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思量，自难忘 by 黄毓璜

不思量，自难忘
——往事二题
黄毓璜

辛国俊同学

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初中毕业后去南京投考，取道无锡转火车的当儿，溜达到大洋桥上一番左顾右盼，当即改变了主意，决定留在这座美丽的城市报考。人生遇合充满偶然，如果没有大洋桥上的一瞥，或者，辛国俊不是选择了大运河畔的无锡三中，我们便不会成为在一个班级、一个宿舍共处三年的同学。
与辛国俊的日趋亲近，要归结到这所老校、名校课余活动异常丰富。有各学科的兴趣组合，有林立的诸多社团：“百灵鸟合唱团”、“海鸥话剧团”、“天鹅舞蹈团”、“山鹰杂技团”、“凤凰管弦乐团”、“云雀曲艺团”不一而足；学生会还成立了“天下大事”、“白鸽”以及“五四文学”几个编辑部。擅长吹笛的辛国俊和喜好话剧的我分别参加了相关社团，共同的爱好使我们更其投入两个文学编辑部的事务。辛国俊是编辑部挑大梁的角色，在组版、编、撰稿件中，其能力、活力和热情、才情，深得我们的称道。幽默、讽刺显然是其情有独钟的艺术旨趣，喜剧大师们的神态动作模仿得惟妙惟肖，庆典、聚会一经他主持必定谐趣横生。突出的印象在于他的一篇篇杂文和一幅幅漫画，屡有别出心裁的奇思，取譬连类的妙想，见人所未见，道人所未道。记得在内部抑或公开的报刊上发表作品，他常用“米岩”这个笔名，大概包含了对“米谷”先生的心仪。在校园，米岩差不多是颗“星”了，平日跟他走在一起，不准会碰到陌生同学指指点点点：“喏，米岩”。他成为“著名学生”，并非因为后来的担任学生会主席。

可以想见，在一个有那么多社团发现并培养才艺的学校里，学生会要组织“周末晚会”一类活动太不成问题，有时须得争取才能挤进“节目单”。看得出来，大家都希望能给人带来意外欢悦的辛国俊出场。我至今不很明白，他策划了表演节目何以总是一次次拉我搭档，有时会疑惑其故意让我“勉为其难”。那一回，我俩商量在年级联欢晚会上出个节目，他竟提议让我“冒充”一位“苏联专家”与会讲话，由他当翻译。“搞什么搞？”，我的各门功课里就数俄语差劲，他可是俄语学科的尖子呀。“谁让你个头高鼻梁也高呢”，理由充分，只好勉力上架。晚会节目过半，作为主持人的他煞有介事地宣布“好消息”：柴油机厂的苏联专家“彼什科夫”来参加我们晚会了，欢迎他。我已换上了从归侨同学那里凑齐的全副装配，在掌声中被从侧幕让上场来。我一边讲，他一边翻译，事先经俄语老师反复矫正的三分钟讲话基本达标；直到脱去帽子、取下眼镜，全场才醒悟过来，爆发开轰然大笑。欢快中，辛国俊挤眉弄眼地哩咕：“你俄语讲得很好嘛”------
我们进入高二年级的下半学期，也就是那个著名的1957年秋季的日子，渐次发觉，原本不知愁滋味的辛国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向来绘声绘色地谈笑风生的他，少言寡语地沉闷起来，仿佛《聊斋》中那位“婴宁”的前后判若两人。大家不再看到米岩的杂文，漫画新作，爱吹的一把笛子不知何时换成了一杆箫。跟人的交往日渐稀疏，以前节假日回家，曾几次要我同行，此后不再邀约了，回校时给我带两个粽子、鸡蛋什么的，也只默默地放在我的床边。他始终不说什么，我们也打探不出什么。直到听说其在河埒口当教师的母亲被划为右派，才明白了几分原委。我知道，右派的亲人们难以胜计，他们蒙受的灾难远甚于辛氏者何止万千，然而，我无法一般地责之以“脆弱”要求其“坚强”，不只是了解他早年丧父，母亲是他相依为命的唯一亲人；更能体察到这位少年好友未经历炼也未经污染的心灵，深知其对于生活，一直怀抱过于天真的信念和过于美好的期待，唯其如此，这一突如其来得打击，就不能不在他那里显见得分外沉重。
多少年后，当他已经在晓庄师范执教二十载了，“文革”岁月已然远逝了，我们已在“摸着石头”步步向前了，我才找了一个机会去看望他。如果说有什么预期，当然就是想看到，生活是否已经“还原”了我这位少年伙伴。未料见面后略无重逢的惊喜，没有阔别后通常会有的叙说，连把招待我的一钵饭、一盘菜端到桌上，也仿佛当年悄悄把带给我的食品放在床边。一个多小时他说的话寥寥可数，说得平稳而寡淡，说得中规中矩而无神无彩。唉，这是辛国俊吗？是我那位气韵飞动的少年同窗吗？分别期间我诚然获知过，他工作十分认真负责，几度被评定为先进教师，但，我期待于他的，不止于此，不在于此------我努力不暴露内心的怅惘，可老同学毕竟明白而敏感，临别时，他忍不住幽幽地说出那句话 ：“黄毓璜，你对我失望了吧”。一时找不到应答的话语，只觉得百般滋味一拥而上，如雷轰顶。

母校三中七十校庆时，他到南京来参加活动，依然寡言少语，对来我家小酌的邀约推以时日，显见得淡于交往的样子。此后不久，老同学给我寄来一本自己的著作，关于陶行知的研究。当然欣慰，赶紧披阅一过，却仍感到没找到心目中的故人。我是想到其显露过的秉赋和才华，想到其激扬过的发现能力和创造精神，以为睿智如当年的辛国俊，决不该只是成就为一位积累丰富、思路清晰、立论工稳而文达意顺的学者。

出于老年人的怀旧，月前打电话去陶行知纪念馆，他退休前在那里主持工作。接电话的是现任馆长王先生，王先生问明我跟辛国俊的关系，充满哀婉地诉告：辛先生已于年前去世。
魂兮归来，我所敬重的少年同学。

熊喜然校长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被统配到一所农村中学教书，时任该校校长的熊喜然先生便成为我的第一个上级。“上级”固属是“领导”，却也并非一码事，区别大体在于：我们一生下来就在许多领导之下存活，而若然启用上级这个称谓，则须得自己有了“职级”之后。

我们的生存环境里，有了“上级”便算“有福”原不难理喻。只是哪灾祸普降的特定岁月，有还是没有上级，在“须得挨饿”这一点上区别不大。
也许因为记忆往往容易在“区别”处驻扎，对第一个上级的难以忘却，恰恰因为他经营出一种区别：区别于国人的普遍饿瘪肚皮，我们幸免此难，小小校园平静而和煦，不曾有过饥馑一类的记忆。至今想到那个年代许多饿死的魂灵以及无数饿得浮肿的躯体，内心不能不屡生“先天下之饱而饱”者的愧疚；当然，也不能不深深感戴造福于一校的第一个上级。

国家制定“低标准”时一定仍不失体恤之心，特殊行业的口粮供应可以略高这一补充政策便是明证。在学校，体育教师属此列。那时候，小的中学通常缺少专职的体育、音乐、美术类教师，负责排课的教务因而被一校之长告知：给年轻的老师每人担任两节体育课。当下我分得两节，口粮上调了十五斤。高兴之余想过，有关部门核准时，不见得不知道“兼两节体育课的教师”跟“体育教师”之间存在的区别，他们不顾忌“问职”的可能而“稀里糊涂”地通过，肯定包含一种理解与宽容，包含了一种缘自信赖的底气——校长向来以正直、秉公著称一方，不必怀疑其决策离谱、行事孟浪，何况，来上这点小小心计，“事出有因”且“无伤大雅”。

这自然也得助于学校极小。小单位不像大单位那样，上下级之间还有“中级”；小型中学的校长，事无巨细得直接面对，明显多了些繁杂；可学校人少，也有“好办事”的一面；加之学校在农村，更有一点小田地可供经营。那年月，这点显见得很为重要的“有利条件”，可算被熊校长用足了。他一手抓教学、一手抓生产地操心劳碌，事必躬亲而不憛担待，彼时我们感慨过：温文尔雅的熊校长，连同“生产队长”的职事一肩挑了。

一如差不多每天要进教室听两节文化课，校长差不多每天也会介入一个班的劳动课。那一阵，我们的劳动课其实也不妨称为“农业生产课”。跟旨在锻炼的劳动课有异，“农业生产课”是要出“农产品”的，不能毕其功于“课内”。于是，你不准就能远远地看到学校的一道风景——不定什么时候，便会看到校长独个儿在地里“补课”。上行下效，住校师生饭后自觉到地里补点水、肥什么的也就成为习惯。为改善伙食，学校砌起猪栏养上了几只猪。那年代，把猪养肥了乃至要养活了太不容易，为此实施师生员工轮值照料。出于体贴事事躬亲的校长，大家一致反对他参与轮值。他总算不韪属下的好意，却仍放心不下；几次风雪交加、寒潮袭来的深夜，值班人员抱上稻草走近猪栏时，都发现更有早行人，熊校长已先期到达，忙着给猪栏铺草------

“农副并举”有效地丰富了食堂。记得员工和住校学生早晨的稀饭那一片诱人的奶白，米粥里足量投入了用学校收获的黄豆研制的粉末。还记得，在那个票证金贵的年代，学校的食堂竟然渐次取消了“饭票”与“菜票”的区别而共通使用，这在粮食日趋紧张的当时，确实就是令兄弟学校羡慕不已、让友邻单位讶异莫名的举措了。

有一件令我一直铭记的事关涉到母亲，那年寒假后，带上母亲路远迢迢去她儿子工作的地区小住。到达第三天，逼仄的食堂摆下了三桌饭菜，在当时，就是待客的规模了。坐在身边的母亲悄悄地问：“今天学校有什么事情吗？”。我一无所知，学校按部就班过日子，从无会餐一类的事，不知“今夕何夕”。不在食堂吃饭的校长破例参加了这顿饭局，却也一直没说有何主题，同仁间似乎也有不谈所以的默契。只有一位同宿舍的老教师，事后跟我不着边际地说了一句“老黄，校长器重你”。略一回味，便觉是了，那顿饭，除了为母亲，没有其它原因。这是对于一个饿乡来的老人的敬惜，也是对于一个尽心尽责于教学的下级的垂青。校长的不露声，同事的心照不宣，造成“主题不明”的缺憾，这缺憾是美丽的，也是必要的，在那个年代，为一个地主出生的下属的母亲“接风”，怎么说也不是一件可以张扬而不须顾忌的事。

校长一家住在学校的两间草房里，公私分明达于苛刻。“生产自救”多所补益于师生的伙食，他家里却从来不到食堂打饭买菜，自己也不肯购买食堂的票证。在校园，偶尔看到他妻子单薄的身影，看到他一双小儿女多少显见营养不良的瘦弱，我们议论起来都有种难以尽述的滋味，带有几多酸楚、几多感动和几多敬仰。

后来，熊校长被组织上调到一个演出单位任指导员，非关升迁却表明充分信赖：那一阵，说这个很有水平的团体也不无“危险”之处，是指在这里历任领导的爷们曾屡因男女之事出些麻烦，有意派去一位外貌上偏丑的，到头来也未能“全身而退”；熊校长仪表堂堂而始终“安然无恙”，不负组织上的“特选”。再后来，校长调进了组织部，基层有言，跟着宣传部，常写检讨书，跟着组织部，不断有进步；校长有没有“进步”了呢？一直没有打探。
前些时听到两位老同学相继去世的消息，还萌发了解一下老校长是否健在的念头，想想还是作罢。故人的“两茫茫”原系无可奈何的世事之常和人生定数，思量不思量无关紧要，能得一份忆念活在心里，就不枉彼此的江湖一度遇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