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浮躁
十七，十八世纪的西方开启了启蒙时代，它也被称为理性时代。从那时起，学术界认为,人类开始摆脱愚昧蒙蔽。而理性被定义为：从认识思维中，人类发现具有依据所掌握的知识和法则，并进行各种活动的意志和能力。这种理性主义的出现，为科学发展铺平哲学方法论的奠基。由此，人类文明开启了两百多年西方主导的文明潮流。理性同时也作为社会文明标准，即反映人是否富有知识，并能客观地全面地看问题，从而避免陷入浮躁，傲慢，偏见，甚至粗暴的状态。然而，当一种倾向成为潮流，“道”在述说，它的相反面正被抑制着。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因此，那种被抑制潮流的回归也是历史必然。如能认真分析社会现象，被抑制的部分会慢慢浮现出来。按照理性定义，只要经过逻辑思维的教育，从而掌握知识与法则；那么，人通常就具备理性基础而避免偏颇，从而使得社会能处于良性运转。但是，这理性定义的逻辑衍生却与历史事实有非常大的差距。近百年的历史告诉我们，绝大多数战争恰恰发生在那些科学发达的国家之间。即使在今天，战争的可能与敌对状态也明显凸显在发达国家之间。如果再分析人类政治生态，人们观察到左右派观点的对立越来越尖锐；而且，各种派别之间越来越难以相容。最明显的例子是以色列总统拉宾的被刺。人们不敢相信，如此团结，教育普及的犹太民族会发生这种事情。现实促使人类的深思。难道左派们不知道右派观点也有部分道理？难道保守派们不知道自由派理念也有某种社会价值？显然不是的。信息文明的今天，理是透明的。只要有意愿，理是不难解析清楚的。然而在全球化的今天，社会并没有形成以“理”来走向文明融合。相反，左右意识形态的极端对立却促使着人类充满走向冲突的可能。这样的社会现实仿佛在启示人类，几百年理性潮流中是乎缺少了什么，尽管它极大地推动科学发展。对此现象的探索，关系到哲学，心理学，政治学，伦理学的各个方面；进一步说，它关系到人类文明的本质。在这篇文章里，作者探讨理性潮流中被轻视的哲学元素；以及文艺复兴以来被忽视的文明内涵。
现代社会定义的理性突出了以“思”为特征的逻辑内涵；并将“理”作为文明本质。而理性强调以逻辑归纳的道理来说服人，进而摆脱低级感性的情绪波动之束缚。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就像这潮流的宣言。但西方哲学的佼佼者康德对此并不满足，并引入深层次的认知元素。他认为：我们所有知识都开始于感性，然后进入知性，最后以理性告终。没有比理性更高的东西了。他进而推断“人能知道什么”的哲学命题。即，人仅能知道自然科学让我们认识到的东西；除此之外自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是无解的，不可知的。在这潮流下，以“知”为特征的感性现象被极大地弱化了。然而，今天以严谨的科学态度来深入探讨，我们不难发现康德的观点有很多缺陷。在分析这些缺陷前，让我们做些哲学准备；即定义概念内涵，建立逻辑边界。为方便，我们先将感性与知性归结为整体，统称为觉知，或者感知性；因为感与知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其次，需要确立“知”与“思”的边界。这里我们用佛教禅宗修行经验来做标准，因为西方心理学从没达到如此深度。这个边界的最佳点是，语言概念在人的意向流中，最初形成的地方。行者在禅宗修观实践中（毘钵舍那/vipassana）中都能够发现这个点。作者以自身经验举例解释。在禅修寂静湛然中，一丝饥饿的感知出现。这时觉察到“我饿了”三个字出现在头脑的意识流中。但关键在这三个字出现的时间与动因。当“我”字出现后，“饿”字并没有马上跟随，而是在大约十几秒后才出现，“了”字也是如此。而且，每个字都被一个微弱的意推动而产生。这现象给出了合适的边界来区分“知”与“思”。我们可以这样定义：只要属于意向推动并产生语言处，即是“思”的开始；而在这之前属于“知”领域。在作者的例子中，推动“我”字出现的意，就是边界点。有了这些定义，深入探讨具有了必要条件。
那么康德理论之缺陷在何处呢？ 一：康德的理性是虚无的。理性如果像康德认为的那样，高于感知性；那它一定有自己特有的内涵。但实际上，理的运作并不存在什么特有的内涵。逻辑思维能进行，完全取决于人感知语言结构中的sense上。我们通常称它为灵感。例如，不在“我”字后面加个“饿”字，就没有意义。于是，就有了第二个意的推动。离开了这样的感知灵性，逻辑过程不可能有任何意义。因此，理性的本质就是：为有感知意义而进行的语言概念之排列。感知意义是因，概念排列是果；脱离感性，理性不具有任何内涵。只是逻辑过程快（或者觉知灵敏度低），人们觉察不到感知的主导作用，并将其归于“理”的本性。探讨到此，有人会想到，如果将这部分感知灵性也包括在康德的理性中，那一切不就都圆满了。真得是这样的吗？结论显然是否定的。因为，感知灵性只是人整体觉知的一小部分；而且是属于丧失空灵性（陷于局部）的那部分。为深入探讨，以下假定康德理性也包含感知灵性。于是我们看到，二：康德理性产生了逻辑的不自洽。康德理性在理的自圆其说时，会带来惬意合适的感觉；许多科学家在发现规律时都有这种感觉。那么当违背理的自圆其说时，应当会产生相反的感觉。但事实恰恰相反。幽默就是违背常理的逻辑游戏。当它发生时，人反而进入一种更大的愉悦感知。没有幽默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这就不得不使人深思，那被康德推崇为最高的理性中，少了什么关键东西。作者将这个问题留给读者。三：康德理性是耗散的，难以持续的。因为思维过程消耗感知灵性，而感知灵性是人整体觉知的一部分。其结果就造成了整体觉知灵敏度降低。。它使得思维无法深入而浮在表面，同时因消耗感知灵性中产生的热而感受到躁。这就是浮躁的根源。这种浮躁最终迫使人停止思维，否则会走向疯狂。因为感知性需要宁静来恢复。所以理性无法高于感知性，因为没有感知性，理性根本无法成立。另外，长期浮躁的累积，形成潜意识习性；并对今后的思维产生影响。这种影响通常表现为，下结论轻易武断，排斥他人观点；并形成嗔恨的下意识反应。四：依赖逻辑思维的康德理性不可避免地继承了其缺点；即只能停留在线性问题上。人无法在头脑中同时展开多个逻辑过程；只能一个个进行。逻辑思维的线性（片面性）及其浮躁的特性，经常是造成傲慢，偏见，甚至粗暴的根源。脱离感知性，并寄希望理性能使得社会走向精神文明，是一种抱薪救火的一厢情愿。到此，人们也许明白，为什么战争更多地发生在科学发达的国家之间。为什么各派别如此互相对立，为什么唯意识形态至今还那么盛行了。因为，缺乏感知性，人通常不可能有理的圆融。五：康德的理性有哲学方法论的错误。当康德认为自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是无解的，他掉入自己设置的牢笼。为什么存在一定要有一个解呢？这个求“解”的动机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不深入自身内在，不可能有此答案。在深层禅定中，这个求“解”的动机根源被揭示。原来，这是线性逻辑分析的惯性作为潜意识在起作用。在线性推理的过程，人类分离现象，寻找动因，观察流程，得出结果。这个过程总是有解的。但它仅对线性问题有意义，而对非线性复杂体系是没有意义的。科学到今天，大家知道市场都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我们无法求解。那么，要求浩瀚的存在有个“解”的想法反映出：康德将解决线性问题的逻辑方法，放到了非线性体系上。而推动它的正是潜意识中的浮躁理性。没有深刻内省的康德是不可能知道这点，以致于犯方法论错误。六：康德的理性有认识论的根本缺陷。康德认为感知性属于低级属性，并认为即便包括理性；存在是不可知的。在这里他又犯了认识论的错误；甚至违背了理性的原则。科学理性的根基是实践出真知。能够将感知性归结于低级属性的前提是：对感知性有透彻的探索，才有定性的资格。为让读者更清楚，作者举例说明。前面提到觉知灵敏度会在过度思维时降低。那么，有降低就必然会有加强。让我们作个科学假定，即在长期的宁静中，觉知灵敏度会得到持续地加强，并最终突破某些物理界限。这样，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这个假定，都需要人全身心地投入静心的探索。没有探索而下结论；就违背了科学原理和理性原则。康德没有实践而下结论，显然是一种“想当然”。所有“想当然”的背后，都是浮躁理性中的自大造成的。对于精神探索者而言，这个假定是成立的。只不过要验证它，行者必须走上凤凰涅磐之路。它需要为求真而放弃人生享乐；为探索而经历所有苦难。七：康德的理性与文明本质，精神真谛相反。因为文明本质与精神真谛恰恰是以感知性为根本，理性为次。真善美是文明追求的核心，它是以感觉为根本。所有文字记载的真善美不仅仅是间接的，而且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变，相反，感觉的真善美才是愉悦的，真实的。与存在没有间隔的。如果说，真善美中还有某些语言概念的痕迹，那么精神就完全脱离理性思维了。这就是为什么基督讲无分别爱。佛陀讲不二（没有语言二元对立感）；庄子讲，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那是一种觉知对存在整体的通透。精神是脱离语言的，并渗透于内在觉知的GRACE。当年，弟子们是因为这GRACE，而义无反顾地跟随佛陀与基督，而不是因为理。
作者认为哲学发展离不开的理性与感性的中庸。贬低感性使得西方哲学走向偏执，使得他们认为哲学仅是科学的方法论。而对存在真谛一筹莫展。哲学已经死亡的观点在学术界蔓延。有了以上探讨，中华文明的历史就比较容易看懂。中华民族是重感性的；连我们的语言形态都保留了象形含义。儒家法家是中国人系统讲“理”的开始。只是这个理更多地偏向内在。在运用理的概念时，中国人以感性为基准。不同的是，他们将感知性或者觉知俗称为“心”。因此，从孟子开始，就将理念与内在直觉感知相结合，理性与感性是整体。例如，仁的理念与恻隐直觉感知直接关联。孟子将这类直觉心性总结为四端。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也就是说，理念仅仅是心的端口。而端口的作用是为了交流与共鸣。理念只是价值的符号，而不是价值本身。儒家理论在宋明趋向完整。形成侧重于理性的程朱理学，与侧重于感性的陆王心学。而心学又与佛家，道家的内涵相融合；形成儒释道同源的中华传统文化。这个共同的源泉就是“心”。无数先辈，对“心”进行了剖析与通透；揭示了理，意，识，知，与心的关系。作者在此用科学的语言解释几个简单例子。例如陆王心学中的“致良知”。什么是良知？ 最低层次的良知是：觉知的高度灵敏，并完整地观照着所有内外现象的状态；而思维的意识流仅是被观照的一部分。普通人的觉知在绝大多数时间，被意识流的惯性推动着而不能自拔。大家可以自己做静心实验来验证。用不了几分钟，觉知就被意识流俘虏了。长期如此reasoning的惯性，觉知（心）被束缚于局部，并丧失灵敏度，以至于连识别自身谎话的能力都没有了。所以，中华传统文化中强调的良知是指，觉知整体性，灵敏性，空灵性，使得感知恶念，羞愧尤生，感知不幸，同情自成，…。这是一条走向真诚自然的知行合一，也是人类伦理的根本。这也是为什么，儒家学说中，将内省修身作为一切的前提。没有良知，何以为理。王阳明还提出“心外无理”的理念。实际上，作者应当说心境，“心外无理”只是此心境的端口。此心境是更深的心智层次。其极致就是佛教讲的“大圆境智”。前面讲到逻辑思维过程的线性会造成片面性。那么什么才能促成理的圆融呢？正是此心境的觉知整体性，灵敏性，空灵性达成的中庸互动（平衡，对称，协同）是圆融理的根本。这心境也与前面提到那个意的本质有关。普通人很难达到这境界，作者在此忽略，退求其次。也就是，人应当根据良知，将文明价值理念进行系统整合，以形成完整的集合。这也是为什么作者在“云协调”一文中提倡整体动态的哲学方法之根本原因。我们要在道德下讲民主，在责任下讲自由，在义务下讲权利。哲学是指导人类认识存在的最高原则。如果哲学分割了科学与宗教，分割了局部与整体，那它就没有生命力。文明最终归结于人如何看待自己。人的本性真的是恶的吗？还是我们将理性浮躁中产生的习性当成自己。正确的哲学观是我们明白这个问题的唯一途径；它一边是知识，一边是精神。
作者按：这篇文章几年前就在心里形成，一直不想写。因为感觉不太接地气。在写了“云协调”一文，许多网友希望能看到我在那篇文章中删去的那部分。作者还是决定不讲那部分。只好以此文来弥补网友的遗憾。因为它至少可以使人思考：哲学，知识，伦理，精神之间的关系。作者写了19篇心语文章，这篇作为收官之作。作者将那些不期而至涌现在心里的东西，称为心语。有些写成了文章。但是在这篇文章中，为组织零碎的心语，作者还是感受到自己形容的那些浮躁。因为，许多推动思维的意是涩的。没有自然与圆润。说明自己的内省在退步。作者在此祝大家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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