"这种"群众性自我拔高"心理。
"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国拿来作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得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就有荣光了！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须用mob的长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的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至于所生结果，则复古、尊王、扶清灭洋等等，已领教得多了。所以多有这种'合群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在极权社会，个人必然沦于卑微的境地，这反过来为"合群的自大"这种心理平衡机制的发作准备了群众基础。
民族主义第三个心理根源是国际政治学上的那个"安全侼论"，既相互防范导致敌对行动和军备竞赛轮番交替升级。对照多勃雷宁和基辛格的回忆录（《信赖》与《大外交》）很能发现这种"人类愚蠢"。
专制主义的机会主义阴谋是民族主义产生的第四个心理学根源。民族主义是因冲突和互相防范形成的"敌人意识"，它受到极权主义的鼓励；虚构"帝国主义的阴谋"并反复谎称"虎狼在侧"（何新）以及发现"内部敌人"--斯大林、毛泽东、康生都精于此道--因此强化集权的合法性，一向是极权主义"政治智慧"公开的秘密。这种伎俩现在仍屡试不爽，它如果不是证明了"主演"者的极端无耻和无赖，就证明了热情的观众的弱智或不长记性。
民族－国家主义的有组织的超级罪恶遭致了极端的反叛，无政府主义在19世纪应运而生。克鲁泡特金、巴枯宁是无政府主义的左派代表，左派无政府主义主张用暴力对抗国家暴力，它是现代恐怖主义的先声。施蒂纳是无政府主义的右派代表，他发现了现代自由主义关于个人价值的许多准则。从罗斯福主义到里根主义，从罗尔斯的"正义国家"到诺齐克的"最弱意义的国家"，可以看作是人类向无政府目标跃进的历史阶段之一。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柏拉图是国家主义的始作俑者，而黑格尔继承了柏拉图的道统，并把柏拉图世俗的"大写的正义"神圣化。施蒂纳和黑格尔站在国家理论的两极上，黑格尔的国家主义只能代表过去，而施蒂纳的个人主义代表了未来。思想史因思想家的虚伪给予了黑格尔过多的尊重（无论是赞扬还是批判），而给予了施蒂纳过多的嘲弄。我认为麦克斯．施蒂纳首先是人类思想史上最诚实的思想家之一，就这一点要比"国家-利他主义者"的伪善高尚得多。施氏为自由主义对国家主义进行第二次反叛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比如他正确地批判了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必然使人沦落为游民（因为人丧失了财产），他也对人类充满了真诚的爱；他最早为一些凌驾于个人之上的集体符号送葬，他意识到非人格的集体符号（国家、人民）已经是人的一座座精神监狱。
作为经验世界的事实，"民族－国家"是一种虚妄和一场阴谋
阿道尔诺（Theodor W.Adorno）说："总体性是不真的。"人格化的国家是一个假概念，或者说，是一个伪概念，一种虚妄。用汪丁丁的话讲，这个问题就是："民族"或"国家"是如何可能的。"民族－国家"只是本质世界或精神世界的实体性概念，但不是实在世界或经验世界的实体性概念；它是不能证明的，也是不能"在场"的。黑格尔在这两个世界的边缘上骑墙，他在精神世界里反驳别人对他的"国家"的批评，又偷偷地溜回现象界为弗里德利希－威廉的"国家"辩护。这种骑墙作风是所有的"爱国主义者"的共同伎俩。
这种"不诚实、不负责任"的哲学，波普尔称之为"同一哲学"。柏拉图－黑格尔主义或同一哲学确定了这样一个等式：理念＝实在，或，合理＝实在。在黑格尔那里，"主体"（信仰、政府）与"客体"（真理、国家）之间的对立就变成了同一。人"主要"并不生活在理念世界或本质世界里，而是生活在经验世界里；或者说，生活在经验世界里的是人，而不是"国家"。在经验世界，"国家"根本不存在。国家主义者如果是真诚的，那么它就是对国家的严重误解。如果国家主义者仅仅是统治者赞助的官方哲学家----这倒是国家主义经常存在的方式----那么它主要是一种欺骗，"国家"的利益实质上就是集权者的利益，"朕即国家"。
犯这种同一哲学的方法论错误的，不仅是黑格尔主义者，也包括反黑格尔主义者。如果说，黑格尔主义者把国家看作"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反黑格尔主义者不过认为，国家是"相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而已。自由主义反国家主义的一个经典命题是，国家是实现个人自由的手段；因而个人价值高于国家价值，"国家是一种必要的痛苦"。我认为，"手段"或"工具"仍然是现象界的实体性概念，而国家根本不在现象界,甚至连"母狼"（梅尼日科夫斯基）都不是。我毫不保留地同意霍克海默、霍布豪斯和波普尔对这种国家主义的批判，但需要补充的是，黑格尔的"国家"的病症不是它太"大"了，而是它根本就是一个骗局或误会或"虚假意识"。边沁的那个著名的"大多数人的幸福"这个概念，同样是不可测量和计算的，同样是一个假概念。这种共同的错误是很多以自由为目标的运动最后转化为暴政特别是群众暴政这一集权主义结果的重要原因。边沁在批判契约论的虚构的同时，又进行了"大多数"这个功利原则的"虚构"。假概念必然寻找它在实在世界的替身，因为它不能独立存在于我们这个世界；这个替身就是躲在国家主义背后的形形色色的独裁者。
个人存在不仅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第一个事实，也是它唯一的事实。"爱国主义者"看不到"国家"的背后是几个极端利己主义者。我们有必要指出，"国家"不过是一副面具。
人类可以这样化分为两类：承认自己是利己主义者的利己主义者----这类人的确是少数，和否认自己是利己主义者的利己主义者----这类人很多，民族、国家、人民、集体、社会、大多数等等"大义名分"是他们千古不变的面具。撕破脸皮的国家主义者的宣言是："朕即国家"；半掩朱颜的国家主义者的法律是："批评领袖就是反对国家"。由于"国家"不能"亲自"解受礼拜，因此"朕"是大义名分的热烈鼓吹者和最后受益人。他们以国家名义占有个人财产，践踏个人权利。霍布斯认为"公共权威"的建立可以制止人们的偏私与天然冲突（他对人性的理解是片面的），给社会提供"安全保障"，事实上，这个"公共权威"----由于它必然以代理人的形式出现----正是一种潜在的"偏私"和"冲突";在缺乏监督机制的情况下，这个代表者或篡夺者是最大的"偏私"和最大的"冲突"。
社会本位主义实际上恰恰是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即权力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者在批评国家主义时，必须看到国家面具后面的篡夺者。把篡权者当做国家主义者来批判，可能要冒"表扬"他的风险，他自己并不相信"社会本位主义"的教条，更无社会本位主义批判哲学的道德真诚。
东方专制主义假原始的民族－国家主义之名，以排外为名行排挤自由之实的阴谋，从近代以来，从马嘎尔尼以来，在每次"维新"导致的国家合法性危机之际，反复发作。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历史经验"或"政治传统"。这是一个已经变成了"阳谋"的阴谋。"民族－国家主义"是集权主义充分利用人之劣性而发动的一场阴谋。这场阴谋经常在转移国内危机时被当作最佳政治智慧来使用，现在看来，它既使已经臭名昭箸但仍可望遗臭万年。
马克思主义最坚定地反击国家主义，它把利维坦从神殿中打了出来，锻造成一把锄头（即人的工具），并预言这把锄头将日益破旧，在世界范围内，随经济发展，随"个人联合体"的建立，将被丢弃到"应该去的地方，和青铜器等古董放在一起"（恩格斯）。在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国家尊严"这个概念是可笑的，因为你如何能说"工具"，比如一把"锄头"，有尊严呢？如果"国家"如果不断"尊严"，就不可能"不断消亡"。民族主义和持世界主义立场的共产主义也是对立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理解在1933年５月１０日日纳粹党徒在戈培尔鼓动下的焚书暴行中，马克思的作品同样因"反对德意志精神"也被付之一炬。但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彻底的个人本位主义，"阶级"和"国家"存在一种置换的风险，就象在历史主义对达尔文主义的批判中，"历史法则"和"自然法则"存在置换的问题一样。马克思主义对国家主义的扬弃采取阶级主义的形式，而阶级主义往往向国家主义回归，甚至采取更不人道的方式复辟国家主义--当阶级领袖和国家领袖两位一体的时候尤其如此。
作者：任不寐
－－或，“民族主义”何以“理性”，又何以“现代”？
在鼓吹"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和"个人是无足轻重的"这方面，法西斯国家是最杰出的代表。希特勒说:"民族社会主义不是把个人或人类作为其观点和决策的起点。它有意识地把'民众'作为整个思想中心。"墨索里尼说："在法西斯主义者看来，一切都存在于国家之中，在国家之外不存在任何有人性或精神的东西，更没有什么意义而言"。20世纪中叶以来，社会本位主义和个人本位主义日益成为进步哲学和落后哲学的主要分野。我的观点是，"社会"、"国家"等"大词"相对与个人而言，不仅是次价值或仅具工具价值，而且是不"真的"。
萧功秦和许纪霖两位学者在前不久的民族主义喧嚣中公开反对"激进民族主义"，主张"现代或理性民族主义"，其情可嘉。但我不认为"民族主义"存在什么理性与非理性、传统与现代的区分。这是对民族主义的一种误读。民族主义就是一种原始文化，民族主义就是一种"情感"，而且是一种原始情感。它在学术视野中是一种文学抒情，在政治生活中是一个谎言。我不知道"民族主义"何以"理性"，又何以"现代"？同样，"现代民族国家"这个概念同样是不真的，因为这些"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在殖民时代以前就"独立"地存在了。
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思想渊源
国家主义是文艺复兴时代反对教会统治要求政教分离运动的副产品，并在希腊哲学特别是柏拉图的理性论那里得到了支援。霍布斯的《利维坦》是近代国家主义的代表作，也是欧洲从教会权力中解放出来以后强化世俗国家权力的标志。推翻了神学的绝对统治以后，在科学理性的指导下以团体力量或国家形式"塑造"自然和社会的雄心壮志出现了，"社会工程"派要求全社会在国家的名义下团结起来以便构建尘世的千年王国；神学的弥赛亚变成了国家的弥赛亚。18世纪在17世纪"理性的觉醒"的基础上，从经验主义和归纳逻辑上升到整体性，上升到"理性的自负"，然后拒绝返回到个体性。其中，莱布尼茨的连续性理论和充足理由律是18世纪整体性迷信的思想渊源之一。如果说18世纪是思想的世俗化过程，那么它必然也是纯粹哲学和神学的政治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对哲学是一场灾难--哲学丧失了它的宽容；对政治也是一场灾难--政治丧失了它的经验基础。
法国大革命把中央集权发展为现代政治的一个原则。黑格尔在反思大革命中实现了国家的神学复辟。19世纪的革命运动就是在整体性和目的论的率领下展开的，黑格尔为之又补充了"同一论"。马克思在其中特别是在巴黎公社的失败经验中发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合法性。此外，欧洲的国家主义者无一不在中国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那里吸取了很多毒液；当然，他们是作为营养来吸取的。这可能就是《中国可以说不》所吹嘘的中国文化对世界进步贡献的"恩德"之一。
以国家等大义名份为由对个人的压迫开始了，其灾难（以国家为单位的世界性战争和国家有组织的暴政）远远超过了神学压迫的纪录。20世纪以来，特别是1945年以来，"国家主义"，这个神圣的利维坦，日益受到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审判。
现代"国家主义"在同同自由主义的斗争中，不断向部落中心主义特别是民族主义等古老的文化和殖民主义时代的反殖民主义精神寻求资助，尽管它在国内所实现的霸权超过历史上任何殖民主义的霸权。在当代，他们在"后殖民主义"的旗帜下，复辟部落主义，更根本的是，以反对西方"话语霸权"为名义坚守对国内的"坦克霸权"。来自一切坦克霸权故乡的有色人种的一些学者，以反对话语霸权为名在美国掀起了一场思想界的农民起义，它使故乡的摇摇欲坠、焦头烂额的国家主义者找到了救命稻草。
近代以来，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同时也是世界一体化或全球化进程的副产品，没有"全球化"就不可能产生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但各种形式的民族中心主义思想并不仅仅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它与原始时代部落冲突中产生的部落中心主义思想遵循相同的逻辑。以"自己人"为中心，是人类的本性之一。热爱自己的部落并为自己种族和"自己人"感到荣宠，或者拒"外人"与这种战斗小团体温暖之外，是一种人类天生的情感，特别是儿童世界和弱势民族的基本思维。布留尔对"低级社会"的"集体表象"的研究，也为我们关于群族主义的这种认识提供了支持。
民族主义的第二个心理学根源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合群的自大"这种"群众性自我拔高"心理。
"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国拿来作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得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就有荣光了！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须用mob的长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的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至于所生结果，则复古、尊王、扶清灭洋等等，已领教得多了。所以多有这种'合群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在极权社会，个人必然沦于卑微的境地，这反过来为"合群的自大"这种心理平衡机制的发作准备了群众基础。
民族主义第三个心理根源是国际政治学上的那个"安全侼论"，既相互防范导致敌对行动和军备竞赛轮番交替升级。对照多勃雷宁和基辛格的回忆录（《信赖》与《大外交》）很能发现这种"人类愚蠢"。
专制主义的机会主义阴谋是民族主义产生的第四个心理学根源。民族主义是因冲突和互相防范形成的"敌人意识"，它受到极权主义的鼓励；虚构"帝国主义的阴谋"并反复谎称"虎狼在侧"（何新）以及发现"内部敌人"--斯大林、毛泽东、康生都精于此道--因此强化集权的合法性，一向是极权主义"政治智慧"公开的秘密。这种伎俩现在仍屡试不爽，它如果不是证明了"主演"者的极端无耻和无赖，就证明了热情的观众的弱智或不长记性。
民族－国家主义的有组织的超级罪恶遭致了极端的反叛，无政府主义在19世纪应运而生。克鲁泡特金、巴枯宁是无政府主义的左派代表，左派无政府主义主张用暴力对抗国家暴力，它是现代恐怖主义的先声。施蒂纳是无政府主义的右派代表，他发现了现代自由主义关于个人价值的许多准则。从罗斯福主义到里根主义，从罗尔斯的"正义国家"到诺齐克的"最弱意义的国家"，可以看作是人类向无政府目标跃进的历史阶段之一。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柏拉图是国家主义的始作俑者，而黑格尔继承了柏拉图的道统，并把柏拉图世俗的"大写的正义"神圣化。施蒂纳和黑格尔站在国家理论的两极上，黑格尔的国家主义只能代表过去，而施蒂纳的个人主义代表了未来。思想史因思想家的虚伪给予了黑格尔过多的尊重（无论是赞扬还是批判），而给予了施蒂纳过多的嘲弄。我认为麦克斯．施蒂纳首先是人类思想史上最诚实的思想家之一，就这一点要比"国家-利他主义者"的伪善高尚得多。施氏为自由主义对国家主义进行第二次反叛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比如他正确地批判了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必然使人沦落为游民（因为人丧失了财产），他也对人类充满了真诚的爱；他最早为一些凌驾于个人之上的集体符号送葬，他意识到非人格的集体符号（国家、人民）已经是人的一座座精神监狱。
作为经验世界的事实，"民族－国家"是一种虚妄和一场阴谋
阿道尔诺（Theodor W.Adorno）说："总体性是不真的。"人格化的国家是一个假概念，或者说，是一个伪概念，一种虚妄。用汪丁丁的话讲，这个问题就是："民族"或"国家"是如何可能的。"民族－国家"只是本质世界或精神世界的实体性概念，但不是实在世界或经验世界的实体性概念；它是不能证明的，也是不能"在场"的。黑格尔在这两个世界的边缘上骑墙，他在精神世界里反驳别人对他的"国家"的批评，又偷偷地溜回现象界为弗里德利希－威廉的"国家"辩护。这种骑墙作风是所有的"爱国主义者"的共同伎俩。
这种"不诚实、不负责任"的哲学，波普尔称之为"同一哲学"。柏拉图－黑格尔主义或同一哲学确定了这样一个等式：理念＝实在，或，合理＝实在。在黑格尔那里，"主体"（信仰、政府）与"客体"（真理、国家）之间的对立就变成了同一。人"主要"并不生活在理念世界或本质世界里，而是生活在经验世界里；或者说，生活在经验世界里的是人，而不是"国家"。在经验世界，"国家"根本不存在。国家主义者如果是真诚的，那么它就是对国家的严重误解。如果国家主义者仅仅是统治者赞助的官方哲学家----这倒是国家主义经常存在的方式----那么它主要是一种欺骗，"国家"的利益实质上就是集权者的利益，"朕即国家"。
犯这种同一哲学的方法论错误的，不仅是黑格尔主义者，也包括反黑格尔主义者。如果说，黑格尔主义者把国家看作"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反黑格尔主义者不过认为，国家是"相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而已。自由主义反国家主义的一个经典命题是，国家是实现个人自由的手段；因而个人价值高于国家价值，"国家是一种必要的痛苦"。我认为，"手段"或"工具"仍然是现象界的实体性概念，而国家根本不在现象界,甚至连"母狼"（梅尼日科夫斯基）都不是。我毫不保留地同意霍克海默、霍布豪斯和波普尔对这种国家主义的批判，但需要补充的是，黑格尔的"国家"的病症不是它太"大"了，而是它根本就是一个骗局或误会或"虚假意识"。边沁的那个著名的"大多数人的幸福"这个概念，同样是不可测量和计算的，同样是一个假概念。这种共同的错误是很多以自由为目标的运动最后转化为暴政特别是群众暴政这一集权主义结果的重要原因。边沁在批判契约论的虚构的同时，又进行了"大多数"这个功利原则的"虚构"。假概念必然寻找它在实在世界的替身，因为它不能独立存在于我们这个世界；这个替身就是躲在国家主义背后的形形色色的独裁者。
个人存在不仅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第一个事实，也是它唯一的事实。"爱国主义者"看不到"国家"的背后是几个极端利己主义者。我们有必要指出，"国家"不过是一副面具。
人类可以这样化分为两类：承认自己是利己主义者的利己主义者----这类人的确是少数，和否认自己是利己主义者的利己主义者----这类人很多，民族、国家、人民、集体、社会、大多数等等"大义名分"是他们千古不变的面具。撕破脸皮的国家主义者的宣言是："朕即国家"；半掩朱颜的国家主义者的法律是："批评领袖就是反对国家"。由于"国家"不能"亲自"解受礼拜，因此"朕"是大义名分的热烈鼓吹者和最后受益人。他们以国家名义占有个人财产，践踏个人权利。霍布斯认为"公共权威"的建立可以制止人们的偏私与天然冲突（他对人性的理解是片面的），给社会提供"安全保障"，事实上，这个"公共权威"----由于它必然以代理人的形式出现----正是一种潜在的"偏私"和"冲突";在缺乏监督机制的情况下，这个代表者或篡夺者是最大的"偏私"和最大的"冲突"。
社会本位主义实际上恰恰是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即权力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者在批评国家主义时，必须看到国家面具后面的篡夺者。把篡权者当做国家主义者来批判，可能要冒"表扬"他的风险，他自己并不相信"社会本位主义"的教条，更无社会本位主义批判哲学的道德真诚。
东方专制主义假原始的民族－国家主义之名，以排外为名行排挤自由之实的阴谋，从近代以来，从马嘎尔尼以来，在每次"维新"导致的国家合法性危机之际，反复发作。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历史经验"或"政治传统"。这是一个已经变成了"阳谋"的阴谋。"民族－国家主义"是集权主义充分利用人之劣性而发动的一场阴谋。这场阴谋经常在转移国内危机时被当作最佳政治智慧来使用，现在看来，它既使已经臭名昭箸但仍可望遗臭万年。
马克思主义最坚定地反击国家主义，它把利维坦从神殿中打了出来，锻造成一把锄头（即人的工具），并预言这把锄头将日益破旧，在世界范围内，随经济发展，随"个人联合体"的建立，将被丢弃到"应该去的地方，和青铜器等古董放在一起"（恩格斯）。在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国家尊严"这个概念是可笑的，因为你如何能说"工具"，比如一把"锄头"，有尊严呢？如果"国家"如果不断"尊严"，就不可能"不断消亡"。民族主义和持世界主义立场的共产主义也是对立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理解在1933年５月１０日日纳粹党徒在戈培尔鼓动下的焚书暴行中，马克思的作品同样因"反对德意志精神"也被付之一炬。但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彻底的个人本位主义，"阶级"和"国家"存在一种置换的风险，就象在历史主义对达尔文主义的批判中，"历史法则"和"自然法则"存在置换的问题一样。马克思主义对国家主义的扬弃采取阶级主义的形式，而阶级主义往往向国家主义回归，甚至采取更不人道的方式复辟国家主义--当阶级领袖和国家领袖两位一体的时候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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