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在我还没有完全形成一个成熟世界观时，却对坏人的概念一直很‘明确’，坏人就是那些在书本上和电影中看到的地主，恶霸，特务，蒋匪帮，日本鬼子，美帝国主义，汉奸和叛徒。而当我第一次把坏人的概念具体到一个人身上时，那还是文革时期。
那时我们大院里，第一批被被打倒的反革命份子一共有三个人:严叔叔，贺叔叔和我的父亲。可能是由于所谓性质不同，他们受到的待遇也不同。但对于我们孩子来说，当时都面临一种非常最尴尬和屈辱的处境。虽然表面上我们没有经历过大人们那种炼狱般摧残的生活，但我们心灵上受到的创伤是很难用语言形容出来的。几岁，甚至十几岁，就被剥夺了做人的尊严，在株连九族的意识形态影响下，战战兢兢的得过且过，而且还必须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生离死别，以及在那种完全没有安全感的精神折磨中苟且偷安，这难道还不残酷吗? 连世界观都没有形成的孩子们何罪之有? 一场原本是成年人之间关于是非的角力，却把无辜的孩子们都裹携进去了。
(1)严叔叔
抗日战争时期，严叔叔才14岁就参加了八路军，是个名符其实的红小鬼。在他被拉出来游街和批斗前，我甚至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也许是因为他和我们不住在同一个大院里，而且他的孩子都比我们大的缘故。但后来他的形象，就被我具体化为了坏人的样子。
那时，我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他被一个叫王连钟的战士持枪押着在院子里劳动。当时他身穿一身泛黄的旧军棉袄，当然没有领章和帽徽，只有肩膀和帽子上那些米粒大小的黑眼儿还可以印证他过去曾经是个当兵的。
严叔叔长得胖胖的，脸部的肌肉有些松弛下垂，扫把眉下有一双总是向下弯曲的笑眼，给我的印象总是一脸谦卑和甘心情愿接受改造的模样。而且即便是面对我们这些充满敌意和鄙视的孩子们，也是如此。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站在远处往他身上扔石子，那个战士拿枪吓唬我们时就一哄而散。当时我的心情很复杂，因为每每此刻总会让我联想起也在接受改造的父亲，觉得自己和这些孩子们之间有着一种无形的距离，而无论自己如何积极表现也不能在他们的眼中改变一丝一毫自己是反革命儿子的事实。为此我很苦闷，委屈和自卑，我甚至都握不紧曾经打遍大院里同龄小孩无敌手的拳头。不知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和想法，我没有向严叔叔扔过一块石头，尽管我也认同他就是个坏人。
不久我就随家人过起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不断的搬家，不断变换着环境，不断开始新的生活。从此以后，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我就再也没有看到过严叔叔。直到后来，父亲彻底平反回到原部队，那时由于我考上了省内的一所大学，所以和父亲一起先期回到了省城，而母亲和妹妹还留在原来的城市里，哥哥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时由于没有住房，我和父亲被临时安排在部队招待所里等新房子下来。也就是在那里，我再一次见到了已经复员到地方工作，现在又回来要求恢复军籍的严叔叔。还是那身旧棉军装，还是没有领章，帽徽，还是一脸谦卑的笑容。后来听父亲说经过反复上访，他终于回到了部队上。而文革期间离婚的老伴要求和他复婚，他坚决不肯，最后找了个地方上的女人结了婚，直到离休住进干休所，他的晚年还算幸福。
(2)贺叔叔
贺叔叔出事后就被关进了监狱，和空司副司令关在一起，正是这段经历，让他在文革后因祸得福，官运亨通。我和他的孩子是最好的朋友，从五期干校，到下放的部队，到回到省城我们一直都在一起。那种同病相怜，曾在一个锅里搅马勺的经历，让我们至今还像兄弟一样亲密无间，而无论我们之间的距离有多么遥远，哪怕是相隔天涯海角也无法中断我们之间的友谊。
在文革期间，有一件事情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时他家有许多老版本的唐诗宋词没有被当成封资修扔掉，背诵它们就成了我们打发百无聊赖日子的营生。而那挂在他家墙壁上军用书包里的小咸鱼干，就是我当年的最爱，因为我总能在那里解馋，我更把那里当成了自己的家，因为没有大人和同病相怜的环境对我们孩子来说是怎么地舒坦和自由。我想他也一样，只要赶上饭时，就和我们的家人们一起用餐，我们几乎不分彼此。也许是有了这层关系，所以贺叔叔在我眼里也从来就不是一个坏人！
(3)父亲
父亲在我的眼里是那种不拘言笑的人，他一心扑在工作上，很少管我们孩子的事，甚至都很少和我们讲话。当然如果我犯了错误，总是逃不掉他的一顿很揍。而我却恰恰是那种一天不上房揭瓦，不惹事生非就不是我了的怀孩子，所以我一周挨的揍比哥哥一年加起来还多出几倍。父亲最疼妹妹，所以她没有挨过一次打。但我从来不恨父亲，就因为他是父亲，尽管我有时感到很委屈。
文革期间的一天，我正在和小朋友们一起玩。突然发现他们的表情很奇怪，问他们发生了什么又都一个个吞吞吐吐的不肯说。最后我逼着一个小孩问，他才告诉我，有人看到父亲在扫厕所。我突然感到一阵屈辱，举起的拳头随即又松软的垂下来。从那以后，大院里的孩子们都开始孤立我。他们开始给我起各种各样的外号，在我上学必经之地围堵我。他们经常是，先在远远的地方极尽能事的谩骂我及我的家人，然后就像狼群一样扑过了打我。从表面上看，我从来没有屈服过，我拼命打退十几个孩子的猛烈攻击，而且一滴眼泪也没有掉过，总是抹去脸上的血迹后又继续前进。但我明白自己内心深处承受着一种怎样的煎熬，我又如何在惶恐不安中度日如年，而多少次我都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另一件让我恨得压根儿痒痒的事情，就是在学校里被人反复要求填写个人履历表。而家庭出身一栏，是当时我最不愿意面对的一道魔障。那些地主，富农，革军阶级分划的定义，简直就是对人性的蔑视，对人尊严的扼杀，对文明社会的亵渎。每每面对与此，我都像被人剥光了衣服用鞭子直接抽打裸露的身子一样，那种屈辱和折磨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得到！
后来父亲不知去向，当时不敢问也无处去问。接着母亲也被下放到了农村，走626去了。我当时还只是个七，八岁的孩子，和比我大4岁的哥哥，小一岁的妹妹一起成了有父母的孤儿，过起了一种有上顿没有下顿饥寒交迫的日子来。直到有一天我随家人去了五七干校，心里才开始有了一丝曙光。因为大家身份都一样，我和这些被改造人们的孩子一起玩时，也就慢慢忘记了自己是狗崽子的身份了。但父亲在我眼里从来就不是坏人，因为坏人是不会一心扑在工作上，而对自己的家庭不管不问的。
这是我人生中一段屈辱的历史，我无法象父亲告诫我们的那样彻底忘掉它们，想起来时，我还会心有余悸。我们是怎么长大的? 没有尊严，没有政治地位，没有希望和前途，是我们当时每天都要面对的现实。
列宁曾经说过， 忘记就等于背叛，我们为什么要忘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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