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
1966.05.24；中发［66］278号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停止和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和杨尚昆四同志职务问题的决定已经下达。会议决定，中央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进一步审查彭、陆、罗、杨四同志的反党活动和他们之间的不正常关系。彭真和罗瑞卿二同志错误问题的材料已经发给你们。在传达这个决定时，关于陆定一和杨尚昆二同志错误的问题，可以先作如下说明：
（一）关于陆定一同志的问题
（略）
（二）关于杨尚昆同志的问题
杨尚昆同志的主要错误如下：
（1）他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设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
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
（2）他把大量的机密的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给别人抄录，严重地泄露党的核心秘密。
（3）他同罗瑞卿等人的关系极不正常，积极参加了反党活动。
（4）他还有其他的严重错误。
这个文件发到县委和团级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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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秋，杨尚昆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1966年5月，他又被打成所谓“反党集团”成员。“文化大革命”中，他更是被监禁达12年之久。在此期间，我作为他的秘书，曾跟随他在广东、山西工作过一段时间，亲身了解到，在逆境中，他虽然对许多问题也想不通，但态度很坦然，关注最多的不是自己蒙冤而是党的事业！
杨尚昆中央办公厅的结束
中央印鉴包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办公厅”共四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办公厅”两枚印章使用最多，前者用于同外国兄弟党之间的往来信函，后者用于国内事务。“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两枚印章从未使用过。
12月10日晚10时14分，我随杨尚昆乘15次加挂的一节公务车离京去广州。在离京前杨尚昆已经向中办的同志打招呼不要去车站为他送行。因此，那天除了他的家属和属于工作性质的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乔明甫二人外，只有中办“后楼”的个别工作人员自发去了车站，站台上冷冷清清。但是当时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一职并未撤销，地方同志对“调动工作”的内情不知就里，因此近半年的时间里无论在湖南、广东、上海和江西，所到之处都有当地的主要负责同志热情接待，亲切交谈一如既往。
在去广州的车上有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刘志汉等三人同行，刘志汉（白族），云南易门县人，很健谈，一路有说有笑并不寂寞。次日晚到达长沙，因前方发生事故，湖南省委书记李瑞山把杨尚昆接到省委招待所（九所）休息，当晚和正在那里的王震、张经武、刘春等人见面亲切交谈并共进“宵夜”。次日，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从他蹲点的浏阳赶回长沙和杨尚昆见面并宴请。13日到达广州，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亲自接站并一直护送到下榻的省委招待所小岛4号楼。杨尚昆到广州五天后（18日）即下去考察。在13日至17日的五天中杨尚昆除和省委各同志见面外，赵紫阳三次来谈话；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16日从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归来后两次来看望并向他传达了上海会议和罗瑞卿被整的情况。此外，杨尚昆在广州期间先后会见了叶剑英、董必武、陈毅、贺龙、聂荣臻、李先念、薄一波、胡耀邦、赛福鼎和张治中等同志。
杨尚昆在广东
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22日，陶铸、赵紫阳来到小岛10楼向杨尚昆传达中央关于撤销他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和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职务，改任肇庆地委书记的决定，杨尚昆比较坦然。陶铸、赵紫阳走后，他平静地对我们说“我犯了错误”，表示“一切相信组织，一切相信中央，愿意接受审查”。至于工作，他说“做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可以，只是不当一把手”。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下午陶铸、赵紫阳同志来看我，并谈到要我去高要地委（即肇庆地委——笔者注）工作，我当即表同意”。
次日（5月23日），肇庆地委书记由广东省委常务书记区梦觉陪同看望杨尚昆，表示欢迎他去肇庆工作，并请他到肇庆后先在七星岩（肇庆著名风景区）休息几天。随后，杨尚昆对我说“你回到北京后也会让你揭发我的问题，你认为有什么问题，照实说”。他还预见到“小平同志也可能要受批判”。后来中央同意他回北方的请求，任命他为山西临汾地委书记。
杨尚昆在山西
5月30日，由广东省委秘书长马甫和广东省人民医院医生吴云章护送，杨尚昆乘16次特快加挂的一节公务车去山西，6月1日晨到达石家庄，2日凌晨改乘87次车7时许到达太原。山西省委书记、副省长武光汤，省委副秘书长欧阳景荣出面接待并宴请。6月3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从北京回到太原，传达他在北京时周恩来、邓小平、李雪峰同他谈话的情况，决定杨尚昆暂时安置在山西，不要回北京。当晚，杨尚昆由临时下榻的迎泽宾馆移居柳巷太原饭店西楼。在太原，山西省委给杨尚昆看了5月24日中共中央《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
杨尚昆急于下去工作，几次要求立即去临汾，但都被婉言拒绝。只在6月23日，省农办的一位同志到太原饭店向杨尚昆汇报山西的农业情况。
7月4日上午杨尚昆去晋祠散步，突接电话说“卫恒要来谈话，下午不要离开太原饭店”。果然，那天下午一时许太原饭店院内突然军警林立，气氛紧张，杨尚昆被转移到一个秘密地方开始“隔离审查”。
开始还很客气，配有炊事员、服务员，生活条件尚可，无非是责令他交代“问题”。这期间，他很平静，用了大约四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一份长达三万余字的《自传》。《自传》中写道：“我在中央工作的二十年时间内，对于主席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积极拥护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我都是一贯拥护的。没有在任何场所发表过反对三面红旗和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的意见，也没有参加过任何人的阴谋反党活动。”“有许多关于我的错误的具体事实，我还弄不清楚。有许多问题，我还没有想通。”
回忆杨尚昆被隔离审查的那天，13时许，我午睡正酣，突然被车声惊醒，此时太原饭店院内军警林立如临大敌，杨尚昆不知去向。欧阳景荣跑到我的屋里，同我和警卫员赵宇田谈话，无非是杨尚昆犯了错误，你们要和他划清界限，等等。随即有一个人来到我的房子仔细检查我的行李，当场扣留了我的两本工作日记和几个中央办公厅卷宗，用复写纸开了一个《扣留苏维民同志物品清单》，一式两份，双方签了名。之后，欧阳景荣等人走了，又来了两个人，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地方，和我们形影不离。次日，那两个人押解我和赵宇田回北京，四个人一同登上去北京的火车，这是一个软卧包厢，我们很知趣，一进包厢二话不说爬到上铺就睡下了。次日（7月6日）晨回到北京，由中办机要室的邹常缙接站，先到华北饭店（今金台饭店）吃了早餐，又把我们送到中办学习班二支部（机要室支部）所在地和平里，安置了赵宇田的住处后，我说我的家就在这里，他们只好让我回家。
在太原时间不长，但很不寻常。从杨尚昆能否与家人通信问题和赵宇田的工作问题两件事上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中央办公厅也是一片混乱。
杨尚昆回北京
1966年12月25日，杨尚昆从太原被押解回北京。他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写道“七时一刻起飞，九时十分到西郊机场。住在此地，屋小，甚冷，整夜未睡，又是一个新环境，应努力适应才是”。次日，他在日记中不忘“今天是主席的生日，祝他万寿无疆！”
三天后，杨尚昆就被拉去参加“控诉大会”，从此开始了无休止的、残酷的批斗。他在12月28日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参加控诉大会，非常的会啊！全身汗透几次，回来又未换衣服，因累就睡了……果然感冒了，发烧到38℃以上。”但是他更关心的不是自己，12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全身疼，躺着未做事。今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主席手书的满江红词。”1967年元旦这一天他记载“病未好，还有些温度，全身疼甚！在广播上听了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下午报来又读了两遍”。从这时起直到1975年被解除监禁，他除被批斗和被迫交代“问题”外，就是读书，反复研读毛泽东和马列著作，充分显示这位老革命家身处逆境意志弥坚。他关注的不是自己蒙冤而是党的事业！
1967年初，有一次杨尚昆被拉到中直礼堂批斗，当造反派质问他为什么“窃听毛主席讲话”时，他从容、镇静、理直气壮地高声回答“没有！”全场为之一振，批斗会草草收场。
1975年3月，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的指示，决定释放全部在押战犯，并决定对被关押审查的干部全部解除监禁。杨尚昆也被解除了近9年的“监护”，由中共山西临汾地委组织部派人来京接他去临汾定居，和家人团聚，从此有了一定的人身自由。
1978年秋，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在他的关怀下，杨尚昆回到北京，住入协和医院做全面的身体检查。
杨尚昆平反
1978年11月23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央专案组作出《关于杨尚昆同志的审查结论》。《结论》除承认“杨尚昆同志没有同任何人结过反党集团，也从未搞过任何阴谋活动，过去在党内、党外公布的‘反党野心家’系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外，对子虚乌有的所谓“秘密录音”问题仍然肯定为“犯了严重的错误”；对同苏籍华人来往中送给对方一些公开发行的刊物和宣传品如《中国青年》杂志和《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杨尚昆为了争取尽快出来工作，对这份留了尾巴的《审查结论》还是违心地签了字。
杨尚昆在《审查结论》签字的第二天，1978年11月25日，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杨尚昆同志不顾毛主席的指示和批评，在私录毛主席谈话的问题上犯有错误。经过复查，过去把他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应予平反。中央决定，恢复杨尚昆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分配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杨尚昆被任命为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分别于1979年2月17日、6月8日和1980年5月20日下达中共中央文件为彭真、陆定一和罗瑞卿正式平反。而杨尚昆因留下了一个在录音问题上犯有错误的尾巴，平反问题被迫拖了一段时间。经过认真的复查，1980年10月23日以中共中央办公厅文件印发经中央书记处批准的《关于为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通知》指出：“文化大革命”中，中央办公厅干部受到迫害，仅立案审查现已平反的就有238人。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地审查并纠正了对杨尚昆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但有些问题尚未彻底澄清。三中全会以后，对“文化大革命”中给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所加的各种罪名，进行了认真的复查，事实证明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及汪东兴同志强加给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的一切罪名，包括所谓“私录毛主席谈话”，全属不实之词。
从1965年10月杨尚昆被通知调动工作到1980年10月得到完全、彻底的平反，整整15年！
历史是公正的。被颠倒了的是非终究会再颠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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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窃听器事件”的缘由，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这样回忆:“所谓‘窃听器事件’，其实并不是什么窃听器，是录音机。它的起因是这样的:毛主席的一些讲话，因为现场没有录音，也不可能时时有人跟着记录，再说靠手工笔记也不准，事后想整理成文字找不到根据，传来传去很不准确，还出过一些问题。杨尚昆同志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为这事很伤脑筋。有一次，毛主席同外宾谈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真老虎的关系，安排了录音，后来根据录音整理成文字，很准确。毛主席看后很赞赏，表扬了这件事。于是，就开始在中央领导同志开会，特别是毛主席讲话时，尽量安排录音。可有时候他们的谈话不是很正式，录音话筒往面前一放，就感到不舒服，有拘束。怎么办呢？有关工作人员就想了个办法，将麦克风用盆花挡着，看不见，领导同志讲话就比较放开了。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然而，后来却闯了大祸。1961年4月26日晚，正在河北省保定市搞调查研究的杨尚昆突然接到中办副主任龚子荣的电话:毛泽东为在专列上安装录音线路的事发了大脾气，并要求杨尚昆务必于第二天赶回北京。出现这样大的纰漏，杨尚昆自然十分不安，当晚，在日记中写道:“脑子中很乱，整夜未睡好。”
第二天下午，杨尚昆回到北京。他深知问题的严重性，一下火车，当即“向小平、彭真略谈了一下情况”。此后几天，杨尚昆又先后找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副主任、周恩来秘书康一民，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等人了解情况。
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这次，毛泽东乘坐专列去广东一带搞调查研究。一天，毛泽东和一位服务员在专列办公室谈话。谈话后，服务员步出，恰遇另一专列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得意地说，他知道这位服务员和毛主席刚才谈话的内容。服务员问他如何知道的，那位工作人员便展示了录音设备。服务员转身便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大发雷霆。
5月2日下午，杨尚昆向刚刚返京的周恩来总理汇报了“录音事件”。当晚，他仍感“心情不安、坐卧不宁”。8日晚，杨尚昆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录音事件的疏于检查作检讨并请处分”。20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开会。会后，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和杨尚昆又在一起商谈了关于录音问题的处理意见。
处理措施有如下三条:一是决定田家英任中办副主任，以加强领导；二是中央书记处批准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作出关于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等五项规定；三是中央书记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批评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并决定给叶子龙、康一民以严重警告处分，给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以警告处分。
按理说，该批评的批评了，该处理的处理了，而且没有再犯同类错误，问题无疑是解决了。然而，到了1965年，这件事又被林彪、江青等人重新提了出来，并且说是杨尚昆“私自安装窃听器”，真是令人莫名其妙:其一，杨尚昆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安装录音机作录音记录，这本是正常活动，而且事前征得过中央的同意；其二，所谓“窃听事件”实际不是杨尚昆具体经办的，具体责任人是中央办公厅的一名副主任，但是，这名副主任反而没有事。
贬职
1965年10月29日，对杨尚昆来说是“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十时半，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三人约我谈话，这是一次不寻常的谈话，十分值得记着，永远不要忘记！”他还写道:“中午未睡好，下午也忐忑不安。”第二天日记的第一段写道:“心情不安，什么东西都看不下去，勉强看了一些文件。”第三天日记的第一段又写道:“整天没有精神，无心看什么。”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令杨尚昆如此心神不定？原来这次谈话是通知免去他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让其改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并由汪东兴接替他现在的工作。
到地方上工作，是杨尚昆早有的愿望，但如此突然不免使他纳闷。他上书毛泽东，请求谈一次话。他在信中写道:“办公厅工作，我已同汪东兴同志谈过两次，昨天又约汪东兴、田家英、李质忠等同志开会作了交代。今天已在办公厅厅务会议上，传达了中央的决定。
“我在中央机关工作已近20年，没有把工作做好，还犯了错误，辜负了主席和中央同志的期望。想到这些，我的心情是很沉重也很惭愧的。感谢主席和中央这次给我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和改造自己的机会，今后我一定尽自己的努力全心全意地把党分配给我的工作做好。以后还希望主席能经常给予指示和鞭策。
“我打算把办公厅工作交代完了后去陕西省长安县原来我蹲点的大队（牛角村）看看，听说那里生产搞得不错，今年粮棉收成比去年增产40%以上；本月底即去广东省工作，近几天来因风湿性背痛正在治疗，还有几天才能走。
“在去广东之前，如果主席有空，我很希望见见主席，得到主席批评指示。”
1965年11月10日，对杨尚昆来说，又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在这一天，他接到正式调令。同一天，毛泽东约见他，谈话历时一个半小时。
毛泽东说:“你下去，我给你个任务:第一，看中央和国务院下达的政策措施，有没有不适于当地实际情况的，如果有，你给我写个报告，提出你的意见；第二，中央各部门下达了些什么东西，有没有同中央、国务院相矛盾的，如果有，你给我理一下。就这么两个调查研究的任务。”
“这是一个很大的任务，我可能完不成，我努力去做就是了。”杨尚昆答。
毛泽东很幽默地问道:“广东那么热，你跑那里去干什么？”没等杨回答，他又说:“既然你已经定了，你去两年到三年，把这个任务完成，先在珠江流域；以后，我把你调到黄河流域，再搞两三年。要多深入，多调查。”
从毛泽东处回来的路上，杨尚昆遇到了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田问杨和毛主席谈了些什么。杨如实告之。田听后，说糟糕。他对杨尚昆说，如果主席狠狠地骂你一顿就好了，就没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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