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载了临时中央两次撤销毛泽东职务的事实：
1931年11月5日，上海临时中央代表团在瑞金解除毛泽东担任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
1932年10月12日中央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决定撤销毛泽东对红一方面军的领导权，
两次撤销毛泽东的两个职务后的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沪待不下去，
不得已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瑞金。
1933年 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被坐冷板凳，挨批受整
多年后 毛回忆说：
那段时间鬼都不上门一个。我成了粪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
但 杨至成（1955上将）是个例外
这部影片说彭德怀来看望毛泽东了，未见另外的记载， 实际上那时彭似乎没有去看过毛泽东
影片中说 周恩来和另一人（警卫？）骑马而过
毛泽东的妻子 贺子珍 招呼 恩来，周恩来 没搭理 策马而过
也未见史书记载，不知影片的这段根据和来源何在？
但是都说明了 毛泽东 那时的冷清
毛泽东被罢官以后，他自己说
“就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我也不找任何人，因为说我搞宗派主义，”
毛泽东自觉遵守党纪的事，聂帅有一段回忆（具体年月日不详，大概长征撤退前？）：
“一次他同林彪去看望毛泽东，一见面，毛泽东很高兴地说：“你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呀?”
聂荣臻说：“我们刚回来，接受新任务来了!”毛泽东问：“什么任务?”聂答：“要转移。”
毛泽东说，“你们知道了?”谈到这里，毛泽东话题一转，提议一同去看瞿秋白创办的一个图书馆。
林、聂也不便再谈转移的问题。
关于这次看望，聂荣臻评论说：“毛泽东那时是很守纪律的。同时，那个时候他也在避嫌疑，
因为一军团长期是由他直接领导和指挥的部队，他要防止教条宗派主义者怀疑他在暗中搞什么宗派活动。
因此，没有达到我们想探问转移方向的目的。毛泽东同志这样注意守纪律，
李德仍不断散布谣言，污蔑攻击毛泽东同志搞宗派活动。……
我所经历的事实，是对这类谰言的最好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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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项英于1930年12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到达江西苏区，并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议，于次年1月15日组织成立了（江西）苏区中央局，以苏区中央局为苏区党、政、军的最高领导机构，由其代理书记，撤销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总前委；同时建立了归苏区中央局领导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统领江西和全国红军，由其任主席，朱德、毛泽东为副主席。至此，从理论上来看，项英取代毛泽东成为中央苏区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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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月13日政治局会议上，中央重新调整苏区中央局人选，决定项英、任弼时、毛泽东、王稼祥为常委。任弼时分管组织工作、王稼祥分管宣传工作、毛泽东主管军事工作。中央苏区的二号人物改由任弼时担任，王稼祥则进入了苏区中央局最高领导机关。项英虽仍代理书记一职，但组织上的改动使项英在1月成立的苏区中央局的核心地位大打折扣。
1931年4月下旬，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率领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从此，中央苏区的重大问题决定权都集中在中央代表团，项英实际上再也没有履行代理书记的职权。
同年5月24日，在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支持下，重新恢复了1月间撤销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仍由毛泽东担任书记。10月，苏区中央局致电中共中央，认为项英领导能力不够，决定以毛泽东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
此时中央代表团与毛泽东之间形成了短暂的密切配合。但很快，中央代表团和毛泽东之间就关于土地与富农问题和军事战略的分歧扩大了他们之间原本就有的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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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至5日，在瑞金召开的苏区党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又称赣南会议）上，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在苏区实行的土地政策。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批评毛泽东“不没收富农多余及好的土地，向富农让步”，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会后，解除了毛泽东的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
会议还取消了红一方面军建制。毛泽东再次失去了对红军的最高领导权。
1931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毛泽东的代理书记职务至此结束。但是，周恩来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后，为便于了解情况，仍由毛泽东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尽管当时毛泽东的处境已较困难。1932年1月中旬，毛泽东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主要成员会议，遭到与会者批判，会议中途更换主持人。会后不久，毛泽东辞去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的职务，向苏区中央局请病假，赴瑞金城郊的东华山古庙养病。
临时中央在“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下，对革命形势作出夸大的估计。1932年1月9日，张闻天发表《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一文，提出“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并指示红一方面军“首取赣州”。毛泽东对于这种错误的战略方针，进行了抵制。苏区中央局攻打赣州失败，而毛泽东运用其“毛氏”军事战略却取得了漳州战役的胜利，巩固了闽西根据地。但这种胜利在张闻天等留苏派眼中恰恰是一种错误。4月4日，张闻天发表《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又一次不指名地批评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战略“表现了浓厚的等待主义”，“仅仅把‘巩固苏区根据地’像咒符一样去念”。
此时，蒋介石发动了第四次“围剿”，采取先扫清中央苏区的外围、再重点进攻中央苏区的策略。为粉碎敌人的“围剿”，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任命周恩来为总政委，而毛泽东只是以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的身份参与指挥战事。为统一军事领导，周恩来建议由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指挥作战。苏区中央局不同意。在周恩来的坚持下，苏区中央局才勉强接受周的建议。
1932年8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兴国召开会议，讨论红军下一步行动计划。会议接受了周恩来的提议，决定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会议还决定，前方组成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4人“军事最高会议”，周恩来任主席，负责一切行动和作战总计划；后方做地方群众工作以配合前方。
在对如何打破敌人的第四次反“围剿”的策略上，临时中央和后方的苏区中央局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向北出击，威胁南昌。而在前线的毛泽东、朱德等认为行不通。为解决红军军事行动方针的分歧，
苏区中央局于10月在宁都召开宁都会议，会议贯彻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进攻路线，对毛泽东的指责十分激烈，把毛泽东领导红军在历次反“围剿”中实行的“诱敌深入”的方针指责为“专门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任弼时、项英等指责毛泽东“不尊重领导机关”，
宁都会议是从10月3日到10月8日。
1932年10月初，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江西宁都开幕。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样、顾作霖、邓发、任弼时、项英与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时，在前线的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正在赶来的路上，未能出席，会议由任弼时主持。第二次开会前，周恩来赶回，主持了第二次会议。经周恩来争取，第一次会议时被排除在会议外的非苏区中央局成员陈毅获准列席会议，但规定陈毅只可旁听不可发言。
尽管周恩来“坚持要毛同志在前方助理，或由毛同志负主持战争责任”，但会议最终“批准毛同志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实际上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
会后，毛泽东当即准备赴福建长汀福音医院疗养。王稼祥向毛泽东告别，并要毛泽东再争取一下留在前方。毛泽东回答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 另一方面，毛泽东对周恩来表示：“前方何时来电召便何时来。”（见1932年11月12日周恩来致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电报。）1972年6月10日，周恩来在《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中也称，宁都会议后毛泽东曾向周恩来表示：“前方如有急需，可来电报，我即前去。” 这是毛泽东为自己留下的转圜余地，也符合宁都会议决议。但是此后随着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胜利和领导地位的巩固，毛泽东从未接到过前方电召。
毛泽东在长汀福音医院“养病”期间，见到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二人长谈，意见渐趋一致。罗明出院后，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福建省委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博古等人抵达中央苏区时，途经长汀，罗明劝博古去看正在“养病”的毛泽东。博古回答：“毛泽东有什么可看的！”罗明还汇报了照毛泽东指示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博古很反感。毛泽东在长汀“养病”4个月后，被中央召回，来瑞金主持政府工作。不久，临时中央在中央苏区开展反“罗明路线”运动，实际上是整肃毛泽东及其支持者，受牵连者还有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人。博古对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说：“毛泽覃、谢维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不满，这是派别活动。”毛泽东的亲属也受牵连，长期管理文件的妻子贺子珍改任收发，弟弟毛泽覃被撤职，并遭到开除党籍的威胁，毛泽覃的妻子贺怡被撤消中共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职务，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被免去红二十四师代理师长职务。
后来，在贺子珍陪同下，毛泽东到云石山的云山寺休养。云山寺荒凉冷清，仅有已还俗的赵和尚在庙前种菜地。毛泽东有时候读书，有时候与来菜地干活的赵和尚聊天。贺子珍回忆，当时没人敢同毛泽东说话，没人敢来看毛泽东。毛泽东回忆：“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实际上，还是有少数人冒政治风险来看望毛泽东，如 杨至成、聂荣臻、林彪等人。
博古全盘“苏化”中央苏区，毛泽东彻底“靠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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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5月，博古、项英参加中革军委，由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前方行动的决定权改由后方的中央局直接掌握。在军委总参谋部，由留苏派刘伯承与叶剑英担任正副参谋长，留苏派王稼祥任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被完全排除在军委之外。
1934年1月，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秦邦宪)积极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后期又过于听从军事顾问李德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他们对毛泽东的路线横加指责、无情批判，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说毛“顽固对抗中央”，致使毛泽东在“全苏二大”上被架空，撤掉了他 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一职，失去在政府中的领导权。
1934年1月中旬，博古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会议选举博古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组成新的中央书记处，成员包括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中央政治局12名正式委员和5名候补委员中留苏派占了绝大多数，毛泽东未能进入权力核心。
六届五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在苏区参照苏联体制，建立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下设中革军委，下辖中国工农红军总部，制定党的军事决策。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务委员会、中央审查委员会、中央党校、中央机关刊物编辑部等作为中共中央的直属机关，分工负责各方面的工作。留苏派理论家张闻天担任了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共中央局宣传部长、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等职务。
在苏维埃政府系统，也仿照苏联体制，设立了一系列机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设立了人民委员会，由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下辖21个人民委员部（局）及相关委员会。同时博古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至此，毛泽东所担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一职被分割为中央执委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使得毛泽东成为“苏联的加里宁”，有名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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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留苏派“左”倾中央的错误指导下，中央根据地逐渐缩小，红军队伍急速减员。对此毛泽东只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1934年9月中旬，中央苏区的形势已极端危急，此时的毛泽东虽“插不上话”，但他心系红军、心系根据地，在得到中央同意下，毛泽东来到南线的于都视察战况。据时任赣南军区参谋长的龚楚将军（后来他做了叛徒，“改开“后曾经回大陆探亲）回忆，毛泽东当时掩饰不住内心的万分悲痛而潸然泪下。
从项英受命进入根据地到博古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只有短短的三年左右。这期间留苏派与毛泽东矛盾斗争纷繁复杂，毛泽东数次被“贬”后又“崛起”。应该说，贯彻共产国际路线的博古等留苏派在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上已经取得了对毛泽东的完全优势，毛泽东被彻底“丢在一边”。
当年邓小平曾担任会昌县委书记、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而毛泽东受“左”倾路线排挤时，也到过文武坝，并写下了著名的词章《清平乐·会昌》。据说，1972年12月8日邓小平来到会昌文武坝时，睹物思人，曾深有感触地对陪同人员说了一句话：“毛主席当年也是受排挤的！”
这样，毛先后丧失党权、军权和行政领导权，变成一个无职无权的“普通一兵”。“削职为民”的4年间，正值毛泽东由“而立”步入“不惑”之年，除精神上的打击外，生活上筚路蓝缕、温饱难保，他居住在
东华山、苏家坡、云石山 的莽林古剎中，日日与僧人菩萨、暮鼓晨钟作伴，加上又患了严重的疟疾，幸亏福音医院院长傅连璋医生及时相救，才幸免于难。
毛泽东是卓越的政治家和天才的军事家，由于他的“被边缘化”，使党中央和红军蒙受重大损失、陷入重重危机，根据地日益锐减，他亲手创立的中央苏区毁于一旦，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迫使红军不得已实行战略转移，开启人类史上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事实上，红军遭遇的一系列惨败，也促使红军将士在残酷的斗争实践中觉悟起来，终于在遵义会议上重新走回毛泽东的军事路线，使中国革命重新走上充满希望之路。
毛泽东在延安时曾对人讲，他在瑞金的中央苏区“过了四年小媳妇日子”。
1965年8月5日，毛泽东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
“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列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缸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受到排挤、身处逆境时，毛泽东仍忍辱负重地忘我工作
说主要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显然是一种自我调侃。
详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d7b0d70102ei0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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