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在五大洲四大洋间 七

在德国，我的心情渐渐的平复了。没有太多我认识的人，我的世界相对独立，所以我就又在那里多教了一年书。

然后我到了香港，在大学里教书。我住在海景房里，瞭望着维多利亚港。经过和舅妈的无数次探讨，我把我的亲妈接到了香港。舅妈跟我说这是一件好事，还说但凡我有一点点不适应，马上就把她送回去。

我到广州去接亲妈。我请了一个亲戚去白云机场把她接到白天鹅宾馆来，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去迎接她。然后我带她在广州，我们彼此都适应一下。我说你在我有访客的时候要像个皇太后一样坐在那里，不要多说话，等人走了，随便你说。这样别人就更尊敬你了。我给你买的衣服，要先试试再说你喜不喜欢，也不要问我多少钱买的。平时要吃什么，自己要说。

结果亲妈适应的很好。于是我们一起来到了香港我住的地方。我请了一个菲佣，照顾我俩的生活起居。有时候我还带亲妈一起去派对。亲妈那种发自内心的不再当政治犯后的释然，给她脸上平添一丝光亮。再加上跟我分别三十多年后再相聚，更是让她欢喜得对谁都微笑。见过她的那些教授学生和朋友们，都跟我说，这个老太太很有风度啊，年轻时一定是个大美人。

在香港作大学教授，深切地感到了白人殖民文化的沿袭，还有像擦得很干净的玻璃隔着的等级制度，等级和等级之间，有一层看不见摸得着的隔断，就是不交通。虽然大学教授明显是在这个金字塔的顶部，我还是有些厌倦了。

第一个聘期结束的时候，我给了亲妈一些钱，把她送上了去舅舅家的飞机，然后回到了美国。

我一直都在花差花差基金会任职，做顾问研究员。这次他们要往中国拓展业务，于是我就又一次开始了天马行空的生活。还参加各种会议，我帮助这个基金会和中国西部联合作了好些项目，让更多的属于弱势群体的人有了受教育的机会。

但是，从九十年代初开始办公司以来，我坐飞机已经坐怕了。所以我想，是时候找个安定的地方待着了。

英国卫生署弄了一个艾滋病的项目，我加入到这个项目中，来到了北京。我出差的时候，首选都是火车，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上飞机。做了一段时间，我说我还是安宁一段时间吧。于是我就选择了在花差花差大学教书。学校给我分了一套公寓，于是我请了一个钟点工来打扫烹调，开始了在这里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