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社会主义”，“中国式离婚”，“中国式民主”，“中国式管理”，“中国式爱情”，“中国式发明”... ...，是的，还有震耳欲聋的“中国式过马路”。
“中国式”三个字很好写很好读也很好记，一点也不复杂，但内涵丰富，力大无穷，几近神勇。将这三个字冠于任何词汇之前，该词汇所表述的涵义便像被施了魔法瞬间变得“合情合理”，即便不合法也“无可厚非”，“情有可原”，最后必须“网开一面”。而我们也顺便被“中国式”洗脑洗得心安理得，于是一切便“和谐”了，顺理成章了，也就“理所当然”了。其理论依据是：无论错对，只要它符合国情便为合理。潜台词为国情大于法理。
我们的“国情”因何而来，从何而来，何时而来已经无从考究了。洒家以为这种顽固的“国情”必然历史悠久，所以才能如此“根深蒂固”。洒家并非史学家，不敢由历史入手探究我们特立独行的“国情”的起源。但可以借助历史上所发生的事件来剖析造就这个“国情”的民族的潜意识。这个事件就是战争。中国历史号称五千年，实际四千二百年。从夏朝算起，经历二十几个朝代，发生的战争无数，其中有记载的战争就有三千多场，换句话说每一年多就有一场战争，每十年就有一场大战。这个民族历来生活在惶恐与不安之中，以至于每逢二三十年无大战便山呼万岁，必称盛世（历史上所谓的几个“盛世”无非是几十年无大战，百姓得以休养生息而已）。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连年不断的战争使得这个民族不断地在逃难中得以生存，因此我们血液里多了一种意识，即难民意识。
这种“难民意识”十分可怕。因为它彻底改变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生活方式，迫使我们像田鼠一样无节制的向大自然索取， 像田鼠一样拼命挖洞仓储而不愿与社会分享，并时刻准备着逃难；这种难民意识十分可悲。因为它彻底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它迫使我们像鬣狗一样目光短浅，极端自私，像鬣狗一样不以伤害他人利益为耻，并时刻准备着逃难；这种难民意识十分可怜。因为它彻底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方式，它迫使我们像角马一样争先恐后趋利，像角马一样在大难来时相互践踏，全然不顾道德与规则... ...。于是，这种意识下的“中国式社会主义”的人剥削人便显得很合乎情理，“中国式发明”的抄袭模仿便显得很合乎情理，“中国式民主”的无政府主义便显得很合乎情理，“中国式离婚”的功利至上及无情无义也变得很合乎情理，“中国式管理”的领导愚蠢专断也变得很合乎情理，“中国式爱情”的杯水主义和乱伦也变得很合乎情理，当然，“中国式过马路”的混乱无序便显得更合乎情理... ...。但无论是“中国式社会主义”，还是“中国式过马路”，都无一不透露着浓烈的,无处不在的“难民意识”。
可以预见，我们的“中国式”还会发扬光大，内容还会越发丰富，并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只要难民意识还在作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