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将半部西方哲学推上了神坛
——关于半部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对话（修改版）第二部分
（三《对话》之二）
三
（20）甲：这也就是说，“西方哲学”也同天文学、化学、物理学、数学等具体的自然科学一样，也是从一个并不科学的愚昧的认识出发，最终在人们不受其“思维规范”束缚的独立的、自由的思维活动的不断证伪、否定的推动下，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了可以研究、观察、比较的“科学认识”的“对象”了。但其本身还不能称之为“科学”。
乙：确切地说，在进入“形而上学批判”以前的“哲学”还算不上一门科学，只是在进入“形而上学批判”之后，哲学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其情形就像星象学之于天文学、炼金术之于化学一样。而最重要的也就是对哲学的科学认识与研究。实际上，我们所面对的现实世界并不是建立在一个没有人工雕琢的、抽象的、理论意义上的基础上，也不是只对批判中世纪经院哲学、批判上帝创世论有意义的那一点“唯物论认识论”、“唯心论认识论”理论所能解释的世界。因此，用它来批判经院哲学、上帝创世论是完全可以的，而用它的那一点形而上学理论来表述现实世界同样也是捉襟见肘的、无能为力的。
（21）甲：你的这一哲学史观，对我来讲是全新的，我现在还没有完全把握，所以我现在还没有能力去判定它的是与非。不过，我最关心的是，被我们尊为指导思想的彻底的唯物论的命运。
乙：你的这一担心不无道理。依据上述全新的哲学史观，我们称之为彻底的唯物主义的哲学的东西，确实不是一门科学。它同样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思维规范”，它来源于黑格尔的“先验的”的“逻辑学”的“理论体系”。只是将这一“理论体系”颠倒过来，对象化为“认识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东西，人们的“哲学研究”，只是亦步亦趋的在它的指导下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充其量也就是将唯心主义在“纯粹理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思维规范”，形式地并入唯物主义的“纯粹感性”的“思维规范”之中，使其成为一个彻底的折衷的将人们的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都包括其中的一个“绝对的”、“终结的”“思维规范”。看起来它好像将迄今为止的“智慧学”的全部智慧都包括进了它的“思维规范”之中了，进而给了人们充分地运用自己智慧的“自由”。实际上，这一“绝对的”、“终结的”“思维规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形而上学”的本质，它在赋予人们的“智慧”以“充分自由”的同时，也剥夺了人们超越这一“智慧”的自由。进而以这一“思维规范”的形式，将人们带进了或是突出感性认识的重要性，或是强调理性认识重要性的循环反复的旋涡之中，并最终在实践中表现出或“左”、或“右”没有止境的思想与理论的斗争。因此，从理论上批判这一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我国哲学理论界批判“形而上学”的迫切任务。
（22）甲：如果这一唯物论不是科学，那又是什么呢？是伪科学？是反科学？总不可能是折衷的东西，既非科学，又非反科学、伪科学的东西吧？
乙：这里需要纠正一下。我们这里说唯物论不科学，并不是说人们的感性认识不具有真实性，更不是说唯物论所极力主张的反映论的不科学。确切地说，认识论里的反映论是正确的，而将这一反映论提升到“形而上”“位置”上的唯物论是不科学的。其情形就好像金子是闪闪发光的，从这一感性认识出发不可能得出闪闪发光的东西就是金子的结论一样；也就是说，在人的认识活动中，存在着反映论的情形，但是它并不处在“物理学之后”的位置上。把它放在“物理学之后”的位置上，使之成为主导人类认识发展的理论，就已经在用人们的“物理学之后”的理性去“干扰”了它的“存在”，就已经把反映论改造成了主观意义上的反映论了。混淆了这一内在关系，人们就会把自己感性认识上得来的东西，直接当成了当然正确的东西，就会放松理性上应有的警惕性，而犯下理性认识上的逻辑错误，这一逻辑上的错误曾导致我国屡次在政治上犯下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23）甲：这也就是说，我们要将唯物论与它所坚持的反映论区分开来。我们决不能因为反映论的正确性，而武断地把唯物论理解成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直接发展来的科学理论，更不能因此而证明唯物论的正确性，也就是说，不能用反映论的正确性反过来证明唯物论的正确性。不仅如此，同样情况也出现在唯心论上，唯心论本身是错误的，但是，它所强调的、在人们头脑里已经建立起来的思维活动的观念是存在的，也是对人的认识活动起作用的。
乙：这就对了。任何一种认识、一种观点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不是科学的东西，在于它能不能发挥着科学的作用，唯物论在批判上帝给人“智慧”的问题上，它是科学的；但是用它来打压同样是批判上帝给人“智慧”，以及主张解放人类“理性的”“唯心论”，它就不再是科学的了。比方，发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苏联，因反对“唯心论”而用它来打压基因理论研究时，它就不是科学的东西了。因为这一打击，原来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基因理论研究的苏联一下子落后到了西方的后面。而这一打压过后没多久，其结局便被颠倒过来了，最终还是基因科学取得了胜利，或者说是被称之为唯心论的东西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24）甲：不管怎么说，否定了唯物主义的科学性，人们是难以理解接受的，它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决不会亚于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对于牛顿经典力学的冲击，不会亚于时间会放慢、长度会缩短对于绝对时空带给人们的冲击。连唯物主义都不是科学了，哪还有用以指导人们社会实践、科学活动的普遍规律、一般规律呢？哪还不会带来天下大乱吗？
乙：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论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们对所谓的普遍规律、一般规律所固有的“形而上学”的迷恋。确切地讲，就是人们将自己过去对于“上帝”的“形而上学”的迷恋“移情”到了普遍规律、一般规律上了。直接地说，就是把普遍规律、一般规律推上了“形而上学”的神坛，而将“智慧学”再次变为它们的“婢女”。没有需要侍候的“上帝”的，靠侍候“上帝”为生的“婢女”怎么不会感到失落与空虚吗？
而放弃了“形而上学”的追求，最终也就成了放弃“形而上”的“一般规律”的追求；这也就是我们在后来的“现代智慧学”里见不到“一般规律”研究，见不到“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间“形而上学”关系研究的根本原因。
（25）甲：哲学不是科学之科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至于哲学不是研究一般规律的学问，我在你这里第一次听到。
乙：这里的道理很简单。这里的情形类似医学、药学与医道、药物之间的关系。医学与药学是研究医道与药理的，但它本身并不是这个医与药，它并不能取代任何医与药，如果以为我们学习了医学、药学，就等于接受了医疗、吃药，从此便不需再去问医、求药了，显然是荒唐的。如果真的是这样，医学、药学就不再是关于医与药的学科研究了。同样，在化学那里也没有化学元素、化学反应，仅只有取代化学元素的符号、取代化学反应的符号形式，以及这些符号背后所代表的元素、化学反应的性质与规律性东西。化学本身同样也不是具体的元素、具体的某个化学反应，如果化学本身就有元素的存在、就有化学反应的存在，化学研究的任何实验活动也就没有必要进行了。同样道理，哲学也只是研究真理与一般规律的，它本身并不是事物的真理，也不是事物的一般规律的所在，如果它是事物的真理、一般规律的所在，人们对于具体事物的研究与认识也就没有必要了。而我所以说中国化将半部西方哲学推上了神坛的理由也就在这里；正是由于中国化，西方哲学才被推到了中国的“道”的位置上，当成了完完全全用以认识、研究“形而下之器”的真理、及一般规律的“科学”了。
（26）甲：如此说来，我们便可以将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概括如下：在哲学这里没有具体科学所需要的真理与一般规律，只有对其真理、一般规律的理性研究与分析；而在具体科学那里有关于事物的真理、一般规律，却没有对真理、一般规律的理性研究与分析。那么，又应该如何理解哲学自身的发展呢？哲学自身的发展又有没有真理呢？
乙：你的这个问题提得很巧妙。如前所述，“智慧学”作为研究人类“智慧”自身的理论研究，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推进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从不太科学到比较科学，再到更为科学的发展过程，其本身就不存在一个真理的终极。如果真的有了这一个真理的终极，“智慧学”便与自身所认识到的这个“真理”陷入了自我矛盾中了，“智慧学”从此便成了在自己所认识的这一“真理”主导下的“智慧学”，“智慧学”也就从此成了这一“真理”的“婢女”，类如中世纪“哲学”与“上帝”、“基督教神学”的关系那样；真正意义上的“智慧学”也就不存在了，而这却是我们所无法想象的。而这也就是我所以不赞成“哲学”中唯物论与唯心论中任何一方对于另一方有更多的真理性的原因。
（27）甲：原来这里还有这么深的道理啊！我们所以这么看中这种意义上的西方哲学，就是你所说的那个存在于我们头脑里的、有着中国哲学自身特点的“形而上”的观点。就是这一“形而上”把半部西方哲学当成了西方哲学的全部、顶峰，从而割断其后面半截的反思与发展。
乙：可以这样理解。正是由于我们片面地把握了这半部西方哲学，特别是称之唯物论的那一半的一半，并把这一哲学观点及这两种哲学观点的对立与斗争看作是西方哲学发挥的顶峰，进而片面地、一厢情愿地把自己的理性思维活动系在一个好皇帝身上，全权由他来领导我们前进，使我们在事实上退回到封建年代，并为此付出文化大革命这样惨痛的代价。也就是说，我们把我们对于西方哲学的理解强加到了西方哲学的头上，再倒过来把这样的西方哲学强加到我们的头上，成了我们的指导思想，当最终发现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时候，又怎么不会感到恐惧与失落呢？
（28）甲：原来，这就是你用“半部西方哲学中国化”来说明中国哲学的全部理论意义所在。目的就是要让国人全面地去认识“西方哲学”，并借助“西方哲学”后来的发展，让国人从自己所误读了的前半截的“西方哲学”那里走出来。
乙：就是这个目的。这就类似庄子在观鱼时，感觉到鱼在水中的快乐一样，有谁能知道这种快乐的体验是我们强加到鱼的身上的呢！而鱼充其量只是迫于生存而必须求生于水中的。同样，我们在把西方哲学看成是寻求普遍规律、一般规律的科学时，也只是出于我们自己对于“道”的理解。我们并不知道，西方之所以苦苦地寻求这一所谓的普遍规律、一般规律，仅仅只是因为在他们的背上重重地压着一个“物理学之后”即“形而上学”的思想包袱！它们为此而奋斗完全是不得以而为之的！就好像庄子看到鱼在水中快乐地游一样。难道我们也要为此而去钻这一“物理学之后”即“形而上学”的牛角尖吗？
（29）甲：我们是不是又扯远了，还是回到中国化将半部西方哲学推上神坛这个话题上来吧。
乙：在“西方哲学”的认识上，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权力，而不是将我们自己的“形而上”的思想方法强加到它的头上；更不能将我们已经僵化了的“道”“思维规范”套用到“西方哲学”自身的变化与发展上去，反过来再把这样形成的东西当成真理顶礼膜拜起来。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尽管，西方哲学是我们到外国请进来的，却并不是什么“西方哲学的中国化”，只是“西方哲学”的“中国同化”而已。
(30)甲：这就是说，一个世纪来，正是因为我们没有用一种科学的态度去对待西方哲学，也就难怪中国哲学界常常出现哲学是不是一门科学的置疑。
乙：是这样的。具体说，我们在同化“西方哲学”的同时，便在传统的君与民的传统的二元结构的社会关系之外，又结合进了中西方哲学结合起来的“物理学之后”与“形而下”的二元结构的“实践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进而将传统的、君与民的二元结构基础上的“上智下愚”二元结构世界，修饰成了革命理论所表述的“领导”与“群众”的、新的“上智下愚”的关系：处在“形而上”位置上的“人”，更拥有了“唯物论”所赋予的“物理学之后”的“智慧”，并因此使得已经成为“君权神授”的“形而上”的“人”，变得更加“神圣”起来了；原本已经“上智下愚”的二元结构社会，也因此趋向更深层次的“智”与“愚”的两极分化，“愚者”将永远在“智者”领导下，迈上不断富足的社会发展征程。
这样也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人们又重新回到了一百年前曾经批判了孔孟之道的面前，被逼去重新面对鲁迅所关注的恨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国民性奴性的问题了。不仅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及八股文式的官话、套话、大话大量地保留了下来，还必须在已经被我们所同化了的、西方哲学自身并不存在的所谓的“斗争哲学”领导下，或左或右的、踩着石头向前推进，并因此一再地培养起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不信任。
(31)甲：这也就是说，尽管辛亥革命已经过去近一百年了，我们在思想上并没有离开“孔孟之道”一步，更没有实际地在中国自身的“形而上学”认识上前进一步了？
乙：这正是需要我们高度关注的东西。我们对于自身形而上学思想的研究与认识太少了，我们在全心全意向西方学习它们先进思想、学习他们的“智慧学”时，完全忽视我们自身“智慧学”的存在。也正是这样一种“智慧学”在始终地支撑着我们的神经。所以，当一个世纪之前，“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人们曾为此而感到莫名的恐惧；人们无法想象没有了至高无上的皇权的集中统一，一个统一的社会如何才能维持下去。同样，今天，当我们正确地指出，我们一直被当成一般规律看待的认识世界的绝对真理的东西，仅只是半部西方哲学，且已经为现代的西方哲学否定了的时候，人们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形，也同样会产生似乎天要塌下来的恐惧也就不足为怪了。
(32)甲：这时我似乎更加明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个道理的深刻含义来了。一个世纪以来强大的“西方哲学”所以没有能够实际地将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向前推动一步，或者说根本没能撼动一下深沉的“中国哲学”，原因就在于我们自身“智慧学”里“形而上学”之“道”，已经对半截子的西方哲学经过“为我所用”的改造，已经将它与传统的国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了一个完整的主导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了。
乙：说得很对。正是因为这一原因，西方近代哲学从经院哲学批判那里，所取得的有限的解放人类理性思维活动的进步，便在这一同化过程中消失殆尽了。这样，原本就在理性证明活动的起点上就已经落后于西方的国人，有什么理由相信自己能够在基础科学的理论研究上超过西方，又如何能够奢望在我们自己的本土上培养出诺贝尔奖金的得主呢？
当然，话又要说回来了。人们如果一定要因此而“感到恐惧与失落”，我们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如此不厌其烦地解读“半部西方哲学”由来及危害，不只是要让人们都能够从这一认识中走出来，更重要是要将这已经中国化了的“半部西方哲学”从人们已经“请”到的“大政方针”的神坛位置上，再“请”下来，以避免再去重复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反右扩大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那一类全局性的错误。至于一部分人一定要把它当成“绝对真理”供奉起来，也就只能由他们去了，最多只是社会上多了一个形同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拜物教”而已，因为所有这些宗教无不有其哲学上的因缘。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打算用清朝中期的思想家龚自珍的《己亥杂诗》来结束我的这一对话：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关于半部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对话（修改版）第二部分
（三《对话》之二）
三
（20）甲：这也就是说，“西方哲学”也同天文学、化学、物理学、数学等具体的自然科学一样，也是从一个并不科学的愚昧的认识出发，最终在人们不受其“思维规范”束缚的独立的、自由的思维活动的不断证伪、否定的推动下，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了可以研究、观察、比较的“科学认识”的“对象”了。但其本身还不能称之为“科学”。
乙：确切地说，在进入“形而上学批判”以前的“哲学”还算不上一门科学，只是在进入“形而上学批判”之后，哲学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其情形就像星象学之于天文学、炼金术之于化学一样。而最重要的也就是对哲学的科学认识与研究。实际上，我们所面对的现实世界并不是建立在一个没有人工雕琢的、抽象的、理论意义上的基础上，也不是只对批判中世纪经院哲学、批判上帝创世论有意义的那一点“唯物论认识论”、“唯心论认识论”理论所能解释的世界。因此，用它来批判经院哲学、上帝创世论是完全可以的，而用它的那一点形而上学理论来表述现实世界同样也是捉襟见肘的、无能为力的。
（21）甲：你的这一哲学史观，对我来讲是全新的，我现在还没有完全把握，所以我现在还没有能力去判定它的是与非。不过，我最关心的是，被我们尊为指导思想的彻底的唯物论的命运。
乙：你的这一担心不无道理。依据上述全新的哲学史观，我们称之为彻底的唯物主义的哲学的东西，确实不是一门科学。它同样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思维规范”，它来源于黑格尔的“先验的”的“逻辑学”的“理论体系”。只是将这一“理论体系”颠倒过来，对象化为“认识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东西，人们的“哲学研究”，只是亦步亦趋的在它的指导下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充其量也就是将唯心主义在“纯粹理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思维规范”，形式地并入唯物主义的“纯粹感性”的“思维规范”之中，使其成为一个彻底的折衷的将人们的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都包括其中的一个“绝对的”、“终结的”“思维规范”。看起来它好像将迄今为止的“智慧学”的全部智慧都包括进了它的“思维规范”之中了，进而给了人们充分地运用自己智慧的“自由”。实际上，这一“绝对的”、“终结的”“思维规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形而上学”的本质，它在赋予人们的“智慧”以“充分自由”的同时，也剥夺了人们超越这一“智慧”的自由。进而以这一“思维规范”的形式，将人们带进了或是突出感性认识的重要性，或是强调理性认识重要性的循环反复的旋涡之中，并最终在实践中表现出或“左”、或“右”没有止境的思想与理论的斗争。因此，从理论上批判这一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我国哲学理论界批判“形而上学”的迫切任务。
（22）甲：如果这一唯物论不是科学，那又是什么呢？是伪科学？是反科学？总不可能是折衷的东西，既非科学，又非反科学、伪科学的东西吧？
乙：这里需要纠正一下。我们这里说唯物论不科学，并不是说人们的感性认识不具有真实性，更不是说唯物论所极力主张的反映论的不科学。确切地说，认识论里的反映论是正确的，而将这一反映论提升到“形而上”“位置”上的唯物论是不科学的。其情形就好像金子是闪闪发光的，从这一感性认识出发不可能得出闪闪发光的东西就是金子的结论一样；也就是说，在人的认识活动中，存在着反映论的情形，但是它并不处在“物理学之后”的位置上。把它放在“物理学之后”的位置上，使之成为主导人类认识发展的理论，就已经在用人们的“物理学之后”的理性去“干扰”了它的“存在”，就已经把反映论改造成了主观意义上的反映论了。混淆了这一内在关系，人们就会把自己感性认识上得来的东西，直接当成了当然正确的东西，就会放松理性上应有的警惕性，而犯下理性认识上的逻辑错误，这一逻辑上的错误曾导致我国屡次在政治上犯下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23）甲：这也就是说，我们要将唯物论与它所坚持的反映论区分开来。我们决不能因为反映论的正确性，而武断地把唯物论理解成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直接发展来的科学理论，更不能因此而证明唯物论的正确性，也就是说，不能用反映论的正确性反过来证明唯物论的正确性。不仅如此，同样情况也出现在唯心论上，唯心论本身是错误的，但是，它所强调的、在人们头脑里已经建立起来的思维活动的观念是存在的，也是对人的认识活动起作用的。
乙：这就对了。任何一种认识、一种观点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不是科学的东西，在于它能不能发挥着科学的作用，唯物论在批判上帝给人“智慧”的问题上，它是科学的；但是用它来打压同样是批判上帝给人“智慧”，以及主张解放人类“理性的”“唯心论”，它就不再是科学的了。比方，发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苏联，因反对“唯心论”而用它来打压基因理论研究时，它就不是科学的东西了。因为这一打击，原来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基因理论研究的苏联一下子落后到了西方的后面。而这一打压过后没多久，其结局便被颠倒过来了，最终还是基因科学取得了胜利，或者说是被称之为唯心论的东西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24）甲：不管怎么说，否定了唯物主义的科学性，人们是难以理解接受的，它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决不会亚于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对于牛顿经典力学的冲击，不会亚于时间会放慢、长度会缩短对于绝对时空带给人们的冲击。连唯物主义都不是科学了，哪还有用以指导人们社会实践、科学活动的普遍规律、一般规律呢？哪还不会带来天下大乱吗？
乙：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论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们对所谓的普遍规律、一般规律所固有的“形而上学”的迷恋。确切地讲，就是人们将自己过去对于“上帝”的“形而上学”的迷恋“移情”到了普遍规律、一般规律上了。直接地说，就是把普遍规律、一般规律推上了“形而上学”的神坛，而将“智慧学”再次变为它们的“婢女”。没有需要侍候的“上帝”的，靠侍候“上帝”为生的“婢女”怎么不会感到失落与空虚吗？
而放弃了“形而上学”的追求，最终也就成了放弃“形而上”的“一般规律”的追求；这也就是我们在后来的“现代智慧学”里见不到“一般规律”研究，见不到“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间“形而上学”关系研究的根本原因。
（25）甲：哲学不是科学之科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至于哲学不是研究一般规律的学问，我在你这里第一次听到。
乙：这里的道理很简单。这里的情形类似医学、药学与医道、药物之间的关系。医学与药学是研究医道与药理的，但它本身并不是这个医与药，它并不能取代任何医与药，如果以为我们学习了医学、药学，就等于接受了医疗、吃药，从此便不需再去问医、求药了，显然是荒唐的。如果真的是这样，医学、药学就不再是关于医与药的学科研究了。同样，在化学那里也没有化学元素、化学反应，仅只有取代化学元素的符号、取代化学反应的符号形式，以及这些符号背后所代表的元素、化学反应的性质与规律性东西。化学本身同样也不是具体的元素、具体的某个化学反应，如果化学本身就有元素的存在、就有化学反应的存在，化学研究的任何实验活动也就没有必要进行了。同样道理，哲学也只是研究真理与一般规律的，它本身并不是事物的真理，也不是事物的一般规律的所在，如果它是事物的真理、一般规律的所在，人们对于具体事物的研究与认识也就没有必要了。而我所以说中国化将半部西方哲学推上了神坛的理由也就在这里；正是由于中国化，西方哲学才被推到了中国的“道”的位置上，当成了完完全全用以认识、研究“形而下之器”的真理、及一般规律的“科学”了。
（26）甲：如此说来，我们便可以将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概括如下：在哲学这里没有具体科学所需要的真理与一般规律，只有对其真理、一般规律的理性研究与分析；而在具体科学那里有关于事物的真理、一般规律，却没有对真理、一般规律的理性研究与分析。那么，又应该如何理解哲学自身的发展呢？哲学自身的发展又有没有真理呢？
乙：你的这个问题提得很巧妙。如前所述，“智慧学”作为研究人类“智慧”自身的理论研究，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推进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从不太科学到比较科学，再到更为科学的发展过程，其本身就不存在一个真理的终极。如果真的有了这一个真理的终极，“智慧学”便与自身所认识到的这个“真理”陷入了自我矛盾中了，“智慧学”从此便成了在自己所认识的这一“真理”主导下的“智慧学”，“智慧学”也就从此成了这一“真理”的“婢女”，类如中世纪“哲学”与“上帝”、“基督教神学”的关系那样；真正意义上的“智慧学”也就不存在了，而这却是我们所无法想象的。而这也就是我所以不赞成“哲学”中唯物论与唯心论中任何一方对于另一方有更多的真理性的原因。
（27）甲：原来这里还有这么深的道理啊！我们所以这么看中这种意义上的西方哲学，就是你所说的那个存在于我们头脑里的、有着中国哲学自身特点的“形而上”的观点。就是这一“形而上”把半部西方哲学当成了西方哲学的全部、顶峰，从而割断其后面半截的反思与发展。
乙：可以这样理解。正是由于我们片面地把握了这半部西方哲学，特别是称之唯物论的那一半的一半，并把这一哲学观点及这两种哲学观点的对立与斗争看作是西方哲学发挥的顶峰，进而片面地、一厢情愿地把自己的理性思维活动系在一个好皇帝身上，全权由他来领导我们前进，使我们在事实上退回到封建年代，并为此付出文化大革命这样惨痛的代价。也就是说，我们把我们对于西方哲学的理解强加到了西方哲学的头上，再倒过来把这样的西方哲学强加到我们的头上，成了我们的指导思想，当最终发现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时候，又怎么不会感到恐惧与失落呢？
（28）甲：原来，这就是你用“半部西方哲学中国化”来说明中国哲学的全部理论意义所在。目的就是要让国人全面地去认识“西方哲学”，并借助“西方哲学”后来的发展，让国人从自己所误读了的前半截的“西方哲学”那里走出来。
乙：就是这个目的。这就类似庄子在观鱼时，感觉到鱼在水中的快乐一样，有谁能知道这种快乐的体验是我们强加到鱼的身上的呢！而鱼充其量只是迫于生存而必须求生于水中的。同样，我们在把西方哲学看成是寻求普遍规律、一般规律的科学时，也只是出于我们自己对于“道”的理解。我们并不知道，西方之所以苦苦地寻求这一所谓的普遍规律、一般规律，仅仅只是因为在他们的背上重重地压着一个“物理学之后”即“形而上学”的思想包袱！它们为此而奋斗完全是不得以而为之的！就好像庄子看到鱼在水中快乐地游一样。难道我们也要为此而去钻这一“物理学之后”即“形而上学”的牛角尖吗？
（29）甲：我们是不是又扯远了，还是回到中国化将半部西方哲学推上神坛这个话题上来吧。
乙：在“西方哲学”的认识上，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权力，而不是将我们自己的“形而上”的思想方法强加到它的头上；更不能将我们已经僵化了的“道”“思维规范”套用到“西方哲学”自身的变化与发展上去，反过来再把这样形成的东西当成真理顶礼膜拜起来。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尽管，西方哲学是我们到外国请进来的，却并不是什么“西方哲学的中国化”，只是“西方哲学”的“中国同化”而已。
(30)甲：这就是说，一个世纪来，正是因为我们没有用一种科学的态度去对待西方哲学，也就难怪中国哲学界常常出现哲学是不是一门科学的置疑。
乙：是这样的。具体说，我们在同化“西方哲学”的同时，便在传统的君与民的传统的二元结构的社会关系之外，又结合进了中西方哲学结合起来的“物理学之后”与“形而下”的二元结构的“实践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进而将传统的、君与民的二元结构基础上的“上智下愚”二元结构世界，修饰成了革命理论所表述的“领导”与“群众”的、新的“上智下愚”的关系：处在“形而上”位置上的“人”，更拥有了“唯物论”所赋予的“物理学之后”的“智慧”，并因此使得已经成为“君权神授”的“形而上”的“人”，变得更加“神圣”起来了；原本已经“上智下愚”的二元结构社会，也因此趋向更深层次的“智”与“愚”的两极分化，“愚者”将永远在“智者”领导下，迈上不断富足的社会发展征程。
这样也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人们又重新回到了一百年前曾经批判了孔孟之道的面前，被逼去重新面对鲁迅所关注的恨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国民性奴性的问题了。不仅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及八股文式的官话、套话、大话大量地保留了下来，还必须在已经被我们所同化了的、西方哲学自身并不存在的所谓的“斗争哲学”领导下，或左或右的、踩着石头向前推进，并因此一再地培养起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不信任。
(31)甲：这也就是说，尽管辛亥革命已经过去近一百年了，我们在思想上并没有离开“孔孟之道”一步，更没有实际地在中国自身的“形而上学”认识上前进一步了？
乙：这正是需要我们高度关注的东西。我们对于自身形而上学思想的研究与认识太少了，我们在全心全意向西方学习它们先进思想、学习他们的“智慧学”时，完全忽视我们自身“智慧学”的存在。也正是这样一种“智慧学”在始终地支撑着我们的神经。所以，当一个世纪之前，“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人们曾为此而感到莫名的恐惧；人们无法想象没有了至高无上的皇权的集中统一，一个统一的社会如何才能维持下去。同样，今天，当我们正确地指出，我们一直被当成一般规律看待的认识世界的绝对真理的东西，仅只是半部西方哲学，且已经为现代的西方哲学否定了的时候，人们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形，也同样会产生似乎天要塌下来的恐惧也就不足为怪了。
(32)甲：这时我似乎更加明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个道理的深刻含义来了。一个世纪以来强大的“西方哲学”所以没有能够实际地将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向前推动一步，或者说根本没能撼动一下深沉的“中国哲学”，原因就在于我们自身“智慧学”里“形而上学”之“道”，已经对半截子的西方哲学经过“为我所用”的改造，已经将它与传统的国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了一个完整的主导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了。
乙：说得很对。正是因为这一原因，西方近代哲学从经院哲学批判那里，所取得的有限的解放人类理性思维活动的进步，便在这一同化过程中消失殆尽了。这样，原本就在理性证明活动的起点上就已经落后于西方的国人，有什么理由相信自己能够在基础科学的理论研究上超过西方，又如何能够奢望在我们自己的本土上培养出诺贝尔奖金的得主呢？
当然，话又要说回来了。人们如果一定要因此而“感到恐惧与失落”，我们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如此不厌其烦地解读“半部西方哲学”由来及危害，不只是要让人们都能够从这一认识中走出来，更重要是要将这已经中国化了的“半部西方哲学”从人们已经“请”到的“大政方针”的神坛位置上，再“请”下来，以避免再去重复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反右扩大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那一类全局性的错误。至于一部分人一定要把它当成“绝对真理”供奉起来，也就只能由他们去了，最多只是社会上多了一个形同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拜物教”而已，因为所有这些宗教无不有其哲学上的因缘。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打算用清朝中期的思想家龚自珍的《己亥杂诗》来结束我的这一对话：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选择“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选择“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