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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似乎也就成了黑格尔当仁不让的历史任务。他并没有放弃“唯物论”与“唯心论”业已建立起来的“逻辑心理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基本理念；甚至可以说，他是将这一“心理主义”完全继承了下来，并在哲学的理论研究中最先引进了“现象学”的描述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将它们两者“对立统一”的揉合到一起，使之成了处在“认识活动”之上的“绝对理念”。却唯独没有将“形而上学”的“逻辑心理主义”作为“意识现象”放到自己的“现象学”的研究中，这就使得他的“智慧学”并没能最终摆脱“唯心论”的“老套路”，而把人们的“认识活动”，或者说把人们的“智慧学”当成了认识这一“绝对理念”，或者说就是在这一“绝对理念”指导下的认识外部世界的“认识活动”。而这也就是黑格尔哲学的全部意义所在
中国化将半部西方哲学推上了神坛
——关于半部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对话（修改版）第一部分
( 三《对话》之二)
刘 尚 为
当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被古老的中国作为哲学发展的“顶峰论”接受过来成为自己新哲学的起点的时候，西方哲学却已悄然地蜕去它的古典哲学的外壳，换上了现代哲学的外装，继续沿着它自己的路子走下去了。这也就使得已经中国化了的那个古典哲学的“终结”，在事实上蜕变成了半部西方哲学的“终结”了；而因此被推上神坛的西方哲学，也仅只成半部西方哲学耳。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将自己紧紧地束缚在半部“西方哲学”之上，永远地定格在这半部西方哲学的水平上，永无止境地去咀嚼已经被西方哲学嚼烂了的“馍”呢？除了那个“终结”依然头顶着的“终结真理”的顶峰论的光环外，就是中国自身理论思维活动的特殊性的原因了。在中国，历来就有以我为主，吸收、消化外来文化的历史传统，印度佛教的中国化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
显然，我们并不想让中国化了的这半部西方哲学，也因此走上佛教中国化的老路，也因此成为类似佛教的宗教而被推上神坛。而这也就迫使我们退回到中国的“哲学”上去，看看究竟是怎样一种中国的“大智慧”，消化、吸收了外来文化，使之为我所用的。而要回答好这个问题，首先就要解决中国“哲学”自身的存在问题，这也就将我们的这一问题的研究复杂化了。也正因为如此，我才希望关注这一问题的读者们在看这一篇对话时，能始终保持一个平静的心态，泡上一杯自己喜爱的茶，或点上一香烟慢慢地去“把玩”它，以便从中体会到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思维活动的乐趣。同时也希望读者们自始至终地把“哲学”仅仅看作是“智慧学(philosophy)”的符号替代，用“智慧学(philosophy)”这个本意去认定“哲学”概念，反之亦然。
一
（1）甲：有人讲，中国没有哲学，你怎么看。
乙：我认为，在哲学的本质没有确定之前，要回答这个问题显然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现在所称之为哲学的东西，从“哲学”这个词，到它所涵盖的内容及它所关注的问题，都不是中国文化史上所有过的东西。但是，就它作为符号替代所指称的“智慧学”而言，就不能简单地说，中国没有这个“智慧学”。如果人们是在“智慧学”的本意上说中国没有哲学，这就未免武断了。
（2）甲：照这样说来，你是打算通过扶正“智慧学”这一“哲学”的本质来切入中国哲学的存在问题了？
乙：可以这样理解，但是不能把“智慧学”理解“哲学”的本质，它仅是“哲学”本意，是我们探讨中国哲学是否存在这一问题之前必须要弄清楚的基本概念问题。
因为，我们目前所称之为哲学的学问，是完全西方哲学化了的学问，它所使用的概念、所讨论的问题，包括思想方法等无不是西方哲学所确定了的东西，甚至连我们编写出的、称之为中国哲学的东西也都被“化”成了西方哲学的语言、概念。显然，在这一语境前提下，要回答这一问题已经没有意义了，已经完全西方哲学化了的哲学语言本身，已经否认了有着自己独立意义上的中国哲学的存在。
（3）甲：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倒是期望看到真正意义上的、属于“智慧学”的中国的哲学了。
乙：我认为有这种可能性。但是，要真正认识到哲学的本质，也就是认识到其本意上的“智慧学”的本质，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必须对西方哲学进行现象学还原，还原到西方哲学的本质存在上去；我们只有认识到“西方哲学”所指称的“意义”，才能对照这一“意义”，或“本质”去认识与之相对应的“中国哲学”的存在。
也就是说，要回答“西方哲学”的“本质”，“意义”所在，就需要科学地对待“西方哲学”；就需要科学地认识“西方哲学”，包括已经“西方哲学化”的、我们称之为“中国哲学”的东西！就必须抛开我们现有的、所有的关于哲学本质的认识！
（4）甲：我们头脑里有关于哲学本质的认识吗？
乙：有。这就是我们已经形成了的关于哲学的阶级属性，及哲学的党性原则问题。换到“哲学”的本意上，也就是“智慧学”的阶级属性，及它的党性原则问题。仅从“哲学本意”的这一“回归”中，我们便已经看到了这一本质认识上的“荒谬性”了，“智慧”本身会有“阶级性”、“党性”吗？答案是明确的，我这里无需赘言。显然，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根本问题，是一个必须在理论上弄清楚的问题。它涉及到“哲学”与“阶级属性”，或者说“智慧学”与“党性原则”，哪一个更为基本的关系问题。是前者更为基本呢？还是后者更为基本呢？
如果前者是更为基本的东西，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智慧学”本质的认识，在说明“智慧学”的形成与发展同时，最终说明“阶级属性”的由来，并借助“智慧学”的发展最终突破“阶级性”、“党性”对“理论思维活动”的思想束缚，而推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如果后者是更为基本的东西，那么，我们就必须从“阶级属性”，或者说从“党性原则”的本质认识开始，借助它的先在存在，合乎逻辑地解释“哲学”的由来与发展。结果“智慧学”便成“阶级性”、“党性”所规定了的“智慧学”了；“智慧学”也从此成了一个加了限制词的“智慧学”，这能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智慧学”吗？结论显然是否定的。
现在，应该由我来向你提一个问题了，面对这两种完全对立的结论，你的结论是什么呢？
（5）甲：这个问题确实十分尖锐。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哲学的阶级性，或者说哲学的党性原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问题。现在看来，这里确实存在着一个逻辑悖论问题。如果阶级属性，党性原则确实是哲学的本质属性，那么，它们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是天上掉下来的吗？如果是人们生来就有的，那不就是唯心论的“天赋观念”吗？如果，不是“天赋观念”，就只能解释为阶级社会形成后所后天赋予的，这也就意味着在人类阶级社会形成之前，就不可能有“哲学”、“智慧学”的存在了，那么，阶级社会形成之前的那一段历史阶段，也就成了“哲学”、“智慧学”的空白阶段了。非但如此，在阶级社会消亡之后，也一定同样存在类似的空白阶段，这显然是说不通的。在这漫长的阶级社会存在的两端都没有了“哲学”、“智慧学”，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理性思维活动”又到哪里去了呢？如果不是这样，就只能得出结论，“哲学”，即本意上的“智慧学”是比“阶级属性”、“党性原则”更为根本的东西。
乙：你的这一段推理非常经典，也很有意义。长期以来，我们所以一直深陷于这样一种认识，主要原因还在于我们内心深处的心理上的逻辑主义。似乎哲学的发展本来就是依据这一心理上的逻辑主义所框定的模式，对立地、平行地向前发展的；而人们只要守住这一心理上的逻辑主义、守住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这一主线便足以把握此后的哲学发展了，而不必在“阶级斗争”、“党性原则”之外，再去寻找别的什么正确认识了。我认为这是典型的学术研究上的懒汉思想。
其实，“智慧学”意义上的哲学与语言一样，在阶级社会里都可以用来为一定的阶级服务。与我们不能因此而说语言有阶级性一样，也不能因此而把“哲学”、“智慧学”看成是阶级性的东西。而只能把“阶级属性”与“党性原则”，当成人们在哲学本质上所得到一种认识，当成是人们在进入其本质认识，或者说接近其本质规定性之前必须扫清的外围上的认识障碍。
（6）甲：讲到这里，我终于明白了你致力于哲学本质研究的意义所在了。哲学自身的本质规定性很好理解，就像每一门社会的、自然的科学的区别于它者的本质规定性那样，规定了自己不同于它者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使人们从最初接近这一门科学的那一刻起开始，就被严格地限定在它所研究的范围内，决不可能在行政学的理论研究中得出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领域里的成果来。
但是，这似乎还不足消除人们的疑虑，其他科学的本质规定即便不像数学那样简单明了，人们也能一眼便可得知；而“哲学”、“智慧学”已经存世数千年了，至今仍不知其本质规定性所在，还要我们现在去苦苦求索，这不是一件很荒唐的事吗？没有对“西方哲学”的“本质”、“意义”上的认识，“西方哲学”能够发展到今天吗？难不成“西方哲学”是在人们浑浑噩噩之中发展起来的？你这不是在否认“西方哲学”的科学性吗？我不能接受你的观点，我认为许多“西方哲学”的哲学大家们早已对此作了回答，如黑格尔等。
乙：我认为这不能成为我们应该放弃这一研究的理由，这也许就是哲学作为“智慧学”的特殊性所在。如果人们已经认识到他们所从事的“西方哲学”的“本质”、“意义”，为什么已经有了几千年历史的“西方哲学”，至今仍纠缠在“形而上学”的认识、研究与批判上中，或是肯定、或是否定，甚至要使之科学化呢？如果他们已经认识到了哲学的“本质”、“意义”，为什么会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呢？这不正说明，他们对于“西方哲学”的理解仅仅限于他们对于“西方哲学”的理解，而没有将他们对于“西方哲学”的研究还原到它的真正的“本质”、“意义”上去。这一问题对于我们自身也是存在的，我们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才匆匆忙忙地把我国历史上称之为“玄学”的东西，“化成”“西方哲学”样式上的东西，反过来却又将这一不伦不类的“哲学”，强加到“中国玄学”身上，称之为“中国哲学”，这能说我们了解“西方哲学”，更了解“中国哲学”吗？
（7）甲：你的这一番论述反倒使我糊涂了，我们竟然不会知道自己的哲学是什么了，我倒是要看你如何解释“西方哲学”的科学发展。
乙：我认为科学性不是自封的，而在于人们的独立的思考精神与创新精神。天文学无疑是一门科学，它现在正在向宇宙的深空发展，我们不应该忘记，它却起始于原始社会人们对星象的愚昧的迷信与崇拜，并经历了“地心说”到“日心说”，乃至宇宙世界更深远的科学认识上的发展。同样，化学也是如此，它们也有其最为愚昧、原始的存在形态，这就是人类早期的炼金术、炼丹术。同样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来，数学、物理学、医学、生物学等我们都可以找出它们最原始、愚昧的表现形态来。对此，上世纪中叶以后发展起来的科学哲学，已经作了全面的表述。科学是在证伪、否定的过程中存在、发展起来的。
（8）甲：这也就是说，西方哲学的科学性来自于人们对西方哲学的不断的科学认识，来自人们在哲学研究面前表现出的思维活动独立的、创新精神，来自它自身的证伪、否定过程。
乙：确切地说，称之为“智慧学”的“哲学”，它的起点，就是人们对于“智慧学”的迷恋、追求。它超越在人们的思维活动之上，似乎它能够将人们带到认识的彼岸，只要把握了它，人们就能成为智者，就能自由地解决他们所遇到的所有的困难。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在这样一个不断地证伪与否定中发展的。而所谓的“哲学”的历史与发展，恰恰就是来自于“智慧学”自身在“智慧”上的认识与发展。于是，关于“智慧学”的这一最初的“认识”，便成了“最初的”“思维规范”，也因此有了人们对于“形而上学”，即“物理学之后”的最初的认识（此后，我们也只在这个本意上运用“形而上学”这个概念，而不是根据黑格尔的见解，用它去表示静止的、一成不变的观点）。
（9）甲：这难道就是你所确定的“西方哲学”的“本质”所在、“西方哲学”所指称的“意义”所在吗？
乙：远没有这么简单。这一关于“智慧学”的最初的“思维规范”，实际上只是“哲学”，即“智慧学”在人们“物理学之后”的自我意识的矇眬中的“实体存在”。人们企图用它来“规范”人们的“理性的”“思维活动”，却一直无法实现，那怕是更加接地走到它的面前。因为，这一被称之为“哲学”的“思维规范”本身就是一个“实无限性”的东西；就如同人世间没有一个最大的整数、自然数一样；在任何一个被人们称之为足够大的整数、自然数后面都可以加上“1”，成为一个更大的整数、自然数。同样“哲学”的“思维规范”也是如此，任何一个被称为“智慧学”的“思维规范”背后，总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思维规范”“物理学之后”地存在着。人们始终被“智慧学”玩弄于“物理之后”的“悖论”之中。这就是“西方哲学”“本质规定性”的特殊性所在。它不是以它明白的、让人们一见便知的形式将人们带进哲学的理论研究的，而是以它的这一难以摆脱的恶无限性的诱惑，将人们不自觉地引进，它的永无止境的“逻辑旋涡”中的，就像人们总是希望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中，硬要推出一个结论来一样。
（10）甲：这样说来，人类永远也不可能走出这一自己所设定下的悖论怪圈了？
乙：这仅仅是理论上的推理，实际上的情况却很简单。尽管“智慧学”，或者说“哲学”存在着人们所难以摆脱的永无止境的、“物理学之后”的“悖论陷阱”，但是，这毕竟不是人类理性思维活动的全部。“智慧学”可以引导人们去迷信“物理学之后”的“实在性”，并因此对现实采取否定的、虚无主义的态度，就像基督教徒们迷信“上帝”的“实在性”，必须把现实看作是罪恶一样。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科学地认识“物理学之后”所否定、虚无主义化了“形而下世界”。“日心说”对于“地心说”的否定，解剖学对于上帝造人说的否定，以及物理学对于基督教所推崇的自由落体理论的否定等一系列文艺复兴时代科学成果，一再地否定了基督教的“形而上学”所赋予“上帝”的种种神话；也同时动摇了“形而上学”在“哲学”，或者说“智慧学”在人们心中的神圣地位。人们开始怀疑起“哲学”的“形而上学”认识上的科学性，却又难以摆脱传统的形而上学在思想方法上的束缚，往往是身在形而上学的思想束缚下批判形而上学，最终没能摆脱形而上学的阴影，只是进入现代哲学后，人们才最终从康德所没能摆脱的“自在存在”的“纯粹理性思维活动”的阴影下走出来。
现代哲学从“形而上学”所否定了的、虚无主义化了的“形而下世界”的“现象界”入手，将原本抽象化了的“存在”、“思维”概念，还原为“现象”中的“存在”、“现象”中的“思维”，既巧妙地绕开了康德所无法回避的、“形而上学的”“纯粹理性思维”的“自在存在”，也巧妙地将“形而上学”“悬置”了起来，让人们彻底地从形而上学的唯物论与唯心论、经验论与唯理论的传统争论中走出来，投身到“形而上学”的研究与批判上来。于是，一部西方哲学史便被现实地演绎成了人们如何陷入“形而上学”的“噩梦”，并最终摆脱“形而上学”“噩梦”的历史了。
（11）甲：这无疑是对西方哲学形成及其发展的绝妙地概括。西方哲学的本质，或者说“智慧学”的本质已经跃然纸上了，我们能够因此而说，中国也存在着与之相似的“智慧学”吗？
乙：结论应该是肯定的。中国的“智慧学”将自身对于“智慧”建立在整体与部分关系基础上，而不是像西方“智慧学”那样，将“智慧”建立在“物理学之后”的“本原存在”上。因此，在中国“智慧学”这里，“形而上”与“形而下”间关系就不是如同西方哲学所表述的“本原关系”那样单一，仅仅瞄准“物理学之后”就行了。它所面对的是复杂的整体与部分间的逻辑关系。整体不是部分的原因，部分也不是整体的结果，它们有着各自独立存在的意义；人们不可能丢开一方而言其他，这里就存在着人们所无法超越的“道”。因此，这个“道”从一开始就被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并在这个意义上使中国的玄学成为中国人自己的“智慧学”。不过，它并不像西方的“物理学之后”那样，直白地作为“本原”出现在人们的面前。所谓的“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则说明了它的具体存在，并把人们的“大智慧”由“道”的认识，转向“器”的认识与运用中了。进而出现了这个“道”在伦理学与医学中的运用。孔孟之道中的“礼”，就是那个被演绎成无所不在的“道”，它存在于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也存在于封建社会朝廷与各级机构及家庭之间，抓住这个无所不在的“礼”，偌大的一个统一的国家便巩固起来了。同样，有着中国特色的中医学，也建立它的“气”在人体内的无所不在的基点上，通过“气”的调理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才看不到中国哲学的存在，或者仅仅为了证实中国哲学存在，而不得不将孔孟之道的礼教，及它后来的宋明理学拿来当成中国哲学。
实际上，这些仅是中国“智慧学”在人类社会中整体与部分关系中具体运用，包括近年来被西方所推崇的“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也是如此。它也仅仅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的逻辑关系在“儒学”理论基础上的延伸而已：从“道生一”的“孔孟之道”那里，“一生二”的产生出了“程朱理学”，再从“程朱理学”那里“二生三”地产生出了“天人合一”的理论。
这就是中国的“智慧学”自身的特有的、不同于西方哲学“智慧学”的地方，也因此成了中国的基础理论研究难以走在世界前列的部分原因所在。不确切地说，西方的“智慧学”集中在我们称之为“形而上”的“智慧”层面上，而我们的“智慧学”则集中在相反的“形而下者为器”的层面上。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智慧学”，深刻地表现出了东西方文明之间的根本区别。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不赞成我们的前人简单地用我们“智慧学”里的“形而上”去指称西方哲学的“物理学之后（mataphysics）”的做法。需要重复的是，本文仅在这个本意上使用“形而上学”这个概念，反之亦然。
二
(12)甲：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你的本意上的“中国哲学”了，有了这样一个“以我为主”的“智慧学”的主体，是不是就意味着下面将回答“半部西方哲学”“中国化”何以成为可能的问题了？
乙：确实如此。道理很简单，中国古代的“智慧学”所尊崇的“形而上”的“道”，与西方“智慧学”所追求的“物理学之后”不是一个意义上的东西：中国的“道”是“我”所能够“认识”，却又排斥“我”去“把握”的“形而上”；所谓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道”并非我所道之“道”，而“名”也非我所名之“名”。但是西方哲学里的“物理学之后”则与之不同，从它出现的第一刻起，就赋予了“我”进行“认识”并能够“把握”的“权力”；“我”头脑里的因果关系范畴已经告诉“我”，它是作为世间万事万物的“本原”出现在“我”的面前的，因此是“我”可以认识、研究、追寻的对象。
(13)甲：也就是说半部西方哲学是因为这里的“中国化”而被推上神坛的吗？
乙：很对！请耐心地继续听我讲下去。正是在这一差异的“碰撞”里，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的“道”，才找到了自己的“物理学之后”的“本原论”的解释，并被迅速地运用到社会发展及科学研究上，破天荒地在中国传统的文化里注入了“本原论”意义上的“进化论”的思想，极大地推动了各个领域里理性思维活动的发展，将中国带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显然，这一结合带给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人们在赋予西方哲学的“物理学之后”以“道”理解的同时，也同时将这外来的“物理学之后”的东西变成了亘古不变的东西了。根本不会想到这个在“西方哲学”里被称为“形而上学”的“物理学之后”的“东西”，竟然是一个随着人们的认识发展而不断发生改变的“东西”，并最终因为它对于人的“先天存在”而受到人们的怀疑，并被人们逐步放弃了。就像一个领路人，将我们引进“西方哲学”的殿堂之后，自己又走出了这个殿堂，却把我们留在了这个殿堂里，使我们成了这一殿堂的主人，守候着这半部西方哲学，却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是“主动地”被人家愚弄了。
(14)甲：半部西方哲学的中国化就这么简单的产生出来了，我们也因此成了这半部西方哲学的掌门人了？真是不可思议！
乙：道理很简单。我们既不了解自己头脑里“形而上学”的东西，更不了解“西方哲学”里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于是便出现了“半部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怪胎。可以这么说，“西方哲学”的“半部化”，不是“西方哲学”使之然，而是“中国化”使之然。
其实，“西方哲学”里的“物理学之后”，本身就是一个随着人们的认识发展，不断向前推进、发展的东西，而这一点却正好被我们忽略掉了。于是，西方“智慧学”在“物理学之后”上所形成的认识，便被我们当成了亘古不变的“道”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我们不仅看不到本原论问题、本体论问题、认识论问题及逻辑论问题的研究在其历史发展中的内在联系，甚至还被我们当成了并列在一起的、没有先后顺序的“哲学问题”了。这一“中国化”了西方哲学，不仅误导了人们对于“西方哲学”此后发展的认识，更将中国的理论思维活动永远地局限在西方哲学已经嚼烂的、没有了味道的问题上，并且一代接着一代传下去，使我们在哲学这一理论思维活动上落后西方一个世纪以上了。
（15）甲：何以见得呢？你能用你的观点来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吗？
乙：可以。我们就从“本原论形态”说起吧。这一形态是“智慧学”处在较早阶段的表现形态，它是较早时期人们在自身的“智慧”基础上产生出的最初的“智慧学”观点，特别是关于事物运动与变化的认识，将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集中到它的最基本的存在形态上。人们企图用某个单一的物质，比如水、火、土等物质的运动与变化来说明世界的运动与变化，产生了相对于原始宗教较为科学的宇宙观。
然而，这时的“智慧学”所追求的“宇宙观”，仅只是为了说明对象世界的运动与变化，难免不带有思考者自身的片面性、局限性。这也就使得由此而来的“宇宙观”显得十分零乱，人们无法判定哪一种“宇宙观”更为正确。也就是说，这些“宇宙观”，仅仅具有直观性，而没有自我证明的能力。人们无法从中确定哪一种宇宙观更为正确一些，也因此无法形成共同的、为人们所共同认可的本原存在的宇宙论。
原因在那里呢？就在于人们在用自己的“智慧”去“表述”、“规范”世界的运动与变化时，忽略了自身“思维活动”的存在，没能在其“宇宙观”中反映出这一“思维活动”的唯一性与必然性。于是，人们便把反映自身“思维活动”的“唯一、必然性”的“理性证明”放进了“智慧学”，并放在重要的位置上；“理性证明”也因此进入了“智慧学”，成了“智慧学”得以成“智慧学”、“智者”得以成为“智者”的重要标志，并在毕达哥拉斯那里得到了较好的体现。“数”不仅较好地表现了世间万事万物的存在，而且，“数”还借助“智慧学”中“逻辑证明”，发现了自身在表述正方形对角线上所陷入的“逻辑矛盾”，进而将“数”的概念由“整数”扩展到无理数；成功地化解了第一次数学危机。
应该说，将“证明”纳入“智慧学”，是“智慧学”自身的“合乎逻辑”的、“完善化”的发展。它不仅使得“智慧学”从此成了能够帮助人们分析世界的本原，以形成对于世界根本认识的一门“学问”，还是能够“证明”自身的唯一正确性，进而排斥别的“宇宙观”正确性，而超越时间与空间的唯一的“绝对真理”。
显然，这一进步对于“智慧学”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进而将“智慧学”推进到了“规范”“思维活动”的“智慧学”阶段了；而“智慧学”也从此成了人们用以“规范”自身“思维活动”的“智慧学”，成了人类“智慧”的“本体存在”了。
也就是说，“智慧学”这一合乎逻辑的、完善化的发展，将原本单纯说明“宇宙构成”的“智慧学”，“发展”成了“规范”人们“智慧”的“思维规范”，“发展”成了在“理性证明”主导下的、“规范”人们“思维活动”的“智慧学”，进而将人们对于“智慧”的认识推向了“形而上学”阶段了。
应该说，西方哲学中真正的“形而上学”正是从“思维规范”成为“智慧学”的“理性证明”的“本体存在”的认识开始的。这一关于“智慧学”发展的表述，从根本上颠覆了哲学起源于人们对于哲学基本问题回答的、混淆了“因果关系”的传统说法，道出了深藏于“智慧学”后面的本质。
（16）甲：这也就是说，被人们所尊重的“智慧学”，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既是吸引人们的才智，去追寻世界奥秘的探索活动，同时也是在不断改变着自己，以成为有秩序的、自我约束的规范的科学的认识活动。同时也使我们看到了西方社会比我们更早地关注“理性证明”“思维规范”的历史必然性。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原本》充分体现了“思维规范”的理性、系统性的特点，进而成为一切科学系统化、规范化的典范。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行政命令伤害最大的不只是表面上的“百家”的消失，而是“理性思维活动”自身的严谨性、系统性的科学精神的丧失，使整个社会在儒术面前停滞不前了。
乙：然而，这一“智慧学”的“本体论存在形态”，在被基督教接受过去之后，其“思维规范”的“智慧”“本体”便被上帝所“僭越”了。一个原本用来启迪人们“智慧”的“智慧学”的“本体存在论”，因上帝的“僭越”迅速地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成了封杀“智慧”、封杀“科学”的“智慧学”，并由此将西方社会带进了近千年的中世纪的黑暗年代。而这也就注定了，随之而来的对基督教中世纪黑暗的批判，只能从上帝所“僭越”的“本体地位”开始。这时的“智慧学”再也顾不上它的“本体论存在形态”了，它打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旗帜，要求把一切迷误“放在理性的尺度上校正”；并代表着“理性”与“思维”公然地向上帝要地位、要权力，努力地摆脱其“上帝婢女”的地位。
于是，上帝创造世界的陈词滥调，便被“人是万物的尺度”、“劳动创造世界”、“知识创造世界”的理性思维的“解放要求”所替代了；随之，“理性”与“思维”在“智慧学”中的地位也相应地得到了提升，成了“智慧学”日益关注的“明星”，并取得了独立地位。
但是，好景不长，“理性”与“思维”在取得了对于“上帝”的胜利之后，便随即陷入争夺“智慧学”主导地位的“斗争”中了。唯心论认为人们的知识来自于自己头脑先天存在的“理性活动”，如因果观念、整体与部分的观念等；而唯物论则认为人的知识来自于外部事物的刺激而产生出来的反映，并由此在“认识论”上展开了新一轮的决一雌雄的争论。原因就在于它们都想将对方纳入自己的“思维规范”内，也就是说，它们两者，都想在推翻上帝对于“理性”与“思维”的统治后，由自己取而代之，成为掌握“理性”与“思维”的最高统治者。
于是，人们便由完全正确的、对于上帝给人以智慧的“理性批判”，“顺理成章”陷进了一个明显的逻辑错误中了，进而将人们对于“物理学之后”的认识，从“本体论”阶段带进到了“智慧学”的“认识论”争论的“阶段”了；而“智慧学”，即所谓的“西方哲学”也从此由“物理学之后”的“本体论存在形态”前进到了“物理学之后”的“认识论存在形态”了。
（17）甲：原来，所谓的哲学史上的两大哲学派别的对立与斗争，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产生出来的！我还以为是因为对于哲学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而产生出来的。现在看来，我原来所接受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观点。道理很简单，我们所一直念念不忘的那个哲学基本问题同样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如果不是“原来”就有的，那么，这个“原来就有”的“东西”又存在于在哪里呢？不就是“主观地”“存在”在我们的“头脑”的东西了吗？这一“主观存在”的东西与先天存在、先验存在又会有什么区别呢？而唯物论如果就是从这一先天存在的前提出发去反对唯心论，不正好陷进了从唯心论出发反对唯心论的自相矛盾了，并在事实上将由此而产生出来的哲学的派别斗争变成了无聊的“悖论之争”了。
乙：你的这一见解我完全赞同。实际上，“唯物论认识论”、“唯心论认识论”都正确地抓住了“人”的“认识形成过程”某一个具体的方面。就像人们必须回答人们的生命是从哪里来的问题一样，说它来自心脏的跳动是正确的，同样，说它来自血液的不停的循环流动、来自不能停止的呼吸也是正确的。我们能够用其中一种证明的正确性来否定另外一种证明的正确性吗？显然是不行的。同样道理，在批判智慧来自上帝，或者知识来自上帝这个问题上，“唯心论”与“唯物论”所起到的作用也是一样的，并不存在哪一个更为正确、更为根本。因此，当它们被人们用来相互攻讦的时候，便不再具有批判上帝创造人类智慧时的酣畅淋漓的气派了。
（18）甲：在这里，尼采关于“内世界（the inner world）”的概念的引进也许是正确的。我们只要把我们自身的“内世界”，植入任何一个“认识论”里，这两个“认识论”都会在这个“内世界”内部无限制地向后倒退过去，而归结到一个没完没了的起点上去。当我们在“唯物论认识论”基础上，去识别“内世界”接受某一事物的“反映”时，我们便会倒退到前一个“内世界”那里去，以证实这一“反映过程”的对于“内世界”的“存在”。显然，这将是一个没有止境的倒退活动，只要“内世界”的依然存在，这一倒退就不会有一个“终结”，以至于无穷。
这便在“唯物论认识论”里引入了“时间”与“空间”的概念。而这也就是为什么“时空概念”会在人们批判“形而上学”的同时，进入“现象学”的理论上的原因。而我们只要将时空这一“维”引进它们的观点中，它们之间的所有对立也就随之化解了。人类历史的、整体形成的知识，已经无所不在地成为我们每一个后来者的认识前提，任何一个后来者都无法回避这一前提的存在，而将自己的思想设想为一块“白板”了；对唯心论来讲也是同样的，我们思想里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被给予”之物，包括“自我”在内。
乙：说得很对。近代哲学对于经院哲学的全部进步，就是证实了大写的“人”对于“上帝”的胜利，就是这个“人”的智慧对于“上帝”“智慧”的胜利。而在“认识论”上所出现的“唯物论”与“唯心论”对立，也就因此成了“智慧学”追求“智慧”的“形而上学”“本体存在形态”之后，所面对的又一个涉及“智慧”“存在形态”的问题。
由于它所涉及到的是“认识活动”自身“生成”的又一个具体问题，这就使得它意义不会亚于“智慧学”对于“理性证明”引进。人们的认识活动，或者说，称之为“智慧”的“认识活动”是怎样“形成的”，单靠“唯物论”、“唯心论”一方难以给出终结的回答。因为，它们只能证明它的见解是“认识活动”成为可能的一部分，或者说，仅回答了“认识活动”的“构成”问题，并不具有“认识活动”“生成”的必然性。
而最先意识到这一问题存在，并试图使这一问题研究科学化的，就是人们都熟知的德国哲学家康德。他从“命题”的形成入手，考察人们“认识活动”的“内在构造”，明确地提出了单纯的从理性的前提出发，所进行理性分析的活动不能产生新的知识，只有将理性前提与经验材料结合后才能生成新的知识。很好地回答了“认识活动”生成的理论问题。但是，也正是因为在他的认识论里，人们的感性经验与理性思维的先验观念被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因此而被人们称之为“二元论者”；却又因为他并没有离开“形而上学”的前提，认定“自在之物”的存在，又被人们称之为“不可知论”及“怀疑论者”。
（19）甲：由此，我们便可以肯定地说，“唯物论”与“唯心论”对立并不是绝对的，它们间的对立来自于“逻辑思维”上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对它们所共同存在的“逻辑思维”上的错误，却一时又说不明白，能不能说清楚一点。
乙：可以。这个“逻辑思维”上的错误，就是现象学家胡塞尔，在创立他的现象学理论时，所坚决反对的逻辑心理主义。建立在“反映论”基础上的“认识论”，本身仅是在“智慧学”发展特定阶段形成的“认识”而已，并不能从这里“逻辑地”推论出，在“认识活动”上存在着一条所谓的“一定终身”的“正确的”“认识路线”；更不能由此“逻辑地”推出，主张这一“认识论”的人就能“唯物论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就类似我们看到天是“蓝色的”，并不意味着这一关于“蓝色”的“意识”也是“蓝色的”，这显然是荒谬的。也就是说，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关于“蓝色”的“意识”，还是“灰色”的“意识”，它们都只是关于“颜色”的一种“意识”，是一种与它与表象的“颜色”不在一个层次上的“东西”。同样的道理运用到“认识论”的“反映论”与“观念论”的差异上也是一样。
它们都是人们对于“形而上学”“认识活动”的一种“认知”；在这一点上，它们都是共同的，都是这一 “智慧学”、“哲学”在人们“认识活动”中的具体的、对象化的存在。因此，就这一点而言，它们中的任何一方都无权说对方是错误的、甚至反动的，而认为自己是唯一正确的。而出现在它们之间的这一对立，正好说明了“形而上学”“智慧学”自身的荒谬性，它们都是“形而上学”“智慧学”的愚昧的表现。充其量也只是这一“形而上学”“智慧学”“二律背反”的一个必然的结局而已。并最终成了“智慧学”在“形而上学认识论”上难以迈过去的坎。
而这似乎也就成了黑格尔当仁不让的历史任务。他并没有放弃“唯物论”与“唯心论”业已建立起来的“逻辑心理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基本理念；甚至可以说，他是将这一“心理主义”完全继承了下来，并在哲学的理论研究中最先引进了“现象学”的描述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将它们两者“对立统一”的揉合到一起，使之成了处在“认识活动”之上的“绝对理念”。却唯独没有将“形而上学”的“逻辑心理主义”作为“意识现象”放到自己的“现象学”的研究中，这就使得他的“智慧学”并没能最终摆脱“唯心论”的“老套路”，而把人们的“认识活动”，或者说把人们的“智慧学”当成了认识这一“绝对理念”，或者说就是在这一“绝对理念”指导下的认识外部世界的“认识活动”。而这也就是黑格尔哲学的全部意义所在。
而为了证实这一“绝对观念”的“无所不能”与“无所不在”，黑格尔建立起了一个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并希望以此来终结人们的“智慧学”的“形而上学”的研究，结果却被反动的普鲁士政权所利用，成了证明其合理性的“官方哲学”，重蹈起了经院哲学在中世纪成为基督教婢女的覆辙。真正的“智慧学”在它这里被彻底的封杀了，最终连同它的“形而上学”本身一起退出了历史舞台。
而这也就注定了后来的批判形而上学的现象学的出现。也只是从这个时候起，所谓的“智慧学”的“西方哲学”步入了真正科学的发展阶段，并因此演绎出了研究科学发展规律的科学哲学来了。（还有第二部分待续）
而这似乎也就成了黑格尔当仁不让的历史任务。他并没有放弃“唯物论”与“唯心论”业已建立起来的“逻辑心理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基本理念；甚至可以说，他是将这一“心理主义”完全继承了下来，并在哲学的理论研究中最先引进了“现象学”的描述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将它们两者“对立统一”的揉合到一起，使之成了处在“认识活动”之上的“绝对理念”。却唯独没有将“形而上学”的“逻辑心理主义”作为“意识现象”放到自己的“现象学”的研究中，这就使得他的“智慧学”并没能最终摆脱“唯心论”的“老套路”，而把人们的“认识活动”，或者说把人们的“智慧学”当成了认识这一“绝对理念”，或者说就是在这一“绝对理念”指导下的认识外部世界的“认识活动”。而这也就是黑格尔哲学的全部意义所在
中国化将半部西方哲学推上了神坛
——关于半部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对话（修改版）第一部分
( 三《对话》之二)
刘 尚 为
当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被古老的中国作为哲学发展的“顶峰论”接受过来成为自己新哲学的起点的时候，西方哲学却已悄然地蜕去它的古典哲学的外壳，换上了现代哲学的外装，继续沿着它自己的路子走下去了。这也就使得已经中国化了的那个古典哲学的“终结”，在事实上蜕变成了半部西方哲学的“终结”了；而因此被推上神坛的西方哲学，也仅只成半部西方哲学耳。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将自己紧紧地束缚在半部“西方哲学”之上，永远地定格在这半部西方哲学的水平上，永无止境地去咀嚼已经被西方哲学嚼烂了的“馍”呢？除了那个“终结”依然头顶着的“终结真理”的顶峰论的光环外，就是中国自身理论思维活动的特殊性的原因了。在中国，历来就有以我为主，吸收、消化外来文化的历史传统，印度佛教的中国化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
显然，我们并不想让中国化了的这半部西方哲学，也因此走上佛教中国化的老路，也因此成为类似佛教的宗教而被推上神坛。而这也就迫使我们退回到中国的“哲学”上去，看看究竟是怎样一种中国的“大智慧”，消化、吸收了外来文化，使之为我所用的。而要回答好这个问题，首先就要解决中国“哲学”自身的存在问题，这也就将我们的这一问题的研究复杂化了。也正因为如此，我才希望关注这一问题的读者们在看这一篇对话时，能始终保持一个平静的心态，泡上一杯自己喜爱的茶，或点上一香烟慢慢地去“把玩”它，以便从中体会到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思维活动的乐趣。同时也希望读者们自始至终地把“哲学”仅仅看作是“智慧学(philosophy)”的符号替代，用“智慧学(philosophy)”这个本意去认定“哲学”概念，反之亦然。
一
（1）甲：有人讲，中国没有哲学，你怎么看。
乙：我认为，在哲学的本质没有确定之前，要回答这个问题显然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现在所称之为哲学的东西，从“哲学”这个词，到它所涵盖的内容及它所关注的问题，都不是中国文化史上所有过的东西。但是，就它作为符号替代所指称的“智慧学”而言，就不能简单地说，中国没有这个“智慧学”。如果人们是在“智慧学”的本意上说中国没有哲学，这就未免武断了。
（2）甲：照这样说来，你是打算通过扶正“智慧学”这一“哲学”的本质来切入中国哲学的存在问题了？
乙：可以这样理解，但是不能把“智慧学”理解“哲学”的本质，它仅是“哲学”本意，是我们探讨中国哲学是否存在这一问题之前必须要弄清楚的基本概念问题。
因为，我们目前所称之为哲学的学问，是完全西方哲学化了的学问，它所使用的概念、所讨论的问题，包括思想方法等无不是西方哲学所确定了的东西，甚至连我们编写出的、称之为中国哲学的东西也都被“化”成了西方哲学的语言、概念。显然，在这一语境前提下，要回答这一问题已经没有意义了，已经完全西方哲学化了的哲学语言本身，已经否认了有着自己独立意义上的中国哲学的存在。
（3）甲：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倒是期望看到真正意义上的、属于“智慧学”的中国的哲学了。
乙：我认为有这种可能性。但是，要真正认识到哲学的本质，也就是认识到其本意上的“智慧学”的本质，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必须对西方哲学进行现象学还原，还原到西方哲学的本质存在上去；我们只有认识到“西方哲学”所指称的“意义”，才能对照这一“意义”，或“本质”去认识与之相对应的“中国哲学”的存在。
也就是说，要回答“西方哲学”的“本质”，“意义”所在，就需要科学地对待“西方哲学”；就需要科学地认识“西方哲学”，包括已经“西方哲学化”的、我们称之为“中国哲学”的东西！就必须抛开我们现有的、所有的关于哲学本质的认识！
（4）甲：我们头脑里有关于哲学本质的认识吗？
乙：有。这就是我们已经形成了的关于哲学的阶级属性，及哲学的党性原则问题。换到“哲学”的本意上，也就是“智慧学”的阶级属性，及它的党性原则问题。仅从“哲学本意”的这一“回归”中，我们便已经看到了这一本质认识上的“荒谬性”了，“智慧”本身会有“阶级性”、“党性”吗？答案是明确的，我这里无需赘言。显然，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根本问题，是一个必须在理论上弄清楚的问题。它涉及到“哲学”与“阶级属性”，或者说“智慧学”与“党性原则”，哪一个更为基本的关系问题。是前者更为基本呢？还是后者更为基本呢？
如果前者是更为基本的东西，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智慧学”本质的认识，在说明“智慧学”的形成与发展同时，最终说明“阶级属性”的由来，并借助“智慧学”的发展最终突破“阶级性”、“党性”对“理论思维活动”的思想束缚，而推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如果后者是更为基本的东西，那么，我们就必须从“阶级属性”，或者说从“党性原则”的本质认识开始，借助它的先在存在，合乎逻辑地解释“哲学”的由来与发展。结果“智慧学”便成“阶级性”、“党性”所规定了的“智慧学”了；“智慧学”也从此成了一个加了限制词的“智慧学”，这能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智慧学”吗？结论显然是否定的。
现在，应该由我来向你提一个问题了，面对这两种完全对立的结论，你的结论是什么呢？
（5）甲：这个问题确实十分尖锐。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哲学的阶级性，或者说哲学的党性原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问题。现在看来，这里确实存在着一个逻辑悖论问题。如果阶级属性，党性原则确实是哲学的本质属性，那么，它们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是天上掉下来的吗？如果是人们生来就有的，那不就是唯心论的“天赋观念”吗？如果，不是“天赋观念”，就只能解释为阶级社会形成后所后天赋予的，这也就意味着在人类阶级社会形成之前，就不可能有“哲学”、“智慧学”的存在了，那么，阶级社会形成之前的那一段历史阶段，也就成了“哲学”、“智慧学”的空白阶段了。非但如此，在阶级社会消亡之后，也一定同样存在类似的空白阶段，这显然是说不通的。在这漫长的阶级社会存在的两端都没有了“哲学”、“智慧学”，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理性思维活动”又到哪里去了呢？如果不是这样，就只能得出结论，“哲学”，即本意上的“智慧学”是比“阶级属性”、“党性原则”更为根本的东西。
乙：你的这一段推理非常经典，也很有意义。长期以来，我们所以一直深陷于这样一种认识，主要原因还在于我们内心深处的心理上的逻辑主义。似乎哲学的发展本来就是依据这一心理上的逻辑主义所框定的模式，对立地、平行地向前发展的；而人们只要守住这一心理上的逻辑主义、守住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这一主线便足以把握此后的哲学发展了，而不必在“阶级斗争”、“党性原则”之外，再去寻找别的什么正确认识了。我认为这是典型的学术研究上的懒汉思想。
其实，“智慧学”意义上的哲学与语言一样，在阶级社会里都可以用来为一定的阶级服务。与我们不能因此而说语言有阶级性一样，也不能因此而把“哲学”、“智慧学”看成是阶级性的东西。而只能把“阶级属性”与“党性原则”，当成人们在哲学本质上所得到一种认识，当成是人们在进入其本质认识，或者说接近其本质规定性之前必须扫清的外围上的认识障碍。
（6）甲：讲到这里，我终于明白了你致力于哲学本质研究的意义所在了。哲学自身的本质规定性很好理解，就像每一门社会的、自然的科学的区别于它者的本质规定性那样，规定了自己不同于它者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使人们从最初接近这一门科学的那一刻起开始，就被严格地限定在它所研究的范围内，决不可能在行政学的理论研究中得出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领域里的成果来。
但是，这似乎还不足消除人们的疑虑，其他科学的本质规定即便不像数学那样简单明了，人们也能一眼便可得知；而“哲学”、“智慧学”已经存世数千年了，至今仍不知其本质规定性所在，还要我们现在去苦苦求索，这不是一件很荒唐的事吗？没有对“西方哲学”的“本质”、“意义”上的认识，“西方哲学”能够发展到今天吗？难不成“西方哲学”是在人们浑浑噩噩之中发展起来的？你这不是在否认“西方哲学”的科学性吗？我不能接受你的观点，我认为许多“西方哲学”的哲学大家们早已对此作了回答，如黑格尔等。
乙：我认为这不能成为我们应该放弃这一研究的理由，这也许就是哲学作为“智慧学”的特殊性所在。如果人们已经认识到他们所从事的“西方哲学”的“本质”、“意义”，为什么已经有了几千年历史的“西方哲学”，至今仍纠缠在“形而上学”的认识、研究与批判上中，或是肯定、或是否定，甚至要使之科学化呢？如果他们已经认识到了哲学的“本质”、“意义”，为什么会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呢？这不正说明，他们对于“西方哲学”的理解仅仅限于他们对于“西方哲学”的理解，而没有将他们对于“西方哲学”的研究还原到它的真正的“本质”、“意义”上去。这一问题对于我们自身也是存在的，我们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才匆匆忙忙地把我国历史上称之为“玄学”的东西，“化成”“西方哲学”样式上的东西，反过来却又将这一不伦不类的“哲学”，强加到“中国玄学”身上，称之为“中国哲学”，这能说我们了解“西方哲学”，更了解“中国哲学”吗？
（7）甲：你的这一番论述反倒使我糊涂了，我们竟然不会知道自己的哲学是什么了，我倒是要看你如何解释“西方哲学”的科学发展。
乙：我认为科学性不是自封的，而在于人们的独立的思考精神与创新精神。天文学无疑是一门科学，它现在正在向宇宙的深空发展，我们不应该忘记，它却起始于原始社会人们对星象的愚昧的迷信与崇拜，并经历了“地心说”到“日心说”，乃至宇宙世界更深远的科学认识上的发展。同样，化学也是如此，它们也有其最为愚昧、原始的存在形态，这就是人类早期的炼金术、炼丹术。同样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来，数学、物理学、医学、生物学等我们都可以找出它们最原始、愚昧的表现形态来。对此，上世纪中叶以后发展起来的科学哲学，已经作了全面的表述。科学是在证伪、否定的过程中存在、发展起来的。
（8）甲：这也就是说，西方哲学的科学性来自于人们对西方哲学的不断的科学认识，来自人们在哲学研究面前表现出的思维活动独立的、创新精神，来自它自身的证伪、否定过程。
乙：确切地说，称之为“智慧学”的“哲学”，它的起点，就是人们对于“智慧学”的迷恋、追求。它超越在人们的思维活动之上，似乎它能够将人们带到认识的彼岸，只要把握了它，人们就能成为智者，就能自由地解决他们所遇到的所有的困难。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在这样一个不断地证伪与否定中发展的。而所谓的“哲学”的历史与发展，恰恰就是来自于“智慧学”自身在“智慧”上的认识与发展。于是，关于“智慧学”的这一最初的“认识”，便成了“最初的”“思维规范”，也因此有了人们对于“形而上学”，即“物理学之后”的最初的认识（此后，我们也只在这个本意上运用“形而上学”这个概念，而不是根据黑格尔的见解，用它去表示静止的、一成不变的观点）。
（9）甲：这难道就是你所确定的“西方哲学”的“本质”所在、“西方哲学”所指称的“意义”所在吗？
乙：远没有这么简单。这一关于“智慧学”的最初的“思维规范”，实际上只是“哲学”，即“智慧学”在人们“物理学之后”的自我意识的矇眬中的“实体存在”。人们企图用它来“规范”人们的“理性的”“思维活动”，却一直无法实现，那怕是更加接地走到它的面前。因为，这一被称之为“哲学”的“思维规范”本身就是一个“实无限性”的东西；就如同人世间没有一个最大的整数、自然数一样；在任何一个被人们称之为足够大的整数、自然数后面都可以加上“1”，成为一个更大的整数、自然数。同样“哲学”的“思维规范”也是如此，任何一个被称为“智慧学”的“思维规范”背后，总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思维规范”“物理学之后”地存在着。人们始终被“智慧学”玩弄于“物理之后”的“悖论”之中。这就是“西方哲学”“本质规定性”的特殊性所在。它不是以它明白的、让人们一见便知的形式将人们带进哲学的理论研究的，而是以它的这一难以摆脱的恶无限性的诱惑，将人们不自觉地引进，它的永无止境的“逻辑旋涡”中的，就像人们总是希望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中，硬要推出一个结论来一样。
（10）甲：这样说来，人类永远也不可能走出这一自己所设定下的悖论怪圈了？
乙：这仅仅是理论上的推理，实际上的情况却很简单。尽管“智慧学”，或者说“哲学”存在着人们所难以摆脱的永无止境的、“物理学之后”的“悖论陷阱”，但是，这毕竟不是人类理性思维活动的全部。“智慧学”可以引导人们去迷信“物理学之后”的“实在性”，并因此对现实采取否定的、虚无主义的态度，就像基督教徒们迷信“上帝”的“实在性”，必须把现实看作是罪恶一样。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科学地认识“物理学之后”所否定、虚无主义化了“形而下世界”。“日心说”对于“地心说”的否定，解剖学对于上帝造人说的否定，以及物理学对于基督教所推崇的自由落体理论的否定等一系列文艺复兴时代科学成果，一再地否定了基督教的“形而上学”所赋予“上帝”的种种神话；也同时动摇了“形而上学”在“哲学”，或者说“智慧学”在人们心中的神圣地位。人们开始怀疑起“哲学”的“形而上学”认识上的科学性，却又难以摆脱传统的形而上学在思想方法上的束缚，往往是身在形而上学的思想束缚下批判形而上学，最终没能摆脱形而上学的阴影，只是进入现代哲学后，人们才最终从康德所没能摆脱的“自在存在”的“纯粹理性思维活动”的阴影下走出来。
现代哲学从“形而上学”所否定了的、虚无主义化了的“形而下世界”的“现象界”入手，将原本抽象化了的“存在”、“思维”概念，还原为“现象”中的“存在”、“现象”中的“思维”，既巧妙地绕开了康德所无法回避的、“形而上学的”“纯粹理性思维”的“自在存在”，也巧妙地将“形而上学”“悬置”了起来，让人们彻底地从形而上学的唯物论与唯心论、经验论与唯理论的传统争论中走出来，投身到“形而上学”的研究与批判上来。于是，一部西方哲学史便被现实地演绎成了人们如何陷入“形而上学”的“噩梦”，并最终摆脱“形而上学”“噩梦”的历史了。
（11）甲：这无疑是对西方哲学形成及其发展的绝妙地概括。西方哲学的本质，或者说“智慧学”的本质已经跃然纸上了，我们能够因此而说，中国也存在着与之相似的“智慧学”吗？
乙：结论应该是肯定的。中国的“智慧学”将自身对于“智慧”建立在整体与部分关系基础上，而不是像西方“智慧学”那样，将“智慧”建立在“物理学之后”的“本原存在”上。因此，在中国“智慧学”这里，“形而上”与“形而下”间关系就不是如同西方哲学所表述的“本原关系”那样单一，仅仅瞄准“物理学之后”就行了。它所面对的是复杂的整体与部分间的逻辑关系。整体不是部分的原因，部分也不是整体的结果，它们有着各自独立存在的意义；人们不可能丢开一方而言其他，这里就存在着人们所无法超越的“道”。因此，这个“道”从一开始就被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并在这个意义上使中国的玄学成为中国人自己的“智慧学”。不过，它并不像西方的“物理学之后”那样，直白地作为“本原”出现在人们的面前。所谓的“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则说明了它的具体存在，并把人们的“大智慧”由“道”的认识，转向“器”的认识与运用中了。进而出现了这个“道”在伦理学与医学中的运用。孔孟之道中的“礼”，就是那个被演绎成无所不在的“道”，它存在于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也存在于封建社会朝廷与各级机构及家庭之间，抓住这个无所不在的“礼”，偌大的一个统一的国家便巩固起来了。同样，有着中国特色的中医学，也建立它的“气”在人体内的无所不在的基点上，通过“气”的调理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才看不到中国哲学的存在，或者仅仅为了证实中国哲学存在，而不得不将孔孟之道的礼教，及它后来的宋明理学拿来当成中国哲学。
实际上，这些仅是中国“智慧学”在人类社会中整体与部分关系中具体运用，包括近年来被西方所推崇的“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也是如此。它也仅仅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的逻辑关系在“儒学”理论基础上的延伸而已：从“道生一”的“孔孟之道”那里，“一生二”的产生出了“程朱理学”，再从“程朱理学”那里“二生三”地产生出了“天人合一”的理论。
这就是中国的“智慧学”自身的特有的、不同于西方哲学“智慧学”的地方，也因此成了中国的基础理论研究难以走在世界前列的部分原因所在。不确切地说，西方的“智慧学”集中在我们称之为“形而上”的“智慧”层面上，而我们的“智慧学”则集中在相反的“形而下者为器”的层面上。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智慧学”，深刻地表现出了东西方文明之间的根本区别。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不赞成我们的前人简单地用我们“智慧学”里的“形而上”去指称西方哲学的“物理学之后（mataphysics）”的做法。需要重复的是，本文仅在这个本意上使用“形而上学”这个概念，反之亦然。
二
(12)甲：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你的本意上的“中国哲学”了，有了这样一个“以我为主”的“智慧学”的主体，是不是就意味着下面将回答“半部西方哲学”“中国化”何以成为可能的问题了？
乙：确实如此。道理很简单，中国古代的“智慧学”所尊崇的“形而上”的“道”，与西方“智慧学”所追求的“物理学之后”不是一个意义上的东西：中国的“道”是“我”所能够“认识”，却又排斥“我”去“把握”的“形而上”；所谓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道”并非我所道之“道”，而“名”也非我所名之“名”。但是西方哲学里的“物理学之后”则与之不同，从它出现的第一刻起，就赋予了“我”进行“认识”并能够“把握”的“权力”；“我”头脑里的因果关系范畴已经告诉“我”，它是作为世间万事万物的“本原”出现在“我”的面前的，因此是“我”可以认识、研究、追寻的对象。
(13)甲：也就是说半部西方哲学是因为这里的“中国化”而被推上神坛的吗？
乙：很对！请耐心地继续听我讲下去。正是在这一差异的“碰撞”里，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的“道”，才找到了自己的“物理学之后”的“本原论”的解释，并被迅速地运用到社会发展及科学研究上，破天荒地在中国传统的文化里注入了“本原论”意义上的“进化论”的思想，极大地推动了各个领域里理性思维活动的发展，将中国带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显然，这一结合带给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人们在赋予西方哲学的“物理学之后”以“道”理解的同时，也同时将这外来的“物理学之后”的东西变成了亘古不变的东西了。根本不会想到这个在“西方哲学”里被称为“形而上学”的“物理学之后”的“东西”，竟然是一个随着人们的认识发展而不断发生改变的“东西”，并最终因为它对于人的“先天存在”而受到人们的怀疑，并被人们逐步放弃了。就像一个领路人，将我们引进“西方哲学”的殿堂之后，自己又走出了这个殿堂，却把我们留在了这个殿堂里，使我们成了这一殿堂的主人，守候着这半部西方哲学，却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是“主动地”被人家愚弄了。
(14)甲：半部西方哲学的中国化就这么简单的产生出来了，我们也因此成了这半部西方哲学的掌门人了？真是不可思议！
乙：道理很简单。我们既不了解自己头脑里“形而上学”的东西，更不了解“西方哲学”里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于是便出现了“半部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怪胎。可以这么说，“西方哲学”的“半部化”，不是“西方哲学”使之然，而是“中国化”使之然。
其实，“西方哲学”里的“物理学之后”，本身就是一个随着人们的认识发展，不断向前推进、发展的东西，而这一点却正好被我们忽略掉了。于是，西方“智慧学”在“物理学之后”上所形成的认识，便被我们当成了亘古不变的“道”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我们不仅看不到本原论问题、本体论问题、认识论问题及逻辑论问题的研究在其历史发展中的内在联系，甚至还被我们当成了并列在一起的、没有先后顺序的“哲学问题”了。这一“中国化”了西方哲学，不仅误导了人们对于“西方哲学”此后发展的认识，更将中国的理论思维活动永远地局限在西方哲学已经嚼烂的、没有了味道的问题上，并且一代接着一代传下去，使我们在哲学这一理论思维活动上落后西方一个世纪以上了。
（15）甲：何以见得呢？你能用你的观点来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吗？
乙：可以。我们就从“本原论形态”说起吧。这一形态是“智慧学”处在较早阶段的表现形态，它是较早时期人们在自身的“智慧”基础上产生出的最初的“智慧学”观点，特别是关于事物运动与变化的认识，将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集中到它的最基本的存在形态上。人们企图用某个单一的物质，比如水、火、土等物质的运动与变化来说明世界的运动与变化，产生了相对于原始宗教较为科学的宇宙观。
然而，这时的“智慧学”所追求的“宇宙观”，仅只是为了说明对象世界的运动与变化，难免不带有思考者自身的片面性、局限性。这也就使得由此而来的“宇宙观”显得十分零乱，人们无法判定哪一种“宇宙观”更为正确。也就是说，这些“宇宙观”，仅仅具有直观性，而没有自我证明的能力。人们无法从中确定哪一种宇宙观更为正确一些，也因此无法形成共同的、为人们所共同认可的本原存在的宇宙论。
原因在那里呢？就在于人们在用自己的“智慧”去“表述”、“规范”世界的运动与变化时，忽略了自身“思维活动”的存在，没能在其“宇宙观”中反映出这一“思维活动”的唯一性与必然性。于是，人们便把反映自身“思维活动”的“唯一、必然性”的“理性证明”放进了“智慧学”，并放在重要的位置上；“理性证明”也因此进入了“智慧学”，成了“智慧学”得以成“智慧学”、“智者”得以成为“智者”的重要标志，并在毕达哥拉斯那里得到了较好的体现。“数”不仅较好地表现了世间万事万物的存在，而且，“数”还借助“智慧学”中“逻辑证明”，发现了自身在表述正方形对角线上所陷入的“逻辑矛盾”，进而将“数”的概念由“整数”扩展到无理数；成功地化解了第一次数学危机。
应该说，将“证明”纳入“智慧学”，是“智慧学”自身的“合乎逻辑”的、“完善化”的发展。它不仅使得“智慧学”从此成了能够帮助人们分析世界的本原，以形成对于世界根本认识的一门“学问”，还是能够“证明”自身的唯一正确性，进而排斥别的“宇宙观”正确性，而超越时间与空间的唯一的“绝对真理”。
显然，这一进步对于“智慧学”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进而将“智慧学”推进到了“规范”“思维活动”的“智慧学”阶段了；而“智慧学”也从此成了人们用以“规范”自身“思维活动”的“智慧学”，成了人类“智慧”的“本体存在”了。
也就是说，“智慧学”这一合乎逻辑的、完善化的发展，将原本单纯说明“宇宙构成”的“智慧学”，“发展”成了“规范”人们“智慧”的“思维规范”，“发展”成了在“理性证明”主导下的、“规范”人们“思维活动”的“智慧学”，进而将人们对于“智慧”的认识推向了“形而上学”阶段了。
应该说，西方哲学中真正的“形而上学”正是从“思维规范”成为“智慧学”的“理性证明”的“本体存在”的认识开始的。这一关于“智慧学”发展的表述，从根本上颠覆了哲学起源于人们对于哲学基本问题回答的、混淆了“因果关系”的传统说法，道出了深藏于“智慧学”后面的本质。
（16）甲：这也就是说，被人们所尊重的“智慧学”，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既是吸引人们的才智，去追寻世界奥秘的探索活动，同时也是在不断改变着自己，以成为有秩序的、自我约束的规范的科学的认识活动。同时也使我们看到了西方社会比我们更早地关注“理性证明”“思维规范”的历史必然性。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原本》充分体现了“思维规范”的理性、系统性的特点，进而成为一切科学系统化、规范化的典范。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行政命令伤害最大的不只是表面上的“百家”的消失，而是“理性思维活动”自身的严谨性、系统性的科学精神的丧失，使整个社会在儒术面前停滞不前了。
乙：然而，这一“智慧学”的“本体论存在形态”，在被基督教接受过去之后，其“思维规范”的“智慧”“本体”便被上帝所“僭越”了。一个原本用来启迪人们“智慧”的“智慧学”的“本体存在论”，因上帝的“僭越”迅速地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成了封杀“智慧”、封杀“科学”的“智慧学”，并由此将西方社会带进了近千年的中世纪的黑暗年代。而这也就注定了，随之而来的对基督教中世纪黑暗的批判，只能从上帝所“僭越”的“本体地位”开始。这时的“智慧学”再也顾不上它的“本体论存在形态”了，它打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旗帜，要求把一切迷误“放在理性的尺度上校正”；并代表着“理性”与“思维”公然地向上帝要地位、要权力，努力地摆脱其“上帝婢女”的地位。
于是，上帝创造世界的陈词滥调，便被“人是万物的尺度”、“劳动创造世界”、“知识创造世界”的理性思维的“解放要求”所替代了；随之，“理性”与“思维”在“智慧学”中的地位也相应地得到了提升，成了“智慧学”日益关注的“明星”，并取得了独立地位。
但是，好景不长，“理性”与“思维”在取得了对于“上帝”的胜利之后，便随即陷入争夺“智慧学”主导地位的“斗争”中了。唯心论认为人们的知识来自于自己头脑先天存在的“理性活动”，如因果观念、整体与部分的观念等；而唯物论则认为人的知识来自于外部事物的刺激而产生出来的反映，并由此在“认识论”上展开了新一轮的决一雌雄的争论。原因就在于它们都想将对方纳入自己的“思维规范”内，也就是说，它们两者，都想在推翻上帝对于“理性”与“思维”的统治后，由自己取而代之，成为掌握“理性”与“思维”的最高统治者。
于是，人们便由完全正确的、对于上帝给人以智慧的“理性批判”，“顺理成章”陷进了一个明显的逻辑错误中了，进而将人们对于“物理学之后”的认识，从“本体论”阶段带进到了“智慧学”的“认识论”争论的“阶段”了；而“智慧学”，即所谓的“西方哲学”也从此由“物理学之后”的“本体论存在形态”前进到了“物理学之后”的“认识论存在形态”了。
（17）甲：原来，所谓的哲学史上的两大哲学派别的对立与斗争，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产生出来的！我还以为是因为对于哲学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而产生出来的。现在看来，我原来所接受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观点。道理很简单，我们所一直念念不忘的那个哲学基本问题同样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如果不是“原来”就有的，那么，这个“原来就有”的“东西”又存在于在哪里呢？不就是“主观地”“存在”在我们的“头脑”的东西了吗？这一“主观存在”的东西与先天存在、先验存在又会有什么区别呢？而唯物论如果就是从这一先天存在的前提出发去反对唯心论，不正好陷进了从唯心论出发反对唯心论的自相矛盾了，并在事实上将由此而产生出来的哲学的派别斗争变成了无聊的“悖论之争”了。
乙：你的这一见解我完全赞同。实际上，“唯物论认识论”、“唯心论认识论”都正确地抓住了“人”的“认识形成过程”某一个具体的方面。就像人们必须回答人们的生命是从哪里来的问题一样，说它来自心脏的跳动是正确的，同样，说它来自血液的不停的循环流动、来自不能停止的呼吸也是正确的。我们能够用其中一种证明的正确性来否定另外一种证明的正确性吗？显然是不行的。同样道理，在批判智慧来自上帝，或者知识来自上帝这个问题上，“唯心论”与“唯物论”所起到的作用也是一样的，并不存在哪一个更为正确、更为根本。因此，当它们被人们用来相互攻讦的时候，便不再具有批判上帝创造人类智慧时的酣畅淋漓的气派了。
（18）甲：在这里，尼采关于“内世界（the inner world）”的概念的引进也许是正确的。我们只要把我们自身的“内世界”，植入任何一个“认识论”里，这两个“认识论”都会在这个“内世界”内部无限制地向后倒退过去，而归结到一个没完没了的起点上去。当我们在“唯物论认识论”基础上，去识别“内世界”接受某一事物的“反映”时，我们便会倒退到前一个“内世界”那里去，以证实这一“反映过程”的对于“内世界”的“存在”。显然，这将是一个没有止境的倒退活动，只要“内世界”的依然存在，这一倒退就不会有一个“终结”，以至于无穷。
这便在“唯物论认识论”里引入了“时间”与“空间”的概念。而这也就是为什么“时空概念”会在人们批判“形而上学”的同时，进入“现象学”的理论上的原因。而我们只要将时空这一“维”引进它们的观点中，它们之间的所有对立也就随之化解了。人类历史的、整体形成的知识，已经无所不在地成为我们每一个后来者的认识前提，任何一个后来者都无法回避这一前提的存在，而将自己的思想设想为一块“白板”了；对唯心论来讲也是同样的，我们思想里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被给予”之物，包括“自我”在内。
乙：说得很对。近代哲学对于经院哲学的全部进步，就是证实了大写的“人”对于“上帝”的胜利，就是这个“人”的智慧对于“上帝”“智慧”的胜利。而在“认识论”上所出现的“唯物论”与“唯心论”对立，也就因此成了“智慧学”追求“智慧”的“形而上学”“本体存在形态”之后，所面对的又一个涉及“智慧”“存在形态”的问题。
由于它所涉及到的是“认识活动”自身“生成”的又一个具体问题，这就使得它意义不会亚于“智慧学”对于“理性证明”引进。人们的认识活动，或者说，称之为“智慧”的“认识活动”是怎样“形成的”，单靠“唯物论”、“唯心论”一方难以给出终结的回答。因为，它们只能证明它的见解是“认识活动”成为可能的一部分，或者说，仅回答了“认识活动”的“构成”问题，并不具有“认识活动”“生成”的必然性。
而最先意识到这一问题存在，并试图使这一问题研究科学化的，就是人们都熟知的德国哲学家康德。他从“命题”的形成入手，考察人们“认识活动”的“内在构造”，明确地提出了单纯的从理性的前提出发，所进行理性分析的活动不能产生新的知识，只有将理性前提与经验材料结合后才能生成新的知识。很好地回答了“认识活动”生成的理论问题。但是，也正是因为在他的认识论里，人们的感性经验与理性思维的先验观念被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因此而被人们称之为“二元论者”；却又因为他并没有离开“形而上学”的前提，认定“自在之物”的存在，又被人们称之为“不可知论”及“怀疑论者”。
（19）甲：由此，我们便可以肯定地说，“唯物论”与“唯心论”对立并不是绝对的，它们间的对立来自于“逻辑思维”上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对它们所共同存在的“逻辑思维”上的错误，却一时又说不明白，能不能说清楚一点。
乙：可以。这个“逻辑思维”上的错误，就是现象学家胡塞尔，在创立他的现象学理论时，所坚决反对的逻辑心理主义。建立在“反映论”基础上的“认识论”，本身仅是在“智慧学”发展特定阶段形成的“认识”而已，并不能从这里“逻辑地”推论出，在“认识活动”上存在着一条所谓的“一定终身”的“正确的”“认识路线”；更不能由此“逻辑地”推出，主张这一“认识论”的人就能“唯物论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就类似我们看到天是“蓝色的”，并不意味着这一关于“蓝色”的“意识”也是“蓝色的”，这显然是荒谬的。也就是说，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关于“蓝色”的“意识”，还是“灰色”的“意识”，它们都只是关于“颜色”的一种“意识”，是一种与它与表象的“颜色”不在一个层次上的“东西”。同样的道理运用到“认识论”的“反映论”与“观念论”的差异上也是一样。
它们都是人们对于“形而上学”“认识活动”的一种“认知”；在这一点上，它们都是共同的，都是这一 “智慧学”、“哲学”在人们“认识活动”中的具体的、对象化的存在。因此，就这一点而言，它们中的任何一方都无权说对方是错误的、甚至反动的，而认为自己是唯一正确的。而出现在它们之间的这一对立，正好说明了“形而上学”“智慧学”自身的荒谬性，它们都是“形而上学”“智慧学”的愚昧的表现。充其量也只是这一“形而上学”“智慧学”“二律背反”的一个必然的结局而已。并最终成了“智慧学”在“形而上学认识论”上难以迈过去的坎。
而这似乎也就成了黑格尔当仁不让的历史任务。他并没有放弃“唯物论”与“唯心论”业已建立起来的“逻辑心理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基本理念；甚至可以说，他是将这一“心理主义”完全继承了下来，并在哲学的理论研究中最先引进了“现象学”的描述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将它们两者“对立统一”的揉合到一起，使之成了处在“认识活动”之上的“绝对理念”。却唯独没有将“形而上学”的“逻辑心理主义”作为“意识现象”放到自己的“现象学”的研究中，这就使得他的“智慧学”并没能最终摆脱“唯心论”的“老套路”，而把人们的“认识活动”，或者说把人们的“智慧学”当成了认识这一“绝对理念”，或者说就是在这一“绝对理念”指导下的认识外部世界的“认识活动”。而这也就是黑格尔哲学的全部意义所在。
而为了证实这一“绝对观念”的“无所不能”与“无所不在”，黑格尔建立起了一个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并希望以此来终结人们的“智慧学”的“形而上学”的研究，结果却被反动的普鲁士政权所利用，成了证明其合理性的“官方哲学”，重蹈起了经院哲学在中世纪成为基督教婢女的覆辙。真正的“智慧学”在它这里被彻底的封杀了，最终连同它的“形而上学”本身一起退出了历史舞台。
而这也就注定了后来的批判形而上学的现象学的出现。也只是从这个时候起，所谓的“智慧学”的“西方哲学”步入了真正科学的发展阶段，并因此演绎出了研究科学发展规律的科学哲学来了。（还有第二部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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