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提到的“胖军官”姓王，大家叫他胖王，是个小小的干事。大半个小时后胖王把我带到一间房间，然后就走了。随后来了两个看上去象是当官的，其中一个四方脸，长得威严冷峻，另一个个子稍矮些。两人在桌子后坐上，让我坐在对面的椅子上。他们拿出笔与纸，放在桌上，我的随身小包已被胖王没收，这时也在桌上。
“站起来”，我站了起来。
“把衣服脱了。”是个炎热的夏天，穿得极少。我很快就脱得只剩短裤。
“全脱了。”我看看他们，脸色寒若冰霜，绝不是开玩笑，我没有任何别的选择。
“慢慢的转一圈，跳一下。”我一概照做，没有掉下什么东西，也没发现不该有的东西。
“穿起来，坐下。”两人花了几分钟将我的包翻了一遍，当然什么违禁品都没了。我相信他们不会去查粪坑。
“你到缅甸去都干了些什么？每一个细节都要交代。”我知道同样的问题刘道好肯定也答过一遍，不能给自己找麻烦，于是我不厌其详地把二十四小时中发生的一切叙述了一遍。
个矮些的仔细地做着笔录，两人交替发问。
“照片怎么回事？那女的是谁？住在哪里？”对我来说实质性的问题终于来了。
大半个小时里我反复掂量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我早听人说过：“坦白从严，抗拒更严”的道理，坦白肯定是死路一条。我把从认识到分手的经过仔细地描述了一遍，两人还算是正人君子，既不八卦更不下流，放过了对细节的拷问。我有她的详细地址，就写在放他们桌上的通信录里，我不信他们找得到。我就只说了她的城市，不说不行，在我的叙述中我替她买了回家的车票。
审讯结束后，他们要求我取出相机中的胶片，他们要去冲洗，我无奈只能对着窗外的围墙把底片拍完。他们扣留了我所有的钱和值钱的物品，一个背着枪的战士把我押到会议室，让我坐长椅上，他则在我面前走来走去。我坐了会，在征得战士的同意之后，躺在了长椅上。我望着窗外的芭蕉树，希望一切只是个梦，心下一片茫然。
如果我那时就知道将被扣押整整一个星期，我想我会疯掉的。
我后来得知审讯我的两个人，个矮些的是指导员，四方脸的是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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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九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被监视了八个小时，终于得到了一点自由，尽管依然受到很多限制――至少还不能离开打洛，事情仍未解决。
在那个会议室里，窗外依然是西双版纳的风光，群山在远处起伏，顶端笼罩着白云，近处是稻田，间或有一些芭蕉树及凤尾竹。心情异常的紧张，胡乱猜测着可能的结果。
不再写这些了，恶梦一般，且事情也未了，待到我平静下来后再续写。
不知西双版纳的魅力究竟在哪里，总之并未产生一种震撼的力量，象第一次听邓丽君时那种惊喜，也许不会有了。也许我最终对西双版纳产生了异乎寻常的期盼，结果是希望大失望也大。
如今坐在这里，刚洗完澡，在冲完最后一朵肥皂泡沫后，水没了，所以也就没能洗衣服。
天慢慢暗了下来，没有手表，估计在八点之后了，心情好象并不太沮丧，我大概已经能接受现实了。
日记（九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昨天他们告诉我时间于我已不再重要，所以他们不肯归还替我代管的手表。
我现在有点厌倦这里了，倒并不全因我目前的遭遇，实在也没有什么令我特别有好感的东西。外来客匆匆赶来游览的集市，充其量就是个农贸市场外加小商品市场，且规模很小。生活的不便也是显明的。所以，我能理解当初的知青把这里称为穷山恶水，无论如何欣赏大自然的美妙风光得吃饱了撑着才做得到。
我在猛洞河遇到的那个昆明女孩，是第一个对我大夸西双版纳的，以后刘道好又把西双版纳吹成了仙境。我还有橄榄坝及勐仑植物园未去过，会感动我吗？如今我深深怀疑。
出门已有二十多天了，恍若隔世。不知对这个国家多了些什么认识，我对我所看到的一切，失望多于希望。
我的这个故事到目前为止已经令我自己都惊讶，昨天和今天，我都觉得我是一个故事中的角色，或者在人为地编故事，所以依然是有惊无险，哪怕真被拘留三个月。我最震惊的是我的这种态度，我在怀疑我这么超然或者属于自暴自弃，但我不信我会有这种倾向。
当然我还得继续我的旅行，这种旅行衍生着我内在的生命，也许正属于我的本质，它力图摆脱大都市的挤压以及生活的巨大责任与痛苦，所以它会越轨，一定会的！这是个丰富灿烂的人生，如城市夜间的灯火，纵然有失意的小孩彳亍其间，他也都会感到温暖快乐。
我有时会被自己感动，被自己与别人交往的某些瞬间感动，那些个动人故事，也许就没有动人情节，也许对方在那一刻浑然不觉我的感动，那都没有关系，孤独失意时我想到那些时刻，就有一种深沉的温馨在我心中堆积。
刚才得知我今天很可能脱不了身，也许得待上两三天，尽管是住招待所，但同拘禁还是很相象的。一定要耐下性子，就当被拘留五天，到底还是可以到处走走什么的。
现在可能是下午的二时半，烈日当空，非常闷热。打洛的两点，太阳在头顶正上方，故而是最热的时刻。而房间中虽闷热，可昨晚洗的几件衣服，到现在还很湿。刚才我把衣服晒到了户外，相信一小时就能干。可此地正值雨季，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来上一场大雨，得时时留着神。
这种不得自由的状态已超过了二十四小时，也许回到上海再看这两天的笔记会很惊讶发生了这种事。
刚才去找他们的站长，得到的消息更不妙，说最起码要四、五天，这是一个足够令我发疯的数字，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样。
也许我该开始写《西南纪行—浮光掠影篇》了。
站长说他得发个电报去上海查查我有无劣迹，这样电报一来一回估计得两、三天――还取决于上海方面的回复速度――没准真要四、五天，同拘留一周也差不多了。今天星期一邮局不开门。我开始不觉得这是个故事了，因为焦躁与担心令我有切肤的感觉，这可不再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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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我连皮带都被没收了。初步调查证明我起码与贩毒之类的活动无关后，看管松了一些。荷枪实弹地监视我的武警撤了，皮带也还了给我。到了晚上，他们告诉我，我必须住在武警驻地隔壁的武警招待所里，不得离开，但想吃什么就可以吃什么，所有吃饭住宿一概记账。
一两天后，他们去缅甸查了，并且洗出了我的照片，没有发现问题，于是我被允许在打洛范围内溜来逛去，但不可离开打洛。事实上我没钱没身份证，根本走不了。唯一可以让我得到一点安慰的就是武警招待所的老板娘及两个女服务员，她们都待我非常好，从不提及我的处境，就好像我真是在这旅游的一样，一点都没让我觉得我是个身份特殊的人。两个女服务员中的一个叫小魏，生得温柔可爱，经常会一边洗菜一边与我聊天，问问我在上海的情况，弄得我杂念丛生并不停地责备自己怎么如此的荒唐，可见“灾星未脱，色心又起”真是可能的。
人在异常情况下居然会想些以前的不起眼的小事，很奇怪，但我那时就是这样，那些天我反复想起大学时的一件小事。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上完了一周的课准备坐车回家（那时还是一周上六天课）。在车站上等车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大雨，车站周围没有躲雨的地方，我只能站着淋雨。就在这时我听到身后有人说：“先生，你可以到我的洋伞里来。”一个女孩，撑着一把不大的女用伞，站在我身后。我道了谢之后就躲进了她的伞里，雨很大，她的伞遮住两个人很勉强，我与她不得不挨得很近，就算这样也还是有些淋湿，所幸车子很快就来了。上了车之后心情轻松了很多，我问她：“你是那个系的？”这个问题有些势利，好像人家就该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一样，毕竟我们学校周围还有好几所专科学校。但是跳舞时和女生搭讪都是这样问的，下一个问题就问人家几年级。她的回答让我始料不及，“噢，我不是学生，我是厂里的。”我一下子不知说什么好了，我以为最坏情况她是周围某大专学院的学生，后面的谈话我完全的不知所云。但我心中对她有十足的好感，一路都在挣扎，想问：“你在哪个厂工作啊？”终于，车子到了终点站，夏日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下车时天已放晴，再也没理由共用一把伞了。我们互道了再见，我再次谢了她，但那个问题始终没问出口。
不知多少次我责怪自己的怯懦，我甚至想周围一家厂一家厂地找，我要找到她，告诉她我想与她成为朋友。但她见到我时会说什么呢？太疯狂了，会吓到她的吧，我想。
在我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这女孩的援手触到了我心中最柔软的那部分，她陪我度过了打洛的艰难时刻，并让我记了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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