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荷细麦
行云流水
阿讷·霍普特曼(Arne Hauptmann, 1932—1992)，物理学博士，德国文学家、19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格哈特·霍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1862―1946）的孙子，也是我到德国后的德语教师。
与霍普特曼先生相识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当时我和几位中国同事一起在一个单位实习。有一天，一位身材魁梧的德国人来给大家上实习课，课前他来和大家打招呼，并且和大家随意交谈。当同事们介绍中国的情况时，他便开始发表有关中国的见解。他时而使用德语，时而又改用英语，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到重大的政治运动，又从“四人帮”到邓小平，然后又谈到改革开放。他谈论的话题广泛而且深入，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完全不顾及听众的反应，也根本不给其他人发表意见的机会。在政治经济话题之后，他又转向名胜古迹，从万里长城到十三陵，然后谈及烹饪艺术，从北京烤鸭到蛋花汤…… 他的谈话内容之广泛令人惊叹。当时我刚到德国不久，还不能完全听懂他说的内容，而在场的人中也没有人能完全听懂他的话，更没有人能和他对话。但可以感觉出来，他对中国客人的态度非常友好。不久之后，从其他德国人那里了解到，这位口若悬河的先生是德国文豪格哈特·霍普特曼的孙子。
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生活和学习，最大的困扰莫过于不懂当地的语言。虽然在国内受过一年的德语强化训练，但来到德国后才发现，自己只能应付一些非常简单的对话。为了能和德国人交谈，往往需要事先背一大段自己想说的话，以便对方能理解我的意思，而当德国人开口时，我基本上只能听懂大致的内容。为提高德语的听说能力，我向实习单位提出了上德语课的请求。幸运的是，实习单位为所有想学德语的实习生办理了语言学校的德语课程，这样大家都有机会提高自己的德语水平。
这所学校专门为外国人提供德语课程，班里的大部分同学来自东欧、南欧以及土耳其。他们中大多数已经在德国生活了一段时间，几乎都能流利地说一些不符合语法规则的洋泾浜德语。教材内容主要是一些日常生活用语以及从报刊中选取的简单课文。上课时，老师首先讲解语法，解释生词的意思，然后由学生朗读课文，并讨论课文的内容。霍普特曼先生了解到上课的情况后，嘲笑这所学校的语言教师只有“清洁工大妈”（“Putzfrau”）的文化水准，认为她们没有资格给我们这些外国人上德语课，并且表示愿意指导我学习“正规的德语”。
霍普特曼先生的工作习惯和一般人不同：他每天早上九点钟来上班，工作到十二点，然后去餐厅午餐，下午一点继续工作，直到晚上六点下班回家。为不影响各自的工作，我们每天在午休时间一起去餐厅就餐，利用吃饭时间交谈思想。
他的兴趣相当广泛，大部分话题集中在国际时事以及环境保护方面，他常强调人类生存需要和平的政治环境以及洁净的生态环境。有一次，我谈起了在上班路上看到一座公路高架桥上的一幅大幅标语：“Lasst Euch nicht von der Kernenergie verKOHLen und BeeRDigen”。他解释说，标语中的“KOHL”是指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的科尔（Helmut Kohl, 1930―2017），而“verkohlen”指的是“变成焦炭”；最后一个单词中三个大写字母组成的“BRD”是联邦德国的缩写，“beerdigen”是“埋葬”的意思。这句标语的意思是：“不要成为科尔政府和联邦德国核能政策的牺牲品”，这条标语显然出自激进的环境保护人士之手。
霍普特曼先生是核物理学方面博士，同时又是核电站的反对者。在午餐时，他多次表达了对于核电站运营安全和核废料处理的担忧，认为美国三里岛核电站事故以及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并没有引起德国政府的足够重视。他支持“绿色和平（“Greenpeace”）组织对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和机构发起抗议活动，但似乎对当时已经活跃在西德政治舞台上的“绿党”（“die Gruenen”）没有什么好感。
实习结束后，在向霍普特曼先生告别时，他送了我一本他祖父的文集和一本他祖父的传记，还囎送了一百马克。当时出于礼貌，我未加深思就接受了这些礼物。事后一想觉得不妥，于是便在第二天归还了一百马克。霍普特曼先生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还钱的举动让他颇感意外，他有些生气地说了一句：“钱是肮脏的”。他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几个月后在一封来信中，除了推荐一本新书外，还特别提到：“由于您拒绝了我的一百马克，现在必需自己掏钱买书了。”为了消除误会，在回信中特别解释：从小的家教不允许无故收人钱财，并再次表示了歉意。
离开实习单位以后，我前往另一个城市。由于暂时找不到合适的住房，被安排住在国际学生俱乐部顶楼的一间空房中。在那里，我找到了一本德语教科，其中收录了一些德国著名文学家的作品，这本教材成了自学德语的课本。花费了很多时间，模仿教材中的文学语言，给霍普特曼先生写了一封信，介绍了离开实习单位后的情况。在回信中，他写道：“…… 我已将您的信拷贝给我的母亲 — 她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睿智的、有学养的八十三岁的老人。读完您的信后，她在电话中称赞您与众不同的德语表达方式，说这是您的（德语）专业毕业的同事比不了的…… 您是这些中国人中唯一的一人，对同事既不做肯定也不作否定的评论，完全置之身外。”。在这封信的最后，他指出了我信中的语言错误，并且说明了正确的德语表达方式。他曾经表示过愿意指导我学习地道的德语，他果然没有食言。
也许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在冷战时期，西方的政治家和民众一直都关注苏联国内的形势发展。当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并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领域推行一系列改革时，人们观察到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态势有所缓解的迹象。在霍普特曼先生的来信中，他提及已阅读了戈尔巴乔夫的著作>Perestroika<（《改建》），而且还做了读书笔记。然而，西方人主要依赖主流媒体获取信息，因此他们很难全面了解苏联的政治生态以及民众对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看法。通过与来自苏联的学者和留学生的接触，发现几乎所有人都对“新思维”持反对态度，甚至将“Perestroika”戏称为“Katastroika”。这个词来自于“Katastrophe”（灾难）中的“Kata”和“Perestroika”（改建）中的“stroika”，意思是“灾难性的改建”，表达了苏联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困惑和迷茫。那时没有人能预料，几年以后，苏维埃联盟毫无预兆地一夜之间解体了。
有一年的假期，我在一家公司实习期间，在给霍普特曼先生的信中提到了乘车上下班时的观察，比如，一些年迈的乘客步履艰难地上下车，虽然他们行动不便，但却不得不自行外出购物。另外，一些年轻人在车上大声喧哗，毫不顾及周围乘客的感受。霍普特曼先生在回信中写道：“您的观察完全正确：老年人越来越孤立无助，被这个社会遗弃。两年以来，我的八十五高龄的母亲在家照顾她已八十七岁的、神志严重丧失的姐姐，而护理人员 — 虽然报酬不菲 — 要不就是来自酒鬼家庭、没有受过职业教育的，要不就是政治避难者；此外谁还愿意干这样的活呢？干脆就让医药机器来干！好一点的养老院每月费用都在三千至四千马克以上，这只有经济状况优裕人才负担得起。一个物质高度发达的社会是缺乏人道德。”
对于年轻人的狂放与轻浮，他写道：“总会有那么一些年轻人，他们在公共场所 — 也许刚喝了酒或者吸了毒，以此来壮胆 — 有意制造惊人之举，用以遮掩自己内心的自卑。他们回到家后往往绝望地摔倒在床上，痛苦不堪地、伤心至极地哭泣：也许因为他们的父亲是酒鬼，也许因为在家里挨家长的揍，或者因为家长不关心他们。他们在公共场所的赤裸裸的示众 — 尤其是现在的两德统一之后 — 恰恰反映出内心自卑。但我们也应当看到，这种人毕竟是这个社会中的极少数人。”
因为学习压力与生活负担的重压，我只能在假期抽出时间给霍普特曼先生写信，介绍我的学习情况，同时也探讨一些时事和政治等方面的热议话题。他曾经建议我在专业学习之余参加高级德语班，但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我再也没有机会进修德语。我们之间的通信一直持续了数年，直到有一天收到了霍普特曼先生的母亲寄来的讣闻。在给他母亲的唁函中，我除了表示对他的逝世深切哀悼外，还回忆了多年来他对我的帮助。几个月后，老人家寄来她儿子的遗物：一架照相机和一个皮公文包。我收下了这些遗物，一直珍藏至今。
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我总会在几个重要的节日给霍普特曼先生的母亲写信，也总会收到她的亲笔回信。在最后一封信中，她写道:“我活了差不多一百岁，已经感到生命即将结束。现在，我每天仍然努力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我的内心十分平静。”
我很幸运能够遇到这位学识渊博的德语老师，在我们长达四年的通信中，得到了他多方面的指导。在坎坷崎岖的求学道路上蹒跚前行多年之后，终于可以面对德语教师的遗像，轻轻地说一声：我没有辜负您当年的帮助和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