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拆墓情结和后新冠的中国神权社会 （上）

毛泽东的拆墓情结和后新冠的中国神权社会 （上）

十年拆墓

1955年11月到第2年的2月，毛泽东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杭州的刘庄今天的西湖国宾馆。一天毛忽然对陪同的浙江省委书记江华说：“西湖边的坟墓太多了，这些坟墓可以拆迁一下埋到郊区去，让死人也过集体生活不好吗？”于是江华立即组织拆墓。首先把刘庄附近的墓地全部拆走。然而进一步的拆墓行动却受到杭州市的很大的抵触。杭州西湖边自古以来名人墓葬众多，都是宝贵的历史遗产。当时许多民主党派人士纷纷向周恩来提意见，周随即制止了这场运动。已拆的墓又迁了回来。

1964年，胡乔木因为严重的精神衰弱症来到杭州休养，在西湖的汪庄住了一年又三个月。64年秋，胡写了十六首词，其中一首“习作”即《沁园春·杭州感事》，鼓动阶级斗争，具有强烈的政治性。胡被称为党内才子，似乎在1964年敏感的嗅到了什么。这一年年底他专门将沁园春词作给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林乎加、省委常委兼秘书长陈冰看。胡告林陈，主席在西湖刘庄眺望，见古人坟墓，与鬼为邻，很不高兴！

江华对胡乔木的指示不敢轻怠，随即召开书记处办公会议正式决定拆墓，命省有关部门和杭州市委书记王平夷、李元贞、陈侠及市长王子达火速执行。12月2日夜，浙江省、市党委组织和政府，发动有关部门人力和器械设备，并责成省委政法委员会书记王芳、公安厅厅长吕剑光调用大批劳改犯人，在探照灯下，先在西湖孤山、西泠桥、白堤附近平毁古墓三十座。

12月2日，胡乔木将三首沁园春词和一封信送到北京呈送毛泽东。信中胡报告毛，他已就词沁园春与浙江省委领导交谈，称“省委决定对西湖风景区进行改造……把苏小小墓等毒害群众的东西加以清理”，胡信中又说“这是您多年以前就提出的主张，在现在的社会主义高潮中总算有希望实现了。毛泽东在此批注：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1964年中国的政治气氛与1955已经完全不同了。

1965年1月1日，经毛主席指示，《人民日报》发表胡乔木词十六首，《红旗》杂志也于1965年第一期同期发表。《沁园春·杭州感事》送毛润正时，毛将胡的原词末句“土偶欺山，妖骸祸水，西子犹污半面妆。天共我，吼风奇剑，扫汝生光”改定为“谁共我，舞倚天长剑，扫此荒唐”。毛泽东在旁注称：“杭州及别处，行近郊原，处处与鬼为邻，几百年犹难扫尽。今日仅仅挖了几堆朽骨，便以为问题解决，太轻敌了，且与事实不合，故不宜加上那个说明。至于庙，连一个也未动。”中共浙江省委知道胡词来龙去脉，吃透上方精神，决定加快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广度与深度。此前，于12月下旬起已发起第二波行动，并于1965年元旦后掀起第三波拆墓拆庙的革命高潮。

历时十年，毛泽东为了的拆墓情结终于解开了。

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中国大量的佛庙、古墓和文化古迹被红卫兵小将捣毁。

 

1955年的合作化运动

然而，毛泽东并不是一个任性胡来的人。他一直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深远思考和宏大的战略格局。他许多貌似不经意的谈话实际上都是内心思考的反应。如果我们仔细体味，毛泽东1955年的话中似乎有一股怨气。这样就需要我们回顾一下1955年。1955年是中国农业合作社运动的关键一年。新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自1953年至1956年对生产资料所有制进行了的社会主义改造，它包括“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其目的是改变生产关系的性质。

私有制的改造，公有制的建立是新中国历史意义最为深远的一件事情了。它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公有制的国家，更重要的是它为中国人建立了公有制的概念。从此中国人的概念公有制成为了一种解决的选项。今天遇到某些社会问题时，中国会有人想到公有制，但是在美国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人们根本不会考虑公有制这样选项。对于他们，公有制是一种天生邪恶的制度，他们很难想象人放弃私有制放弃占有地球土地的生活会美好甚至更美好。如果客观分析当年新中国的公有制，它并非一无是处。实际上，公有制具有许多合理性、独特性和积极的意义，而公有制的失败也是有着许多复杂的原因。人们往往忽略的是，今天中国经济的腾飞仍然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而非完全的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今天中国的自由市场经济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甚至它们有着深刻的本质的不同。如果同质竞争中国很多如此快的赶超，并且在接近西方时，他就应该出现同样的问题而减速。同时，未来随着科技的进一步的革命性发展，公有制仍然有复兴的可能性，尤其当机器替代人类工作，社会出现日益增长的结构性终身失去工作机会的人群，即生产活动逐渐与人分离的情况下，公有制可能就会成为人类的必然选择，而那时可能人们才会完全理解新中国1950年代所有制改造的社会实践意义。当然在195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中的人们，并不会知道这些，他们面临的是现实和理想间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与危机。而今天人类私有制也并未终结。

但是，在1955年初，各地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纷纷出现了冒进的现象，为原本生产力水平及其低下的新中国的农业带来很大问题，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因此，中央内部出现了反对的声音。在这一年的1月2日夜，毛泽东乘专列下河南调研合作化问题。6日返京。然而，在他离京后中央政治局举行了会议讨论农业合作化的发展。从组织制度来看，这毫无问题，也是合情合理。但是，考虑到新中国的具体语境，这一事件就变得有些难以言说的微妙。

1月4日，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负责人邓子恢向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报告了发展农业合作社计划的执行情况，并向中央建议：一，制定一个全国性运动的指导性章程；二，建议将合作化运动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阶段。当时周恩来主持了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整理了《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于1月10日由刘少奇签署发出。这时的毛泽东已回到北京，但没有对此通知进行批示和评论。因为浙江省是中央合作化整顿的重点，3月下旬，江华在北京出席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期间，邓子恢和谭震林邀请他对浙江的合作化进行了讨论，之后写成《对浙江省目前合作化工作的意见》，于3月25日，以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名义，电报发往浙江省委。对于这个报告，陈伯达回忆毛当时并不赞成。并在1955年7月31日批评此文件：“浙江由于采取所谓‘坚决收缩’方针（不是浙江省委决定的），一下子就从53万个合作社中解散了1.5万个包括40万户的合作社，引起群众和干部很大不满，这是很不妥当的。这种‘坚决收缩’的方针，是在一种惊慌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这样一件大事不经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当的。”

1955年11月1日晚9时25分，毛泽东再次乘火车南下，到杭州等南方地区调查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农业生产的情况。显然，这样的调查仍然难以发现问题的真相。12月底，毛泽东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序言，在序言里毛泽东说农村合作社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一年里他提出要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工业化和各项事业的发展速度。于是，进入1956年，合作化运动没有缩、减，反而更红火的发展起来，到1956年底参加初级社的农户已经达到总农户的96.3%，基本上实现了完全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由农民个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当然，以当时中国的生产水平和生产管理水平，这样的人为急剧的改造造成了农业生产的巨大破坏。

即便到新中国的年代，对于毛泽东而言，要了解真相一直是非常困难的。这里有一个信息技术、科学评价体系、开放的舆论等一些技术的原因。也有毛泽东是以诗人的文学思维治理国家的原因，这使他看问题时很难客观。同时，新中国又没有建立起现代化的社会体系，是一群从没有经历过现代化城市生活的农民突然间要把一个有着5000农耕历史数亿农民的极其贫困的农业化国家改变成一个与美帝国主义和苏修抗争的城市化的现代国家。

 

新中国的1964年

60年代对于整个世界是动荡的十年，也一个影响深远的十年，对于新中国是一个关键时期。而1964年又是整个60年代的一个关键点。

1964年，从2月开始中国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农业学大寨的活动。活动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2月9日、29日，毛泽东分别在谈话中批评了“三和一少”、“三自一包”。他说：我们党内有少数人主张三和一少。三和就是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一少就是少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党。另一个部是统战部，它是同国内资产阶级打交道的，但是里面却有人不讲阶级斗争，要把资产阶级的政党变成社会主义的政党。每个部都找得出这样的人。例如农村工作部里就有一个邓子恢，他是中央委员，还是副总理，却主张单干，实际上不要社会主义农业。这些人在国内也主张“三自一包”。三自是：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是包产到户。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的农村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国内纲领。这些搞修正主义的人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以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

了解毛的这段话对于理解邓小平日后的改革开放非常有意义。邓小平的改革的思想和实践不是凭空突然而来的，早在新中国的60年代中国就开始了最初的改革的尝试。而在苏联，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即开始了全面的改革，但之后被保守派政变推翻。中国的改革中1964年后，被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给否定了。了解毛泽东在这十年间与反对的力量一直在博弈，其对立没有消解反而持续加强，终于在1964年由于国内外的压力而激化。

2月13日，毛泽东谈到了教育改革问题。毛泽东在座谈会上说，“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是方法不对。我看教育要改变，现在这样还不行”。“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多，压的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课程、教学方式、考试方法都要改”。“我看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的时间”。“现在的考试办法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题目出的很古怪，使学生难以捉摸，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这种作法是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毛泽东还举了孔夫子、李时珍，富兰克林、瓦特、高尔基等自学的事例，提倡自学的精神。

3月3日，林彪在日记中记载：毛泽东与林彪密谈：是福还是祸？毛嘱：要我关注政局在变化，要我多参与领导工作。又问：上层也在学苏联，搞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国会不会出赫鲁晓夫搞清算，搞了怎么办？毛认为被人架空，这个人是谁？我吃了一惊，冒了一身冷汗。一场大的政治斗争要来临。

4月12日，首颗原子弹试爆方案细节决定后的第二天，毛泽东亲自修改了给赫鲁晓夫七十寿辰的贺电。贺电原来准备写上分歧和争论，毛泽东改成“〔分歧〕只是暂时的，一旦世界发生重大事变，”他就会跟赫鲁晓夫“共同对敌”。对赫鲁晓夫，毛泽东亲笔加上“亲爱的同志”几个字，结尾处还着意使用中苏友谊鼎盛时的套语：“让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我们的团结面前颤抖吧，他们总是会失败的。”然而，在中国原子弹爆炸前两天，苏联政变赫鲁晓夫下台了。但是，接下来的勃列日涅夫是一个守旧僵化的官员，后来对中国更加强硬，一度曾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部署上千枚原子弹。

5月10日、11日、13日，毛泽东连续三天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编制汇报。这个计划是由刘少奇、邓小平主导，以解决吃饭、穿衣和日用百货为第一位的。那时的中国还处于极度贫穷的阶段。但毛泽东否定了这个计划，提出了一个新的大战略构想：三线建设。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毛泽东提出：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会议期间，6月6日毛又强调指出，农业、国防是拳头，基础工业是屁股，“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5月中到6月中，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提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问题。

5月，《毛主席语录》出版。这是一件对中国意义极为深刻的事件，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6月8日，在中央高层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使用“中国的赫鲁晓夫”这个字眼用指刘少奇。 6月27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又一次提到裴多菲俱乐部。6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和冶金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领导权的报告》。1963年3月，冶金部和甘肃省工交部派人率领工作组进厂开展“五反”运动和夺权斗争。最终结果是，对总公司3名主要领导人分别给予开除党籍、厂籍、留党察看或逮捕法办等处置。对另外两名领导干部判处长期徒刑或死刑。夺权的单位有总公司、8个矿、22个车间。这是“五反”运动中在大型企业中开展“夺权斗争”的先声。6月29日，中国自行研制的中近程火箭继1962年3月21日首次试验失败之后再次发射试验，获得成功。

7月10日，毛泽东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代表团时，突然发表讲话，称：“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一百多年以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堪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帐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跟他们算这个。”“外蒙古的领土，比你们千岛的面积要大得多。”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重要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7月30日，召开的中苏第七次谈判全体大会上，中方再度从商谈转入控诉“150万平方公里领土”和要求苏联承认不平等条约，再次成为会谈唯一主题。

7月的一天，毛泽东汪东兴说：“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东西，这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儿提笼架鸟的人玩的。”“现在要改变。”“你们花窖要取消，大部分花工要减掉。” 1964年夏季，文艺界的批判运动开始扩大到学术界，包括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医药卫生学等各个领域。“左”倾思想的发展愈来愈严重，但是这种政治批判当时还没有占全局性的地位。

8月29日，美军1架DC-130型运输机从冲绳嘉手纳基地起飞，翼下挂载BQM-147G型无人机，飞抵南海上空投放。随后，无人机高度上升至1.75万米，时速750千米，从海南岛海口首次入侵中国领空，穿越雷州半岛，经广西南宁、梧州、广东兴宁、福建漳州，从厦门出海，到台湾北部湖口上空伞降回收。随后，从9月初至10月上旬，美军又连续在中国南部诸省入侵侦察6架次。

10月13日，1架美军BQM-147G从广西友谊关上空入侵中国领空，中国空军驻遂溪航空兵第1师作战分队起飞1架歼-6进行截击。飞行员在地面指挥所引导下，在1.76万米高度上发现美军，3次开炮，未命中目标。飞行员不甘心，朝无人机冲去试图撞毁敌无人机，但没有撞到，自己飞机却进入了螺旋，急剧地旋转下降，飞行员几次试图摆脱螺旋均未成功，最后弃机跳伞，平安生还。今天普京仍然说：今天世界上拥有完整主权的国家并不多。而没有主权就没有尊严，也没有安全。当年，中国人对于美国的任意入侵中国领空的屈辱和愤怒，从这次撞机事件中也可以体会到一些。当然，对于美国人他们至今也不会体会这些的。

10月16日，中国第一次试爆原子弹成功。美国政府认为这是人类的黑暗的时刻。中国人威胁了世界和平。在此之前，美国曾经4次考虑对中国进行核打击。毛泽东一度轻视原子弹，但后来法共党员也是法国著名物理学家的法国居里夫人的女婿，托人给毛泽东捎口信说：为了世界和平，中国就要发展自己的核武器。

11月15日，美军1架BQM-147G再次入侵中国领空。中国空军空1师作战分队徐开通立即奉命驾驶歼-6起飞拦截，在与美军军机作战中，两次开炮均未命中。徐第三次开炮后以为仍未击中，正准备趁两机距离较近的机会，撞击美国军机，这时发现敌机中弹冒烟，一团火球从上方几米的高度一掠而过。当时场面十分惊险。徐开通向指挥所报告“击中目标”、“敌机反扣急旋下坠”。11月26日，美国U-2飞机飞入中国领空，中国发射三发导弹未击中目标。

12月20日，在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第一次发生公开分歧。在分析当时农村的主要矛盾问题上，刘少奇认为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说法很不满意，他不高兴地说：“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主要矛盾是敌我矛盾，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2月25日，毛泽东在常委扩大会议上一开始就大发雷霆。他进入会场时，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上来就声色俱厉地责问：“我是党员，我是公民。你们（他指着邓小平和刘少奇）一个不让我参加党的会议，违反《党章》；一个不让我发言，违反《宪法》。据我看，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后来，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文革中死去时手中拿着一本新中国《宪法》。

12月27日，林彪在日记中记载：好不寻常！我、伯达、康生，成了毛生日的座上客，还有婆娘（林彪私下对江青的称呼）。毛喝了一瓶白沙液（按：湖南第一酒），翻来覆去问：“中央有人要抢班夺权，怎么办？要搞修正主义，怎么办？” 12月26日是毛泽东七十一岁生日。建国后，毛泽东从来不公开为自己过生日，这次破例。席问在满座鸦雀无声，毛泽东一个人嬉笑怒骂，大讲“有人搞独立王国”，搞“修正主义”。

12月31日，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做《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初次提出“四个现代化”的主张。

新中国的1964年就这样过去了。

 

晚年危机中的毛泽东

1964年，中国的政治形势错综复杂，已经达到矛盾爆发的临界点。这时的毛泽东面临着来自国内、国外的强大的压力。国际方面，中国受到美国和苏联入侵的威胁，尤其是苏联。8月30日，公安部长罗瑞卿交给毛泽东的一份报告称苏联赫鲁晓夫很可能对中国进行大、中、小规模的战争。于是毛泽东决定在西南实施三线建设的第一份文件——《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正式出台，并开始在北方平原地带启动大规模的“人造山”工程，以阻止苏联的坦克入侵，可见1964年与苏共关系的恶化使中国直接面临战争的危机，此时的毛泽东在非常严肃的考虑中国受到苏联全面入侵甚至受到核打击，并紧迫的准备应对这场实力相差极为悬殊的大战。

赫鲁晓夫是二战后最重要的政治家，但他往往被忽略了，被认为只是一个滑稽的政客。其实，他对于二战后的世界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他既是第一个揭露出斯大林的错误和暴行的人，也是对于斯大林妖魔化的始作俑者。他当年的秘密报告对于80年代苏东解体，世界社会主义的终结起到深远的影响。同时，赫鲁晓夫对中国的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斯大林死后，毛泽东彻底失去了抑制的力量。一方面赫鲁晓夫在毛泽东的面前根本不是对手，但是，他又使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产生了神经质的警惕和恐惧。当年这个毛泽东颇为轻视这个粗鲁冲动的赫鲁晓夫同志，他们在中南海游泳池的碧波中一同戏水时，毛泽东同志就曾不太尊重的调笑了不会游泳的赫鲁晓夫同志，后在餐桌上还曾对他骂过脏话，曾经评价说“我跟斯大林只打个平手，我跟赫鲁晓夫较量还是略占上风”，但这个的举止有些轻浮夸张样子有些滑稽的小个子政客，最终却成为了毛泽东晚年无法驱散的恐惧，成为了他的一个噩梦。这这些毛泽东或许从来也没有意识到。

赫鲁晓夫真正让毛泽东感到恐惧的或许是他使毛泽东意识到，即使在生前没有人能战胜他、打败他，但在他死后，如果选择了错误的接班人，选择了赫鲁晓夫式的接班人，那么他的个人的全部功绩也会被轻易的推倒。然后，当意识到这一点后，毛就越来越多的发现自己身边的人有变成赫鲁晓夫的危险，甚至已经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了。更重要的，这样一来新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就会被修正，甚至使共和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这对于一个一生充满斗争激情，绝不妥协的，共产主义的极端的信仰者，坚定的追求者，是其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自从出现了赫鲁晓夫之后，毛泽东可能到死也没有对身边的这些人放心过，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对于共和国一定是充满了源自赫鲁晓夫的忧虑。而他又是从来都不无敏锐，不无远见的。

斯大林在世时，毛泽东一直遵从斯大林，认为他是共产国际的领袖。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具有的某种使命感，他可能认为从此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要由他来领导了。而反对苏联修正主义也是他获得领导合理性的一个重要的理由。这时的毛泽东开始步入政治生命的晚年。

 

拆墓情结和毛泽东的宗教人格

 

 

立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