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个人受了委屈，一种不应受的委屈，他是否因为受这委屈，就可以变得高尚呢？这个问题跟他受委屈之前、之中和之后的目的、态度和反应无关，只是说这种不应承受的委屈本身，能否让承受者变得高尚而必须受人尊敬。
2.假如你个人确实尊敬这个人了，那么你的尊敬里，有没有是由于那人受这委屈之前、之中和之后的目的、态度和反应造成的？如果有，你对于这些目的、态度和反应的判断，是否一定程度上是道听途说之后的主观猜测，或者干脆是受旁人流行观点（包括宣传）所影响的?
抛开六四这个问题，因为现在还有很多局内人的在，六四的认识必然存在太多的主观的因素。想想五四。
五四所被冠上的历史意义，是否真的确实。这个被我们从小学习了无数遍的历史意义，其实存在很大的被执政党cook的成分。很大。于是五四的意义，就成了是共产党在中国产生的历史必要条件之一，甚至有点决定性的意味了。
五四和70年后的六四的产生很多共性，青年学生被一种本质上具有叛逆性的价值观感召，产生热血沸腾的冲动，然后又在对现实不切实际的预期之下，让沸腾的热血，变成沸腾的行动。行动中，没有人对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数千年的心理和行为规律做出合理的考虑。
什么心理和行为特点呢？当一个人的尊严被“理论上”羞辱的时候，他肯定想到的找到另外的理论还击。但是如果此人已经被逼到没有理论可以依靠的时候，他心理一定在转向武力还击。这时候是否使用武力已经不由本人控制，而是由羞辱一方是否适可而止决定。这种心理和行为的特点，在中国人的个人生活层面和社会生活层面发生的可能性没有太大的差异。或者可以说，中国人是把自己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很大程度地融在一起的。两者之间没有太明显的界限。一个在社会生活中失败的人，其个人生活就基本上一起也被宕了。
当学生们打出小平你好（坏）的横幅的时候（这个是否89还是87年的事我已经记不清了），它产生的效果就是这样。跟70年前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一样。执政的人，执政得好就是功臣，执政的不好就是国贼。那么谁有办法保证执政得好呢？保证不了，那你作为执政者，不想成为国贼，是否只有和事老不作为这一条路可走了呢？今天的温总，中国经济没搞好，挣得钱全给美国打水漂了，这个3万亿美元外储，合多少十亿两黄金，比清政府累计赔款总量（相当于百万两黄金）的1000倍。是不是也要给他个国贼的帽子？这都是胡扯的理论。你如果情绪激动说话感情用事，就不能保证对方被激怒不会感情用事。
历史将来到底怎么写，不由我来决定。但是保不齐六四会被人像当年共产党写五四一样去写。六四真的有那么大功劳吗，六四那些人倡导的是真民主吗？就像1919年的学生一样，他们其实大多数的情绪是民族主义的（我们自己人可以说那是爱国主义的）属性的，不是民主没多大关系，跟民主主义革命也没关系。
只不过，今天你是执政党，你可以说五四是你的摇篮，明天他是执政党了，他保不齐说六四是他的襁褓。这就好像李开复的自传非要跟乔布斯挂上钩，唐骏的履历不整个博士不够味一样。给自己抬轿子的事，说谁都在干。有谁会自甘流氓还敢出去竞选的，他就是出来想给自己争取点民主权利都得掂量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