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浪漫》介绍和作者访谈录：1968年的血色浪漫

一部名为《血色浪漫》的长篇小说，在没有做任何宣传的情况下，已加印了几次。随着同名电视剧在全国各地的播出，小说《血色浪漫》正在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血色浪漫》写的是经历过“文革”的一代年青人的成长。钟跃民、袁军、张海洋、李奎勇等一群普普通通的中学生伴随“文革”的开始，命运也随之改变。在混乱而血腥的京城，他们从属于不同的派别，他们可以为了一句话而杀人，他们吹着口哨挑逗漂亮女孩，他们捍卫着他们那个年纪不明白的东西，他们看似满不在乎，却在玩世不恭的眼神中伤害与被伤害……那个时代结束了，他们经历了下乡插队、参军、回城、下岗、经商，每个人都回归正常的生活轨迹上，他们的灵魂却再也回不到从前，生命中有些痕迹是擦抹不去的———钟跃民背上行囊，远走大西北……
　　到目前为止，评论家、书评者、媒介还没有过多注意到这本小说。而在另外一些场合，《血色浪漫》正以口口相传的古老方式扩大着影响。
　　2000年，都梁以长篇小说《亮剑》一炮打响文坛。当时，书稿令审稿的解放军文艺出版社资深编辑董保存眼前一亮。小说的语言、内容以及故事结构都让他耳目一新。更让他不可思议的是这居然出自非专业作家之手。
　　记者：据说你和文学的结缘是因为打赌，你将视野范围内的小说数落了个遍，朋友激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你写本出来看看。你就用八个月的时间写出了《亮剑》。是这样吗？
　　都梁：我和朋友们打的那个赌确有其事，很多媒体已经介绍过了，这的确是我和文学结缘的原因。
　　记者：一不小心成了作家，你自己怎么看待这个职业？
　　都梁：我对文学的态度是，小说未必要“文以载道”，一个普通人写了一篇小说，首先是他喜欢以写作为生的生活方式，就像一个厨师打算以炒菜为谋生手段一样，不过是谋生方式不同而导致出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已，如果你在谋生的过程中又生出一些自认为是伟大的抱负，想去教化社会，当什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就有点儿吓人了。因为很多人一辈子也不看一本小说，精神世界像沙漠一样贫瘠，只对作用于感官的享受感兴趣，这也并没有妨碍他们度过愉快的一生。看来人们只要遵守法律和公共道德准则，你愿意寻个什么样的活法完全是自己的事，用不着别人去教化，作家干嘛要赶着去当人家“灵魂的工程师”？因此，我不过是给我的读者讲述了一个发生在特殊年代的故事，仅此而已。如果有些读者看了我的书，有了深刻的感悟或引起什么联想，那我恭喜您，这说明您的悟性很好，也许您本来就是个极有天分的人，根本不是出于我作品的教化。
　　记者：《血色浪漫》这个故事很好看，尽管50多万字，30年的时间跨度，读起来却一点也不累，你是怎么想到写这部小说的，单纯为了讲述一个故事吗？
　　都梁：我是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写小说无非是从自己经历过的历史中去寻找素材。前些年的一天，我在街上碰见一个三十年没见的朋友，这老兄已是两杠四星的大校了，我们找了个茶馆叙旧，结果我发现他已经完全不是当年那个少年了，当年他早上出门忘了什么也忘不了在挎包里揣把菜刀，走在大街上谁多看他一眼谁就得倒霉，几句话不合菜刀就会抡上去。当年他是个典型的“玩主”，好勇斗狠之余也能欣赏贝多芬的交响乐，肖邦的钢琴协奏曲，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此人1968年就自办沙龙，我曾有幸光顾过他的沙龙，结果去了一次就没脸再去了，原因是沙龙里的男男女女都会来几句法文，听得我一头雾水，挨了骂还以为人家在夸我。就这位老兄，30年后我再见到他时已经找不到他当年的影子了，他和我谈国家民族、地缘政治、部队建设、三峡工程。总之，全是国家大事，套句时髦的话，这老兄早已回归主流了，要说他曾有过背菜刀打架斗殴的历史，恐怕谁也不信。我常想，这一代人活得可真出彩，张力也未免太大了，就像《血色浪漫》中的钟跃民，是个“背着菜刀的诗人”。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如今已成栋梁，他们的成长过程本身就是不错的故事，从这故事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值得反思的东西。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父辈成长历程中这段隐秘历史，你试想，一个现役解放军将军在教育儿女时，大概和我们年轻时父辈教育我们一样，总是以正面教育为主，他的儿女们不会想到，倒退30年，这位父亲闹不好就是个在街头巷尾打架斗殴的“玩主”。
　　记者：你讲到了1968，小说一开始就将1968年的北京与1968年的巴黎相比，您怎么理解这个特殊的年份？钟跃民这样一批人与巴黎那些反抗资本主义体制的大学生之间究竟有何联系？
　　都梁：其实我在《血色浪漫》的引子里已经讲得很明白了，那时年轻人的叛逆思潮是世界性的，不止是中国和法国，美、英及整个欧洲、包括拉丁美洲都出现过激进的学生运动，其中法国巴黎的“五月风暴”是最引人注目的，也是最有代表性的。法兰西的革命传统为1968年的“五月风暴”提供了不竭的思想能源，政治家们提供了政治上形形色色的旗帜，萨特、马尔库塞、列裴弗尔提供了文化上的火药和汽油。像所有的群众运动一样，先是由大学生们挑头，随后工人们、市民们都卷入了。此时，巴黎的大学生们正沿着中国红卫兵走过的路，热火朝天地筑起街垒，高举着巴黎公社的旗帜在大街上冲杀，雄心勃勃地要在欧洲大陆上再来一次“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对于工人们来说，改善物质状况的诉求在这场风暴中退居次要，工人们并不满足于提高最低工资，缩短工作时间，他们更沉迷于一场反抗异化的主体的革命，一场身心俱焚的狂欢节。
　　在中国，这一段历史很少有人提及，即使是在当时，中国人正忙着“斗批改”
　　和“清理阶级队伍”，除了在《参考消息》上简短地报导了一下，大部分国人都不知道在遥远的法国也如此热闹。这时，我小说的主人公们出场了，他们的情况和浪漫的法国青年不一样，钟跃民们已经提前两年行动了，到了1968年，他们早被逐出了政治舞台，政治上的失意加上少年张狂，使他们变成了“玩主”，青春的激情转为好勇斗狠，过剩分泌的荷尔蒙使他们在街头巷尾疯狂追逐异性，严肃的政治术语成了他们调侃的笑料，以往的传统教育被彻底颠覆，甚至连起码的善恶是非、价值评判也因此而变得模糊不清。我认识的几个朋友，他们都出生在有文化有教养的家庭，“文革”前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而1968年的他们已经成了一伙溜门撬锁的窃贼，在彼此的交谈中，议论最多的是切磋开锁技术，他们丝毫不认为自己在做坏事，反而认为这是一种特殊职业，而且极具传奇色彩，就像侠盗罗宾汉。
　　成年之后我遇到过他们，那时他们也回归了传统，成了正派人，有的当了教授，有的做了高官，当然也有穷困潦倒的。总之，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做了职业犯罪者，因为这些家伙运气不错，他们在进行不法活动时侥幸逃过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反过来想想，若是当年他们被抓住而判几年徒刑，情况恐怕就不一样了，闹不好就会出几个职业的智能型罪犯。人生的结局往往在于一小步。我想，这个地球上无论哪个国度，哪个民族，哪个人种，少年们的思维方式都差不多，不然就难以解释在1968年前后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叛逆思潮，因为恐怕没人进行过串联和煽动，起哄架秧子是少年们最津津乐道的事，我少年时也是如此，有时玩着玩着就把最初闹事的理由给忘了，胡闹就成了最好的理由。不过，当时的青少年们，无论是中国青年还是法国青年，都有个共同特点，在实施暴力的过程中还洋溢着浓郁的浪漫气息，称之为血色浪漫是很贴切的。
　　记者：从书名到内容，《血色浪漫》这部小说无疑是浪漫主义的。但是，在创作时，您的态度是不忏悔，不修正，真实的呈现，你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态度？
　　都梁：当年的红卫兵们无疑犯下不少暴行，但后来人们只是谴责他们，把他们形容成纳粹的“冲锋队”，这恐怕也不大公正。如上所述，这是当时氛围影响的结果，你能指望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会产生独立思考能力？
　　记者：对“文革”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来说，有钟跃民这样浪漫的结果的人太少了，大多数人的记忆是吃苦受难：失学、失业、下乡、回城、下岗；奋发、奋斗、失望，少数人成为今天社会的栋梁，更多的人处在社会底层的边缘，你怎样看待这样一批人的命运？
　　都梁：这句话是刘源先生说的，很精辟，他当年就读的北京四中是个高干子弟云集的地方，按理说这些人都具有广泛的社会资源，出人头地是理所当然的，但刘源先生告诉我，他的同学中也有不少下岗失业，贫困潦倒的。这些人尚且如此，那么那些平民百姓的子女就更不用说了。其实不管哪一代人都有少数佼佼者，而大部分人都是安分守己地过日子，时代的变迁总会打乱他们以往的生活状态，别说“老三届”的人没受过什么教育，就算都受过高等教育又怎么样呢？知识也会老化嘛，关键在于你自己，如果一个人习惯于自己的生活常态，不打算进取，下班打打麻将，喝二两二锅头，老婆孩子热炕头，其乐融融，要能这么过一辈子倒也是件幸事，这是他自己选择的生活。问题是，如果有一天你的生活发生变化，你以往赖以生存的生活方式不存在了，说得具体点儿，你工作的那家工厂倒闭了，你就会觉得天塌下来了，你的孩子上大学需要学费，你年老的父母需要赡养，你要重新找工作又发现自己无一技之长，年岁也不可能让你重新开始新的追求，那么你的怨天尤人就缺乏一定的理由，因为在你打麻将时别人也许在学习新的技能。我的生活态度是——学会放弃。当我没有经济能力时，我要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准，放弃别人都在享受的乐趣。你问怎样看待这样一批人的命运？我无法回答，只能重复一句，这是个人选择的结果。
　　记者：评论家说这是一部有“信念”的小说，钟跃民是我们的文学中前所未有的人物。你怎么理解他们的说法？
　　都梁：我不知道评论家所说的“信念”是什么，我不过是给大家讲个故事而已，要是激发出读者们的什么“信念”，那我感到欣慰，还是那句话，您有悟性，伟大的不是作家而是读者。大灰狼的故事够浅显的了，有悟性的读者还能由此引起关于国际政治、地缘政治方面的联想呢。至于钟跃民是不是我们文学中前所未有的人物，我不知道，这要由读者去评判，文学表现的是“这一个”，我写的是钟跃民而不是别人，读者是否喜欢他也不是我关心的问题，有位女网友说，我不能嫁给钟跃民这样的人。我说这就对了，因为你和钟跃民毫无共同之处，钟跃民肯定也不会娶你，他怕你讹上他。还有网友说，钟跃民不像那个时代的人，也不像知青，因为我父母就当过知青，他们就不是这个样子，那是个多么纯净的时代啊，人们哪有这么贫嘴？男女在婚前彼此连手都没拉过。对这类判断我只能表示遗憾，因为知青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这里面当然有各式各样的人，既有钟跃民也有李奎勇，如果你的父母就像李奎勇那样处在当时的社会底层，那当然就不会了解钟跃民那样在大院生长的孩子，但你不能因为自己或父母没见过这样的人就因此而断定世界上不存在钟跃民，人若是只从自己所处的角度判断问题那世界就乱套了。
　　
　　■议论
　　李敬泽(文学批评家)
　　
　　钟跃民依然是我们的文学中前所未有的人物，他经历了当代中国的历史，始终是时代漩涡的边缘上一个特立独行的细节。他是1968年北京的“玩主”，是那个时代的“先锋青年”。钟跃民此后至今的全部生活都证明了一种桀骜不驯的自由精神，他拒绝成为“精英”，拒绝成为“成功人士”，他拒绝*****，他拒绝历史为他安排的命运和提供的机会，他拒绝在任何一个地方、一个社会位置上安居，他一直是一个背叛者，一个离家出走者，他一直保持选择和放弃的权利和勇气，他决心永远“在路上”。
　　中国当代小说中几乎所有“自由者”都有或多或少的《局外人》血缘，他们是不行动的，他们以不行动确证自由，而钟跃民在行动，他一直在行动，他足够地强大，以至于他可以主动地向外探索自我的边界，他不认为自由就是吊着脸子凡人不理，相反，他喜欢这个世界，他热爱生活，他必须喋喋不休地与人说话，在对话中，他与这个世界保持着有来有往的紧张关系。在对话中保持自由，这是钟跃民的力量和魅力的根源。
　　自由是艰难的、危险的，钟跃民能够坚持下去而依然完好，这必须归之于他的出身背景，他注定拥有广阔的天地，他的自由在某种程度上是奢侈和任性——我知道这么说对他不公平，至少我们知道同样的奢侈和任性是如何导致人的堕落，但我们必须考虑到钟跃民那个出身寒微的朋友李奎勇，对后者来说，自由是奢侈，或者说是挨饿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