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形而上学”，即“物理学之后”是西方哲学骨子里东西，是与生俱来的东西，可以说是推动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我见
——关于摆脱“半部西方哲学”的束缚走完后“半步”的对话
（三《对话》之三）
刘 尚 为
如果我们把“半部论语”当成是我国历史上用以表示运用孔子理论治理天下的经典的代名词话，那么，今天我们就有理由把“半部西方哲学”当成人们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去治理当今中国天下的经典的代名词了。
不过，同是限制词的“半部”其意义却各不相同。前面的那个“半部”无疑是一个虚词，它不是为了贬低“论语”倒是为了张扬它。而后面的这个“半部”就不同了，它纯粹是一个实词，甚至更多了一层讽刺的意味了，人家只需要“半部西方哲学”就将你中国“玩转了”。
无疑，在这一“半部西方哲学”的语词背后隐含着某种愤懑之情，这显然是应该给予理解。一个本不施真理予理性，也无真理可以施予理性的哲学，竟然在中国畅行至今，能不激起理性的反抗吗？本文作为这一组文章理论表述的终结部分，这一愤懑之情，将更加溢以言表，故需读者能够从理性谋求自身解放的角度给予理解；就像面对一个被锁在牢笼里的奴隶愤怒地要砸开牢笼时，人们能够对它争取解放的企求给予理解一样，不要对它过于评头论足。当然，也更希望这一篇文章能够成为这一研究领域里的经典之作而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
一
（1）甲：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应该是一个新鲜的话题。起码自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列主义那一刻起，它就成了中国几代人努力追求的目标了。加上为之浴血奋斗的历史，它在中国历史几近一个世纪了。它的真理性已经是不容置疑的事了，还有什么必要回头去重新认识它呢？
乙：此话并不正确。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自己古老的历史文明的国家来说，几十年后的今天，回过头去再一次地认识它，不应该是一件奇怪的事；相反，不去关注它倒是一件奇怪的事了。就像现在国学又重新燃起了人们心中的激情一样。
你记得苏辙的《题西林壁》这首诗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真面目”是什么呢？就是“在此山中”所无法见到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真面目。现在我们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面目”，同样也要跳到“此山”之外，只有这样才能看到它的“真面目”。
（2）甲：你也许忘掉了，我们面向西方去寻求真理，恰恰不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此山中”，倒是在孔孟之道的“此山中”，即在“马克思主义”的“千里之外”看到它对于中国的“真面目”，才被中国人民所接受过来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的，这难道与你上面的主张有什么不同吗？不是完全一致的吗？
乙：你的这一反问十分机智。我也要请你记住，我们现在已经处在“此山中”，而且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如果说，我们对它曾经有过在“此山”之外对于“此山”的认识，那也只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形成的“认识”，它能够包括我们现在“身在此山中”的认识吗？显然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当时的认识可能还带有那个时代不可克服的历史局限性。
对于马克思主义，毛主席曾有过一次十分经典的概括，那就是在祝贺他的老师徐特立先生六十岁诞辰的生日宴会上说过的那句很著名的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后来，这个“造反有理”便成了鼓动大批青年学生走出教室上街“破四旧”，回到学校大造校长反的“响当当”的革命口号了。我们能够认为这一概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全面的、根本的认识呢？在今天仍有其真理的意义呢？
（3）甲：你的这一问题实在让我猝不及防，我实在难以区分今天它会与恐怖活动有那些根本区别。对过去的那一段历史，我显然是无知的，仅只有一些从教堂里，或从街头小报上得到的一些粗线条的认识。但是，从你这里我似乎悟出了一个道理，无论是“在此山中”还是“在此山外”，人们看问题、想问题都带有某个既定的观点，或者说是主观因素的东西，而所谓的“此山中”、“此山外”，仅仅是这一“主观因素”形式上的东西！
乙：说得很对，你这里面倒有了几分佛学的思想了。这并不奇怪，也正因为有了这么一点真理性，佛学才得以存在下来直到今天。哲学与它的区别就在于，它并不像佛学那样仅仅停留在“主观因素”自身的“修行”上，给这个“主观因素”以“修行”上的“真理”，倒是要帮助人们去分析自身“主观因素”上的缺陷与不足之处，其中包括修正一直被人们认为是“真理”的东西。
（4）甲：你的这一观点，使我想起在学习时哲学史时，古代哲人关于哲学所说过话。当有人问他什么是哲学时，他回答到，“认识你自己”。你在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问题上是不是也在坚持这一观点？
乙：可以这么说。人们所熟知的这个“中国化”，从来就是在国人自身的“主观意愿”主导下的“中国化”。人们总是从自己的“主观意愿”出发去看待马克思主义，却很少看到自己的这一份“主观意愿”自身所固有的“主观性”、“片面性”；很少想到这一固有的“主观性”、“片面性”会影响到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认识。甚至影响到那些被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正确认识的东西的正确认识，影响到对马克思主义中那些不断被实践证明为不太正确的、带有其不可克服的历史局限的东西的正确认识。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从来就不应该是将国人自身认识上的主观性、片面性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缺陷都包括在内的“全盘马克思主义化”。
（5）甲：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它在中国出现的第一天起，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是由中国的“主观意愿”单方面所决定了的“中国化”。也就是说，在这个“中国化”的进程里，同时起作用的还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理论缺陷对“主观意愿”的“影响”，同时还包含着马克思主义那个时代所固有的理论缺陷在内的“中国化”。
乙：而这也就意味着，人们在以自己最大的热情、无比坚贞的忠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给予了其理论自身的“理论缺陷”以同样大热情、同样坚贞的忠诚。甚至还“纯真”到如此地步，每次这样大规模的运动总是受到人们的全身心的支持，又总是在“革命就是人民盛大节日”的欢庆气氛下拉开帷幕的；总是要把这一理论缺陷淋漓尽致地发挥到极致，不到“危机”大难临头之时，决不会主动地停下脚步。最成为鲜明对比的就是“大跃进”之后、“文化大革命”之后，人们所陷入的冰火两重天的状况。
而这恰恰正是人们难以认识、却又不能“正确面对”的事实。他们宁愿用自己的“理论脱离实际”、“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不足”的错误去解释“危机”的原由，“善意地”把全部责任承担过来，决不愿去考虑其理论自身会有什么问题；情愿借助这种折衷主义的态度绕开马克思主义与“危机”的关联，而将“危机”的缘由掩盖过去，永远地用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主观主义等一类“理论脱离实际”的“范式化的错误”去解释“危机”的“思想根源”。
于是，每次“危机”过去之后，结果总是这样，老师是永远的“天使”，而它的学生则是永远的“撒旦”。并因此出现了“中国化”过程中所特有的周期现象：人们总是在“危机”的出现之后，才发现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上的“不足”，而去解决“危机”；结果又总是以不变的“理论脱离实际”的“范式错误”去规避“危机”的实质，再去等待下一次危机的到来。好像“危机”永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共生，而永远周而复始、绵延不绝。
（6）甲：这不是在说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忠诚已经到了近乎迷信、愚昧的程度了？已经发展到像对待《圣经》那样去对待马克思主义了？
乙：就是这个意思。真正的“危机”永远不是来自什么别的地方，它永远来自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观性”、“片面性”认识，永远来自这一理论自身的“理论缺陷”。归根到底，是我们自身的“主观性”、“片面性”将我们自身永远“锚定”在这一类不断重复的“危机”上了。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可以将由此而形成的“危机”周期性变化，称为“中国化”过程中的“理论危机周期率”，后面我们还要将它最终确定为“形而上学危机周期率”。
（7）甲：提到这一周而复始的“理论危机周期率”，我就不陌生了。在我们党的历史发展里、在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已经多次出现过了，我们的党史理论研究也曾对此做过理论上的概括，这就是我们曾经非常熟悉的党的路线斗争问题。毛主席曾多次不加回避地用“党内的路线斗争”来表述党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重大危机”，并概括出了自己所经历过的十一次重大“路线斗争”，甚至还明言它会七、八年再来一次。尽管这种概括并不科学，甚至完全是消极意义上的概括，有时甚至完全颠倒了黑白，但是毕竟肯定了“重大危机”在革命事业发展中经常出现的历史规律。
结合你的经历，你能否用具体事例表述一下这一已经呈现出“周期率”的“理论危机”呢？
乙：可以。以五十年代的大跃进的错误为例，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自身难以割舍的逻辑关联。
全国解放后，刚刚建立起来的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纯朴和谐的社会关系，以及昂扬向上、奋发进取的民族精神，不论从哪个角度讲，都应该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佳的土壤与环境。尤其是与过去在“山沟”里的那些年代学习马克思主义相比，这时的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已经优越得多了。此时压在人们头上的三座大山已经不存在了，完全可以在一张白纸上画上最新最美的图画来。人们似乎可以相信，在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的“对私改造”，建立起了新的、完全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后，所缺乏的就只剩下了人们拼命干社会主义的决心与干劲了。似乎只要有了决心，就不可能创造不出人间奇迹来，结果提出了一些过头的话，如“心有多在胆，地有多在产”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然而，结果却出人意料，继而出现了“三年自然灾害”的悲惨结局。不仅“大跃进”在这一无奈之中被迫“停下”车来，还必须挽回因此而带来的被动局面，去进行艰苦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将那时已经冒进了的生产关系拉回到“大跃进”之前。在农村，经济核算单位由公社为单位，退回到以生产队为基础、以生产大队为单位的经济体制上；在城市，裁减大量的工矿企业，近二千万职工，让他们回到农村种田（改革开放后国家没有忘记这些人，也落实了相关政策）。结果，一切又重新退回到了“大跃进”之前了。
（8）甲：显然，对于这一“严重失误”的责任，也应该像对待试验田种植失败一样，我们决不能全部推到种植“试验田”的农民身上、更不能将责任完全推到土地身上，而应该考虑我们在种子、技术、管理提供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具体就这一“严重失误”带来的“严重危机”来讲，我们就应该重新审视被“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正确性的问题了。
乙：这才是真正可悲的地方。危机的出现并不可怕，以及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它却并没有能力去制止它；可怕之处就在于危机反复出现后，人们始终没有找到问题出现的根源，仍深深地陷在这一“理论危机周期率”中而不能自拔；他们不是从这一理论之外去寻找“严重失误”的原因，却把目光紧紧盯在这一理论自身之内，试图用一个更为基本、更为全面正确的理论去替代前面的理论、去终结这一危机的出现。最终还是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进而在这一理论自身缺陷的引领之下，陷入了更深的“严重失误”中了，将全国人民带进了全面内战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了；与上一次“严重失误”的间隔也只有不到十年的时间。
（9）甲：直到今天我们似乎仍旧看到了它的身影，为了追求GDP,人们不惜牺牲环境的“代价”。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去怀疑社会发展理论自身的理论缺陷呢？
乙：原因就在于，我们已经对这一类“严重失误”的出现“麻木”了，已经把这种“严重失误”看成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必然伴生的现象了。面对“失误”，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自身“理论脱离实际”的规律性的“错误”，也就因此心安理得地认可了“危机”出现的“合理性”，也就因此一再地宽容了“当家人”的责任了，进而出现了“代价”与“学费”的“合理论”。而这一“危机合理论”的最为经典的表述，就是“文化大革命”中被当成真理的“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思想了。
其结果既麻痹了人们对于“危机原因”的根本认识与研究，也给当家人以暗示，只要不谋私，放心大胆的犯错误，人们是不会追究责任的。最终导致“理论危机”在这一“危机代价合理论”的主导下重复不断、反复不断，而“理论危机周期率”也就成了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始终挥之不去的噩梦了。
（10）甲：这里好像有一个类似“地心说”的错误，为了坚持自己的绝对的正确性，必须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理论形式，不惜使自己的理论形式日趋复杂化。
乙：有一点这个意思。似乎“中国化”是注定了要采取这样一种“自我否定”的周期性的方式向前推进：总是从决策层“主观意愿”的判断“失误”出发，经过“自上而下”的发展，形成全局性的“失误”与“挫折”后，再通过决策层“主观意愿”上的“纠偏”，及同样的“自上而下”“纠偏”，再进到下一轮周期性的起点上。即便是改革开放之后，这一状况也没有因此而绝迹，“自上而下”发动起来的各种形式的运动，常常带来相应的“自上而下”的“纠偏”。
有了这样一种无法摆脱的“理论危机周期率”，人们又哪里来的“闲情逸致”去关注马克思主义之后西方哲学的新发展，去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理论缺陷，又如何能够跳出这一“中国化”之外，观察到它的“跃上葱茏四百旋”的“理论危机周期率”呢？也正因为此，我们才一再错过了任何可能反思其理论缺陷的机会。
因此，关注“中国化”过程中所难以避免的“主观意愿”上的“主观性”、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内的“理论缺陷”，以及它们结合起来后给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实际带来的“失误”，进而分清学生与老师各自的责任，最终地摆脱这一“理论危机周期率”对于我们的“诅咒”，对于科学的评价已经有了近一个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坚定走出有中国自身特色的社会发展道路来，无疑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理论研究工作。
二
（11）甲：然而，在我看来要走出“此山”来看“此山”并非易事。因为，在“全盘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面前，人们已经完全丧失了辨别其自身“理论缺陷”的能力。人们无法想象这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会有什么理论缺陷与不足之处。无法想象这一本已“完善”的思想武器，会给自己的实践活动带不利的影响。
因此，面对自己所无限敬仰的绝对真理，他们无法从它在中国化过程造成的实际损害中区别出哪些是因为它自身的理论缺陷与先天的不足造成的，哪些是中国自身的落后的思想方法造成的。他们除了将自己全身心投身到它的伟大实践中去之外，已经容不得他们去反思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缺陷”了。于是，人们便深深地陷进了一个永远无法超越的这一矛盾的内在折磨之中。
乙：尽管如此，我们仍要看到历史进步的一面，历史的进步也为我们辨明各自的是与非提供了便利。在我们取得全国解放、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之后，这时外部的以及内部的敌人，已不再是制造我们麻烦的主要因素了。也就是说，我们的外部环境已经“简约化”了，我们所需要克服的困难与挫折，也因此现实地缩小为下面两个基本方面，一个就是我们自身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上的错误，一个则是马克思主义自身所不可回避的内在缺陷。也就是说，已经“简约化”了的社会环境，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充分的机会与条件，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验证马克思主义正确性的绝佳的理论条件。
（12）甲：你的意思是说，建国后的和平年代反而给我们提供了识别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真理性的最好时期？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对敌斗争的复杂性，无产阶级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理论，确实要与各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这时修改马克思主义，包括列宁主义的部分理论，人们是容易接受的，并切实地走出了中国特有的农村包围城市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但是夺取了政权之后，决定社会主义建设成功与失败的主要因素，已经不再革命的敌人了，而是从未接受实践检验的社会主义理论自身了？
乙：很对。回顾建国以来近六十年的风风雨雨，我们所遇到的一切困难与危机及解决这一困难与危机的措施，有哪一项不是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基本理论有关，又有哪一项政策调整，包括改革开放的所有的变革，不是建立在对此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的基础上的: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我们建立起了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我们建立起了真正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同样，依据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我们还进行了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但是，结果又怎样了呢？所有建立在这些理论基础上的实践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甚至在新党章里已经无法找到其同样的字眼，或者与之相似的字眼了。
（13）甲：这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许多社会主义理论基本理论，恰恰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被证明为是错误的东西，而改变了。
乙：显然，所有这些“转变”并不是马克思自身所愿意看到的。他不会想到他当年所倡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还有他所发展了的“阶级斗争理论”、“国家学说”、“哲学”的“阶级性”的理论等，在经过大半个世纪的社会实践后，最终会在已经马克思主义化的国家里失去了市场与地位。而几十年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活动，恰恰成了不断挑战、不断突破马克思主义理论束缚的实践活动了；而我们为之所做的一切努力，也因此便成了我们“不断挑战”自身、挑战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活动。
（14）甲：你的这一概括，是我所见到的完全不同另一种意义上的概括。
乙：实际上，使马克思更不会想到的是，他的这些理论并不是在一夜之间突然被人们所放弃的，远在它“中国化”的第一天，这一“转变”就已经开始了。“中国化”的实践表明，凡是不折不扣地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办事的，最终都将因为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而葬送掉大好的革命形势，最终走向失败；凡是与之相反，不是原原本本地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办事的，便能将中国革命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从来都是在中国“实事求是”的传统哲学理念的主导下，从实际出发，在不断改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情况下，推动中国事业不断地前进的。
（15）甲：这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样一次接着一次的所谓的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批判下，一步一步地失去了它的最为根本的、可称为原创性的东西；直到他的理论中最为核心的部分——“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因为它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长期动乱中的极“左”表现，最终被人们彻底地送进了“革命历史博物馆”。
也就是说，建国以来我们所遇到的所有困难与挫折，并不是来自于外部的某个地方，主要来自我们自身的理论与实践。便永远地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人们越是用它去指导自己的实践，便越是陷进由于它的理论缺陷而制造的错误与失败中，也越是把错误、失败的原因解释为自身“理论认识”对于“实际”的脱离；而越是恭谦、善良地把原因拉到自己身上来，用所谓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错误对自我进行批判，便越是要去掩饰这一理论自身的先天不足，而继续制造出新的危机来。
乙：也因为如此，我们才在“中国化”过程中所发展起来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看到这样的情形，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里，被视为“绝对真理”的东西，在坚持了一段时间后，随之跟进的总是它所反对的东西，并由此构成了一个类似树木成长标记的“反反相正”的年轮：在经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后面，接踵而来的总是“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与实践，而在“阶级斗争为纲”其后跟进的又总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与实践；在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之后，接着是“计划经济”的理论与实践，其后又接着是“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可以想见，只要人们头脑里的这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一天，这一“年轮式”的扩张过程就会持续存在一天，决不可能在哪一点上停止下来。
（16）甲：如此说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推行的那些改革措施与唐吉诃德与风车的决斗又有什么区别呢？现在我们努力纠正医疗卫生上、教育问题上的乱收费，纠正房地产开发上的乱象，纠正公款吃喝、公务用车上的腐败，又有哪一项不是我们以前的政策所造成的，却冠冕堂皇地将这一系列“失误”强加到了改革的头上，煞有介事地把它当成一项“政绩”去完成，让“改革”去为政府自身的腐败负责。
乙：可以这么说。就在人们把“危机”出现的原因完全揽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原本存在着“理论缺陷”的马克思主义，却借助持续出现的这些“危机”所带来的“转机”，得到了它的“中国化”的发展。它在人们进行自我批判的同时，也适时纠正了自己原本不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形式，使自己也越发与中国国情更加接近、融合了。同时却又将自身的理论缺陷，深深地埋藏了起来，创造出了自己永远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神话，永久地坐上了永远正确的神坛宝座上了。
（17）甲：这也就是说，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是在人们不断地纠正其理论上的错误中向前发展的，而每纠正它一次错误，人们都必须付出政治的、经济的甚至血的代价来。而这也就打破了一直以来存在于我们头脑里的错误认识，似乎马克思主义理论永远是正确的，它能够超越它所在的那个时代给出社会主义江山万世永固的“创世理论”来，而人们也必须到它自身的内在矛盾尖锐到人们已经无法忍受的时候，或者其错误已经明白无误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时，人们才不得不“从容地”从它的“阴影”下走出来。
乙：这时不知你是否注意到，这时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彻底地“中国化”了。原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在纠正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中国化”过程中彻底的消磨殆尽了。在它那里已经没有了真正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原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也已经不再存在了，仅只剩下一件“皇帝新装式”的外衣。也可以说，是具有强大的包容性的中国传统文化最终将“马克思主义”消化吸收了。而倒也“干净”起来了，打那以后，在“中国化”过程中一直挥之不去的、关于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争论再也没有理由出现了，始终伴随其左右的“左”与“右”的路线斗争也不复存在了。
（18）甲：既然如此，以往所有的胜利都是中国人经过自己的努力创建出来的，为什么还要把我们依靠自己才智取得的历史性进步，记到并不存在的一直且战且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身上去呢？为什么不能把这一子虚乌有的“指导思想”，连同它的“形而上学”“理论体系”彻底地抛到大海里去呢？让我们的“理性认识”，彻底地从“皇帝的新衣”控制下解放出来，来迎接中华民族真正意义上的复兴呢？
乙：困难就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背后的那个属于它那个时代的“理论缺陷”的“物理学之后”的身上。在这里，人们学到了中国古代哲学那里所没有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方法”，也因此难以避免的陷入了“形而上学”的逻辑悖谬的思考之中了。正是这个称之为“物理学之后”的东西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一半成为天使，一半成为撒旦。
三
（19）甲：提到了“形而上学”，这就使我想起了我们在前面那次《对话》里，你提到了的那个已经中国化了的“形而上学”。
乙：在上次那个《对话》里，中国的“形而上”是“半部西方哲学”得以“中国化”的内在原因。而我在这里所提到的“形而上学”，则是人们从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学”那里学习来的、且与中国的“形而上”结合起来的那一种有着中国特色的、完全“速成化”、“简约化”了的“形而上学”，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
（20）甲：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一直主张在“物理学之后”这一本意上去使用“形而上学”这一概念，既然同为“物理学之后”，又何来的“速成的”或“简化的”“物理学之后”呢？
乙：这是因为在西方哲学那里，“物理学之后”始终是以两种形态出现的，它既表现为一种“实体形态”的东西，更表现为一种“思想方法”，一种以实体形态的存在为前提的思想方法。我们一直所说的正确的认识路线、思想路线就是指的这一类东西。而这恰恰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那里，被当成一个“绝对”“绝对的”“真理”学来的。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人的正确认识是由两个完全不同的“认识阶段”组成的：即所谓的感性认识阶段与理性认识阶段，并借助这“两个”阶段之间的两个不同“方向相向”的“飞跃”，联结成了一个完整的“形而上学”的认识过程。
（21）甲：提到这个我就懂了。前一个“飞跃”是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它所产生出来“认识”就是所谓的“理性知识”，也是所谓的“规律性”的认识，但是还称不上“绝对真理”的认识；后一个“飞跃”则是“理性认识”到“感性认识阶段”的“飞跃”，这一“飞跃”通常被合理地解释为人们的“理性认识”与“实际”的“结合”，也可以被理解为“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如此经过多次反复最终形成对于事物的根本性的认识。
乙：你知道这最后得到的“根本性的认识”是什么吗？就是人们心中的那个“物理学之后”的“认识”。我所说的“速成化”、“简约化”的“物理学之后”，就是指经过这一“速成化”、“简约化”的“真理认识过程”，所得到的名为“真理”，实为“物理学之后”的“东西”。而长期以来我们有人怀疑过这一“物理学之后”的真理性吗？没有过。于是，我们才有了并将之对象化了的所谓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以点带面”的、称之为正确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来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被这半部西方哲学彻底迷惑住了；并在这一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的指导下，一再地导演出不同种类的革命运动来。
（22）甲：你能确切地举出例子来加以说明吗？
乙：可以。建国初期的农村社会主义运动高潮的到来，及其后人民公社运动的实现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土改之后，得到土地的农民，出现了最初的互帮互助的互助组，这一新的组织形式，迅速为一级又一级的领导所关注，并被认定为农村里的从基层涌现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一来自于生产第一线的经验便因此被迅速地上升到理论，成为进一步指导农村社会主义运动基本经验，再拿回到实践中去进行推广，如此以点带面，上下反复数次，并经过初级社、高级社两个阶段，最终在短短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人民公社这一新型的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这一过程看起来是在一个正确的认识路线指导下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实际上，只是一步一步实现了一个早已存在于人们头脑里的空想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蓝图。
（23）甲：这里难道有什么不对吗？
乙：确切地说，这一实践过程包含着前后两个阶段，一个是从互助组的组建那里得到的联合起来发展农业生产的经验，一个则是将这一经验由点带面普遍推开的实践活动。这是两个并没有必然的内联系的实践过程，从前者那里只能得出后者的可能性，决得不出后者的必然。就好像水的沸点一样，它是由大气压强决定的，有的不到100°c，就沸腾起来了，我们能够片面的将它作为普遍的标准，在面上推开吗？显然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这一认识论，就是将两个原本完全对立的“认识论”，即“唯物论”、“唯心论”的“认识论”人为的“揉合”在了一起，变成了两个互补的“形而上学”的“认识阶段”了。具体说来，就是人们在这一“认识论”的引领下，先是被“唯物论”的“认识论”以“真理形式”带进了这一“认识路线”后，却又被它带到了“唯心论”“认识论”的那个“出口”那里，最终由“唯心论”的“认识论”将它所认识到的“绝对真理”发挥到极致。而这样一个所谓的正确的认识路线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实现“形而上学”“目标”的“正确的”认识路线而已。
（24）甲：这也就是说，一直以来被我们视为正确的认识路线、思想路线就其实质而言就是搭建“形而上学”的脚手架了？
乙：可以这么理解。不仅人民公社运动的兴起是如此。“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也就是在这一名义上的“唯物论”的“认识论”的主导下，犯下的一个“完完全全”的“唯心论”的错误。
实际上，在这一正确的认识路线的两个“飞跃”面前，“唯物论”的“认识论”与“唯心论”的“认识论”已经没有多少根本区别。也就是说，在“形而上学”的“飞跃”面前，从“存在”到“思维”的“飞跃”，与由“思维”对“存在”的“飞跃”，在“形而上学”的面前具有同样的意义。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是“唯物论”的“反映论”，它所“飞达”的是“形而上学”的“世界”，它所得到的是可以主导人们实践活动的“形而上学”的“指导思想”；而所谓的“唯心论”所主张的只是一个方向完全相反的“飞跃”，即从“真实的”“形而上学”的“世界”向“存在”的“飞跃”而已，是一个与“唯物论”“认识论”完全“互补的”“认识论”。只是，在“形而上学”的表现力上，“唯物论”比“唯心论”更具欺骗性而已。
（25）甲：也就是说，在中国这里，它的“形而上学”已经完全“形而下化”、“低廉化”了。从而走出了一条从西方哲学走来、却又不同于“形而上学”的发展道路。也因此要比西方的“形而上学”更具有欺骗性，更助长了推进社会快速发展的浮躁的心理活动。
乙：甚至可以不无极端地说，建国以来，我国所有的极左思想的认识根源，都来自这一“速成化”、“简约化”的“形而上学”。从“对私改造”、“反右运动”，到“大跃进”、“四清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无不如此。而这一极左思想的“形而上学”根源，却始终没有得到清理，一直在错误决策的制定上继续发挥着作用，这不能不是一件最为遗憾的事。
原因何在呢？就在于：西方的“形而上学”，即“物理学之后”是西方哲学骨子里东西，是与生俱来的东西，可以说是推动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而到了我们这里正好颠倒过来了，我们是从他们已经认识到的“理性认识”的形成与发展那里，倒过来认识到“物理学之后”的存在。这样，在对于人类自身的“理性认识”认识上，便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在西方那里，人们是通过人类“理性活动”的认识，以充分发挥“理性认识”的自主性、积极性，并最终放弃了先天存在的“形而上学”观念，给了“理性认识”以最大的解放；而到了我们这里，则以为找到了能指导人类的“理性认识”正确发展的“物理学之后”的“存在”，从此以后人们就不必再担心自己的“理性认识”会出什么差错了。
而这也就在科学认识上出现了正好相反的结果，也就注定了中国对于“形而上学”的批判要走上一条与西方完全不同的道路。在西方社会那里，人们正是从“形而上学”的批判那里获得了理性上的解放，推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空前发展，而在中国这里则因为接受了“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则深深地陷进了“形而上学”的束缚之中，去咀嚼西方社会已经嚼烂了的、且又丢弃了的馍。原因就出在我们先在地赋予“理性活动”以“形而上学”的作用了。不过，这时的责任就不完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身上了，而完全在我们的身上了；是我们用“中国化”将马克思主义改造过来为我所用了。
四
（26）甲：显然，这将是一件非常艰苦的工作。我们与西方哲学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这一差距注定了中国哲学一定要走出一条与西方哲学发展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甚至在“形而上学”的认识上，我们就与西方哲学就没有处在同一起点上，我们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仅仅停留在黑格尔的认识水平上，就是对静止的、一成不变的观点的批判上，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成为可能的唯一的“理由”所在，又如何才能走到一起呢？
如果这时你一定要喋喋不休地告诉她，西方哲学已经在批判“形而上学”的基础上，向前发展了，却成了她无法理解的事。她无法理解作为这一理论本土的西方哲学，为什么会转而反思自身“形而上学”的合理性，就像中国改革开放后致富了的农民，刚刚有钱大碗大碗吃肉的时候，城里的人告诉它要注意饮食结构，少一点去吃肉一样，她无法理解，甚至怀疑城里人在继续小看他们一样。
乙：说得很对！由于半部西方哲学的存在，在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问题的认识起点上，东西方之间永远隔着一语可以道破的差异与分歧。由于我们压根就没有兴趣去参预、干涉西方哲学的这一发展方向，加之，西方现代哲学近乎“非理性”的自我批判，对于深陷于“形而上学”理性的我们就更成了“天方夜谭”的事，也就更把它当成与己无关的事，而听之任之的。于是，我们与西方哲学之间的差异，便不会因为我们对于“形而上学”的“主观选择”的接近而有任何缩小，相反，却在哲学自身的发展问题上陷入了更深的对立之中了；进而在事实上，再一次将自己与西方哲学的发展隔离开来的，再一次因自身“主观选择”的“边缘化”，而将自己“闭关锁国”在自己所理解、把握的“西方哲学”上了。
（27）甲：这一道理对于我们来讲却是那样的陌生，就是因为，我们对于西方哲学的理解仍旧停留它刚刚被引进中国时的那个状态，我们对于哲学的认识与研究仍定格在传统的“斗争哲学”的阶段上，仍在运用这一“哲学”的“斗争理论”去认识西方哲学在近代哲学之后的发展。
乙：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我们以前的做法是极不公正的。我们简单地用西方哲学里的形而上学原则去“全盘西化”中国传统哲学，使之成了西方哲学的附庸。这一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虚无主义”的做法，正好“应验了”西方哲学家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偏见。中国传统哲学有着它完全不同西方哲学的理论体系，在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体系里，我们可以很方便地找到西方现代哲学批判“形而上学”的全部理论根据。我们甚至可以说，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理论里已经包括进了自康德以来所有哲学西方哲学大家，包括黑格尔、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等的全部智慧。而这一切，我们只有在全面认真地研究了西方现代哲学之后，而不是仅仅皮毛地掌握了西方现代哲学之前的哲学理论时所能理解到的。这一情形就像当今世界因为全球经济的无序发展，面临环境治理这一重大战略性问题时，西方发现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发展理论的重要性一样。
（28）甲：由此可见，“解铃还需系铃人”，要彻底地从形而上学那里解脱出来，关键还是要正确看待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回到共同地批判“形而上学”的任务上来。如果说，西方现代哲学理论研究的任务，在于解决“形而上学”给理性思维活动带来思想危机及种种逻辑悖论上；那么，当代中国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彻底地解放“马克思主义”自身，将它从人们手里的“工具”、身边的“侍女”的角色中解救出来，让它自在地回到它本土的哲学的历史发展中去，得到它在那里应该得到的公正的评价。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同时也将我们自身从发展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包袱中解放出来。
乙：这当然是执政党的一项不可回避的理论任务。作为执政党，只要我们不是仅对过去负责，而是面对现实，对人民负责任地经营好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切实地解决好所面对的每一个关系民生的实际问题，就一定会赢利人民的支持与拥护。完全没有必要“打鬼借助钟魁”，这样做我们不是会更加轻松吗？
而这无疑是执政党为人民做的又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这样做起码有以下两个好处，一是进一步开禁哲学理论研究上的种种制约，更快地融入到西方哲学后来的现代哲学的历史发展中去，尽早地将马克思主义以后西方哲学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吸收过来，尽快地缩短在哲学理论思维活动上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二是将中国传统哲学自身的历史发展的理论研究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了。而这恰恰是最为重要的一项研究工作。
这也就是说，我们已经现实地来到了中国如何告别自己过去的历史抉择的十字路口了。对于西方“形而上学”“慢了一拍”的“认知”，使我们只能蜇居在最初引进的状态之下，而将自己“边缘化”在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洪流之外了；我们只有及时地实现这一历史的转变，我们才能使我们的民族跟上这一理论思维活动的历史发展，并因此步入先进行列之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我见
——关于摆脱“半部西方哲学”的束缚走完后“半步”的对话
（三《对话》之三）
刘 尚 为
如果我们把“半部论语”当成是我国历史上用以表示运用孔子理论治理天下的经典的代名词话，那么，今天我们就有理由把“半部西方哲学”当成人们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去治理当今中国天下的经典的代名词了。
不过，同是限制词的“半部”其意义却各不相同。前面的那个“半部”无疑是一个虚词，它不是为了贬低“论语”倒是为了张扬它。而后面的这个“半部”就不同了，它纯粹是一个实词，甚至更多了一层讽刺的意味了，人家只需要“半部西方哲学”就将你中国“玩转了”。
无疑，在这一“半部西方哲学”的语词背后隐含着某种愤懑之情，这显然是应该给予理解。一个本不施真理予理性，也无真理可以施予理性的哲学，竟然在中国畅行至今，能不激起理性的反抗吗？本文作为这一组文章理论表述的终结部分，这一愤懑之情，将更加溢以言表，故需读者能够从理性谋求自身解放的角度给予理解；就像面对一个被锁在牢笼里的奴隶愤怒地要砸开牢笼时，人们能够对它争取解放的企求给予理解一样，不要对它过于评头论足。当然，也更希望这一篇文章能够成为这一研究领域里的经典之作而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
一
（1）甲：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应该是一个新鲜的话题。起码自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列主义那一刻起，它就成了中国几代人努力追求的目标了。加上为之浴血奋斗的历史，它在中国历史几近一个世纪了。它的真理性已经是不容置疑的事了，还有什么必要回头去重新认识它呢？
乙：此话并不正确。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自己古老的历史文明的国家来说，几十年后的今天，回过头去再一次地认识它，不应该是一件奇怪的事；相反，不去关注它倒是一件奇怪的事了。就像现在国学又重新燃起了人们心中的激情一样。
你记得苏辙的《题西林壁》这首诗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真面目”是什么呢？就是“在此山中”所无法见到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真面目。现在我们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面目”，同样也要跳到“此山”之外，只有这样才能看到它的“真面目”。
（2）甲：你也许忘掉了，我们面向西方去寻求真理，恰恰不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此山中”，倒是在孔孟之道的“此山中”，即在“马克思主义”的“千里之外”看到它对于中国的“真面目”，才被中国人民所接受过来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的，这难道与你上面的主张有什么不同吗？不是完全一致的吗？
乙：你的这一反问十分机智。我也要请你记住，我们现在已经处在“此山中”，而且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如果说，我们对它曾经有过在“此山”之外对于“此山”的认识，那也只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形成的“认识”，它能够包括我们现在“身在此山中”的认识吗？显然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当时的认识可能还带有那个时代不可克服的历史局限性。
对于马克思主义，毛主席曾有过一次十分经典的概括，那就是在祝贺他的老师徐特立先生六十岁诞辰的生日宴会上说过的那句很著名的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后来，这个“造反有理”便成了鼓动大批青年学生走出教室上街“破四旧”，回到学校大造校长反的“响当当”的革命口号了。我们能够认为这一概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全面的、根本的认识呢？在今天仍有其真理的意义呢？
（3）甲：你的这一问题实在让我猝不及防，我实在难以区分今天它会与恐怖活动有那些根本区别。对过去的那一段历史，我显然是无知的，仅只有一些从教堂里，或从街头小报上得到的一些粗线条的认识。但是，从你这里我似乎悟出了一个道理，无论是“在此山中”还是“在此山外”，人们看问题、想问题都带有某个既定的观点，或者说是主观因素的东西，而所谓的“此山中”、“此山外”，仅仅是这一“主观因素”形式上的东西！
乙：说得很对，你这里面倒有了几分佛学的思想了。这并不奇怪，也正因为有了这么一点真理性，佛学才得以存在下来直到今天。哲学与它的区别就在于，它并不像佛学那样仅仅停留在“主观因素”自身的“修行”上，给这个“主观因素”以“修行”上的“真理”，倒是要帮助人们去分析自身“主观因素”上的缺陷与不足之处，其中包括修正一直被人们认为是“真理”的东西。
（4）甲：你的这一观点，使我想起在学习时哲学史时，古代哲人关于哲学所说过话。当有人问他什么是哲学时，他回答到，“认识你自己”。你在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问题上是不是也在坚持这一观点？
乙：可以这么说。人们所熟知的这个“中国化”，从来就是在国人自身的“主观意愿”主导下的“中国化”。人们总是从自己的“主观意愿”出发去看待马克思主义，却很少看到自己的这一份“主观意愿”自身所固有的“主观性”、“片面性”；很少想到这一固有的“主观性”、“片面性”会影响到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认识。甚至影响到那些被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正确认识的东西的正确认识，影响到对马克思主义中那些不断被实践证明为不太正确的、带有其不可克服的历史局限的东西的正确认识。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从来就不应该是将国人自身认识上的主观性、片面性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缺陷都包括在内的“全盘马克思主义化”。
（5）甲：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它在中国出现的第一天起，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是由中国的“主观意愿”单方面所决定了的“中国化”。也就是说，在这个“中国化”的进程里，同时起作用的还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理论缺陷对“主观意愿”的“影响”，同时还包含着马克思主义那个时代所固有的理论缺陷在内的“中国化”。
乙：而这也就意味着，人们在以自己最大的热情、无比坚贞的忠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给予了其理论自身的“理论缺陷”以同样大热情、同样坚贞的忠诚。甚至还“纯真”到如此地步，每次这样大规模的运动总是受到人们的全身心的支持，又总是在“革命就是人民盛大节日”的欢庆气氛下拉开帷幕的；总是要把这一理论缺陷淋漓尽致地发挥到极致，不到“危机”大难临头之时，决不会主动地停下脚步。最成为鲜明对比的就是“大跃进”之后、“文化大革命”之后，人们所陷入的冰火两重天的状况。
而这恰恰正是人们难以认识、却又不能“正确面对”的事实。他们宁愿用自己的“理论脱离实际”、“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不足”的错误去解释“危机”的原由，“善意地”把全部责任承担过来，决不愿去考虑其理论自身会有什么问题；情愿借助这种折衷主义的态度绕开马克思主义与“危机”的关联，而将“危机”的缘由掩盖过去，永远地用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主观主义等一类“理论脱离实际”的“范式化的错误”去解释“危机”的“思想根源”。
于是，每次“危机”过去之后，结果总是这样，老师是永远的“天使”，而它的学生则是永远的“撒旦”。并因此出现了“中国化”过程中所特有的周期现象：人们总是在“危机”的出现之后，才发现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上的“不足”，而去解决“危机”；结果又总是以不变的“理论脱离实际”的“范式错误”去规避“危机”的实质，再去等待下一次危机的到来。好像“危机”永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共生，而永远周而复始、绵延不绝。
（6）甲：这不是在说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忠诚已经到了近乎迷信、愚昧的程度了？已经发展到像对待《圣经》那样去对待马克思主义了？
乙：就是这个意思。真正的“危机”永远不是来自什么别的地方，它永远来自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观性”、“片面性”认识，永远来自这一理论自身的“理论缺陷”。归根到底，是我们自身的“主观性”、“片面性”将我们自身永远“锚定”在这一类不断重复的“危机”上了。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可以将由此而形成的“危机”周期性变化，称为“中国化”过程中的“理论危机周期率”，后面我们还要将它最终确定为“形而上学危机周期率”。
（7）甲：提到这一周而复始的“理论危机周期率”，我就不陌生了。在我们党的历史发展里、在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已经多次出现过了，我们的党史理论研究也曾对此做过理论上的概括，这就是我们曾经非常熟悉的党的路线斗争问题。毛主席曾多次不加回避地用“党内的路线斗争”来表述党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重大危机”，并概括出了自己所经历过的十一次重大“路线斗争”，甚至还明言它会七、八年再来一次。尽管这种概括并不科学，甚至完全是消极意义上的概括，有时甚至完全颠倒了黑白，但是毕竟肯定了“重大危机”在革命事业发展中经常出现的历史规律。
结合你的经历，你能否用具体事例表述一下这一已经呈现出“周期率”的“理论危机”呢？
乙：可以。以五十年代的大跃进的错误为例，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自身难以割舍的逻辑关联。
全国解放后，刚刚建立起来的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纯朴和谐的社会关系，以及昂扬向上、奋发进取的民族精神，不论从哪个角度讲，都应该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佳的土壤与环境。尤其是与过去在“山沟”里的那些年代学习马克思主义相比，这时的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已经优越得多了。此时压在人们头上的三座大山已经不存在了，完全可以在一张白纸上画上最新最美的图画来。人们似乎可以相信，在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的“对私改造”，建立起了新的、完全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后，所缺乏的就只剩下了人们拼命干社会主义的决心与干劲了。似乎只要有了决心，就不可能创造不出人间奇迹来，结果提出了一些过头的话，如“心有多在胆，地有多在产”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然而，结果却出人意料，继而出现了“三年自然灾害”的悲惨结局。不仅“大跃进”在这一无奈之中被迫“停下”车来，还必须挽回因此而带来的被动局面，去进行艰苦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将那时已经冒进了的生产关系拉回到“大跃进”之前。在农村，经济核算单位由公社为单位，退回到以生产队为基础、以生产大队为单位的经济体制上；在城市，裁减大量的工矿企业，近二千万职工，让他们回到农村种田（改革开放后国家没有忘记这些人，也落实了相关政策）。结果，一切又重新退回到了“大跃进”之前了。
（8）甲：显然，对于这一“严重失误”的责任，也应该像对待试验田种植失败一样，我们决不能全部推到种植“试验田”的农民身上、更不能将责任完全推到土地身上，而应该考虑我们在种子、技术、管理提供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具体就这一“严重失误”带来的“严重危机”来讲，我们就应该重新审视被“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正确性的问题了。
乙：这才是真正可悲的地方。危机的出现并不可怕，以及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它却并没有能力去制止它；可怕之处就在于危机反复出现后，人们始终没有找到问题出现的根源，仍深深地陷在这一“理论危机周期率”中而不能自拔；他们不是从这一理论之外去寻找“严重失误”的原因，却把目光紧紧盯在这一理论自身之内，试图用一个更为基本、更为全面正确的理论去替代前面的理论、去终结这一危机的出现。最终还是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进而在这一理论自身缺陷的引领之下，陷入了更深的“严重失误”中了，将全国人民带进了全面内战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了；与上一次“严重失误”的间隔也只有不到十年的时间。
（9）甲：直到今天我们似乎仍旧看到了它的身影，为了追求GDP,人们不惜牺牲环境的“代价”。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去怀疑社会发展理论自身的理论缺陷呢？
乙：原因就在于，我们已经对这一类“严重失误”的出现“麻木”了，已经把这种“严重失误”看成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必然伴生的现象了。面对“失误”，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自身“理论脱离实际”的规律性的“错误”，也就因此心安理得地认可了“危机”出现的“合理性”，也就因此一再地宽容了“当家人”的责任了，进而出现了“代价”与“学费”的“合理论”。而这一“危机合理论”的最为经典的表述，就是“文化大革命”中被当成真理的“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思想了。
其结果既麻痹了人们对于“危机原因”的根本认识与研究，也给当家人以暗示，只要不谋私，放心大胆的犯错误，人们是不会追究责任的。最终导致“理论危机”在这一“危机代价合理论”的主导下重复不断、反复不断，而“理论危机周期率”也就成了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始终挥之不去的噩梦了。
（10）甲：这里好像有一个类似“地心说”的错误，为了坚持自己的绝对的正确性，必须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理论形式，不惜使自己的理论形式日趋复杂化。
乙：有一点这个意思。似乎“中国化”是注定了要采取这样一种“自我否定”的周期性的方式向前推进：总是从决策层“主观意愿”的判断“失误”出发，经过“自上而下”的发展，形成全局性的“失误”与“挫折”后，再通过决策层“主观意愿”上的“纠偏”，及同样的“自上而下”“纠偏”，再进到下一轮周期性的起点上。即便是改革开放之后，这一状况也没有因此而绝迹，“自上而下”发动起来的各种形式的运动，常常带来相应的“自上而下”的“纠偏”。
有了这样一种无法摆脱的“理论危机周期率”，人们又哪里来的“闲情逸致”去关注马克思主义之后西方哲学的新发展，去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理论缺陷，又如何能够跳出这一“中国化”之外，观察到它的“跃上葱茏四百旋”的“理论危机周期率”呢？也正因为此，我们才一再错过了任何可能反思其理论缺陷的机会。
因此，关注“中国化”过程中所难以避免的“主观意愿”上的“主观性”、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内的“理论缺陷”，以及它们结合起来后给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实际带来的“失误”，进而分清学生与老师各自的责任，最终地摆脱这一“理论危机周期率”对于我们的“诅咒”，对于科学的评价已经有了近一个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坚定走出有中国自身特色的社会发展道路来，无疑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理论研究工作。
二
（11）甲：然而，在我看来要走出“此山”来看“此山”并非易事。因为，在“全盘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面前，人们已经完全丧失了辨别其自身“理论缺陷”的能力。人们无法想象这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会有什么理论缺陷与不足之处。无法想象这一本已“完善”的思想武器，会给自己的实践活动带不利的影响。
因此，面对自己所无限敬仰的绝对真理，他们无法从它在中国化过程造成的实际损害中区别出哪些是因为它自身的理论缺陷与先天的不足造成的，哪些是中国自身的落后的思想方法造成的。他们除了将自己全身心投身到它的伟大实践中去之外，已经容不得他们去反思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缺陷”了。于是，人们便深深地陷进了一个永远无法超越的这一矛盾的内在折磨之中。
乙：尽管如此，我们仍要看到历史进步的一面，历史的进步也为我们辨明各自的是与非提供了便利。在我们取得全国解放、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之后，这时外部的以及内部的敌人，已不再是制造我们麻烦的主要因素了。也就是说，我们的外部环境已经“简约化”了，我们所需要克服的困难与挫折，也因此现实地缩小为下面两个基本方面，一个就是我们自身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上的错误，一个则是马克思主义自身所不可回避的内在缺陷。也就是说，已经“简约化”了的社会环境，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充分的机会与条件，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验证马克思主义正确性的绝佳的理论条件。
（12）甲：你的意思是说，建国后的和平年代反而给我们提供了识别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真理性的最好时期？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对敌斗争的复杂性，无产阶级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理论，确实要与各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这时修改马克思主义，包括列宁主义的部分理论，人们是容易接受的，并切实地走出了中国特有的农村包围城市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但是夺取了政权之后，决定社会主义建设成功与失败的主要因素，已经不再革命的敌人了，而是从未接受实践检验的社会主义理论自身了？
乙：很对。回顾建国以来近六十年的风风雨雨，我们所遇到的一切困难与危机及解决这一困难与危机的措施，有哪一项不是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基本理论有关，又有哪一项政策调整，包括改革开放的所有的变革，不是建立在对此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的基础上的: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我们建立起了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我们建立起了真正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同样，依据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我们还进行了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但是，结果又怎样了呢？所有建立在这些理论基础上的实践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甚至在新党章里已经无法找到其同样的字眼，或者与之相似的字眼了。
（13）甲：这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许多社会主义理论基本理论，恰恰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被证明为是错误的东西，而改变了。
乙：显然，所有这些“转变”并不是马克思自身所愿意看到的。他不会想到他当年所倡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还有他所发展了的“阶级斗争理论”、“国家学说”、“哲学”的“阶级性”的理论等，在经过大半个世纪的社会实践后，最终会在已经马克思主义化的国家里失去了市场与地位。而几十年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活动，恰恰成了不断挑战、不断突破马克思主义理论束缚的实践活动了；而我们为之所做的一切努力，也因此便成了我们“不断挑战”自身、挑战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活动。
（14）甲：你的这一概括，是我所见到的完全不同另一种意义上的概括。
乙：实际上，使马克思更不会想到的是，他的这些理论并不是在一夜之间突然被人们所放弃的，远在它“中国化”的第一天，这一“转变”就已经开始了。“中国化”的实践表明，凡是不折不扣地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办事的，最终都将因为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而葬送掉大好的革命形势，最终走向失败；凡是与之相反，不是原原本本地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办事的，便能将中国革命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从来都是在中国“实事求是”的传统哲学理念的主导下，从实际出发，在不断改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情况下，推动中国事业不断地前进的。
（15）甲：这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样一次接着一次的所谓的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批判下，一步一步地失去了它的最为根本的、可称为原创性的东西；直到他的理论中最为核心的部分——“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因为它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长期动乱中的极“左”表现，最终被人们彻底地送进了“革命历史博物馆”。
也就是说，建国以来我们所遇到的所有困难与挫折，并不是来自于外部的某个地方，主要来自我们自身的理论与实践。便永远地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人们越是用它去指导自己的实践，便越是陷进由于它的理论缺陷而制造的错误与失败中，也越是把错误、失败的原因解释为自身“理论认识”对于“实际”的脱离；而越是恭谦、善良地把原因拉到自己身上来，用所谓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错误对自我进行批判，便越是要去掩饰这一理论自身的先天不足，而继续制造出新的危机来。
乙：也因为如此，我们才在“中国化”过程中所发展起来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看到这样的情形，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里，被视为“绝对真理”的东西，在坚持了一段时间后，随之跟进的总是它所反对的东西，并由此构成了一个类似树木成长标记的“反反相正”的年轮：在经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后面，接踵而来的总是“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与实践，而在“阶级斗争为纲”其后跟进的又总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与实践；在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之后，接着是“计划经济”的理论与实践，其后又接着是“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可以想见，只要人们头脑里的这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一天，这一“年轮式”的扩张过程就会持续存在一天，决不可能在哪一点上停止下来。
（16）甲：如此说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推行的那些改革措施与唐吉诃德与风车的决斗又有什么区别呢？现在我们努力纠正医疗卫生上、教育问题上的乱收费，纠正房地产开发上的乱象，纠正公款吃喝、公务用车上的腐败，又有哪一项不是我们以前的政策所造成的，却冠冕堂皇地将这一系列“失误”强加到了改革的头上，煞有介事地把它当成一项“政绩”去完成，让“改革”去为政府自身的腐败负责。
乙：可以这么说。就在人们把“危机”出现的原因完全揽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原本存在着“理论缺陷”的马克思主义，却借助持续出现的这些“危机”所带来的“转机”，得到了它的“中国化”的发展。它在人们进行自我批判的同时，也适时纠正了自己原本不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形式，使自己也越发与中国国情更加接近、融合了。同时却又将自身的理论缺陷，深深地埋藏了起来，创造出了自己永远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神话，永久地坐上了永远正确的神坛宝座上了。
（17）甲：这也就是说，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是在人们不断地纠正其理论上的错误中向前发展的，而每纠正它一次错误，人们都必须付出政治的、经济的甚至血的代价来。而这也就打破了一直以来存在于我们头脑里的错误认识，似乎马克思主义理论永远是正确的，它能够超越它所在的那个时代给出社会主义江山万世永固的“创世理论”来，而人们也必须到它自身的内在矛盾尖锐到人们已经无法忍受的时候，或者其错误已经明白无误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时，人们才不得不“从容地”从它的“阴影”下走出来。
乙：这时不知你是否注意到，这时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彻底地“中国化”了。原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在纠正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中国化”过程中彻底的消磨殆尽了。在它那里已经没有了真正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原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也已经不再存在了，仅只剩下一件“皇帝新装式”的外衣。也可以说，是具有强大的包容性的中国传统文化最终将“马克思主义”消化吸收了。而倒也“干净”起来了，打那以后，在“中国化”过程中一直挥之不去的、关于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争论再也没有理由出现了，始终伴随其左右的“左”与“右”的路线斗争也不复存在了。
（18）甲：既然如此，以往所有的胜利都是中国人经过自己的努力创建出来的，为什么还要把我们依靠自己才智取得的历史性进步，记到并不存在的一直且战且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身上去呢？为什么不能把这一子虚乌有的“指导思想”，连同它的“形而上学”“理论体系”彻底地抛到大海里去呢？让我们的“理性认识”，彻底地从“皇帝的新衣”控制下解放出来，来迎接中华民族真正意义上的复兴呢？
乙：困难就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背后的那个属于它那个时代的“理论缺陷”的“物理学之后”的身上。在这里，人们学到了中国古代哲学那里所没有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方法”，也因此难以避免的陷入了“形而上学”的逻辑悖谬的思考之中了。正是这个称之为“物理学之后”的东西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一半成为天使，一半成为撒旦。
三
（19）甲：提到了“形而上学”，这就使我想起了我们在前面那次《对话》里，你提到了的那个已经中国化了的“形而上学”。
乙：在上次那个《对话》里，中国的“形而上”是“半部西方哲学”得以“中国化”的内在原因。而我在这里所提到的“形而上学”，则是人们从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学”那里学习来的、且与中国的“形而上”结合起来的那一种有着中国特色的、完全“速成化”、“简约化”了的“形而上学”，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
（20）甲：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一直主张在“物理学之后”这一本意上去使用“形而上学”这一概念，既然同为“物理学之后”，又何来的“速成的”或“简化的”“物理学之后”呢？
乙：这是因为在西方哲学那里，“物理学之后”始终是以两种形态出现的，它既表现为一种“实体形态”的东西，更表现为一种“思想方法”，一种以实体形态的存在为前提的思想方法。我们一直所说的正确的认识路线、思想路线就是指的这一类东西。而这恰恰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那里，被当成一个“绝对”“绝对的”“真理”学来的。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人的正确认识是由两个完全不同的“认识阶段”组成的：即所谓的感性认识阶段与理性认识阶段，并借助这“两个”阶段之间的两个不同“方向相向”的“飞跃”，联结成了一个完整的“形而上学”的认识过程。
（21）甲：提到这个我就懂了。前一个“飞跃”是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它所产生出来“认识”就是所谓的“理性知识”，也是所谓的“规律性”的认识，但是还称不上“绝对真理”的认识；后一个“飞跃”则是“理性认识”到“感性认识阶段”的“飞跃”，这一“飞跃”通常被合理地解释为人们的“理性认识”与“实际”的“结合”，也可以被理解为“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如此经过多次反复最终形成对于事物的根本性的认识。
乙：你知道这最后得到的“根本性的认识”是什么吗？就是人们心中的那个“物理学之后”的“认识”。我所说的“速成化”、“简约化”的“物理学之后”，就是指经过这一“速成化”、“简约化”的“真理认识过程”，所得到的名为“真理”，实为“物理学之后”的“东西”。而长期以来我们有人怀疑过这一“物理学之后”的真理性吗？没有过。于是，我们才有了并将之对象化了的所谓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以点带面”的、称之为正确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来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被这半部西方哲学彻底迷惑住了；并在这一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的指导下，一再地导演出不同种类的革命运动来。
（22）甲：你能确切地举出例子来加以说明吗？
乙：可以。建国初期的农村社会主义运动高潮的到来，及其后人民公社运动的实现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土改之后，得到土地的农民，出现了最初的互帮互助的互助组，这一新的组织形式，迅速为一级又一级的领导所关注，并被认定为农村里的从基层涌现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一来自于生产第一线的经验便因此被迅速地上升到理论，成为进一步指导农村社会主义运动基本经验，再拿回到实践中去进行推广，如此以点带面，上下反复数次，并经过初级社、高级社两个阶段，最终在短短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人民公社这一新型的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这一过程看起来是在一个正确的认识路线指导下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实际上，只是一步一步实现了一个早已存在于人们头脑里的空想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蓝图。
（23）甲：这里难道有什么不对吗？
乙：确切地说，这一实践过程包含着前后两个阶段，一个是从互助组的组建那里得到的联合起来发展农业生产的经验，一个则是将这一经验由点带面普遍推开的实践活动。这是两个并没有必然的内联系的实践过程，从前者那里只能得出后者的可能性，决得不出后者的必然。就好像水的沸点一样，它是由大气压强决定的，有的不到100°c，就沸腾起来了，我们能够片面的将它作为普遍的标准，在面上推开吗？显然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这一认识论，就是将两个原本完全对立的“认识论”，即“唯物论”、“唯心论”的“认识论”人为的“揉合”在了一起，变成了两个互补的“形而上学”的“认识阶段”了。具体说来，就是人们在这一“认识论”的引领下，先是被“唯物论”的“认识论”以“真理形式”带进了这一“认识路线”后，却又被它带到了“唯心论”“认识论”的那个“出口”那里，最终由“唯心论”的“认识论”将它所认识到的“绝对真理”发挥到极致。而这样一个所谓的正确的认识路线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实现“形而上学”“目标”的“正确的”认识路线而已。
（24）甲：这也就是说，一直以来被我们视为正确的认识路线、思想路线就其实质而言就是搭建“形而上学”的脚手架了？
乙：可以这么理解。不仅人民公社运动的兴起是如此。“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也就是在这一名义上的“唯物论”的“认识论”的主导下，犯下的一个“完完全全”的“唯心论”的错误。
实际上，在这一正确的认识路线的两个“飞跃”面前，“唯物论”的“认识论”与“唯心论”的“认识论”已经没有多少根本区别。也就是说，在“形而上学”的“飞跃”面前，从“存在”到“思维”的“飞跃”，与由“思维”对“存在”的“飞跃”，在“形而上学”的面前具有同样的意义。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是“唯物论”的“反映论”，它所“飞达”的是“形而上学”的“世界”，它所得到的是可以主导人们实践活动的“形而上学”的“指导思想”；而所谓的“唯心论”所主张的只是一个方向完全相反的“飞跃”，即从“真实的”“形而上学”的“世界”向“存在”的“飞跃”而已，是一个与“唯物论”“认识论”完全“互补的”“认识论”。只是，在“形而上学”的表现力上，“唯物论”比“唯心论”更具欺骗性而已。
（25）甲：也就是说，在中国这里，它的“形而上学”已经完全“形而下化”、“低廉化”了。从而走出了一条从西方哲学走来、却又不同于“形而上学”的发展道路。也因此要比西方的“形而上学”更具有欺骗性，更助长了推进社会快速发展的浮躁的心理活动。
乙：甚至可以不无极端地说，建国以来，我国所有的极左思想的认识根源，都来自这一“速成化”、“简约化”的“形而上学”。从“对私改造”、“反右运动”，到“大跃进”、“四清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无不如此。而这一极左思想的“形而上学”根源，却始终没有得到清理，一直在错误决策的制定上继续发挥着作用，这不能不是一件最为遗憾的事。
原因何在呢？就在于：西方的“形而上学”，即“物理学之后”是西方哲学骨子里东西，是与生俱来的东西，可以说是推动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而到了我们这里正好颠倒过来了，我们是从他们已经认识到的“理性认识”的形成与发展那里，倒过来认识到“物理学之后”的存在。这样，在对于人类自身的“理性认识”认识上，便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在西方那里，人们是通过人类“理性活动”的认识，以充分发挥“理性认识”的自主性、积极性，并最终放弃了先天存在的“形而上学”观念，给了“理性认识”以最大的解放；而到了我们这里，则以为找到了能指导人类的“理性认识”正确发展的“物理学之后”的“存在”，从此以后人们就不必再担心自己的“理性认识”会出什么差错了。
而这也就在科学认识上出现了正好相反的结果，也就注定了中国对于“形而上学”的批判要走上一条与西方完全不同的道路。在西方社会那里，人们正是从“形而上学”的批判那里获得了理性上的解放，推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空前发展，而在中国这里则因为接受了“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则深深地陷进了“形而上学”的束缚之中，去咀嚼西方社会已经嚼烂了的、且又丢弃了的馍。原因就出在我们先在地赋予“理性活动”以“形而上学”的作用了。不过，这时的责任就不完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身上了，而完全在我们的身上了；是我们用“中国化”将马克思主义改造过来为我所用了。
四
（26）甲：显然，这将是一件非常艰苦的工作。我们与西方哲学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这一差距注定了中国哲学一定要走出一条与西方哲学发展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甚至在“形而上学”的认识上，我们就与西方哲学就没有处在同一起点上，我们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仅仅停留在黑格尔的认识水平上，就是对静止的、一成不变的观点的批判上，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成为可能的唯一的“理由”所在，又如何才能走到一起呢？
如果这时你一定要喋喋不休地告诉她，西方哲学已经在批判“形而上学”的基础上，向前发展了，却成了她无法理解的事。她无法理解作为这一理论本土的西方哲学，为什么会转而反思自身“形而上学”的合理性，就像中国改革开放后致富了的农民，刚刚有钱大碗大碗吃肉的时候，城里的人告诉它要注意饮食结构，少一点去吃肉一样，她无法理解，甚至怀疑城里人在继续小看他们一样。
乙：说得很对！由于半部西方哲学的存在，在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问题的认识起点上，东西方之间永远隔着一语可以道破的差异与分歧。由于我们压根就没有兴趣去参预、干涉西方哲学的这一发展方向，加之，西方现代哲学近乎“非理性”的自我批判，对于深陷于“形而上学”理性的我们就更成了“天方夜谭”的事，也就更把它当成与己无关的事，而听之任之的。于是，我们与西方哲学之间的差异，便不会因为我们对于“形而上学”的“主观选择”的接近而有任何缩小，相反，却在哲学自身的发展问题上陷入了更深的对立之中了；进而在事实上，再一次将自己与西方哲学的发展隔离开来的，再一次因自身“主观选择”的“边缘化”，而将自己“闭关锁国”在自己所理解、把握的“西方哲学”上了。
（27）甲：这一道理对于我们来讲却是那样的陌生，就是因为，我们对于西方哲学的理解仍旧停留它刚刚被引进中国时的那个状态，我们对于哲学的认识与研究仍定格在传统的“斗争哲学”的阶段上，仍在运用这一“哲学”的“斗争理论”去认识西方哲学在近代哲学之后的发展。
乙：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我们以前的做法是极不公正的。我们简单地用西方哲学里的形而上学原则去“全盘西化”中国传统哲学，使之成了西方哲学的附庸。这一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虚无主义”的做法，正好“应验了”西方哲学家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偏见。中国传统哲学有着它完全不同西方哲学的理论体系，在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体系里，我们可以很方便地找到西方现代哲学批判“形而上学”的全部理论根据。我们甚至可以说，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理论里已经包括进了自康德以来所有哲学西方哲学大家，包括黑格尔、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等的全部智慧。而这一切，我们只有在全面认真地研究了西方现代哲学之后，而不是仅仅皮毛地掌握了西方现代哲学之前的哲学理论时所能理解到的。这一情形就像当今世界因为全球经济的无序发展，面临环境治理这一重大战略性问题时，西方发现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发展理论的重要性一样。
（28）甲：由此可见，“解铃还需系铃人”，要彻底地从形而上学那里解脱出来，关键还是要正确看待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回到共同地批判“形而上学”的任务上来。如果说，西方现代哲学理论研究的任务，在于解决“形而上学”给理性思维活动带来思想危机及种种逻辑悖论上；那么，当代中国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彻底地解放“马克思主义”自身，将它从人们手里的“工具”、身边的“侍女”的角色中解救出来，让它自在地回到它本土的哲学的历史发展中去，得到它在那里应该得到的公正的评价。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同时也将我们自身从发展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包袱中解放出来。
乙：这当然是执政党的一项不可回避的理论任务。作为执政党，只要我们不是仅对过去负责，而是面对现实，对人民负责任地经营好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切实地解决好所面对的每一个关系民生的实际问题，就一定会赢利人民的支持与拥护。完全没有必要“打鬼借助钟魁”，这样做我们不是会更加轻松吗？
而这无疑是执政党为人民做的又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这样做起码有以下两个好处，一是进一步开禁哲学理论研究上的种种制约，更快地融入到西方哲学后来的现代哲学的历史发展中去，尽早地将马克思主义以后西方哲学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吸收过来，尽快地缩短在哲学理论思维活动上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二是将中国传统哲学自身的历史发展的理论研究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了。而这恰恰是最为重要的一项研究工作。
这也就是说，我们已经现实地来到了中国如何告别自己过去的历史抉择的十字路口了。对于西方“形而上学”“慢了一拍”的“认知”，使我们只能蜇居在最初引进的状态之下，而将自己“边缘化”在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洪流之外了；我们只有及时地实现这一历史的转变，我们才能使我们的民族跟上这一理论思维活动的历史发展，并因此步入先进行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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