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 ~《李站长》

来源: 舞女于 2014-03-27 13:47:06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9563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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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副站长去董玉香家的那天天气阴沉沉的。从那回来的路上，他站在胜利路和新华路交口等红绿灯，想着一会儿见到李站长该怎么说。红灯老也不变绿，关副站长骂：怎么他妈还不变？刚骂完，就听见红绿灯说：急什么？关副站长瞪它一眼说：少废话，你知道个屁。

李站长就是李乐平，坐在火车站第二候车室东南角的长椅上的那位。1973年的1月19号，他穿着一身灰色中山装提着一个黑色的人造革皮包来到火车站，坐在第二候车室那把椅子上，就再没动过地方。那时候那把椅子还是木头的长椅，不是现在这种塑料的。算到如今，李乐平已经在那长椅上坐了40年。

这些年来，他就笑滋滋地坐在那个位置，见谁都客客气气地打招呼，甭管是旅客还是站里的工作人员。起初是有人问过他为什么坐在这儿不走的，他当时的回答是：等小董。小董是谁？没人知道。他也没说过。

据火车站的一些老员工回忆，到大约1986年左右，李乐平就已经成了最熟悉火车站情况的人。虽然火车站里的很多地方他都没去过，可站里站外的所有情况，没有他不熟悉的。你问他去厕所怎么走，他不光能告诉你朝哪个方向走，还能精确地告诉你得走多少步。

从那时候起火车站上上下下的人都跟他叫“李站长”，包括真正的站长。事实上，这些年里，火车站真正的站长已经换了好几代，只有李站长一直在岗。

关副站长是1992年来火车站工作的，不过那时候他还不是关副站长，而只是“小关”。来这儿工作的头一天同事们就带他到第二候车室见了见李站长，大家对李站长说：“这是小关，新分配到咱们这儿来的，以后您多照顾??”

没过多久，他就听说了很多关于李站长的事情。比方说，大家都知道李站长的记性好得出奇——全站自1973年至今每一天迎来送往多少趟列车，每一趟是几点几分从哪到哪，他竟然完全记得。某一天的某趟列车晚点多少分钟，他也能记个八九不离十。站里的全部员工，谁是哪天来的，谁是哪天调走的，谁是哪年哪月升了官调了级，谁应该哪年退休，他也都记得一清二楚。

工作人员他都熟悉，常坐火车的乘客他也能记得不少。人家5年前坐火车去的青海，现在回来了，他一瞧见还就认得，能脱口而出问人家现在西宁冷不冷。造酒厂的李业务员去石家庄收账款，他能跟人家说“你们厂子这些欠款可够多的，这半年光石家庄你就去了6家了，”每次人家来坐火车都见到他坐在那，一来二去都成了朋友。

也因为李站长记性好，大家有什么想不起来的事儿就都爱来问他。经常有愁容满面的本地人或外地人来火车站贴寻人启事寻找亲友，有人看见了，就会给领到李站长面前。大致听人家描述描述那人大致的面貌、所穿的衣服，李站长经常就能回忆起点儿什么来，比如“是有这么个人，去年11月23号那天来过这儿，当天下午坐车去了兰州”，或是“对，跟一个河北口音的男人走了，说是去保定谈个建材生意”什么的。

除了找人的，还有丢东西的。火车站人多，小偷也多，但第二候车室没有，因为有李站长。他天天在那儿，什么风吹草动也躲不过他的眼睛，小偷来上几次他就认识了。再来他就笑眯眯地跟你打招呼，当着众人的面给你讲故事：“刚入行的吧？你师父是谁啊？哦，他啊，他1988年有一次……”后来也就没什么小偷儿来这儿了。

不过还是有丢东西的——自己丢的。有丢的就有捡的。捡了，去找站里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就都托付给李站长，经常是东西一给他他就知道主人的长相了，有人来认领的时候他正好儿还能帮忙核对一下。当然也不是所有东西都有人认领，有副毛线手套就一直没人认领，一直在李站长那儿存着，打1981年存到1995年。直到1995年10月4号，一个70岁上下的白发老者在第二候车室排队候车，李站长突然冲他喊了一声：“陈双庆！”老者一愣，走到近前，只见李站长笑眯眯地说：“又来看你表哥了吧？1981年中秋节你来看你表哥那次把毛线手套落在这儿了，我当时一看就知道是你的，一直给你留着呐！”

那几年，这样的事儿特别多。就因为这些，李站长还出了点儿小名，上了当地的日报，被当做学雷锋助人为乐的典型。来采访的记者是个女孩，叫汪晓红，李站长见了她第一句话是“你姓汪吧？你爸是不是在粮站工作？你姥姥家是不是住在东方红路附近？你小时候是不是有一件墨绿色的毛衣？你还有个表妹小名儿叫圆圆？”汪晓红一听就懵住了，赶紧问是怎么回事。李站长说没什么，只不过是1977年左右他在东方红路附近一个饭馆吃包子，正好听见邻桌有个男的带着女儿来吃饭，聊起明天粮站放假要带闺女去东方红路看姥姥而已……汪晓红都听傻了。可没一会儿又听说李站长在这儿一动不动地坐了20多年，就更惊讶了，回去写稿子的时候给李站长又起了个外号，叫“家乡活电脑，城市新地标”。

报道登出来之后李站长出了名，那段时间还有好多人来火车站参观他，跟他聊天儿，或是跟他打听一些他有可能知道的事儿。李站长就笑眯眯地一个一个地接待他们，直到他们又一个一个地走了，直到后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少，直到一个没有。

没有也没事儿。李站长托一个常坐火车的旅客帮忙买了个半导体收音机，闲着的时候就在那儿听广播。每个频率是什么频道、每个频道星期几的什么时间播什么栏目他都知道。后来收音机听多了，也有点腻。他就开始试着学习各种奇怪的技艺——通常是跟那些走南闯北的旅客们学的，刚开始只是些扑克牌魔术、象棋的棋路，甚至翻绳儿技巧什么的。后来就有什么学什么，只要人家愿意教他、跟他念叨，他就学——吊炉烧饼的制作工艺、沙土炒花生的火候技巧、集成电路的工作原理、汽车变速箱的拆卸与翻新、削苹果皮不断的小窍门儿、挑选不粘锅的秘诀……

李站长不光记性好，还认真。他自己说，有些事情不是光记性好就能办成的。比如说翻绳儿技巧吧，不是你记住怎么翻就能翻好的，有些翻法很复杂，得多练。于是他就练起来没完了，有时候一直到半夜，候车室里只有几个等过路车的旅客躺在长椅上睡觉了，他还在不断地翻。一直翻到连绳儿都烦了，一边被他摆弄着一边冲他甩闲话：“有完没完了你还？都几点了？还翻？哎！轻点儿啊，别拧疼了我！没见过你这样儿的……”

绳儿烦他，大家不烦他。从工作人员到旅客，都觉得李站长这人不错。在那儿一坐40年，不招灾不惹祸的，跟谁都挺和气，挺好。大家都觉得李站长可能就是要在那儿坐一辈子，一直坐下去的，连他为什么在那坐着，大家也都慢慢地忘了。大家都拿他当自己人，甚至站里的年轻人搞了对象，要结婚，都会领来给李站长看看： “站长，您给看看，怎么样？配得上我吧？”李站长也很配合地仔细端详一阵，然后咂咂嘴说：“我看呐，挺好！”一对新人这才欢欢喜喜地领证去。

要不是这次火车站拆除重建，李站长可能真能在那儿坐一辈子。其实这几十年里火车站装修改造过不少次，哪次甭管怎么修，李站长也没挪过地方，你装修你的，他就坐在那不动。可这次不一样了，这次是大工程，第二候车室要拆除了，以后这儿可能会变成超市，或是网吧什么的，总而言之不会再是第二候车室了。火车站的领导们专门到第二候车室来了一趟，站在李站长面前，特别抱歉地跟他解释了这件事，希望他理解。李站长听了之后说：没事没事，拆就拆吧。到第二天才跟检票员胡雅丽说：能不能麻烦你们谁帮忙跑一趟，帮我问问小董，还来不来？

胡雅丽岁数小，不知道这“小董”是怎么回事儿，回去跟关副站长说了，关副站长来的年头儿多，听她这么一说才想起来李站长当年来这儿是要等一个叫“小董”的人的。赶紧跑到第二候车室，跟李站长详细打听了小董的家庭住址工作单位，跟李站长说：“您放心，我明天就去！”

关副站长第二天就去了。上午去的，头中午就回来了。回来时关副站长看上去特别伤心。好像父母让7岁的孩子去打酱油孩子抱着酱油瓶子一路小跑地出门可回来的路上却啪嚓一声把酱油瓶子摔个粉碎的那种伤心。虽然他到这时候儿也不知道这小董是李站长的什么人，但是肯用40年来等的人，一定是个很重要的人。至少比毛线手套重要，比酱油重要。

全站的工作人员都特别关心这件事，见到关副站长回来了，都上前打听，找到小董没有。关副站长就说，他照着李站长给的地址去了，结果发现人家已经搬了家，幸亏那是单位家属院，很多老邻居都熟悉，很快就给他找到了董玉香家的新地址。李站长去了董玉香家的新地址，见到了现年63岁的“小董”董玉香本人。关副站长照着李站长嘱咐的，客客气气地问董玉香：“你好，我是火车站的副站长，我姓关，是您的朋友李乐平托我来的，他让我问问您，您还去不去了？”董玉香似乎没怎么听明白，她问：“什么？谁？去哪儿？”关副站长就又重复了一遍，说：“李乐平！您的朋友！您不记得了？您不是说要跟他一起去内蒙吗？”董玉香似乎还没听明白：“李什么？去内蒙？我去内蒙干什么？”关副站长就接着提醒她：“李乐平您怎么会不记得了？1973年，他跟您、跟您老伴儿，都是同事！都在农科院工作，您仔细想想！”董玉香就转头去朝屋里喊了一嗓子：“老冯，你记得一个叫李乐平的吗？我真不记得了。”冯云礼听见这句话就走出来了，边走边说：“李乐平？是咱们院的？还真不记得有这么个人……”

关副站长讲述这些的时候特别伤心，全车站上上下下的工作人员听了也都特别伤心，都觉得自己伤心得要死了、要碎了。连车站里的大石英钟到了整点，按规矩 “当~当~”地响起来，都有一个小检票员厉声斥责它："都什么时候了？怎么还有这个心思？"石英钟活活儿把后边几声给憋回去了。

关副站长后来还是把他去这一趟的经历原原本本地跟李站长说了。他跟李站长说的时候是那天下午的15:32。根据车站进站口的监控录像显示，李站长是那天下午的16:07走出的出站口。和1973年1月19号他独自一人走到火车站来时一样，他还是穿着那套灰色的制服、提着黑色的人造革皮包，他的腰不弯、背也不驼，头发都是乌黑发亮的。在监控录像里，大家看到他走出进站口，站在站前的小广场上，朝四周望了望，笑了笑，就“噗”地一声崩散了。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个好好的大活人，就那么崩散成了一片灰雾和瓦砾，除去随风飘走的那些，就只剩了小小的一堆，摊在广场的地面上。

好多在场的旅客和路人都看到了这个景象，有人拨打了日报的新闻热线电话，记者来了，火车站的工作人员跟记者说这人就是李乐平李站长，十几年前你们日报有个姓汪的记者还采访过他呢，当时是因为他坐在候车室里20多年没动地方，而且记忆力超群，连你们汪记者小时候的事他都记得。记者听了，回去就跟自己的领导汪晓红提起了这件事，汪晓红听了之后说：“我去采访过？20多年不动地方？胡说，哪有这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