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明：上文留言可见读者有些有完全注意我的重点。我是想说我们传统隐瞒危机的策略是一种蒙昧感性决策，非常不科学，最终害人害己。而适度夸大危机的策略既有利于社会也有利于个人。值得借鉴。美国官员也撒谎。克林顿、特朗普遇到危机都在撒谎。当克林顿不知道保守党是否有他确凿证据时，他撒谎，因为这种事没有确凿证据最终就会和特朗普一样不了了之。但当他一发现对手有自己确凿证据时，立刻改变策略。这就是一种理性。西方两党竞争和民主机制有利于进化出更好的决策。我们政府因为专权所以往往表现出一种行政上的僵硬和不理性，当然我们不可能改成两党制，而且那样可能危害更大，但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把决策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进而得出正确方法，改变我们的缺点。只要坚持科学的方法，我认为我们的政府也会改变。因为人类的进步最终是思想观念的改变。所以，要持续发展科学、对世界开放，最终每个人都会也都要进入现代社会，成为另一种人。
本来不想谈封城，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科学问题但现在被道德化了。可后来又想，分析一下封城是否合理有效还是有意义的。而在写文章分析时发现，与我当初感觉的非常不同，这次封城可以说是阴错阳差获得了最佳结果。而结果并不是增加了武汉的亡人数，而是降低了武汉的死亡人数。但代价是增加了全国的死亡人数。
新冠肺炎：武汉封城和美国曼哈顿计划
武汉的三种命运
理性分析得出的结论往往和感觉得出的非常不同。不加分析的轻信直觉往往会犯错误。
对于封城，我认为最大的失误可能在于表达。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不重视理论思考，没有出现过在国际学术界有影响的思想家建立我们自己的符合现代西方学术语境的我们自己的表达，为世界带来新的思考新的表达。（在我们这场改革中实在应该出现一批这样的思想家。可惜一个也没有。我们有的只是一个个领导人的形形色色的思想。）我们的表达都是一些非常通俗的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大实话，比如摸着石头过河，黑猫白猫。这次封城也是一样，它不是一个严谨的科学表达。其实这次封城只不过就是防控传染病的分区分级的封闭隔离的防控方法。
虽然，封城这个决策的确是防止传染病播散的科学方法与牺牲武汉保住全国的想法的混合。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认为于理于情都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可能是必然的。
我们先不做道德的纠结拷问，先来分析分析这次封城到底是让武汉死了更多的人还是更少，即到底有没有人道的困境，之后再做纠结不迟。
这次封城具体过程是，封城决策实行前消息泄露，引发恐慌，在封城实施前8个小时内，有大量的，约500万在武汉的人逃离了武汉，将病毒进一步传播到全国。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如果不封城会有什么不同。
如果不封城那么在这8小时内就不会有大量人员外逃。而随后武汉和全国各地开始防控疫情，届时仍然还是要采取分区逐级的封闭隔离措施。这样留在武汉的人就出不去了。大量人员外逃与恐慌直接相关。如果有条不紊的开始防控，人们仍然会恐惧，但会由开始的恐惧逐渐平静，没有发病的人总体来说不一定想外逃，也并不是每个武汉人都有外逃条件，尤其死亡病人多是老人和有严重疾病的人，他们更倾向留下来。投亲靠友会给亲友带来风险，如果是平静状态人们一般也会更多的考虑这点。而发病的人首先要在就近进行隔离治疗，他们也无法离开了。
这样来看，不封城和完全封城可能相差并不太大。然而，这样的结果却是为武汉增加了约1/3（500万）的人口。那么，所有的工作量都会增加1/3，而承受压力最大的医疗系统。那样，传染的人数可能更多，患病后因为没有足够医疗救治的条件而死亡的人数也会更多。
所以，这次封城外逃的500万人，实际上极大减轻了武汉的内部压力，（武汉的医疗压力已经接近极限，）将这种压力在全国分摊化解。但代价是将疫情进一步播散到全国，使全国各地有人因此而患病而死亡。
所以，这次抗击疫情实际情况可能不是牺牲武汉救中国，而是中国其他地区的人们在救武汉，包括献出生命。
道德极端化
我认为过多在道德层面纠结于这样一件紧急重大的疫情意义并不大。
追求道德极端化结果往往不是要求人们共享幸福而是共同受苦，不是共同活下来而是要人们一起去死。比如，过分强调生命的平等，那么泰坦尼克失事时所有的人就都应该留在船上等死；美国应该开放国土让墨西哥人去与他们平等；比尔盖茨的房子也太大
了；是否可以用军用运输机把武汉的病人送到美国接受更好的治疗呢？如果封城不道德，那么隔离病人也不道德，它违背人的平等，而且强行剥夺了人的自由。这种考虑有多少现实意义呢？
其次，有一些牺牲少数拯救多数的道德困境的难题，我认为在这时考虑也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如果你因为考虑为了防止疫情扩散保全全国更多人的生命而封闭武汉让武汉死更多的人是否道德这样的事情而感觉非常非常的纠结，那么，反过来想，武汉人是否就可以为了自己活下来而外出让疫情扩散使其他地方的无辜的人因此得病因此死去呢？这样是否道德呢？所以，我认为简单的考量就是：这是疾病，首先要尽力防止扩散，同时，尽力救助患者就可以了。
从历史我们或许会发现，过于崇高的道德要求往往都是不人道的。
我认为这次封城并不涉及人道。如果泛道德化，有钱人也是不道德的。他们和更多的穷人不平等。和巨富们相比，很多人感觉生不如死呢。如果有人说他们的富裕是因为他们的聪明，那么你利用你们的智力的优势赚智力平常的数量众多的人们的钱，你们道德吗？
我一直认为自私基因的理论不准确。一个不幸的事实是，生命并不是传播基因的载体，而是传播种群基因的载体。其实，我们人类历史是种群基因最大化的结果。
把生命流传下去
如果观察人类的危机我们就会发现，在危机时刻，人类总是会选择让一些人活下来。这被描述为所谓的人性的崇高，但本质是种群基因传播最大化的策略。本质上，人既不是完全利己的动物，也不是完全利他的，人是在利己与利他之间的，最终是要把智人，中国人，美国人，或老张家，老李家，水宁她们家的种传播下去不断繁衍壮大的动物。或许我们作为人能够稍稍做的更多的一点就是，
同时把爱流传下去。
武汉封城和美国的曼哈顿计划
然而，如果我们从武汉封城更深层的悲剧性来考虑它一个的困境在于，这是极少数几个人以另外一些人为名义（这些人这次是多数，但有时也可能是少数）在决定着武汉人的命运。在这一过程中武汉人，同时那些被代表的另一些人们都并不能参与、没有决定权，而且也不知情。我在这里不想探讨这件事的合理与荒诞，只是想指出它是我们人类的一种常态。
那么，在这个层次上它与当年美国决定研发原子弹的过程类似。二战后期，美国得到消息德国人正在研发原子弹，或许也经过了短暂的道德纠结，美国的几位顶级科学家包括爱因斯坦向总统要求研发原子弹。那时就是极少数的几个人为了另一部分人的生存而做出了一项极为不人道的选择。这时我们到底应该支持爱因斯坦为了一部分人的活命而放弃人道作出一项日后必将把人类推向集体毁灭的选择，还是应该支持甘地坚守人道和平的理念？可能绝大部分人会选择爱因斯坦。因为，爱因斯坦的选择是基于一种理性和现实混合的决策，而甘体的选择更具纯粹性，它是基于神学信念的选择。甘地在现实世界似乎显得傻、不现实。然而事情总是在发展。随后美国得知德国人已经放弃了研发原子弹的计划，但这时美国人的研发继续下去了。我相信这是必然的，即便没有苏联没有没有斯大林，美国人仍然会继续研究下去。因为，这时美国总统和代表大多数的极少数美国政客与纳粹德国与希特勒的思维已经没有本质不同了，即掌握了核武器就能成为世界霸主。（中国崛起的思想在本质上和纳粹的思想也是一样的，基于对自身民族的优越感产生的成为世界霸主的冲动。但这个问题以后再讨论了。）这样能更好的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他们为自己合理化的名义是，因为美国是宣扬和维持正义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极端邪恶的技术一旦掌握在美国人手里就成为了正义的武器。这仍然是今天美国的思维，也是今天世界其他国家的思维，也是当年纳粹希特勒的思维。这样理性开始到倒向了荒诞。其原因在于人被分成了这样一群那样一群，分成了不同的民族和国家。而每个国家都在把自己的民众培养成狭隘、贪婪、盲目的爱国主义者。于是，今天我们仅仅把爱传播下去就已经不够了，我们需要一些更博大的东西，需要超越，超越深深根植于我们生物性的局限，我们需要超越国家，我们还需要改变财富的观念，以消除人类的贪婪。
当然，到这里这个困境与武汉封城已经有着本质不同了。有什么本质不同呢？武汉封城本质上是一项医学决策。医学是人类最伟大最善良最仁慈的科学。它是在救人，解除人类的病痛。在它的实施过程中即便犯下错误也是可以被原谅的，而且是会被逐步改善的。发现一个真理不仅需要过程，而且必然付出代价。武汉不是地狱。在二零二零年的几个月里，那里被病毒袭击，有许多不幸的病人和家庭，但那里更多的是整个国家与疾病的抗争，那里充满了医者、患者和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极为感人的事迹，那里不是黑暗的，那里有着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真正的希望。我仍然相信，这次抗击疫情的后半程是感人的。它比两弹一星更值得我们记忆。
立 2020/02/16
附：关于中国没有接受美国想派医疗专家的要求，其实也不是涉及什么人道之类的问题。不要什么事情动不动就是人道人权之类的指责。因为，对于新冠治疗不是难点，并不是美国专家能治我们不行。武汉关键的问题是医疗资源耗尽。所以，除非美国派2万名呼吸科医生，不然派来几个专家还不够照顾保护他们的呢。那不是添乱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