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素生于公元737年（唐开元25年），湖南永州（旧名零陵）人。
怀素很小的时候，在零陵书堂寺受戒出家为僧，法号是怀素。
《流传日本半卷本》，启功先生曾经见到过，他在《论怀素自叙帖》一文中说：“日本影印半卷摹本墨迹”，继启功之后，胡云复《唐怀素草书自叙帖介绍》一文也说：“又有半卷归于日本收藏家，曾有影印本。”
《流传日本半卷本》后有日人三跋，是铅字印刷附于卷尾另纸，从这三则题跋中可知此卷流传到日本的经过。
一是明治三十四年（1901）藏家石川节堂（舜台，1842-1931）跋，他认为文徵明所刻“为苏家所藏，即是本此也”。
二是明治壬寅（1902）谷铁臣（1822-1905）为节堂跋。
三是昭和甲戌（1934）为外川内山松世购得此卷，其时石川节堂已逝世，故叹“流传所由，不可得而闻！”时长尾雨山以此卷为墨宝，“即与相谋，付琉璃版作副本……欲资学书者一助”。出版作跋时，为昭和乙亥（1935），盖于其钤“柳原文库”腰圆朱文印。此卷包首题签为日本汉学家长尾甲（雨山，1864-1942），毕业于东京帝大文科大学，后任讲师。1903年移住上海，入商务印书馆，主编译事，至1949年归京都。以讲学、著述、挥毫终其生。
黄庭坚的书法与怀素草书《自叙帖》的直接继承关系，早已为人所知，书史上多有记载。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一书中记载颇详：“涪翁尝云：元祐（1086-1093）中，与子瞻、穆父饭宝梵僧舍，因作草书数纸，子瞻观赏之不已，穆父无一言。问其所以，但云： 恐公未见藏真真迹。庭坚心窃不干。绍圣（1094-1098）贬黔中，得藏真《自叙》于石扬休家，谛观数日，恍然自得，落笔便觉超异，回视前日所作，可笑也。然后知穆父之言不诬，具恨其不及见矣。”
这也印证了《自叙帖》卷后，曾纡跋中所云：“藏真自叙，世传有三：一在蜀中石阳（扬）休家，黄鲁直以鱼笺临数本为是也。”这话是合乎实际的。
又黄庭坚在《跋怀素千字文》一文中说：
“予尝见怀素师《自叙》，草书数千字，用笔皆如以劲铁画刚木。此千字文用笔不实，绝非素所作，书尾题字亦非君谟书，然此书亦不可弃，亚栖所不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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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以来，多有人提出流传于世的怀素《自叙帖》并非真迹。
文嘉（1501-1583）：“以余观之，似觉跋胜。”（《钤山堂书画记》）
范大澈（1524-1610）：“文寿承等刻陆水村水镜堂《自叙》，人多称赏，余独知其墨迹之赝，寿承甚佳余鉴识。今见宋拓，益可知矣。”（《碑帖记证》）
王世贞（1526-1590）：“其书笔力劲遒，而形模不甚丽，以故览者有枫落吴江之叹，而吴人至今刺刺以为非真。”（《艺苑卮言》）
项穆：“怀素圣母，藏真，迹多合作，……世传自序帖，殊过于枯诞，不足法也。”（《书法雅言》）项穆又说：“独其自叙一帖，粗鲁诡异且过郁浊，酷非平日意态。”
民国初年，首先对台北故宫藏本《怀素自叙帖》提出质疑的是朱家济，他任职于故宫博物院，那时《自叙帖》还未运往台湾。朱氏提出之后又沉默多年，到了20世纪80年代才有诸家延续此说，提出了见解。
启功的“摹本说”：这类摹本反比那些笔画光滑、墨气湿润的字迹效果更为逼真，可以以怀素《自叙帖》为例。
萧燕翼的“摹本兼临本说”：比如帖中“狂来轻世界”一句，“来轻世”三字枯笔处，明显为双笔钩画而成，而非一笔画下的枯笔闲杈。
徐邦达“临本说”：我以为它是“临写”本而不是“摹填”本。
到了20世纪初，台湾学界对怀素《自叙帖》的诗论更是沸沸扬扬，辩论火热，他们中有：
李郁周的“映摹说”：他研究怀素《自叙帖》有十多年历史，对此帖认识有一个转化过程，从最初的“见无毫发遗恨”，转到“行笔迟缓软弱”，“写得如此不堪……怀素未免太浪费虚名了。”李氏的结论台北故宫藏怀素《自叙帖》是“映摹书写”的，而且认定为“文彭摹本”。
王裕民的“临摹说”：他认定台北故宫藏怀素《自叙帖》是“假国宝”，这种假国宝“临摹”上限定为北宋？南宋？元代？尚无法确定，但下限应在明代中叶成化年间（15世纪，徐秦收藏时）。他否定了李郁周的“文彭摹本”的说法，并指李氏在文献的解释及学风上许多不足之处。
傅申的“写本说”：傅申在台北故宫供职多年，而且对怀素《自叙帖》是“零距离”摸抚，为了维护怀素《自叙帖》的历史地位，提出“非文彭所摹”，“宋明人跋皆真”，为“水镜堂母本”的诸论点，对《自叙帖》的真伪没有提出自己的论点，只是说“写本”。这是一种很滑头的说法，这样既不排除有“真迹”的可能，也不排除“临本”或“仿本”的可能。他最后为此帖断代，其下限为北宋末年。
见到马成名购得流散在日本的《自叙帖》残卷，傅申又把此残卷和台北故宫藏本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两者相同处很多，相异者甚少，随即改变了原来的看法，认为契兰堂祖本、台北故宫藏本、流散于日本残卷，为“多胞本”。而且认为后二种是“同一书者根据同一母本‘映写’复制而成。”是谁作的“多胞本”案？傅申推论：“如果不是苏舜钦，就可能是其后代族人苏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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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怀素之邀，颜真卿热情洋溢地为怀素写了《怀素上人草书歌序》，对怀素奖掖有加。颜真卿作序，成为怀素数次书写《自叙帖》中的主要内容。也是他生命里程的总结，艺术成就的鉴定。在洛阳逗留一年多，怀素南下，回归古里。不久又开始在南方游荡起来。
祝融高座对寒峰，
云水昭丘几万重。
五月纳衣犹近火，
起来白鹤冷青松。
德宗贞元三年(787)，怀素与陆羽相识并相交。陆羽以嗜茶而闻名，著有《茶经》三篇。他叉是当时知名的文学家。
不妨全文转录如下：
怀素疏放，不拘细行，万缘皆缪，心自得之。于是饮
陆羽撰写《僧怀素传》，只记载到他与颜真卿切磋书艺为止，之后的事情，也许是二人分离，相互之间不通音讯，陆羽也就无法记叙下去了。
毛泽东对于怀素草书的特别青睐。透过毛泽东书法所闪现怀素的影子，我们不难发现怀素草书生生不息的现代意义。陈秉忱曾跟随毛泽东多年，在回忆毛泽东的书法时，他说："从1955年开始，(毛)指示身边工作人员广置碑帖，20年间．所存拓本及影本碑帖有600多种，看过的也近400种。'二王'帖及孙过庭、怀素的草书帖，则是时常披阅。"见过毛泽东书法，并且稍微有些书法常识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的书法受其同乡怀素的影响深刻的。毛泽东心胸宽大、志高气远，很容易接受怀素酣畅淋漓的线条，在众多的书家中，毛泽东偏偏选中怀素，一点也不偶然。
逢先知先生曾经回忆说：毛泽东曾多次要过怀素《自叙帖》，1961年10月27日，毛泽东要《自叙帖》，并要我们把他所有字帖都集中起来放在他身边。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说："毛泽东的字是学怀素的．，写起来很有气魄。"1962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曾向当时湖南省第二书记王延春问起零陵绿天庵以及怀素的遗迹，在毛泽东心里，怀素是个无法抹去的形象。
1972年，中日建交之际，毛泽东将怀素的《自叙帖》影印本，作为国宝送给随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一起访华的日本外相大平正芳。这一切都足以表明怀素书法在毛泽东心目中的位置以及在他书法中的地位。
如果把怀素的《自叙帖》与毛泽东书写的草书《清平乐·六盘山》等一些书法放在一起加以欣赏，不难发现后者对前者的继承和发扬。两件作品总体特征是，中锋使毫，用笔快捷迅猛，如疾风迅雨，扑面而来，有万夫莫当之气势。其线条虽然细瘦，却蕴涵劲力，如强弓力挽，势在即发。其章法特点是纵向取势，左右穿插，似两军对垒，相互厮杀；又如担夫争路，左闪右让。有时一字甚至于被压缩成一点，有时一个字却又占据了几个字的空间，真可谓是用笔大胆、落墨泼辣。欣赏此作，不难想象"飘风急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的意境。
尤其是李白的《草书歌行》一出，怀素更是成为书法界的一个精神符号。李白赞之曰：
《辞源》和《辞海》对怀素的介绍是存在缪误的。怀素不是具体地理位置上的长沙（今湖南长沙市）人，也不是生于唐玄宗开元十二（公元725）年，卒于唐德宗贞元元（公元785）年。实际上，怀素是唐代零陵郡（今湖南永州市）人，他生于唐开元二十五（公元737）年，卒于唐德宗贞元十五（公元799）年以后，具体时间无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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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永州零陵 距离长沙 300多公里
公元前202年（汉高祖五年），刘邦正式称帝，建立西汉王朝后，
西汉时期在行政区划管理上改秦朝的郡县制为郡县制与封国制并行，即“郡国制”。
西漢長沙國自公元前202年建立至公元7年废除，共存在209年；
辖境承袭秦代长沙郡辖境，将秦长沙郡治所“湘县”改名“临湘县”作为国都。
汉“长沙相印章”封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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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叙帖》内容有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怀素以八十余字的篇幅，自述其生平大略；
第二部分，节录颜真卿《怀素上人草书歌序》，二百五十余字，借颜鲁公之口，展示“开士怀素，僧中之英”、“纵横不群，迅疾骇人”的“草圣”气象；
第三部分，怀素将张谓、虞象、朱逵、李舟、许瑝、戴叔伦、窦冀、钱起等八人的赠诗，摘其精要，按内容分为“述形似”、“叙机格”、“语疾迅”、“目愚劣”四个方面，列举诸家的评赞。所谓“形似”，作者用了“奔蛇走虺”、“骤雨旋风”、“壮士拔山伸劲铁”、“又似山开万仞峰”等约七十字，描述了其狂草的形式美。所谓“机格”，是指创作方法，用了逾百字，如“以狂继颠”、“志在新奇无定则”、“醒后却书书不得”，特别是“吴郡张颠曾不面”一句，当是对超迈张旭，前无古人的赞歌。所谓“迅疾”，是言其书写的快捷，引用了四十余字，其中“满座失声看不及”，对“迅疾”作了极形象的形容。所谓“愚劣”之云，乃多谦抑之词。所引“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狂”和“醉”在怀素而言，又何“愚劣”之有。在文章结尾处，怀素担心人们说他借重名公之口揄扬自己，特意写了一句：“固非虚薄之所敢当，徒增愧畏耳”。
图版1、怀素《自叙帖》三文本
（左《台北故宫本》摹本、中《流日残卷本》摹本、右《契兰堂本》真本）
傅氏创论“三本皆伪说”，系其根据友人提供的《流日残卷本》影印件文本，对《契兰堂本》和《台北故宫本》两文本研究之后，而取得的鉴定结论。与启功先生“三本皆摹”说不同之处在于，以“伪”代“摹”，更加极端化。
《契兰堂本》为真本，《台北故宫本》和《流日残卷本》为摹本（傅氏称之为“伪本”）。
《契兰堂本》
《契兰堂本》现存传世刻拓本是清代谢希曾依据明代唐荆川和清代高士奇所藏传世“秘阁本怀素《自叙帖》”重刻而成。此“秘阁本”宋代见于《淳熙秘阁续帖》，据笔者的考证，最早著录于宋代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五中：“昔唐怀素草圣《自叙》，藏苏泌家。亡其卷首一幅，其文集贤校理舜钦补之。今在《淳熙秘阁续帖》中，字态如出一手，几不可辨。”【注12】可见此“秘阁本”为苏舜钦家世代所藏之本，应无疑义。
自宋代以来的千年之间，怀素《自叙帖》传世就有多本，真相一直扑朔迷离，难辨真赝，诚如南宋曾纡所言“藏真《自叙》，世传有三。”【注1】现代关于《自叙帖》书迹的研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启功先生撰文提出《台北故宫本》和《流日残卷本》为摹本，《契兰堂本》祖本可能也是摹本（即“三本皆摹”）的观点之后，海内外关于怀素《自叙帖》真相的争论随之日趋激烈。2005年，美国国立弗利尔美术馆中国艺术部主任、台北故宫研究员、台大艺研所傅申（Shen fu）教授发表了《确证台北故宫本〈自叙帖〉为北宋映写本》（以下简称“《确证》”）一文，该文在否定了其在2004年所持的倾向真迹的《台北故宫本》“写本说”基础上，将《台北故宫本》、《流日残卷本》、《契兰堂本》三件文本一并鉴定为“三本皆伪”。【注2】
《台北故宫本》至晚在明代中期的文嘉时代，就已明确其并非怀素《自叙帖》原作真迹。文嘉、范大澈、王世贞、詹景凤、沈硕等皆有言及。民国间，朱家济马衡也撰文言及此事。上世纪八十年代，启功先生经过详细论证，并再三撰文将其鉴定为宋人摹本，至今在学界有识之士看来想必已应是不争之事实。
宋代，黄伯思（长睿）就曾论临摹二法云：
“摹，谓以薄纸覆古帖上，随其细大而拓之，若摹画之摹，故谓之摹；
又有以厚纸覆帖上，就明牖景（同影）而摹之，又谓之响拓焉。”【注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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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舜钦（1009年－1049年），字子美，开封（今属河南）人，曾祖父由梓州铜山（今四川中江）移家开封（今属河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