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鹃 （十二）
一个多月后，Nelson夫人的一封信让事情暴露了。
Nelson夫人给杜鹃和我写了封信，信中提到在北京玩得很愉快，尤其是我带她游玩的那一天。为此，她特地向我和杜鹃表示感谢。外国人很会表扬人，按道理我们看着应该非常高兴。可后面却出现了这句话：“我希望娟能够喜欢那条项链，我肯定你戴上它会更加美丽。”
周末，杜鹃来的比平时稍微早了点，几个单身汉还聚在我宿舍吃晚饭。我问：“吃晚饭了没，现在食堂还开了，我给你打点？”
杜鹃：“我吃过了，你们吃吧。”语调虽然很平静，但我觉察到语气中藏有乌云。
大家走了，我边吃边逗她。她很平静，说：“你先吃饭吧，吃饭时多说话对身体不好。”
我吃完东西，到盥洗室将饭碗洗好。等我回到宿舍时，发现杜鹃在一边沉者脸看书。Nelson夫人的那封信展开在桌子上。我拿起来一看，高兴地说：“嗨，这人真够姐们，还给咱写信。”然后就看起来。
杜鹃的异常情绪已经让我意识到信里有问题了，我快扫过去，立刻发现了那句话。然后，假装仔细看信，边想着怎么给杜鹃解释。
杜鹃问：“看完了？”
“嗯。我在琢磨呀，要是我认她做个干姐，她能不能给我做出国留学担保人。”试着把问题引开。
“那项链是怎么回事？”杜鹃平静地问。我想我只能说出实情了。然后我就将那天的情形详细地给她说了。
“那你为什么说那是你买给我的礼物？”
我说：“为何不是？Nelson夫人因我的缘故，买了这礼物让我送给你，难道算是别人的礼物？ ”
“那你为何不告诉我？”
“告诉你什么？”我的狡辩逻辑自然地就出来了。
"告诉我是谁出钱买的。现在我甚至怀疑，是不是当时你用什么手段诱使她出的钱？"语调依然平静，但我呼吸到她的怒火了。
“嗨，丫头。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俩先别谈自己这件事，我来给你讲个故事，一个贫穷的农民，到地主家打一个月短工。由于他非常勤劳，活做得非常仔细，深得东家的满意。离开的时候，地主除了给他付了工钱，还送给他5尺绸缎。农民回到家，看见妻子在家一个人又是带孩子，又是照顾老人非常辛苦。所以，他将绸缎交给妻子，说：‘老婆，这是我给你的，结婚三周年纪念。’你觉得这样的情景美吗？”
杜鹃：“大仙，你又来忽悠我。这个和你那个不一样。”
“嘘，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给你另一个故事情节。那个农民回家，看见妻子在家一个人又是带孩子，又是照顾老人非常辛苦。所以，他将绸缎交给妻子，说：‘老婆，这个绸缎是东家对我的奖赏。你说这东家也是，奖赏我还不如直接给我多点工钱，你说这料子咱一个穷人家怎么穿的出去呀。’”
然后我问杜鹃：“假如你是那妻子，你觉得哪种说法你更喜欢？”
杜鹃憋不住乐了，用手锤打我肩膀：“你这家伙，明明不对的东西，到你嘴里转了转就成对的了。老实告诉我，你有没有诱使人家出钱。”
这时我认真了：“丫头，你也太看不起你大仙哥哥了。我这人这辈子也许会有一天干出抢银行的事情，但不会成为一个骗子，更不会去乞讨！”
“任何事情？包括爱情？”
我回答很坚定：“对，包括爱情。”
她想了一会，说：“那你上次设局保房子，难道不是骗？”
“那是策略，不是骗。骗子对受害者的欺骗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你在街上，有人让你捐钱给失学儿童，你捐了，但后来这人将钱拿回去自己盖房子了。这人就是个骗子。可是，如果你在街上遇到个流氓，你摆脱不了他，然后你假装说：‘大哥，我看你挺不错的，可是这里太没情调了。要不我们到前面一家旅馆包间房子？我买单？行吗？’然后，这家伙真以为你看上他了，就跟你进了那楼。一进去，你就让保安将其抓获，试问，你难道是骗子吗？”
“去你的，气死我了，以后说‘假如”的时候别拉上我！还有，你这纯粹是胡搅蛮缠，上次人家赵处长威胁你生命了吗？”
“人对基本需求因具体情形是会产生极端看法的。比如，事业，爱情和生命，一般人会认为生命最重要，爱情次之，事业第三。但将事业看得比爱情和生命还重的人不少吧？将爱情看的比生命还重的人就更多了。实际你想想，生命都没了，爱情和事业不也都完了。可是，人的情绪有时候是不能以一般理智来控制的。比如现在这种情况，房子对于我，那就比一切重要。赵留根要夺我房子，如同动我命根子，我给他来点策略，难道不正常？”
杜鹃睁着眼睛傻傻地看着我，然后问我：“你认为爱情比生命更重要吗？”
我没想到她会问这个。我想打个马虎眼：“这个问题呀，我还得好好想想。”
杜鹃调皮地笑了：“你不答，我也知道答案。”
然后，她又回到占房那件事上：“大仙，我不是找事跟你争呀，我就不明白，难道你在决定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没有道德法律什么的能约束你？”
我沉默了一下，答：“我觉得，人追求某种目标的能量和目标的重要性成正比。而当追求的能量大到某种程度，一切约束都会荡然无存。但是，这中间的量是因人而异的，所以才有互相不理解的情况发生。可能有一天，当你遇到某个目标，你也有可能会不惜一切代价使用一切手段去得到它。”
“嗯，有点道理。嗨，大仙，怎么回事，每次都这样，明明是你不对，可说到最后都是你有理。你应该去当律师。或者当个商人，估计消费者都会听你的。”
我笑：“过奖，过奖。”
“大仙，我不是开玩笑，是真的。你呀，在研究所搞科研太埋没你才能了。”杜鹃一脸严肃。
“别庸人自扰了。好了好了，我们去跳舞吧。”我敷衍过去。
杜鹃 （十三）
有人说，男人的想法来自于推理或冲动，而女人的想法则来自于感觉或意象。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给杜鹃这样一个感觉，那就是我人生的发展方向应该在商业，而不是科研。不过，想法总归是想法，如果生活上没有什么变化，杜鹃顶多发发感慨，比如说：“哎呀，大仙呀，你真该离开研究所下海经商去。”
在我们研究室，一直有个重点课题组，而大仙是其中的一员。这个课题组的背后后台是一位老研究员。老先生解放前就是天津北洋大学的系主任。解放初期出任部科技司总工程师。同很多优秀的知识分子一样，老先生没有逃过“反右”这一劫。不过，幸运的是，对于他这个右派的处理要比钱伟长他们好多了。他被下放到我们研究室，工资待遇不变，仍然是二级研究员待遇。到了1961年，右派帽子也被撤了。老先生本来就不喜欢当官，来到研究所，感觉更自在一些。另外，所里各层领导都十分尊重他。我去研究所的时候，他是所里研究员中唯一配有专用汽车和司机的人。
有了这个活菩萨，部里每个5年计划的重点科研课题自然就是我们研究室的了，另外，老先生在国家科委里也有很厚的人脉，一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也能分上一份羹。有个这些，我们这个课题组的人自然就是室里乃至所里的宠儿了。当初，大仙硕士毕业为进这里也是让导师费了不少功夫推荐才成功的。
两个变故让我们这个课题组一下子从天上掉到了地上。一是老先生到南方出差的时候仙逝在旅馆里。二是，部科技司对新的5年计划的课题采用了所谓的竞争机制。一些大学教授们挤进了与我们的争食行列。我们课题组真正的领导人（老先生的嫡系继承人）是个书呆子，除了正常的课题申请渠道，从来没想到过如何和科技司的那帮人搞关系。你想，这样怎么能够斗得过那些如狼似虎的竞争者。所以，等部里课题评选结果一下来，我们除了一个10万的课题外，别的一无所获。当然，我们手里现有的课题还够我们玩几年的，但对以后却不免充满着迷惘。
另外，所里的一项政策性变化更给我们增加了危机感。研究所除了从部里拿课题外，还可以直接和地方政府和企业联系拿到课题。我们称传统的从部里或科委得到的课题为纵向课题，称其他渠道来的课题为横向课题。
横向课题与纵向课题的显著区别是其资金使用的灵活性。对于纵向课题，科委和部里都有一套监督使用的机制。你可以用它来买设备，买电脑，做实验，出差，开会，但你不能用它来发奖金。也就是说，除了所里能扣去一定比例的管理费外，你不能用它来创收。而横向课题就不同了，研究资金一到，你就可以用它来发奖金了。实际上，你只要满足了地方企业给该课题提出的成果要求，这些钱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后来，这个横向课题基本和科研无关了，很多都是设计或技术咨询服务等领域的事情。
所里政策性变化的主旨就是要多发展横向课题，这样大家可以多分钱。具体措施就是以后的奖金不再是研究所或研究室一刀切了。说要打破大锅饭，实行多劳多得，谁拿的横向课题多（所谓的创收多）所得的奖金就越多。
如此一来，我们课题组就惨了，宠儿一下子变成了弃儿。组里一些人为了摆脱光干活得不到奖金的困境想起了办法。有些入兼入了别人的横向课题组，另一些选择另立山头，自己到外面找横向课题去了。还有一两个胆子更大一些，干脆停薪留职，到南方下海去了。
大仙自然要为此烦恼。但当时除了背后发点牢骚外，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方略。第一，大仙不喜欢设计或服务性质的工作，真要做的话，我想干脆到设计院去，那里才是一流设计师该去的地方，像我们这样到处捞小的设计项目有些丢份。第二，大仙一没有靠山，二没有资金，下海经商只能去打工，心里没多大兴趣。
当杜鹃得知我的处境时，她似乎看到了我以后生命中某种意象。好像我是一块矿渣里的金块，使其闪光唯一所缺的就是擦去沾在我身上的泥土。
擦泥工作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我和杜鹃的激烈对峙。为了使我对远景有清晰的憧憬，杜鹃极力给我宣传工商成熟人士的风采。比如，某些书籍有言：“在美国，一流智商的人经商，二流智商的人从政，三流智商的人才去搞科学。”等等，从文化层面上动摇我“科研至上”的优越感。
另外，那段时间，杜鹃常带我接触上商界人士。只要是她部里有这方面的活动，她都拉着我去参加。开始的时候，看到这些趾高气扬西服革履的家伙们是有些让人羡慕，但看多了，了解了他们，神迷感就淡然无存了。这样，我在杜鹃面前酣畅地表露着我对这些人的蔑视。
杜鹃对我的顽固当然很生气，但她表现出很大的耐心。对于我的狂妄言语，斥责的少，说服的多。但这样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我的肆无忌惮。最后，我们俩不可避免的冲突来了。
那次是个台商到北京，杜鹃负责接待。当她知道这个台商以前曾在大学教书时，非常高兴，认为这人和我经历类似，应该能成为我学习的榜样。所以，她就特地安排让我能见他一次。
台商姓蔡，名国宏。说话谈吐很有修养。我和杜鹃晚上在酒店酒吧间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确实让我感觉到他与一般商人不同的气质。
谈话开始的氛围是非常融洽的。杜鹃借机说：“蔡先生，大仙现在从事科研，有意想往工商业上转，不知蔡先生有什么好的建议。”
蔡国宏打量了一下我，他有些误会了，以为杜鹃是来给我介绍工作的。便客气地说：“杜小姐，我们那个公司属于化工行业，和大仙先生的专业离得很远。当然了，如果大仙先生能有杜小姐这样的公关和组织能力，到我们市场部搞搞推广还是可以的。”
没等杜鹃解释，我急忙问：“如果杜小姐肯下海到贵公司，请问能够给她什么职位和待遇呢?”
蔡国宏:“她要去，我给她做市场部经理。月薪1万。”
我笑了。忙对他说：“我们今天来，不是要到你公司工作，我们只是想以你的经验确认一下，像我这样的人是否适合到商海里沾沾水。”
蔡国宏也笑了：“哈，误会误会，抱歉抱歉。”杜鹃在一边没说话，但我感觉到她对我和蔡国宏交流结果不很满意。
然后我问到蔡国宏以前在大学教什么的。他说教的是历史。然后我们谈到几段史记中的事情。也许是对过去讲台的怀念，也可能是几杯酒让他兴奋了，这家伙居然滔滔不绝地给我们讲起课来。
忽然之间，此人的高雅形象在我面前荡然无存，让我觉得和以前那些夸夸其谈的商人没什么两样。我抓住他讲话中的两个错误，毫不留情地驳斥他。他似乎有些不服气，说史书中就是这么写的。我看着他：“蔡先生，经商适合不适合你我不太清楚，但你弃教似乎是个明智的选择。”然后，我把史记那段文字给他背了出来。
然后，一切似乎都是尴尬的。跟蔡国宏告别时，杜鹃的微笑似乎已经压不住她即将喷发的怒火了。还没等我们走出酒店大门，她就恶狠狠地对我说：“大仙！你太令人失望了，连基本的礼节都没有！”
这次我没能沉默：“是，我这人永远不能，也绝对不会具备你所期望的这等修养。”
杜鹃继续咆哮：“你不仅没有修养，心胸还如此狭隘。人家说你不如我就受不了了？你是不是觉得你一直得比别人强才行？”
我回应：“谢谢提醒，我的确好胜心强，但是我会注意和谁去比。拜托了，请你以后不要再让我和别人比赛画圈看谁圆好吗？我比不过！”
“你以为还有以后？哼！”说完，杜鹃自己打车走了。
当怒气在我脑际逐渐消失的时候，我慢慢感到一阵轻松，同时也感到一种自由。忽然我脑际冒出一个想法，我需要某种改变，而这改变绝不是杜鹃所期待的下海经商。
杜鹃 （十四）
当感情的航船触礁的时候，驾船人首先的反应自然是想横跨过去。你竭力抗争，试着将航船推向前方的阔水。这个过程其实是对你信心的折磨。一次次地努力后，航船纹丝不动，你的信心就开始动摇了。然后，人本能的脱困意识会让你将目光移到侧面或后方，因为你知道，前方的航道虽然广阔，可你到不了那里。
我应该算个执着的人，但不会钻牛角尖地死撞那南墙。我想，我和杜鹃的感情航船现在就在那礁石上。我无法改变我自己，让自己为了爱情而改变我的职业，兴趣，以及我一直以来所编制的理想。
除非杜鹃改变她对我这方面的期望，不然我们无法前行。所以，在那次和杜鹃的激烈冲突后，我给她写了封信。冷静详细地说明了我对职业以及兴趣的取向。
连着几周，杜鹃周末和周日没来，我们也没有电话交流。我知道，她一定收到了我的信。我需要给她时间让她思考。另外，我也在筹划如何改变我的生活，也就是要离开研究所。
无法调出，即使我找到另一家单位。所以除辞职外，我唯一能离开研究所的办法就是读博士。可就是读博士还得需要所里批准。为此，我和我们课题组长好好地聊了一次。实际上那时候他手下除了他几个研究生和实验员外，几乎没别人了。我一直留在那里自然让他感觉到我的忠诚。当我很直接地向他表示我读博的愿望时，他立刻答应会找所领导帮我说说。
可是，他没想到，他说话的分量已经不比从前了。当他向管科研的副所长刘学诗说，我们要培养人才，需要鼓励年轻人深造，然后表明了支持我去读博的意思时，刘学诗笑了一声：“你以为他拿了博士还会回到你课题组？”
当我从组长口中听到刘学诗不想批准我考试的意思后，我清楚知道正常渠道和正常方式可能不管用了。但程序我还得走。我写了申请，让课堂组长先批，然后让室主任批。室主任知道他的意见不足轻重，所以写了个不痛不痒的批语：“报所里批准。”
我找到刘学诗。第一次我没怎么说话，只是笑着说明了情况，请他批准。他说所里要研究研究。
一周以后，我去人事室要开报考的介绍信。人事室主任开始劝我，说咱们所里硕士就够了。我笑了：“主任，这不是你的意思，一定是刘所长的意思吧。”他笑了，没说不是，也没说是。
我直接找到刘学诗，问他为何不批。他搬出一套官腔，说这是所领导全盘考虑得出的共识，认为我们研究所现阶段不需要博士。我笑了：“不对吧，我怎么在年初听所长报告说，以后我们要吸引和吸收博士和博士后等高级人才。我是听了那个报告才决定报考的。需要不需要和所长证实一下？”
他火了：“早就听说你这个年轻人不好管，看来还真是的。这个是所里决定的。就这样了。”
我知道这事肯定会和他有冲突，但没想到来得这么早。既然他火了，我便和他争论起来。我声调之高，自然让隔壁的所长办公室的人听到了。有人将我拉到所长办公室，所长是个研究员，修养很好。见我很激动，他显然不满意。但当我将我和副所长之间争论的内容向他平静地汇报后，他皱了一下眉毛，然后对我说：“我们再考虑一下，你先别激动。”
我确信刘学诗根本就没有将我的事情告诉所长，这是好的迹象。但我清楚知道所长虽然对刘学诗处理此事的方式有些不满，但如果刘学诗坚持己见，所长是不会和他翻脸来帮助我的。因此，刘学诗这关还得我自己去过。
接下来的两周，我每天上班就到刘学诗那里。他有点不愿意搭理我，但我表现得很有耐心。我拿着报纸在他办公室的沙发上坐着看。开始还有人问我，后来都知道就不问了。我舒舒服服地看完所有报纸，11点离开那里。
慢慢刘学诗烦了。先找室主任劝我，可主任跟我闲聊了几回就告诉他劝不住我。后来，他威胁我要停我奖金和工资，我说只要你按规定办事，我一定接受。后来，他早上将办公室们内锁了，我就坐在他门口走廊的地上看报纸，等有人找他时我再进去。
张洪知道后，过来说：“大仙，你这策略不灵。你想，他要是再耗你一个月，等报名时间过了，他就胜利了。你可能不知道，这家伙据说脸皮忒厚。”
“问题是，我总不能带把刀吓唬人家吧。”
“为将者，当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能光斗勇，得斗智。”
我想这家伙一定有主意。忙堆着笑脸求教。
张洪说：“所里马上要工会换届，有几个室的工会代表是我们单身，找他们说说。”
我心里一亮。立刻找到室主任，要求当工会代表。工会代表本来就没人愿意当，主任没料到我有别的想法，就答应了。
工会开会的时候，大家讨论的都是如何明年给职工买福利品的事，什么山西的花生不如河北的，今年的蜜桃没去年好，等等等等。好不容易等他们说完了，我才站起来，将我报名考试受到所领导不公正对待的事情说了。
几个年轻人立刻起来呼应，一时间群情激昂，要工会主席表态。最后，主席说他要向所领导汇报。
过来几天，刘学诗打电话找我。说经所领导研究，同意我报考，但机会只有一次，考不上以后不会再批准我类似的申请等等。我欣然接受。
此时我和杜鹃有一个半月没有联系了。当我考博得到批准的时候，我忽然特别想要见她。同时一种深深的歉意从我心中涌起。在经历这一个多月非正常的生活以后，我如同一个刚出狱的囚犯，急切需要见自己的亲人。
当杜鹃接到我电话的时候，没有说话，但我听到她长长的呼吸声。我说：“丫头，这一个月的事情我慢慢再跟你解释，但我现在急切要见你。你如果不想来，我就去你那里。”
电话那边还是没有声音。我继续说：“这样吧，我马上到你办公室！”
终于有声音，很平静：“还是我去吧。”然后电话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