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哪里来？

我从哪里来？

 

小时候，就怕填个人简历表。尤其是家庭出身那一栏。因为我家出身是地主。尽管我够岁数填表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林彪的飞机也从天上掉下来了，可出身这一关，还是把的很严。出身贫农的学生一点心里障碍没有，大胆地填好让你看。富农的，就含糊一点，遮掩不住也可以让你扫一眼。地主们可就残了。越盖别人越想看，拉拉扯扯，没准还给你撕了。就是你动作快，填完赶快交给老师，也隔不住班干部们不泄露你的天机。小学四年级，时代稍有变化，家庭出身不在根据土改时的记录，而是根据父亲的职业。这下可让我松了一口气。虽然工人比不上军人，干部，教师，知识分子，可比农民，市民，裁缝强多了。毛主席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也就是说，我爸领导你爸。小辫子没翘几天，和我一个厂的宋小五揭了我的老底，说我家是恶霸地主。而且勾结班上的一批二杆子，追着我叫“地主仔子”。我恼羞成怒，课间休息和他们拼了一场。我还一不作，二不休，强烈要求我大哥到学校揍宋小五一回，让他威风扫地。可我哥和他哥是铁哥们，不愿帮这个忙。搁不住我死搅蛮缠，答应和他哥通通气。果然，宋小五不再和我捣蛋了。但我还暗中下咒，咒他不得好死。十多年后，小五当兵回来，得了一种奇怪的病，没查出来，人就死了。我当时真有点心虚，怕是我当年的咒后发功，把小五给害了，见他妈都直绕道。后来听说，小五的连队参加了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好几个人退伍后，就不明不白地死了，可能是接触了化学武器。

 

虽说出身问题让我松了一口气，我还是经常呐闷儿：我老爸怎么可能是地主呢？他一点没有黄世仁，刘文采的凶狠毒辣，也不象”一只拨壳枪”里的老地主，时不时地给我们灌输一点“想当年你爸爸我”之类的反革命言论，倒是象喜儿她爹杨白劳忍气吞声的。难道他就是“看不见的战线”里的潜伏在我们身边多年的老狐狸，时刻准备着配合老蒋反攻大陆？我眼前不禁出现电影小人书里阶级敌人头戴耳机，手按电码的憬头。这还得了！阶级斗争就在我身边，我竟没有查觉。于是，我便象小画书里的红小兵一样，提高革命警惕暗中偷偷监视我爸，看他和什么人接头，爱往哪里藏东西。观察了一番，爸一个朋友也没有，不知是他不会交友，还是别人知道他出身不好不爱理他。总之，没发现他和什么人有勾结。要说藏东西，也就是藏一些当时计量分配的白糖红糖，以防被我今天一勺明天一勺地消费掉。再说，我家当时住东楼二楼，就两间屋，三张床，一个盛被子的红色大方箱子，三四个木板订的简易小箱子，就那么巴掌点地儿，往那儿藏啊？。唯一像样点的家具是一个开始翻毛的皮箱子，一直上着锁。妈说这是我们家的传家宝，解放时逃难到上海就带着它，后来支援内地到河南洛阳，最后又带着它到郑州柴油机厂。妈边说边用手抚摸着箱子表面翻起的毛，一副李奶奶向李铁梅讲红灯英勇悲壮的表情。有一次，她一高兴，打开箱子让我看，里面没有多少东西，只装了半下子。有一条半边红半边黄的男式羊毛围巾，颜色非常绚丽，那年月不太常见。我妈说那是我爸的，他年轻时爱赶时髦，在上海当工人的时候，星期天总打扮的跟赵丹一样，和单位里的年轻人去看电影。“现在这围巾可不敢带了。”她把围巾迭好放回去，又拿起一个塑料袋，里面有几个小纸包，她一个一个打开给我看。“这个戒指是我结婚时，你姥姥给我的。等你们长大了，你和你姐哪一个孝顺我，我就给谁。”我一听，得了，我姐从小是孝女，不用她说，我也知道轮不到我。她又打开一个纸包，里面有一对金色耳环。“这也是你姥姥给我的结婚礼物，那时候，你姥爷还没把家产都赌光，不然，我一点陪嫁的东西都没有。不过，多亏你姥爷把家产拿去做抵押赌擞光了，我娘家评了个富农。不然，解放的时候你爷爷村里的人，早把我活剥了。”　这两样东西大概是我家最值钱的了。其他还有一串用麻绳串在一起中间有孔的铜片子，跟杨白劳卖豆腐赚了的一串钱一样，这大概就是旧社会的人民币了。妈还让我看了几样好玩儿的东西，我也记不清了都有什么了。后来有一天晚正吃晚饭，厂里一群人来我家抄家，（我刚选了“抄”字，中文软件就给我提示“家”字，难道这些个编程序的年轻人也听说过“抄家”这个词？我不知是该高兴还是该叹气。）把大红柜子翻了个遍，把床底下的木板箱都拉出来，最后也把这个皮箱打开了。还好，抄家队的头是我妈的南京老乡刘哈啦子叔叔，他装模作样的翻了几下，顺手掂了几本老书，就打发其他几位出门了。我看见我妈和他嘀沽一番，两手在胸襟前不停的搓，头不停地点，感激万分地送他出门。转身回来，她一脸兴奋，压低嗓门儿说“他们只是例行公事，不是专冲你爸来的！”我不记得我爸讲话，也不记得他的表情，只记的那天晚上灯光特别的暗，桌面的碗筷乱七八糟，除了刘哈啦子和我妈的脸，别人我都记不清楚了。

 

找来找去，没发现什么可疑的行迹，我只好暂停了。好在七十年代，大家忙着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没工夫和帝富反坏右瞎折腾，我们家开始太平了，我爸的腰杆儿也慢慢地直了起来，话也多了。以前根本不搭理我们的人，得空也来串串门，和我爸商量写大字报攻击厂里的左派右派，保皇派和其它一些吃饱撑出来的臭派。可以看的出来，我爸受宠若惊，忡忡欲动。他被党和人民踩在脚下二十多年了，今天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地直直腰了，更何况平时看不起他的造反派们，竟开口请他加入他们的队伍！他翻出长年不用的毛笔墨水，手舞足蹈地在旧报纸上练起功来。没料到我妈在一边泼凉水：“别高兴的太早。下个运动来了，你还不知是人是鬼哪。你跟人家比？人家是人民内部矛盾，到你头上就成敌我矛盾了。出事了，人家贫农党员一边闪儿，把你推出去当替死鬼。到时候，别再求我做你的挡箭牌！”我爸是个明白人，收了笔墨，晃悠悠地去街头翘首仰观别人的大字报了。

 

七六年，我的探索有了重大突破。那年，我小学毕业，在家等着中学分配。我们这一年的孩子太多，郑州市的中学安排不下，就让我们在家等信儿。一直等到九月老毛死了，我们还没地儿上学。我在家待的是百无聊奈，把床下抄家剩下来的老书翻了一通，什么“三家巷”，“家，春，秋”，“林海雪原”，我囫囵吞枣一目十行地瞎读一气（爱情片段反复琢磨以备后用）。床下翻完我又站在床上往高处翻。我们家新做的“大立柜”就在床边。“大立柜”上面放着我们家的传家宝－那个旧的翻了毛的皮箱。我估计离大人下班还有一阵工夫，就站在床头上摇摇晃晃地把箱子拖了下来。箱子还上着锁，但看上去细细的不是很牢，我左遥右晃竟然把它打开了。我首先观察一番东西的方位，免得放错地方引起怀疑，然后才下手。我掂起我爸的红黄相间的围巾，围在脖子上，跳下床站到“大立柜”的镜子前面，还挺好看的。就是毛有点扎扎的。我又跳上床，接着往下翻，希望能发现什么新奇的东西。翻了一圈儿，没什么好玩的，便打算合起来。又看见箱子盖上有个袋子，手伸了进去，掏出了一个牛皮纸的信封。信封上没有写字，里面却鼓囊囊的，一定是用来装什么东西的，会不会是钞票？我毫不犹豫就打开，里头是一迭折了三下子的信纸，上面还有“河南郑州勘查机械厂专用信笺”，就是那种薄薄的上面印有一道道的红线，省得你跳行的公家信纸。题目是“个人检查”，开头是一些“我，现名李常红，ＸＸＸ年出生于江苏省江凌县，ＸＸＸ年加入工作。。。”之类的废话，我几乎到此为止，却一眼扫到第二段，有一些“向党和人民隐瞒真相，罪该万死。。。”的字眼。我感到头皮发紧，鸡皮疙瘩呼拉一下整个全起来了。这还得了，这是我爸的交代材料啊。原来我爸名叫葛常洪，家里有二十多亩地，我爷爷当过乡长和日本鬼子应酬过，也跟共产党打过交道。我爸从小在城里作药店学徒，没剥削过人，我爷爷农忙时雇过短工，没长工（之所以分得那么清是因为地主的小命是否保得住要靠这两个字决定）。解放那年，我爸和我爷爷怕被杀头，就逃到上海，投宿到远房亲戚家，改名换姓叫李常红。我妈和我奶奶留在乡下接受批判，我奶奶受不了挂排游街，跳河自绝于人民。后来我爸他们回来，我爷爷被抓坐牢一年，放了出来。我妈和我爸没事儿，就到上海打工去了。我爸当建筑工，我妈当女佣。五七年支援内地，他俩就北上到了洛阳。我爸当工人，我妈给人洗衣服。后来他们又转到郑州柴油机厂。我爸当工人，我妈到处打零工。后来到勘察机械厂，我爸还是当他的工人，我妈又给人洗工作服。我爸一直没有向组织老实交代他改名换姓逃避“土改”，只承认出身地主。多亏了我党英明伟大，洞察一切，派张得全同志到南京调查，使他认清了自己的本色！我抖抖瑟瑟地念着，又担心被我爸回来撞着了，当时感觉就跟搞地下工作似的。读完看看座钟离下班时间差不多，就赶紧把东西归好，头顶着皮箱，摇摇晃晃地把它放到“大立柜”的上面，然后，穿上拖鞋一溜烟儿逃出家门。我怕家里人发现我做贼心虚的表情。

 

跑出楼门不知去哪儿。那会儿，我是谁也不想见，就溜鞑到正在盖家属楼的工地上。楼的架子基本搭好了，墙还没有都竖起来，很难看出来每家房间的布局。我就喜欢在里面钻来钻去，爬高上低。我找个背着大路的地方坐下，顺手拈起小水泥块往楼下扔着玩儿。看来宋小五是对的，我爸是“逃亡地主”！而且还是隐名埋姓的！我明白了为什么胜男她爸脸上挂着那种爱理不爱理懒得正眼看你的表情。因为厂里曾经派他去南京搞我爸的“社会调查”，看他是如何瞒天过海隐瞒身份混入了工人阶级队伍。怪不得每次我和胜男打架，她爸来我家告状，我妈就当着他们全家的面，用鸡毛掸子没命地抽我，还让我给他们跪下陪理道歉，一点不顾忌我的形像。这份检查，就是胜南他爸从南京调查回来准备彻底审查时，组织上让我爸写的，看他老实不老实。这可是造反派最拿手的一招。抓住你的老底，还让你自己交代。交代少了，扣你一个和”劳动人民对抗到底”帽子。交代多了，说你竟然隐藏的这么深，连调查的人都没调查出来，一定还有更多的罪行没交代。接着调查，接着逼供，挤你的牙膏。有些人受不了，就瞎编，多活一天是一天。有些人受不了这份悬挂在半空的滋味，板凳一踢，“上调了”。好在我爸想得通，选择了第一条路，不然也就没有我这个人了。不过我当时对他的选择非常不满，为什么让我生在这个家，有这样的父母，让我抬不起头。我不禁想起那个想收养我的人家。不知是真是假，我妈常说，生我的时候，他们已有了我大哥二哥和我姐，怕养不起我，就打算把我送人。那两口子，有四十多岁，在市政府工作，想收养一个孩子。人家给我妈三百块钱，还掂着鸡蛋红糖去医院看我妈。我妈见了红糖鸡蛋就把我给出卖了，没想到我爸见了我活泼可爱美丽动人，变挂了，死活不签字。人家抽回了三百块钱，留下了红糖和鸡蛋。从此，我一不听我妈的话，我妈就说：“早知道你这个样子，当年就该把你送给那两口子！”。我一不听我爸的话，我爸就说：“要不是我坚决反对，你妈早把你送人了！”。好像我欠他们似的。不知那两口子现在还想不想要孩子了？他们不是在市委工作吗？那我不就是干部子女了吗？那不就不用“上山下乡”了吗？嗨，我的前途整个儿让我爸给毁了！

 

从那以后，我不再气焰嚣张，想揍谁揍谁了。对比我有权力的人，比如居委会的小脚老太太，向阳院的辅导员，中学老师，班干部，小组长，都采取回避疏远的态度。里面即有大难临头的恐惧，也有高攀不上的忌妒。组织一找我，我就吓的心惊肉跳，语无论次。跟当年的“地富反坏右”一个德行。好在伟大领袖毛泽东蹬腿儿了以后，英明领袖华国锋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国内外形势一派大好，政治气候开始变暖，个人出身已不是人们入党入团结婚选偶的先决条件了，老家的七大姨子八大爷们也开始来串门了。这时我才知道我们上海还有个姨妈，南京还有四个姑妈，七八个表哥表姐表弟表妹。我一直以为我们家一个亲戚都没有哪！一来一往，大人们开始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前些年的遭遇。我也听不全明白他们说什么，反正每家都有一把伤心泪。哭的最很的，是我妈的侄女。他爸取了个后妈，对他们比较恶毒，她和两个弟弟，到处乞讨，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等我妈去她后妈家，她后妈也痛哭失夫之苦，寡妇之难，把我搞的不知谁是谁非，就和后妈的儿子外号“烂肚脐眼子”去他家的柑蔗园里，嘎蹦嘎蹦吃个痛快。混的最好的，是我爸的大姐，一男一女，丈夫还是兽医。我回老家水土不服发高烧，还是他下的药，竟然没把我吃死。可我妈和其他的三个姑姑对她都不感冒。我妈一个劲地讲大姑年轻时不给她好脸，天天打扮的跟窑姐似的，到处乱逛。姑妈们便控诉大姑如何瞧不起她们，去她家借东西死样挂气的。由其是我三姑妈，好像和我大姑有一笔算不清的血泪帐，把她的罪行一一清诉，说六零年闹饥荒，我爷爷去大姑家讨饭，她竟然说那么老了死了算了，年轻人还没饭吃哪，把我爷爷关在门外。我爷爷连气带饿，没几天就翘辫子了。这还不算，前几年村上开荒地开到我家的老祖坟上，命令家属交五十块钱的迁移费，我大姑一毛不拔，村上就把推土机从我们的祖坟上推了过去，来了一个连锅端，尸骨便地。小孩们把我爷的头当免费足球踢开了。我心里问那会儿三姑你人躲那去了？没敢问，因为我爸在一旁已经泣不成声，直嚷嚷老爸儿子对不起你呀。三姑气儿撒完了，趁我爸妈悲痛的混头转向，借了我家五十块钱，到现在都没还，还以为我们忘了，连提都不提这事儿。我们最喜欢的还是我姨妈一家，因为她家在大上海，比我们洋气。尽管不是很有钱，但还是很能满足我们的虚荣心。每此去她们家，厂里的人就让我们捎被罩，牙膏，香皂，袜子，背心，布料，泡泡糖和一切你可以想象的日用品，不知河南人民离了上海人民这些年都是怎么活的。所以每次去上海就跟走私的一样，见什么买什么。火车坐不起，就搭单位里的大卡车，在车棚下颠簸两天南下，抢购三天，再颠簸两天北上，其乐无穷。回来左房右邻都来取货，跟除一早晨开红包一样兴奋热闹，不一会儿，大包小包的好东西就不见了，那一百个泡泡糖也经不住一批批的不请自邀的客人，几天就不见了，使我从小就产生了“好花不常开，好景不长在”的悲观主义思想。我开始报怨我爸，为什么你死气白咧非跑到河南这个鬼地方，为什么不像我姨父那样赖在上海不走哇？我妈搭腔道，你姨父不是不想来河南，是他不够资格来。你知道你姨父以前是干什么的？说出来吓死你！他是国民党的一个团长，解放大上海时，共产党把他的左眼给打流出来了。好在留了他一条狗命，让他当了建筑工人，重建大上海。五七年大跃进，我们被发配到北方，他思想不好，就不让他来，他和你姨妈拣了三年的破烂，才找了份拉板车的差使。你姨妈讲她生你大表哥，想吃一碗嫩豆腐都没钱买。他们能熬到今天这个样，是死里逃生啊。你大表哥还嫌你姨父一只眼，开家长会硬说不任识你姨父！你们这些孩子呀，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一番话讲的我一楞一楞的，不知那儿是那儿。心里对我上海表姐那一副“你们乡下人”的表情更加充满不愤儿。不就是货架子满腾点吗？我们也算是城里人呀，你没看见那些贼眉鼠眼的转业军人，一个个争当现代陈世美钩引城市妞？我们管那些人才叫“乡下人”哪。什么时候我们自己也变成。。。？

 

慢慢的，我爸妈也变的健谈了。那时我俩哥被迫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广阔的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所以大冬天晚上吃饱了没事儿干（那会儿电视还没到中国，至少没到河南）我们一家四口就坐进被窝里，暖和和地抬扛拉家常。我爸妈你一言我一语，把他们三十年的风风雨雨一一道来。

 

“要说你爷爷是恶霸地主，那是天大的冤枉。他活着，没享受一天，而是累死累活，为一家人谋生。我爷爷家本来没有什么家产，全是靠你爷爷辛辛苦苦，一点一点攒起来的。他人聪明能干，对人和蔼，村上没几个人说他不好的。日本鬼子在南京那些年，他当村里的乡长，处处赔笑免得他们骚扰我们村。共产党来了，他还是以礼相待，谁都不得罪。村里只有一家人不买他的帐，还是祖上留下的仇。他们一家人五个儿子不务正业，吊而郎当，尽找喳打架。你爷爷躲闪不过，也和他们冲突过几次。后来他们把家产捣腾光了，就加入了土匪混口饭吃，后来改编成了共产党，。解放了，他们几个兄弟神气活现地转业打回老家去，搞起了打土豪分田地。村上有点儿土地的人，尤其是和他们家有仇的人可遭殃了。幸亏你爷人缘好，别人透了风，不然我和他都被他们钉进棺材了。我和你爷俩人逃命到上海，寄宿在一家姓李的亲戚家。那家人可真是好人哪。要知道窝藏地主在当年要杀头的呀！我们在他家里藏了一年多。天天提心吊胆，脚踩在刀刃上。那时我们住在上海的提蓝桥监狱旁边，每天听见里面枪毙人，鬼哭狼嚎的，军用大卡车一车一车地往外拉，死尸堆到车棚顶，血跟着车走，监狱前面的马路都是红的。你想想我和你爷爷过的什么日子吗？”。

 

“你的日子不好过，我们在家更难受！”我妈搭话了。“你们跑了，他们抓住你妈和我不放，天天折腾我们，让我们交代你们的去处。村里的人把我们俩五花大梆，挂了排子，围着村子直绕圈儿。我还好一点，是媳妇，再说我娘哥哥求情，从宽处理。你奶奶娇身惯养的，那受得了那份屈辱。那些人把石板用铁丝圈起了挂在她脖子上，让她光着脚围着村子转。她三寸金莲，哪走得了路？那些人还缺德的很，把玻璃瓶砸碎扔在地上，她走不到一圈儿就倒下，只好跪在地上，爬着走。你奶奶那人倔的很，不肯求情，眼泪叭达叭达地掉，脸上还一副高不可攀的样子，可把他们气坏了，没事儿就拉她出去兜一圈。有一天傍晚，她包起一筐脏衣服，说新娘子，我先走一步了。那时我们结婚没几年，你爷爷一直叫我新娘子，所以她说新娘子，我先走一步了。我也没谜蹬过来，以为她去洗衣服。天黑了，也不见她回来，到河边一看，筐子放在石板上，人早不见了。那年月，上游经常漂下死尸来，一个个泡的鼓鼓的，恶心死了。我看见心里发誓，死也死的漂亮点儿，不能让人看着恶心。谁知你奶奶竟走了这条路。她年轻的时候多神气呀，天天头发梳得油光发亮，衣服笔挺。还嫌我拉蹋，脚板太大。可不是我脚板大哪，家里的活全让我干了。你爷爷就是冲我脚大才叫人说媒呢！不掏钱的长工吗！不过你奶奶还没有坏到和黄世仁他妈的地步，对我还是满心疼的，可惜那时我身不由己，没救她一命，连她的尸首也没找到。因为河里的死尸太多了，谁认得谁呀？”

 

我爸就讨厌我妈数落我奶奶，直冲我妈翻白眼儿。“你奶奶其实人不坏，就是有点古怪。从小她娘家有钱，娇惯了，嫁给你爷爷，又把她当老祖宗供着，从来没跟她红过脸。你奶奶对外人比较凶，可对自己的孩子好着哪！你四个姑姑，想吃什么，想穿什么，她就托人去上海给他们买。赶集的时候，你四个姑姑打扮的花枝朝展，谁看了不夸。我们要什么东西，不敢跟你爷爷讲，专找你奶奶。要说你奶奶怪，也是有原因的。她一辈子生了十四个孩子：两对双胞胎男孩，一对双胞胎女孩，外加五个姑娘，三个儿子。有几个生下来没多久就死了，也就算了。可有一年村上发传染病，那两对双胞胎男孩还有几个姑娘，都七八九岁了，一个月内接连死了，就剩下我跟我哥和几个姐妹了，她哪里受得了？没想到，南京大屠杀那年，我哥又不见了。要说你大伯呀那才是一表人才，笔墨书画那样都拿的起，人长的眉清目秀跟唐僧似的，把我比的没处站。算命的人都说他是皇母娘娘的护身，她迟早要召他去的。你奶奶疼死他了，天天把他捧在手上，怕他被皇母娘娘召走。他十五岁，你爷爷送他到南京我们家开的药铺去学徒，你奶奶死活不愿意。好在我们本家在那里，她也就没有太坚持。说也怪，南京大屠杀前几天，你大伯在家，听说南京风声紧了，他担心他师傅师母，非要回去不可，谁也讲不通。他回去的第二天，消息传来，说日本鬼子杀人了。之后下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雪，把死人都盖上了，找也没法儿找。你奶奶不死心，一次一次地派人去找。过了年，雪化了，尸体遍地，都变形了，到那里去找？你奶奶天天坐在村边等你大伯，眼睛都哭瞎了，他也没回来。等了几年，还是不见他回来，她才死了心。她怪你爷爷，三四年不跟他讲一句话了，对我们也搭理不搭理的，看见人跟没看见一样。你爷爷更是对她百依百顺，轻易不敢惹她生气。等到打败了日本鬼子，共产党和国民党又打了起来。熬到四九解放想着要过太平日子了，共产党又来了个“打土豪，分田地”。辛辛苦苦劳累一悲子的人倒霉了，好吃懒做的人得世了，分你的田，砍你的头。可怜你奶奶，年轻时为孩子哭瞎了眼，年老了死无葬身之地，真是苦命啊！”

 

“那年头死个人跟死个狗一样。”我妈叹气说。“你奶奶死了，我也不敢张罗葬礼，悄悄在家摆了个牌位就算了。后来你爸捎信来，他和你爷爷还活着，我才放下心来。土改的高潮过了以后，他们才回来。好在那几个杀千刀的到南京当大干部去了，村里的人就把你爷爷判了两年刑，一年多就放回来了。我们房子，地和东西全被拿去了，没法生活，和你爷爷商量，到上海去谋生。你爷爷舍不得离开家乡，不愿跟我们去，我和你爸打了几件行李，就走了。临走你爷爷哭着说，新娘子啊，常洪就托负给你了。你能干，能把这个家再撑起来，不管遇到什么，都要把我们的家再建起来呀。我和你爸俩人初到上海，人生第不熟，上海乱糟糟的，不好找活。靠亲戚帮忙，你爸作小买卖卖水果，我到别人家当褓姆。碰到好人家了，还好。碰上有的男主人不规矩就倒霉了。干不了几天，就得换人家。生了你大哥不久，又给别人当奶妈。我记得有一家是开家具厂的，晚上跳蚤咬的没法儿睡，浑身咬的没一快好皮。我一个人给两个孩子喂奶，还要做家务，忙得一遢糊涂。晚上干完活，坐在房顶的阳台上乘凉，看着男男女女手拉着手逛大街，我心想哪一天我要是也能有一个家，和你爸你哥哥住在一起，早上提个菜蓝子买菜，晚上没事了一起逛大街，死也暝目了。后来你爸在一个搞建筑的地方找了份活，好歹算份正而八经的工作，我找其它的零工做，才算有个窝。你姨妈也从乡下离婚到了上海。你姨父跟你爸一起上班，我们就帮他们俩牵线结了婚。五七年闹大跃进，南方支援北方，你爸的厂里也奉命北上。我们犹豫不决，不知怎么办。上海是留不下了，没有别的单位会要逃兵的。回老家吧，农村大练钢铁，把吃饭锅都砸了，改吃大锅饭了。想来想去，还是跟单位一起走吧，就到了河南。刚到洛阳还不错，我们一大批年轻人到一起，小孩子都小，挣钱吃饭，什么都不愁。我给厂里的年轻单身汉们洗衣裳洗的好，他们对我都很义气，常来家里串门。可没高兴几天，五八年三反五反，厂里出身不好的外地人，都一个个赶回老家去了。你爷爷来信，南京老家闹的更很，连地都没人种了，看样子要闹饥荒了，说什么也不能回来。厂里的干部天天来家里做工作，让我们回农村。他们一来，我又哭又闹装疯买傻，就是不同意回老家，他们拿我没办法，就不让你爸上班，不让我们住厂里的房子，逼我们走。我们走头无路，你爸跑到南阳一个什么地方打短工，我一个人带你大哥，二哥，租了一个郊区农民的小棚子，没电没水。房子前面是一个医院的太平间，经常晚上听见里面有人哭，吓人叭唧的，那房租是真便宜，才几块钱一个月，没人谁敢住呀！。多亏了以前单位里的年轻人，还把他们的衣裳送来让我洗，没事儿了带你哥哥们玩，我们才熬了过来。后来，郑州柴油机厂召人，你爸和我就把家搬到了这里。我又洗了几年的衣裳，好不容易在一家造床厂找了一份活。那时我刚生了你姐，还得背着她上班，天天要走一个多小时，翻过几条铁路，才能到单位里。正好赶上六零年闹饥荒，天天吃不饱，你姐还一个劲地哭着要喝奶。厂里的一个大姐看我饭盒里一点点饭，就说大妹子，不吃饭可不行啊。她总是把她碗里的饭拨给我一些。她可真是个大好人呀。有一天下雨，我走到铁路边上，又冷又饿实在走不动了，就坐在地上大哭起来。那会儿要是有个火车过来，我肯定寻死了。你们不知道挨饿的滋味有多不好受。大人还可以忍一忍，小孩子可不会做假。每天吃饭，你二哥总嚷嚷没吃饱，你大哥懂事了，吃一点点就说不饿了。我们也没在意。时间久了，他开始浮肿，头大的象个皮球，把我们吓坏了。大夫说是饿的了，我说他总说他不饿，大夫眼睛都红了，说你一定要盯着他让他吃饱。以后，我们吃饭时，都让他先吃，他看见东西多才敢多吃。等他吃完了，我们再吃。过了一段，他才消肿。那时人们到一起就问，今天吃了几两？因为每天每人就供应几两粮食，所有能吃的草都被吃光了，猫和狗跑不掉，连老鼠也小命难保。每天一睁眼就是想，今天吃什么？晚上睡觉前还是想，明天吃什么？好在城市里中央怕乱，每人还定量给吃的。农村就没办法了，成千上万的人饿死，饿到后来人吃人，尤其是信阳地区，卖人肉包子的都有，吃着吃着能吃到手指头。也不知那些年是怎么熬过来的。到六三年生你那年，吃的东西才慢慢多了。那一年生孩子生疯了，赶前几年饿的头晕眼花谁有气力想生孩子事儿，就是生了也养不活呀。我饿怕了，就想把你送人。医院介绍了两口子，是市委的干部，有四十多岁，很好的人家，你去了肯定享福。可你爸死活不愿意，人家还是很客气送了我几斤鸡蛋红糖。那时我们刚调到勘察机械厂，我在小工厂找了份活儿，给人洗  工作服，照顾不了你们四个孩子就把你姥姥从南京接来。你两个舅舅都死了，她和你舅妈她们又和不来。本想让她一直住下去，给她养老送终。没想到全国又搞什么补划“漏网地主”，漏网富农”，说是他们混进了革命队伍，进行反革命活动，造成了六零年大饥荒。厂里派胜男她爸去南京调查你爸，没查出来什么，就拿你奶奶出气。几个居委会的小脚老太婆连夜把大字报贴到东楼我们的家门口，说你姥姥很可能是漏网地主，要她立刻卷铺盖滚回老家去。你姥姥实在是不想回去跟那媳妇过，可厂里领导就是不放过她，天天叫人到咱家折腾，最后还是把她赶走了。回老家她就生病，我们写信她也不回，因为她不认字，别人也懒得给她写。等到七零年她不行了，他们才来信告诉我。那时你还小，我带着你回老家，也许是回光反照，我回去一个多月她也不死，我刚回来，她就死了。我也没钱再回去给她送终。当时我也不知她得的是什么病，吃什么吐什么。现在想想可能是食道癌，她就那样给饿死了。回老家才知道他们这些年多过的什么日子。你爷爷那一辈的人都饿死光了，小孩子也饿死了一大堆。我大哥害兵没钱治死了，二哥哥到南京打小工回来被人截路杀了，村里的房子旧的马上要倒的样子。那年回老家才不顺呢，碰巧林彪出事儿，半夜村里的民兵把我和一大批外地人，出身不好的人抓到了县城，怀疑我们是林彪的死党。把你吓的直哭，你姥姥也是一夜没睡。后来还是我们村上的一个人认识我，讲了情，才放我出来。这还不说，有一天去你三娘娘家，路过一片地，看着象是你爷爷家的祖坟地，刚想告诉你，你一个趔砌，一头栽到了地上。我当时就觉得不好，可能是你爷爷想我们了。回去当天晚上，你开始发烧，烧过了四十度，两天都不下去。我急的没办法，就带你去你大姑家，你大姑父说你是水土不服，没什么。可你的烧就是不退，我只好赶紧回郑州。回来的火车上，我心里烦躁，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有个声音叫我往车窗外跳。我知道是你爷爷叫我，就求他放开我，可是不管用，一路上我就光想往车外跳。要不是看着你烧的昏头昏脑，没人管，我早就跳下去了。迷信这事儿，不是你说有就有，你说没有就没有。我小时候，有一天下雨，我跑道一个菩萨庙里躲雨。庙里有个供台，是给皇母娘娘准备的，平时上面没东西。可那天，我亲眼看见一个人盘腿坐在上面，身上穿的跟画里皇母娘娘一样，连她裙子上的摺子我都看的一清二楚。我吓的魂不附体，跑回家告诉大人，可等他们去了，什么也没有了。还听你姥姥讲，你二舅被人杀的那天晚上，炉膛里空空的突然起火，扑也扑不灭，一直烧到第二天早上才灭，早上就有人来报信说你舅在回来的路上，在一家旅店里被人杀了，干活挣的钱也不见了。我们逃日本鬼子那年，半路上住在一个庙里，看见几个象猴子一样的动物。老和尚悄悄告诉我们不要惹它们，同路的一个人大声说几个猴子怕什么，不老实杀吃了它。到了晚上，我们听见那个人哼哼哈哈的，点上煤油灯一看，发现几个猴子坐在他胸膛，用手抓他的脸和耳朵，抓的血淋淋的，他那么大的个子，怎么动也起不来。我们看着那猴子，猴子看着我们，跟人一样，把我们吓的也不敢动。第二天天亮了，它们才从他身上下来。他赶紧求老和尚帮他烧香磕头，再也不敢乱讲话了。还有我们在洛阳，房东家的男人死了，说是武斗打死的，他的魂扑到他的小姑娘身上，小姑娘就摇头晃脑，讲话跟她爸爸的声音一个腔调，说他在阴间没钱花，叫那些对不起他的那些人给他烧纸，不然跟他们没完。等他的魂离开了，小姑娘就大病一场，这可是好多人都看见的。所以一连好几个礼拜，那些害死他的人就偷偷在天不亮的时候给他烧纸，怕他要他们的命。人呀，千万不要得意忘形，干害人的事。谁怕谁很难讲，谁得世更难说。看见政治运动来了，躲远点儿，不然别人把你当蚂蚁踩死你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我也不求你们升官发财，一辈子平平安安，别害人，死也死的踏实”。

 

我和我姐俩人似懂非懂地听爸妈讲家史，感觉到地主也不全跟刘文采一样喝人奶，吃鸭蹼，也有混的比较残的，像我爷爷，完全是艰苦奋斗集攒了点儿家业，结果被仇人感情用事过高地评估了出身，害了我们家几代人。等我上了大学，工作以后，又出国，结识了不少四类分子的下一代，才知道比我爷爷还怨枉还悲残的人多着哪！就连那些曾经骑在我父母头上的革命领导人的子女也纷纷著书立传，就事论事控诉一番。控诉谁他／她们也讲不清楚，也不敢讲。因为他们即是受害者，又是迫害者。他们为了保全自己出卖别人，他们是唯一可以抵抗邪恶的力量但他们选择了妥协。他们不仅摧毁了千百万中国人的肉体，而且整个扭曲了中国人的灵魂。他们打断了中国人的脊梁，把他们从人类世界降到了动物世界，使他们忘记了友爱，真诚和歉卑。正象刘小波所说：“先是权力欺骗和撒谎，接着是人们撒谎，最后是词语本身的谎言化，词语杀人，持续而普遍地撒谎，持续而普遍地杀人，在一个伪善的制度中，唯有谎言是真实的存在，而真实反而变成了虚幻的东西。日常生活中的谎言如同每天升起的太阳，普照大地，温暖人心，使人无法正视阴影和黑暗。人的面孔是活的面具，人的词语是谎言的回声。说谎如同空气，成为人们赖以为生的生活资源和生存策略，而且是免费的公共资源。这也许是极权政府提供给社会的唯一的免费福利和“公共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