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和冯德麟同是东北“红胡子”出身，在清朝末年同时受“抚”，同时由巡防营管带、巡防营统领一直上升为第二十七、二十八两师师长。张先后赶走了奉天军事长官张锡銮、段芝贵，袁世凯被迫升任他为奉天将军（1916年4月），以冯为军务帮办。冯因地位低人一等不肯就职，张就职时他也不去道贺。张虽然敢于干犯袁“皇帝”的“赫赫天威”，但对这位“同寅弟兄”却不能不另眼相看，曾请吴俊升、马龙潭两镇守使去见冯，劝他“屈就”军务帮办，冯拒而不见。张不得已亲自登门拜会，并且心平气和地说了许多有福同享，不分彼此的好话，冯才提出两个就职条件，军务帮办要另外成立一个公署，公署内也要设立参谋长及四课，其组织。编制和开支都与将军公署相同。张自然不肯接受这些苛刻条件，便请袁世凯设法替他解决这个问题。袁回电说，军务帮办另设公署，于体制不符，每月可另拨15万元为帮办的办公费。张带了袁的电报和一个月的帮办办公费15万元去见冯，冯拒而不受，十分气忿地带兵回到广宁防地，并向袁政府提出辞职。
袁并不宠爱张作霖，因为张以威胁手段逼走了段芝贵，夺取了奉天将军的地位，使他的威信受到了一次很大的损失。袁在各省军阀当中经常采取互相牵制的手腕，张冯的斗争对他说来是有利的。但是为了要敷衍张作霖，只得请出张、冯两人的老上司张锡銮前往奉天进行调解。可是张锡銮本身也是被张作霖赶走了的，当然“敬谢不敏”，而袁也就把这个问题推开了。
张想把奉天省内的南方人一律驱逐出境，首先勒令在各机关内担任顾问、参议、雇员以至公役的南方人一律停职出境。1916年5月27日，有人向他行刺，炸弹炸伤马队四名，他逮捕了南方人多名，指为投掷炸弹的嫌疑犯。后来查明，此案是日本方面为了支持宗社党人而发动的一件阴谋暗杀，主持人为土井大佐，张不敢声张，便以释放被捕者了之。
张对冯一味地采取软工，又派第二十五旅旅长孙占鳌携带大宗礼物及现款30万元到广宁劳军，并恭迎冯帮办回省就职。5月20日，冯率领步、马、炮兵共五营，浩浩荡荡地开进省城来。张立刻到第二十八师驻省办事处拜会他，当天晚上，又在将军署设宴为之洗尘。冯既不回拜，又不赴宴。张只得把酒席抬到第二十八师驻省办事处，并召歌妓多名，清歌侑酒，以娱贵宾。
这些软工都打不动冯。他公然下令给财政厅，要迅速拨款50万元为二十八师增设飞行队的经费。他又致电袁，要求招兵七营，并请核准在北镇成立奉天军务帮办公署，所有公署开办费、经常费以及增加军队所需的军饷军械，均请电令盛京将军如数照拨。他在省城只住了一天，又到北镇“视察防务”去了。
张索性忍气忍到底，除派员修建二十八师办事处外，又派军署参谋长杨宇霆专程到北镇迎接冯帮办回省。6月6日，冯又带了大队人马回到省城来，向张提出三个条件：一、帮办权力须与将军完全平等；二、用人行政相互谘询；三、拨款20万元为第二十八师购买飞机之用。这三个条件，除了第三条由50万元减为20万元算是一个让步外，其余都是一些老条件。当天下午，张又跑来拜会他，他公然不予接见。到了这个时候，张虽然觉得忍无可忍，但又没有勇气与之决裂，便赌气打电报向袁辞职，请袁派张锡銮到奉天来维持地方治安。刚刚这时袁氏咽了气，因此没有下文。
为了防范意外事件，张在军署后修筑炮台一座，炮口指向第二十八师驻省办事处。冯得到这个消息，立刻暴跳如雷地向张提出严厉质问，限于当天答复。张提不出理由来回答，只得请吴俊升再做和事老向冯解释误会。当吴俊升会见冯的时候，刚刚提到“将军”两个字，冯便破口大骂：“什么将军!妈的!”吴只得作揖打拱代张赔了许多的不是，讲了许多好听的话，冯才提出四个和解条件：一、即日撤除炮台，严惩鼓动人物；二、一切用人行政，必须征求同意；三、奉天军政各费不许超出预算，必要时应会商解决；四、张作霖应率领第二十七师营长以上军官到第二十八师驻省办事处正式道歉。
张知道打起来自己没有取胜的把握，而如果拒绝这些条件，下次提出来的条件就会更加苛刻。因此，6月11日，他吞声忍气地亲自到第二十八师办事处表示歉意。这样，冯也觉得过意不去，便约同吴、马两镇守使打了几圈麻将，彼此欢笑一阵而散。
隔了几天，张看见上海报纸把他到二十八师道歉的事登载出来，气得咆哮如雷地下令检查邮电，捉拿访员。
6月16日，张在房里午睡，他的四姨太太发现两个女人在房门外东张西望，便大喊一声“有贼”，卫士们马上蜂拥前来，但在她们身上没有搜出危险物来。张怒骂值班卫士“混蛋”，每人责打军棍一百，并将两个“嫌疑犯”发交军法课审理。这件疑案闹得全署疑神疑鬼，既疑心是南方派来的奸细，又疑心是冯德麟派来的刺客。
冯德麟这个人，看起来脾气非常暴燥，其实他以前不是军人而是秀才出身，因为受到官吏的压迫，才去做“红胡子”，曾被帝俄政府拘禁，出狱后又在中俄边境啸聚党徒，与日本军国主义者勾结，仍与帝俄为敌。由于他同样有日方背景，张作霖不能不让他三分。他和张的意见并未消除，随后又回到防地，把张所委的各县警察队长全行逮捕，拷问他们花了多少钱买缺，以便检举张卖官鬻爵。他又以第二十八师全体将士的名义向段内阁宣布“总辞职”。
张又一次请求冯提出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案。冯的答复是要以帮办军务兼任奉天省长。这个时期，各省省长实际上已经成为督军的“下属”，但冯如果兼任省长，既有与督军相等的兵力，又把一省的用人行政之权夺过去，督军一职便等于名存实亡。张不能同意，并电请段内阁替他解决这个问题。
此时奉天面临到军事冲突的严重危机，沈阳各团体吁请张冯两人和衷共济，勿走极端。张虽然答应不以省城为战场，但在戒严状态之下，人心惶惶不宁。曾经做过和事老的吴，马两镇守使也因几次调解失败，谢绝继续调解。
段也和袁世凯一样，对张没有任何好感，但是为了要维持内阁的威信，对关外两虎相斗之局不能长期地置之不理。他也仿照袁所惯于采取的“调虎离山”的办法，电邀冯入京“面议要政”。冯拒不应召，段只得请出一位“最高”的和事老来，就是以前在奉天亲自“招抚”过张、冯两人的赵尔巽，于1917年2月28日到沈阳，举行一次有力的调停。从3月1日起，沈阳迭次举行以赵为首并有吉林督军孟恩远，黑龙江督军毕桂芳所派的参谋长参加的调人大会，但都没有结果。
同时，段派国务院谘议潘弼臣到奉天调查张冯双方未经陆军部核准擅购军火一案。潘弼臣被张逮捕，指为通匪有据，经国务院一再来电解释，才得释放。当然，调查军火一案也就无法进行了。
3月6日，冯又回到广宁，调解的事也就终止了。
此后奉天局势又有新的发展。由于奉天警务处处长王永江与奉天军界发生摩擦，引起了张与直接部下第五十三旅旅长汤玉麟的感情破裂。汤要求张让出第二十七师师长兼职，张大为忿怒，下令免去汤的旅长，派邹芬代理旅长，并派兵包围新民屯第五十三旅旅部。这一局势的发展，就使奉天军人的争端日益扩大，战争的危机日益严重。段指使直隶督军曹锟和北京驻军长官联名电请冯疏解奉天军界的纠纷。这个电报事实上是向冯示威，警告他不要与汤合作，否则他们将要采取联合干涉的手段。正当其时，汤的军队纷纷解体，冯只得暂时停止斗争，奉天的局势也就暂时和缓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