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疯子

小疯子

 

我对给我起外号的那个人非常不满。什么不能起，给个小姑娘起个“小疯子”，叫她以后怎么抬头啊？令人愤恨的是厂里人到我十八岁上了大学以后还这么叫我，尤其是付强他妈，一副破篓嗓子拉开，把个“小疯子也－－－”叫的波澜起伏，就跟唱革命样板戏似的。我看见她就怕。不过她是叫“小疯子”里的人当中叫的最充满无产阶级革命感情的，好像她真的很高兴见到我，没有一点戏弄的恶意。大人叫吧我没办法制止，和我一辈的人也不知天高地厚跟着叫。经过我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被我打败的人都不敢当面叫了，敢叫的就是几个我打不败的男孩儿了，我干气也没法。我妈说不亏谁叫你那么不听话的，叫你小疯子够意思了。

 

反省我的童年，自我感觉还良好，没干什么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的事。我能记事的时候，大概有四五岁，我们住在干部楼后面的一排简易平房里，有两间屋，木板墙，临居晚上放屁说梦话听得一清二楚。没有厨房就在门口搭个棚子，码起蜂窝媒，生火作饭。厕所和自来水都是公共的，不要钱，就是臭点脏点。我们养了几个大鹅，长的飞快，和我一样高，见人就嘎唧嘎唧冲上去叼人，吓得小孩们直绕道，我坐在板凳上捧肚大笑，尤其是咬那些从老干部楼里出来的孩子我最高兴。不过干部楼里住的已不是什么老干部，那年月大概都被打成右派了。后来住进去的要么是一家几代，要么是医务所的，或是当红的头头。两排房里的孩子平时在一起玩，打气架来就分成两派，你死我活。我当时还小，不参与斗争，和楼里面的孩子还过的去，经常一起爬高上底的。洗澡堂旁边有一个大葡萄架子，每年发芽的时候我们就扯下嫩芽当零食吃，开始结葡萄了就拽一串串的嫩果子嚼，等葡萄熟了，我们能够到的地方你根本看不见葡萄，只有棚子的顶端有几串从绿变红，把我们搀的直流口水干着急，天天商量着怎么趁赵老太婆不注意的时候把这些葡萄摘下来。当时大人们天天忙着开批斗会写大字报没人管我们，就是这个赵老太婆闲的没事干，躲在窗户后面时刻准备着突然袭击我们。她小小的个子，一头卷发篷的象个狮子狗，黑瘦黑瘦的，满脸皱纹，吊个烟卷，两个腮帮子抽的一鼓一瘪的，非常吓人。我们猜她不是地主婆就是女特务，可又呐闷为什么没人找她的喳。后来长大了，听大人讲她从前在天津当妓女，被她后来的丈夫看中从妓院里赎了出来，说起来也算是受苦人，够得上贫农资格。再说中央没有具体文件指示，厂里的造反派不知怎么对付她，她才有闲空跟我们捣乱。他们领养了一个女孩，女孩长大要和他们划清界限，把大字报贴到家门口，之后又自愿报名上山下乡，不顾独生子女不用下乡的政策。尽管几年以后又以独生子女的名义上调回城，她对党的一颗赤胆红心没变。我妈和邻居阿姨给她介绍一对象，她硬要男方背诵毛选第五卷。小伙子转业军人外加党员根红苗正，刚转业没时间学习新出版的第五卷就被她给吹了。

 

后来我们搬迁到东楼，和另外一家分到了一个单元，我们两间屋，厕所厨房共用。我，我姐和我爸妈一个屋，我俩哥和我姥姥一个屋。我姥姥刚从南京来，裹着小脚穿着黑色的大襟棉袄棉裤。棉袄袖子里塞着一个布手绢，里面包着桔子瓣形状的软糖和锅粑，取之不尽。我们表现好的时候她就抽出大手绢赏给一块糖或锅粑，不好的时候就象赶小鸡一样“咻咻”地把我们赶出门。我和我姐就流浪街头找岔和别人打架，要么就上树钩榆串和槐花儿吃。那时粮店只供应红薯面，玉米面，高粱面和“三和粉”，不是糊嗓子就是呛喉咙，白面大米成年见不到。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农民兄弟光种粗粮不种细粮，难道他们不知细粮比粗粮好吃，还是他们故意和城里人捣蛋？搞的城里人天天为粗粮细做发愁。好在工厂里铁块不要钱，工人兄弟奋发涂墙发明了挤面机，压饼机，暴米花机，知识分子臭老九们鼓捣出了糖精，一时间家属院里男女老少齐动员，不信粗粮做不成白米饭。我们把红薯面蒸成窝头，放进压面机里，压成红薯面条，可以蒸着吃，炒着吃，瓣着吃，干着吃，湿着吃，长着吃，短着吃，任你的想象自由飞舞。玉米面也比较多面化，可以加水熬成黄糊涂汤喝，放上点糖精蒸成发糕吃，压成薄片当饼乾嚼。花一毛钱还可以把玉米粒暴成米花，再加上五分钱给你放一勺糖精，就跟过年差不多了。高粱面路子比较窄，很叫人头疼，黑不溜秋怎么做都不好咽，只能和“三和粉”一起做成花卷，一圈白一圈黑，不那么扎眼，脖子一伸脚一蹬也就下去了。后来谁家发明了槐花高粮面窝窝，槐花和高粮面搅到一起撒点糖精一蒸，有色有味也滑溜多了。从此我们爬树不会挨打反而受到了鼓励，春暖花开的时候槐花树和榆树上爬满了男孩女孩，看谁爬的高看谁的篮子满。有一次我姐俩爬到一个高枝子上，手舞足蹈得意忘形，树枝喀嚓一响我俩落地不省人事，等我们醒过来，一个要饭的老大娘直煽我们耳光，问你们还活着吗，真费话！老大娘和我们商量用槐花跟我们换粮食。我们抬头，只见她儿子一溜烟爬到了树梢，在白色的槐花丛中向我们招手致意。打死我们也爬不到那么高。没商量的，我姐俩一流烟跑回家，一个放哨一个钻进厨房偷了几个窝头就跑。农民老大娘还在树下仰首眺望耐心等待，一篮子槐花提在手中，白花花的直曜眼。老大娘接过窝头，把槐花倒进我们的蓝子里，连声说谢谢大姐。我心想这老太婆有神经病，自己种粮食的还到城里要饭。

 

那时要饭的人还真多，几乎天天不断。有时一渤一渤的，跟鬼子进村似的，搞得我们措手不及，一但发现他们进厂门了，小孩们便奔走相告，冲回家直喊快关门。那年月要饭的比较歉虚，不管好坏他们都接受，还一个劲的谢谢大姐大娘地超辈叫你，不象后来那些人只要钱要粮票，给他粗粮他说猪都不吃这玩意儿。那些要饭的人大都拉扯着孩子，脏不溜秋躲在大人后面，小脸庞上只看得见两个眼睛忽闪忽闪，其它部位都被鼻涕泥巴搞模糊了。要完饭大人孩子找个太阳地儿一坐，从麻袋里掏出几个窝头干啃起来，实在咽不下去了，就拿个烂瓶烂碗朝我们要点水喝。看到他们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我们这帮城里的孩子还直眼气，要不是知道那些麻袋里装的都是我们自己家里的剩菜剩饭，我们会倒过来向他们讨饭哪。我妈总爱抓住这个时机上我的政治课。“看看人家，你还挑挑拣拣这不吃那不吃的”，好像我天天山珍海味比他们吃的好似的；“少壮不努力，老来吃苦头”，这那儿跟那儿呀？“再不听话，我把你送给他们！”嘿，这句话就大大地超出教育范围整个是白色恐怖了。

 

小时的三大乐趣是打架，偷东西，吃忆苦饭。开始是我姐俩联合出击，修理那些找我们喳的，对我们公开表示不服气的，也有时是玩着玩着闹恼的孩子。由于我俩勇猛好战，又有俩哥做后盾，基本上所向无敌。打着打着我姐不干了，姑娘大了开始学钩花织毛衣了，剩下我一个人孤军奋战。有时打得招架不住了，就拜托看热闹的人去叫我姐。最后一次和我姐合作比较英勇，是和比我大两岁的小俊她哥打，那小子傻大三粗不要命，朝死里打我，旁边的人看不下去飞奔把我姐请来。我姐一看我被他骑在胯下奄奄一息，便象一头发怒的母狮扑上来，扯住他的头发把他甩到地上，骑到他身上一顿乱拳猛打。我缓过气来朝他身上乱七八糟一顿猛踢，眼看要出人命了，下班的钟声敲响了,  我们怕被大人抓住，便擦乾血迹弹掉泥土，梳理一下小辫迅速离开现场。这场斗争严厉地教训了小俊他哥，从此他看见我就灰溜溜的，对其它小孩们也起了杀鸡给猴看的效果，我的战略地位得到了巩固。遗憾的是薛丽群没有看到这场肉搏，不久竟然向我发起挑战。其实我们俩早就谁也不服谁，她是大院那片儿共认的头，我是东楼这片的主，平时井水不犯河水，尽量回避。后来不知为什么她开始指桑骂槐，在学校门口站队回家的路上离老远的指着我，嘴巴嘟囔着什么我也听不清, 但她满脸的愤怒我看的一清二楚。连着几次，我都尽力克制自己，因为我见过她和别人打架跟疯子似的，有点怵她。大概她实在忍不住了，有一天在厂门口截住我，指着我的鼻子叫我别勾引铁柱。铁柱一家刚从四川调来，高高大大一口四川话，特逗，我和一帮小姑娘见他就逗他说四川话，笑的人仰马翻的，没别的歹意，她竟指控我有邪念。就是我看中铁柱跟她有什么关系，铁柱跟她一个院住就成她的专利了？我怒火中烧忍无可忍一巴掌甩到她脸上，整个人扑到她身上抓住她的头发撕打开来。我们从厂门口打到东楼，从东楼打到大院，一会儿是她占上锋我苍惶逃命，一会儿是我穷追不舍痛打落水狗。本应见好就收，到此为止，可我见她兵败涂地狼狈逃窜，丧失了革命警惕性，想承胜追击让她一败涂地，没想到追到她家门口，她的弟弟和妹妹冲了出来。他们人虽小帮不上大忙，但前后加击，这个拉腿那个拽胳膊, 大大地分散了我的战斗力，渐渐的我有些力不从心，最后终于被他们三个翻到在地, 做垂死的挣扎。幸好他爸闻讯而来把我们拉开，还吓唬说要告诉我妈，追到人家门口打架。我本来给他点面子没回嘴，后来发现头上的血流到脸颊上, 我可真恼了，冲她爸大喊你们三个打一个不要脸，Ｘ你祖宗十八代，你们全家乌龟王巴蛋。把她爸气的脸一阵白一阵红的，要不是大人开始围观看热闹，他很可能会揍我一顿。晚上回家我妈给我头上擦红药水，一句没说我，还吵我姐不看好我。我说就是的，姐姐怎么当的，见死不救！后来几个月我天天就盘算怎么报复薛丽群。最好选一个离厂子远的地方，她家人帮不上忙，而且要想法刺激她，让她先动手，这样她理亏，我妈不会修理我，她爸也别想恶狗先告状。晚上睡不着觉暗自琢磨什么动作打击力大，好乾净彻底将她击毙，有时连做梦都不闲住，踢得我姐直嗷嗷。只可惜那年月没有武打片看，学不到武林高招，只有厂里自编自演的“沙家帮”“红灯记”之类的样板戏，叔叔阿姨们拿着土造的红缨枪大片刀，“砌墙，砌墙”跟着铜锣的节奏在舞台上玩耍追逐一番，根本不急着消灭敌人。好不容易胳膊甩累了，头也转晕了，才小心易易地把木刀片叉进匪兵甲乙丙丁的嘎肢窝里。有时匪军嘎肢窝夹的太紧，阿庆嫂叉着叉着抿嘴笑起来了，一点不真实，还不如我们小孩打的来劲！有一次我和胜男在舞台上的一个板凳下发现了一个军用书包，一打开，发现一套理发工具，大概是演节目的人忘在那儿了，我们掂着推子子剪刀玩耍了一番，很想找个人实习一下。胜男说就拿俺妹开刀吧，反正她也概理发了。我犹豫了一秒钟，就抄起推子，嘎蜘嘎蜘从后脑勺退到了脑门上。谁知深浅度不好掌握，开始还留有半寸，可推到脑门的时候，已经是捱着头皮了，一看吓得我们不轻，跟黑四类分子的阴阳头差不多了！这可怎么办好？可已经到这分上了，也停不住了，就只好接着往下推，这儿一剪刀，那儿一推子，坑坑洼洼，有深有浅，越推越不办事儿，胜男她妹看着跟电影“红岩”里小萝卜头一样了，我们知道大事不好，开始想后路。大夏天戴帽子容易引起怀疑，象外国友好人士头上包个大裤叉子怕更容易暴露目标，要是他们留下李铁梅的大辫子就好了，可找了一圈儿也没找到。僵持到厂里下班的钟敲响了，我们才匆忙用我的小背心包住她妹的头，互相发誓打死也不招，然后散伙各回各家去了。我暗暗祈祷，愿胜男他爸妈今晚都变成瞎子，等几个月她妹的头发长长了，再让他们重见光明。熬到大人回来，掏米，做饭，抄菜，还不见人来，我暗自庆幸，也许我的赌咒应验了，他们看不见了！谁知刚端起碗，就听见门外一片吵嚷，我脑子翁的一声，大事不好，可跑也来不及了，胜男他爸一手掂着我的小背心，一手推着胜男她妹，浑身直哆嗦，脸都变形了，后面跟着一大群人。不用他们解释，我妈便抄起了鸡毛掸子朝我奔来，一振挥舞，晚饭也不让吃了。第二天我扒起衣服， 露出一条条的紫杠杠，让胜男看她办的好事，她还嘻皮笑脸地说你挨打我挨打不都一样，咱俩谁跟谁呀。原来她不打自招，把责任全推到我身上了。从此，大礼堂一演样板戏我就想起胜男她妹的头发，心里直发怵。

 

除了样板戏，厂里也经常组织其它活动，比如抄家，游街，吃忆苦饭，这些课外活动我都首当其冲。有一起抄大院肖老头的家，抄出了好多带毛的大衣和古董，造反派们挑挑拣拣装模做样，称人不注意用报纸包起来胳肢窝一夹私吞了，我看了心里直痒痒真想踅摸几件。听大人讲他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后代，家里偷藏了不少四旧。只可惜他常年卧床不起，没法儿抓他的差，就拣几个出身不好又没成色的人游街示众。一般来说这三个活动安排在一天执行：一大早坏人还没有起床几个造反派开始敲门，这叫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好像坏人还有地方可以跑似的？等把他们的家乱抄一番，就快到工人上班的时候了，好戏才开场。反正那年月不搞生产，大家就站在厂门口看热闹。游到十点多，游饿了，大家开始往大礼堂＋食堂聚。炊事员们没工人那福气，照样上班做饭，看见一批饿狼进门，一翻白眼好不奈烦，“还早着哪！接着斗吧。”　四类分子就被推到讲台上，脖子上挂着沉重的排子低着头接受批斗。台下观众义愤添鹰，拳头挥舞，口号振天：一定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喊的口干舌躁了，炊事员们才推出一笼一笼冒着热气的忆苦饭。所谓的忆苦饭跟我们家里吃的差不多，黄面窝头，高粮面窝头，红薯面窝头，白菜窝头，不知是因为不要钱随便吃，还是喊口号喊累了，吃起来还挺香的。有时炊事员们白菜没洗乾净吃起来嘎轵嘎轵的，气的工人乱骂他们水平疵，连菜都洗不乾净，急了把他们扔讲台上开批斗会。我和厂里的小孩们高兴的象过年似的，拿起这样咬一口，扔了，抓起那样闻一闻，不要了，也没人顾的上骂我们。吃饱喝足了，开始偷偷往家拿。冬天好办，上下四个口袋，袖子里还可以塞几个，夏天就麻烦，把上衣塞进裤头里装几个在肚皮上吧，太显眼，一手拿一个装成吃样一次也只能拿俩，好在我们有的是时间，一倘一倘又一倘象马蚁搬家似的，等到大人酒足饭饱回家睡午觉时，家里的忆苦饭已经堆成了山。有一次我再接再励，一鼓作气偷了三十多个窝头，我妈回家一看不但没表扬我反而把我臭骂一顿，说让人看见了非要抓你进牢不可，命令我立刻消毁罪证，还不能让别人看见我，否则格打勿论。这可叫我为难了，食堂已经关门了没法儿送回去，这让我怎么处理啊？没办法把上衣别进裤头的橡皮筋里装上窝头挺而走险。好在午休时分院里静悄悄的，没人盯稍，我便迅速把那三十多个窝头分散藏在树丛里，花台下，房顶上，心里对我妈十分不满，这可是浪费粮食啊！

 

时间长了，我悟出我妈对偷东西的看法：私人的东西不能偷，公家的东西偷了不能被人抓住。抓住了她可不客气，有一次我二哥偷厂里的钢筋送给农村同学被人揭发，我妈把他臭骂一顿，气得他离家出走，藏到胖妹妹家楼洞里睡了一个历拜，后来被发现抓回来又是一顿臭打。我当时还小，没什么好偷的，就是偷点青苹果呀，绿葡萄什么的，还天天被大人追赶的四处逃窜。大人们骂，东西还没熟呢你们偷它干什么呀？费话，等它们熟了，也轮不到我们了！他们不明白我们为什么偷，我们不是为了偷而偷。偷只是一个过程，一项愉乐活动，一种自我表现。其实我们自己也不知为什么要要冒着生命危险偷这些酸果子，可没别的事儿干，闲着也闲着，找点刺激，丰富一下业余生活，其不善哉。偶尔也翻墙到厂里偷点铜丝铁块和换针换线的老头换糖吃。那年月除了糖精我们几乎就没有任何甜的东西可吃。每月供应的几两白糖红糖被我妈藏的无影无踪，市委小卖部里的糖硬得象石头能砸死人，我们也只有流哈拉子的干看的份儿，夏天卖冰糕的老太太满街吆喝“冰棒五分”，我们也没钱买。换针换线的老头来了我们才可以开一下洋荤，因为他不要钱，只要破锅碎铁烂布片。你要拿铜块他也收，不过他总说这玩意儿是偷的吧，我可不能收啊，然后装着无可奈何的样子摇摇头，廉价换给你点小玩意儿。至少他不会象收废品站的人告发你，我们也自认倒霉了。老头满脸的皱纹弯弯的背，好像有一百多岁，手上开裂的缝里夹着永远洗不掉的灰，一尺一尺地给我们量红头绳，一勺一勺地给我们挖糖稀。他推着小车，手摇着拨郎鼓，喊着“换针换线的来了”，我们便停止一切游戏和战斗，向他涌去，扒喳着小车里一袋袋的宝贝：宝塔糖（打虫药），酵母片，薄核片，酸渣丸，糖稀块，橡皮筋，尼龙绳，铅笔橡皮。换针换线的老头，他给我的童年带来了多少惊喜和快乐呀！

 

小时候我总觉得活着累的慌，天天为生活奔波，有那么多的架要打，有那么多的揍要挨。我盼望快快长大，当家做主，不用听大人唠叨。等我长大了，才发现我的童年竟是那么的丰富多采，危险有趣。看看我的两个孩子，要什么有什么，想和别人打架都没脾气。门口的一颗小树，他们刚想爬我就叫唤起来了，小心点，慢慢爬，让我托住你，等等，让我把梯子搬来。好在我们有照相机，摄像机，把他们偶尔精彩的生活片段收集起来，好让他们长大了有些童年的记忆。我吗，根本不用照片来忆苦思甜，忽听耳边响起：”快跑啊，来人了”！一脚踩空，梦中惊醒，往事如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