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遗风乎？--记我们的生产队长

头一天到生产队，就被陈队长的冷峻吸引住了。

在市政府/公社两个样板、枯躁的欢迎会之后，生产队的欢迎会好象累得快要倒下了---由昨晚的火车/长途汽车/又转车到公社/公社走到生产队，傍晚了，谁有过真正的休息？

第一次搭火车，就是来到这个到处是泥墙的安徽淮北乡村。

老队长和老党员不知讲些啥，欢迎，贫下中农，知青。。。几个词，老是翻来覆去，看的出，都是些老实本份的农民。老队长实在没啥讲了--嘿嘿，吃点忆苦思甜饭吧？嘿嘿--他笑起来满口黄牙。

有人打开早已准备好的黑锅，好像锅里没有啥东西--定神一看，才看到有大约七八个像锅一样黑乎乎的--不知啥东西--这就是举国闻名的“忆苦思甜”--“饭”吧？

真是闻名不如一见---深灰绿、带些黑色的点点，看来有点黏糊，也许是野菜和高粱。。。光顾着抽杆烟、一直没出声的陈队长看到我们光顾着观赏，没人伸手，他放下烟杆，开口了：----大伙累了，带他们上屋里看看，歇歇去吧。

于是，有人将锅盖又盖上了----陈队长看起来冷，心热。

这个村子虽然不富，但是，这种“饭”，我估计他们自己也好多年不试了。

虽然是泥屋，但是都有瓦顶，而且，有一半人家都是砖墙瓦顶屋。

村里有三百多口人，老队长是刚解放就定下的，据说，他参加过“淮海战役”支前担架队。
老队长只是在开会时说些开场白的话，真正管生产的是陈队长。

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我们还在被窝里，就听到远远的吆喝声，他的沙哑喉咙，划破了清晨的宁静“---喂--起来干活啦---我说---这老婆--是抱一辈子的--这干活--可得抓紧。。。。”

当我们三三两两赶到农地时，远远看去，晨雾中，他的身影已在那里挥动锄头。

配合时局，常常要停产、学政治、读报、读文件、批这批那。

我的上海普通话，老乡说听得懂，于是，读报和读文件的事就由我来了。读着读着，原先挤得满满的一屋人，不知何时，走了好几个，头一个不见的往往是陈队长，接着是青壮劳动力。。。等我读完，要讨论的时候，只有老队长和一些老太太和妇女，以及大大小小的孩子--喂奶的喂奶，扎鞋底的扎鞋底，磕睡的磕睡，也有帮人在头上抓虱子。。。。呼噜最大声的，总是老队长。

陈队长带着劳动力在瓦厂做瓦，在窑厂烧砖。一部分改善自己村的住宅。一部分卖出去为大家挣钱。

邻队的年终结算，全劳动力一天值2--4毛钱；而我们可以值8--10毛钱。是全大队6个生产队的首富---这情景，和咱陈队长的以身作则、务实风格有关。

老队长喜欢接任何人给他的香烟，他不会抽，于是，他的帽沿常常是夹了好几支烟。好多村妇都笑他的怪模样，他也只是咧嘴笑笑。

陈队长不接任何香烟，他只是提提自己的烟杆：俺不习惯洋烟。

村里不同族的人，好讲带点色味的笑话，尤其是结过婚生了孩子的妇女，老是被当“吃豆腐”的对象----可是，陈队长从来没有对妇女开玩笑的轻蔑语言，有人笑他，说他怕老婆。

几年来，他没有进过女知青的房间，我们村的未婚女孩--也不进我们男知青的房间--直到有人问我趴在桌子上干吗--我才知道这是乡俗，好像太封建了些。不过，在隐私不受尊重的年代，倒让我有十分的好感。

邻村的队长，欺负清一色六个女知青，常常借故进她们的房间，有时连门也不敲。轻言薄语，连带其他村民风气也是如此这般。她们有时来窜门子--我们队的女知青说：上梁不正下梁歪。

因为邻队的女知青团结，他们的队长得不到机会呈淫威，于是，在派干活的时候，将她们当全劳动力使唤，她们叫苦连天，眼泪往肚里咽。

陈队长从来不对女知青有要求，即使男知青，不是农忙时节，他也不勉强我们出工。
有一回，我偷懒，在手腕上贴了伤筋膏，装蒜。他只是眯着眼笑--反而笑得我心里发毛-----下次，再也不敢。

去修公路，伙食由生产队包，午饭吃白菜肉片粉条，陈队长亲自掌勺。
每个人拿着自己的碗，排着队，一人一勺，有汤有料。轮到我们知青--他当着农民的面，将勺伸到大桶的底下----那一勺，几乎没有汤，全是肉片和食料。
在常常没有荤腥的日子，这一勺，包含了不少人情和暖意。

那年，八位知青六个回上海过年，只留下我和小林。
陈队长家要杀猪了，我和他说，四个猪蹄子卖给我。他又是讥笑的咪咪眼说：大上海来的---怎么不吃大肉吃那玩意？--其实--我是贪便宜。
傍晚收工，他对我说，上俺家拿猪蹄子去。
四个猪蹄子，我用绳子串上，胸前两只、背后两只、放肩上扛回来---每个猪蹄都连着小腿和大腿-----那可是上海最贵的“蹄胖”！--我和小林两人足足吃了一个月！---陈队长不肯收取分文！

虽然是文革政治斗争时期，大城市的人际关系到了白热化的阶段，几乎六亲不认，人人自危。

可是，陈队长好像是世外人，他叫‘叔”的一个人--好久之后我才知道，是个回乡被“监督劳动改造”的右派份子。
他叫“爷”的那个老头，是个老地主，他叫得可一点也不含糊。
但是，他对某知青不礼貌却冷眼嘲笑：这某某某，两眼朝上长了！--原来，这知青骑自行车进村没下车和人打招呼---我们进村，都是推着走。

在修公路的时候，我们要土法打夯。四个男人各抓一个手把，随着带头的喊号子，一起抓起来，又放下，将路面夯结实。
喊号的老是那两句--抓革命民呀--促生产呀---加把劲呀--好干活呀。。。没多久，就累了，而且点子都不齐。

一个有点流气的农民二话没说，走来推开他，往手掌心吐了口口水，接着他喊下去：我走过了高粱地--呀！我看到了一只鞋--呀！。。。。---呀呀呀--那是黄段子--那是流氓腔呀---可是，我们都不觉得累啦，轻轻松的就夯完那条公路啦---我们的陈队长--他就在一边，吐着烟，偷笑。

因为咱村较一般村的富裕，女孩都愿意嫁来我们村。

有家三兄弟，两个去当兵了，老大在家。有人给老二说亲来了，女孩也来了，可老二没请到假，老三正好部队回家探亲，女孩被老三相中了，过了几天，老三回部队了，老大却要和这女孩成婚了。

女孩的家来了好多人，气势汹汹。也难怪人家不乐意，老大是个没有劳动力的伤残人，瘸腿，还是单眼---可是，那女孩愿意。

这时，老队长和老党员都不见了，陈队长被请了出来，他只是一个人，披着黑棉袄，腰间扎着灰布带，坐在板凳上，不断吐着烟，听着女孩家的人，你一句我一句的叫喊，像是非要带女孩回去不可。

那天，我正闹肚子，这家人，就在我们屋的旁边。我看到女方家人来者不善，真为陈队长捏把汗。

只见他把烟杆在鞋底下磕磕，然后，斯斯然装上新烟叶。。。。

他开腔了：俺说，这抢人的事--不管（行）！俺没上过学，不过，俺知道，咱国家，刚解放就有婚姻法。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孩子大了，她有婚姻自由。她到了俺村，就是俺村的人，只要她没有犯法，又是自个愿意，留下来嫁人。抢人的事，犯法的，俺是队长，俺要管。。

就这样。女方家长以及好几个老乡，都被队长的严正说辞说服了。。。。。
看队长的架势，要在万恶的旧社会，准与和他上山--杀富济贫干一番！

后来，陈队长还真是救过我一命。

虽然文革时上纲上线的人星罗棋布，无孔不入--人性的险恶似乎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然而，农村的人情世故好像依然如故，情不自禁，所谓的警惕也就放松了。

某晚，月色不错，和小林看完电影由城里回来，路经陈队长家，听到那个骑自行车进村不下车的知青在大声说话：“。。。大江他（有人叫小江），在农地干活时唱黄色歌曲--我要求队长明天对大江开批斗会进行大批判！”

因为我的海外关系，我一直是小心翼翼的做人，在文革中，此事可大可小。大者，判刑---小者--看我们的陈队长了！我全身在发抖，手脚冰凉，小林和我都好像都停止了呼吸。。。

陈队长开口了：“。。。大伙刚离开老家就斗来斗去--不太合适吧，再说，俺也不懂啥叫黄色曲子。。。”--以不点名批评为此事做了总结。

陈队长农民式的深明大义，使我逃过文革中的一大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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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后，我回去看陈队长，生产队已经解散，连村子都无人烟，因为附近的煤矿挖了几十年，全村塌陷 --搬进市区了。所幸陈队长体格尚健，还是那身黑棉袄，还是那条灰布腰带，脸上多了几条皱纹而已。似乎四周的风风火火与他无关。他抽得还是那支烟杆，说起现在当学校的看门活--还是那么坦然，笑起来，还是咪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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