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工作-革命假夫妻

张文秋是革命烈士刘谦初的夫人。他们的婚史仅仅只有四年，即从1927年4月到1931年4月。在这四年中，张文秋遵照党的决定，先后与两位男同志扮为假夫妻，从事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刘谦初牺牲后，张文秋化悲痛为力量，又曾组织过两个临时“家庭”。
　　改名“李丽娟”和刘先源组成了第一个“家”
　　1927年，张文秋与刘谦初结婚不久，就从故乡京山躺在棺材里装死人逃到武汉，寻找省委的一个联络点，接头暗号是请她的“表哥”介绍工作。一星期后，她与一个陌生男人对上暗号，那人对她的近况作了仔细询问后，便领她到了汉口，进了三德里一幢三层小洋楼，里面有个30来岁的男人正等着她。她正纳闷，那人却笑道：“你不是要找‘表哥’吗?怎么见了面还不认识?”原来他就是常驻湖北省委的中央特派员唐戈德，代号为“表哥”。他指着领张文秋来的同志说，这位是新任湖北省委秘书长刘先源同志。
　　“表哥”通知张文秋：“组织已决定，你留在省委机关，担任秘书处副处长兼机要秘书，受刘先源同志直接领导。从今天起，你与刘同志伪装成一个家庭，以掩护机关工作。你的名字叫李丽娟，公开身份是小学教员，目前没有教课，就在‘家’里当‘太太’。你有什么意见吗?”
　　一下子变成李丽娟的张文秋说：“我一直是做公开的群众工作的，现在让我搞地下工作，还要装成‘太太’，恐怕适应不了。” “表哥”说：“让你装成‘太太’，是为了应付环境和对付敌人的。不以家庭名义就租不到房子。对外是‘夫妻’，对内还是同志关系，但公开场合一定要装得像，不能让人看出破绽，这是党交给的任务!”
　　“可是我已经结婚，有了爱人呀。” “正因为这一点，才让你装成‘太太’，没结过婚的还不适合呢……组织上知道你有应付敌人的能力和经验，才把这副担子交给你。”
　　张文秋毅然说：“我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于是，他们一起将房间使用、联络办法、文件收藏和警号放置等具体问题一一安排妥当。刘先源让她以女主人身份去置办家具，再雇一名女佣。一个新的“家庭”就这样建立了。 夜里，张文秋正在发愁，这“戏”该怎么演呢?“表哥”进来了，严肃地宣布了地下工作的纪律：因工作需要，以假夫妻名义为掩护，又需同居一起的男女不准谈情说爱，更不得发生男女关系；如一方已有爱人，另一方绝对不准向其求爱；在保持假夫妻关系期间，对外要尽量装得像，保证不出漏洞，一旦工作结束，就解除“夫妻”关系。“表哥”最后说：“这都是保证党的安全的铁的纪律，任何人都得无条件遵守。如有违反，轻则给予处分，重则开除党籍直至处决。李丽娟同志，你没有做过秘密工作，这些纪律应该牢牢记住并绝对执行。”张文秋庄严地回答：“我都记住了，保证遵照执行!”
　　从当晚起，他们在三楼临街窗口挂上两条肥皂作警号，正常时挂在那里，一旦发生险情立即取下。 刘先源送走“表哥”后，又带回一套被褥。张文秋心里总是不太踏实，如今只剩下他们“夫妻”二人，并且从此每日每夜共居一室，这“戏”可怎么往下演呢?
　　刘先源似乎看出她的心思，轻轻地将被褥铺到小套间一张小床上，笑着说：“我睡这儿，你就在大床上安心睡吧。” 一会儿，刘先源就打起呼噜，可张文秋还坐在床边发愣。几个月来，腥风血雨，出生入死，简直无法安身，如今忽然有了个“家”，还当上了“太太”，只是这位“先生”却不是自己的丈夫，两天前还根本不认识他，至今也不知他的真实姓名和确切来历。而自己的丈夫刘谦初，也不知身在何方甚至存亡难测……快天亮时，她才和衣倒在床上迷糊了一会。 起床后，他们故意亲亲热热地一起洗漱和用早餐。“丈夫”出去“上班”了，“太太”让许妈上街买菜，自己在“家”收拾新居。
　　晚饭前，“先生”和“表哥”又一起回来，还带了两只皮箱。深夜，他们打开箱子，一箱是等待分发或需密码转译、作技术处理的文件，另一箱全是绝密材料。刘先源认真地教张文秋处理文件的技术方法。在“先生”和“表哥”的指导下，张文秋开始了新鲜而神秘的地下工作。他们彼此配合得非常默契，省委对他们的工作表示满意。只是“先生”和“表哥”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许多重要工作都是张文秋独立完成。
　　当年秋天，“表哥”和“先生”奉命调往别处。“表哥”的工作由化名赵正卿的王为宪接替，刘先源的继任者叫李振亚（原名却不敢打听），他自称是李丽娟的“堂兄”。张文秋告诉许妈，她家“先生”去上海了，近期不回武汉，只得请“堂兄”来为“先生”代课。
　　不久，省委另一个秘密机关被敌人发现，新任中央特派员的王为宪不幸被捕。李振亚立即通知“李丽娟”迅速转移，将所有文件带走，又要走得不露声色。张文秋先将挂在三楼窗口的两条肥皂撤掉，又将所有的材料锁进箱子，“家”里的生活用品则一切照旧。她让许妈去叫来黄包车，说今天要送一个表妹去外地，并将她存在这里的两只皮箱带走。说着又给许妈留下一些钱，关照她看好家。
　　此时，王为宪之妻褚志元正在医院临产。张文秋化名“陈孟君”带着箱子来到医院，悄悄向褚志元报告了刚刚发生的紧急情况，又故意声称王为宪在上海，托自己为他照顾产妇。几天后，“陈孟君”带着箱子、产妇及婴儿转移到了一个新地点。
　　李振亚指示张文秋，马上把文件和褚志元母婴安置好，离开武汉去上海。 原来这次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已有30多位同志被捕且惨遭杀害，王为宪同志也在其中。两天后，张文秋怀着极其沉重的心情，乘船离开了武汉。
　　改名“张一萍”和林育南组成了第二个“家”
　　1930年4月，张文秋奉命去指定地点找一位叫“赵玉卿”的同志接受任务。到达目的地，见到的却是一位30来岁的身着西装革履架着墨镜的洋阔佬。她正犯嘀咕，那人却取下墨镜，用一口湖北话问：“怎么，认不出啦?”张文秋仔细一看不由得“啊呀”一声：“是你呀!几年不见，怎么在这里冒出来了!这不是做梦吧?”“不是做梦。这下子我们还要天天在一起呢!”
　　原来这位“赵玉卿”就是大革命时期张文秋在武汉工作的老乡、战友、领导林育南。他将作为“苏准会”机关负责人直接领导张文秋工作。
　　林育南说，他现在的公开身份是南洋归侨资本家，张文秋将装成他的“太太”共同主持一个不小的“家庭”，为了掩护，她应改名为“张一平”。张文秋说，自己连年东奔西跑，飘泊不定，不如取个浮萍的“萍”字。林育南点头赞成。
　　至此，先后叫李丽娟、陈孟君的张文秋更名为“张一萍”，并且成了一位阔气的“资本家太太”。 30年代初，全国各革命根据地纷纷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中央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苏维埃中央机构，以统一领导各地的苏维埃政权，为此，必须组织一次相关的会议（简称“苏准会”）。于是中共中央便抽调和集中了一批得力干部负责筹备。化妆成“侨商”及其“太太”的林育南、张文秋就是这一工作的具体负责人。
　　他们“夫妻”二人，先是寻租合适的房子，他们选中了现在叫北京西路和常德路口的一处两栋相连的三层楼房，前有院墙和铁门，进门后是一片树木花草遮掩着小楼，更可取的是另有后门和通道，既气派又安全，是一处闹中取静、外人难进的理想之地。
　　按照身份和工作需要，“老板”与“太太”住在二楼的豪华卧室，里面有高级钢丝床、红丝绒沙发、大小衣柜和写字台、穿衣镜、梳妆台，还有书橱、衣帽架及茶几等等，又陈列着各种摆设和盆花等欣赏品，下铺进口地毯，墙头挂名人字画，顶上吊着琉璃华灯，好一副富豪气派。中央领导人周恩来由林育南陪同进行了检查，觉得十分满意。周恩来细心地关照张一萍：在卧室的衣帽架挂上男人的睡衣睡帽，在床前再放上男人的拖鞋。使人觉得确是“赵老板”的住处。
　　当时，林育南不仅另有住家，还有妻子和女儿。妻子叫李莲贞，孩子已3岁，她们和林育南的秘书李平心夫妇住在愚园路全国总工会机关里。林育南原是“全总”秘书长，调来“苏准会”后，只能在夜间悄悄回去看望妻子和女儿，“赵老板”从来没有在“夫妻”共有的豪华卧室里住过。这套房子实际成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秘密交谈和批阅文件的专用地点，晚上则由张一萍独自享受了。
　　1930年5月20日，“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赵公馆”秘密召开了，来自全国十九个革命根据地的代表都是当地党和苏区的负责人。开幕时，中央总书记向忠发、政治局常委兼军委书记周恩来等领导人参加了会议。为了掩护，周恩来等设计了非常巧妙的伪装办法：由“赵老板”和“太太”对外宣称要为赵家“老太爷”过八十大寿，海内外赵氏子孙、亲友将前来拜寿。他们营造了一个颇有排场的“寿堂”，还特意请了一位老同志扮作“赵老太爷”，全体与会人员都统一了口径，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一口咬定是来“庆贺老太爷八秩寿辰”。于是，中华全国第一个最高红色政权的筹备会议，就这样在充满封建色彩的掩护下，在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中，顺利召开了!
　　这次会议开得十分圆满。可惜后来由于党内第二次“左”倾错误特别是“立三路线”而被批判否定，原来决定的活动被取消，有关人员受株连，有的机构、组织也奉命撤销甚至解散，其中也包括了林育南、张一萍主持并付出了大量心血的“苏准会”。“赵老板”林育南与“太太”张一萍也解除了“夫妻”关系。
　　不久，党内又出现了“王明路线”即第三次“左”倾错误，把一大批立场坚定的革命同志当成“异端分子”，受到无情打击。林育南等也不幸被列入其中，结果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党内外联手造成的历史悲剧。 1931年2月7日，林育南等24名党的领导人与杰出活动家在上海龙华遭到秘密杀害，史称“龙华惨案”。
　　张文秋和林育南的“夫妻”关系虽然不是真的，但她对失去了林育南这样胜过亲人的生死战友的悲痛并不亚于李莲贞等同志。更没想到，她正关在济南监狱中的丈夫刘谦初，不久也壮烈牺牲了!
　　当时叫做张一萍的张文秋，在不足两个月中连续经受了失“夫”又丧夫的心灵苦痛，为革命事业付出了特殊的代价和牺牲。
　　她与德籍华人李照高组成了第三个“家”。
　　“苏准会”的工作结束后，张文秋调到了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军委联络处。当她去董秋斯家探望女儿思齐时，认识了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后来女作家将张文秋的故事写成报告文学送到国外发表了。著名情报专家理查德·佐尔格看了张文秋的故事，对她非常感兴趣。一天，周恩来带着张文秋来到佐尔格处说：“从今天起，张文秋的关系就转到共产国际远东四局。”从此，张文秋就在佐尔格的领导下工作了。
　　原来佐尔格领导的情报小组是专门搜集各地特别是国民党上层的军政动向和社会情况，整理后报给莫斯科，作为共产国际制定政策的参考依据。张文秋报到后，又奉命与一同志结为“夫妻”，“丈夫”是德籍华人吴照高，他是“佐尔格小组”的一个负责人。
　　吴照高和张文秋在法租界租下了一处三层小楼，置办了各种家具和生活用品，还雇了一位老女佣，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男女主人的卧室在二楼。
　　这里有严格规定：凡到共产国际机构工作的人员，都得与原来所属党组织切断联系。张文秋等中国同志，不仅不能与中共党内的组织和同志相互往来，也不准与所有亲友私下接触，连上街遇见熟人也不能打招呼，更不准暴露现在的工作地点及其活动情况。
　　张文秋的工作是负责搜集和阅读上海、南京、北平等大城市的报纸，将其中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方面的报道分门别类摘录出来，整理成文字资料，交给佐尔格处理，佐尔格审定之后，译为密码或作缩微、化学等技术处理，陆续发往莫斯科。
　　这期间，张文秋违反了一次纪律。一天，是法国的什么节日，许多人到法租界结队游行。张文秋想，反正现在既没事又没别人，就悄悄下楼站在门口街边看热闹。看了一会又悄悄回到二楼，谁知进门就见吴照高怒气冲冲地坐在自己房间里，劈头就问：“你干什么去了?去到哪里?多长时间?见到什么人?碰到熟人说过什么没有?”张一萍如实报告了。吴照高却继续严厉训斥她：“你可不能隐瞒,如果在外面碰到熟人，让人发现你在这里，就会暴露我们的机关，后果将十分严重。你一定要讲实话，万一有了问题，我们好采取措施。”张文秋很不开心地说：“我已经说过，没有遇见熟人，没有就是没有!”吴照高却不依不饶：“没有也不行。你私自外出，已经违反了纪律，必须承认错误!”张文秋只得低头认错，保证决不再犯。不过，通过这次事件，吴照高对张文秋的性格与作风有了进一步了解。在与佐尔格商量后，决定发挥她的好动性与敢闯精神，任命她为驻华情报机构南方站站长，负责南方几省情报网的组织和联系。
　　张文秋离开吴照高的第一次任务是去香港传达一项重要指示并取回一批秘密情报。由于这一指示极其机密，不能见诸文字，她反复背熟后记在脑子里，化装成贵妇人去了香港，口头传达了指示，又把情报资料制成缩微胶卷、缝在贴身衬裤里带了回来，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接着，张文秋又连续执行了几次任务，一再受到佐尔格等人的赞扬。由于她工作出色，佐尔格打算将她送去国外学习，将她培养成一个高级情报人员。哪知此时佐尔格奉命调往日本，张文秋出国一事就被搁下了。
　　不久，吴照高也调去日本。离华前，张文秋为他饯行，还应吴的要求将女儿思齐带给他看看。吴照高抱着思齐亲了又亲，并十分动情地说：“我永不忘记我们一道工作、并肩作战的日子，特别珍视这段特殊的‘家庭’生活。以后我们不必再装成‘夫妻’了，不过我想当你的哥哥，我会为有你这样一个妹妹而高兴，如果你同意，就让孩子叫我‘舅舅’行吗?”孩子乖乖地叫了“舅舅!”张文秋也表示永远不会忘记他，为他敬酒，祝他一路平安。吴照高十分高兴地说：“今天，我要向你道歉!过去我对你关心照顾很少，那次对你的批评很过分，希望你原谅。我相信有一天，中国革命胜利了，全国人民游行庆祝，那时我一定争取再来，和你们一起欢呼胜利!”
　　哪知吴照高一去就没再来，他的去向以至生死，都成了不解之谜……
　　在上海浦东与李耀晶组成了第四个“家”
　　还在吴照高离开中国之前，共产国际远东局为了深入了解上海工人运动的情况，将张文秋派去上海浦东，打入英美烟厂，专事搜集所需情报。
　　时任浦东区委书记的李耀晶，让张文秋作为英美烟厂子弟小学教员并参与区委领导工作，以便掌握全面的工运情况，又在工厂附近为她租下了住房。李说，单身女人是租不到房子的，要以“夫妻”名义才能办理手续，并要求她将女儿思齐也带来居住，这样才更像一个“家”。
　　张文秋想，自己与吴照高的“夫妻戏”还没演完，又要与李耀晶建立个像样的“家庭”，真成了“戏中戏”。她同意了，于是李耀晶成了她的第四位“丈夫”。
　　新“家”组建后，订下了共同遵守的工作和生活制度。对外李耀晶是这家的“先生”，但平时不在这里住，只在星期三、六下午来此与“太太”见面，实际上是研究工作。张文秋每周去一次共产国际机关汇报工作和递交情报资料，平日在学校授课并在厂区和家属中活动。思齐接来后，无疑多了份拖累，便请房东照料孩子，房东见他们“夫妇”都是正派人，思齐又长得惹人喜爱，就高兴地答应了。
　　一天晚上，李耀晶来了。张文秋严肃地问：“今天不是碰头日，你怎么来了?……”李耀晶忙插紧门，笑道：“按规定，我晚上不能来，更不准在这过夜。可是今天我应该来。”“你可不能违反纪律啊!”“你想想，如果我一直不来，外人反而会怀疑我们，这家的先生怎么老不回家?这里是我的‘家’，我常来更安全。今天有急事找你商量。”“什么事，你快说吧!”李耀晶却卖关子似的，掏出香烟慢慢地抽，十分开心地说：“我这不是回‘家’来了吗?在‘家’里还不让宽松些?”待思齐睡了觉，他才极其机密地说：“共产国际对你的工作非常满意，打算对你进一步培养深造，中央负责同志已商量好了，想送你到国外去学习。我先同你通个气，组织上将会正式找你谈。”张文秋喜不自禁：“谢谢你先来告诉我!……可是，我已经没有家了，我把孩子交给谁呢?”李耀晶说：“我就是为这事而来的……我想，能不能就利用我们的‘夫妻’关系，索性把思齐当作我的孩子，让我母亲负责抚养他。母亲早就催我结婚，正盼着抱孙子呢!”事情来得太突然，张文秋一时拿不定主意，便同“丈夫”商讨妥切的办法。不觉已经夜深，张文秋警觉地说：“这么晚了，你该走了!”“这么晚我更不能走!人家会说，你‘先生’很少回来，到了半夜又走了，容易使人怀疑，暴露目标。”“那你——怎么住?”李耀晶也严肃地说：“我们都是党的负责干部，都要遵守党的纪律!”说着就抱起一床闲着的被子铺到墙角地板上，倒头便睡。张文秋见了，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担忧，敬重，怜惜，她几乎一夜未眠。
　　天亮后，李耀晶悄悄“上班”去了。 不久，组织上跟张文秋谈了准备送她出国学习的事。她也同意将思齐交给李老太太照管。李耀晶马上给他母亲写信，说自己早已在上海结了婚，并且有了一个女儿，因为“夫妻”二人工作太忙，收入又有限，想把“女儿”送回老家跟奶奶过。那位盼孙心切的老奶奶喜出望外，立即给未见过面的“儿媳”和“孙女”寄来了盘缠，让她们赶紧回老家。
　　岂料就在这时，李耀晶和张文秋的“家”被突然破坏了!一天，李耀晶去市区开会，被叛徒告密，当场被捕关进监狱并惨遭杀害。组织上让张文秋以“妻子”的身份出面处理了烈士的后事。 由于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化，共产国际的机构被撤销了，张文秋奉命回到中共党内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直至1937年，组织上才决定让张文秋带着女儿回到延安党中央这个“家”。
　　踏上西去的列车，张文秋心头异常沉重，她想起自己一个又一个“家”，一个又一个比亲人还亲的战友和同志，他们有的不幸牺牲，有的不知去向，她闭上泪眼，脑海里不断地浮现着李耀晶、吴照高、林育南、刘先源等“丈夫”的高大形象……

1927年4月26日，张文秋与刘谦初结为伉俪。这时，蒋介石、汪精卫先后撕下了国民党左派的伪装，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张文秋被迫转移到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自新婚一别，张文秋再也未见到丈夫。从武汉向上海转移途中，听说刘谦初负了伤，张文秋心急如焚。
　　其实，这时的刘谦初并未负伤。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通知他前往江西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当他赶到九江时，因为国民党军队的阻拦，只好撤回武汉转赴上海。这年冬，中央又调他任山东省委书记。
　　1929年3月，刘谦初得知张文秋在上海的消息后，当即请示中央，请调妻子到山东工作。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张文秋和丈夫团聚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6月，刘谦初再次奉中央指示前往青岛、博山、维县、淄川等地发动罢工斗争。不久，张文秋和刘谦初双双在济南被捕入狱。
　　8月中旬，张文秋见到了戴着手铐脚镣的丈夫，心如刀戳，泪如雨下。刘谦初鼓励她说：“不要哭。在敌人面前，我们只能流血，不能流泪！”
　　张文秋擦干泪水说：“我也准备牺牲。”
　　“对你，敌人尚无证据。”刘谦初郑重地说：“你腹中还怀着咱俩的爱情结晶，一定要活着出去！”
　　张文秋默默地点点头。铁窗岁月，风刀霜剑。这年冬天，在山东省委多方营救下，张文秋作为“怀孕的嫌疑犯”获释出狱。离开监狱前，在她的一再要求下，典狱长答应让她和刘谦初见一面。
　　刘谦初问妻子：“你出去后到哪儿去？”张文秋茫然地摇了摇头。刘谦初意味深长地说：“你还是回上海‘娘家’吧。”张文秋当然明白丈夫所指的“娘家”是什么，会意地点了点头，接着说：“谦初，你给咱们未出世的孩子起个名吧。”刘谦初苍白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脱口而出：“不管是男是女，就叫牢生吧！”
　　“这算小名，你再给起个大号吧。”
　　刘谦初沉思片刻，说：“思奇。思念齐鲁，思念父母……”出狱后，张文秋辗转来到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这年冬天，她生下了女儿刘思齐。
　　1931年4月5日清晨，山东军阀韩复榘将刘谦初、邓恩铭、刘小甫等21位的共产党员杀害。34岁的刘谦初没有机会看上女儿一眼就离开了张文秋和刘思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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