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芝大到中国的田间地头 — “老土” 女孩，罗易
// “老土”并不是你以为的“老土” //
她从小就是众人眼中的乖乖女，却不顾父母劝阻选择赴美留学；面对专业不实际不赚钱的怀疑，毅然坚持自己对人文社科的喜爱。她在全世界最时髦的城市旅居：洛杉矶、华盛顿、巴黎、北京、香港，却最终选择走进中国农村，一手创立乡土公益平臺“老土”。
当初为了给这一项目取名字，罗易花了大半年的时间，却一直找不到很好的表达，突然有一天，“老土”出现在她的脑海里，这个褒贬兼用的词，包含了太多含义，正如中国的农村，有太多开放解读的可能，有太多说不上老土不老土的元素。朋友们觉得这个名字太大胆了，但她反而坚定了使用“老土”的心。这个长相温婉、说话温柔的女孩，在热爱的事业上却有著无比的热情与勇气。
// 我们从来都是外来者 //
面向农村的各种帮扶、合作又或商业组织那么多，老土究竟特别在哪？一直浸染在都市气息中的罗易和参与者，究竟如何走进那块遥远的土壤？
“我们只把自己看成外来者，我们不可能成为本地人。”这是罗易给出的答案。罗易的父母从农村走出来，成为深圳的新一批城市居民。在爸妈平时的话语里，罗易听见了很多矛盾的看法，有眷恋热爱，有埋怨厌弃。
在深圳这样一个可以代表中国近二三十年发展缩影的都市长大，她不仅看见了进步，也看到城中村、农民工等等隔阂现象。农村包含了中国三十多年来的问题，也预示是中国未来的发展。同时，农村也固守著中国千年的文化传统和生态面貌，而她想做的正是专注于传统文化和生态环保，连接城市与农村。
但罗易并没有矫饰自己的内心，“外来者”就是她给自己和老土的定位。从小生活在都市，骨子里她没有办法逃避掉在城里生活久了的特性，参与活动的志愿者也多数来自大城市，所以没有必要强行让自己变成村里人。
罗易思考的是怎么更好地把外来的资源带到农村，跟他们做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合作，去做真正正面而持久的改变。很多城里人觉得他们能帮农村人做更好的决策，“这是不可能的，传统结构的乡村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老土不可能成为本地人，也不能帮他们制定决策。”
刚开始，罗易设想的是同时致力于城市跟乡村两个环节，但因为参与者都是在城市长大的，所以她决定先去影响城市，再间接让乡村的人和产品得到改善。
今年一月卧龙项目的参与者发现，当地的两个村中，一个村的村民开始向他们售卖东西，另一个村则完全没有。可六月再回去的时候，两个村的有些村民都跑到村口卖东西了。这种变化让她觉得很恐慌。
卧龙在汶川地震前其实是完全开发的旅游地，地震后反而回到了比较安静自足的状态。但现在，一些企业开始进驻并开发了一系列如看熊猫、露营、观赏高山草原的旅游项目，还有一些别的组织，将商业意识强势带进了农村。
资本的力量永远是最猛烈的，部分城市人把农村作为纯粹的元素去开发，变成博物馆的样子去消费。“的确不存在没有商业气息的地方，”罗易承认，“我的本科和硕士论文都是关于在商业化的进程中农村的社会文化和环境的变化。很多事没法避免，每个人都是商业化的一部分。”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罗易想要以外来人的身份进入农村。所有参与体验营的人，都要用半天时间探讨自己的角色，从伦理道德上自己的融入程度应该是什么样的。这样“旁观者”的角色让他们更能自在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作用，也保持著对这片土地的敬畏和不打扰。
// 播种在田地里的种子 //
老土是一所社会企业，这一概念来源于西方，即用商业的方式去做事，但最后达到社会公益效果。罗易上学期间接触了很多公益项目，但怎么做都不对劲，她希望追求一种更高效持久广泛的效益。“不是说商业就是高效，只是更多时候，在商业社会里，公益被定义成很小的单位，在大格局里很难发挥大的作用。”
尽管概念来自于西方，但老土并没有借用外国现成的模式。落根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悠久农耕文化和大量农村人口的国家，社会渊源和文化的不同使得她必须要找到属于这个国度的方法。中国农村不可能像英美一样，农村变成大农场，农村社会直接变成纯工业化社会。她只能借鑑西方好的理念，但最终还是要放在这块土地上看。
老土今年推出了中国首个试点国家公园三江源的大型文化调研。通过生态旅游和组织各方专家进行文化调研，探讨一个很多人容易遗忘的话题：当地的藏族人应该树立什么样的角色。照搬一些美国国家公园让本地人迁走的办法，既不合理也不人性，更好的措施也许正要通过实地调研才能得到。
“很多时候做决策的是科学家，但决策里还需要有对社会和人进行洞察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传统的机制下，很难让这些信息发声，这也是多数国家都存在的情况。我们主要用人文社科的办法和人性化的关注，把漏洞补起来。”收集到的资料反馈给政府的同时，她也会通过展览等方式向大众传播。
和三江源项目一样，老土做的很多事虽然小，却能发挥很大的效益。在卧龙、三江源、山西蒲韩组织全国各地的青年人做传统文化的整理，虽然成本比政府招标几百上千万的项目少很多，但收集到的资料却是更加宝贵和新鲜的。
“当地合作过的人就说，我们花了很少钱做了很多事。”说到这里，罗易不无骄傲。其实很多农村政府也希望本地能够过得更好，但是缺少资金，也没有这方面好的想法，老土能做的就是帮他们解决问题。
// 城乡青年人的桥樑 //
“一週时间，你将与青海三江源大河源头或者来自四川汶川的藏族同龄人在网络上一对一配对，你向ta教授英文，而你将学习藏语或四川话。”
这是老土最新的一个线上志愿项目，用罗易的话说，这很“好玩”。报名的人主要是16-26岁，第一批参与者很快就要开始交流，他们每週需要写一个心得体会，所有人都在好奇它将带来的切磋碰撞。
罗易四月份去三江源调研时，碰到很多藏族青年，他们都说想学英语。那里有很多外国人在做公益或游玩，可当地青年连汉语都说不好，更别提英语了，很难与外国人交流。组织人长期在那里教授英文是不现实的，罗易就想到了线上的方式。
对接的藏族青年多数没有上大学，而是在农民合作社里工作。“别看那边很多人没上过学，但通过微信电视，他们看到的世界和城里人看到的是一样的。00后也喜欢TFboys，90后也喜欢鹿晗。其实理念上和同龄人是类似的。”
比起居高临下的帮扶与资助，罗易和老土带著年轻的活力和朝气去唤醒看似沉睡的土壤，他们站在平等的大地上，告诉遥远地方的年轻人外面的世界是怎样。
很久之前，罗易就结识了卧龙当地的青年 — 福贵，这个普通的乡村男孩通过成人自考上了成都的一所大专。毕业后他给美国机构做过四五年翻译，之后又回到卧龙的熊猫基地做市场方面的工作。受到西方观念的影响，他想要为家乡做些改变却一直找不到方法和资源，长远的想法和困窘的现实交织，让他看不见未来。
一年多来，老土在卧龙的各大项目，福贵都有合作和参与。每一次他都会和来自城里的青年一起坐下来交谈，关于卧龙，关于未来。福贵渐渐发现，其实不只有大资本的开发才能带来好的改变，现在他开始做一个农场，併发起村民一起成立了村民互助社，和村里的贫困户一起做生态农业。
和福贵一样的农村年轻人还有很多，他们超前的想法在闭塞的圈子里显得很傻很异类，但是老土的这些项目让青年的活力互相交流，为他们带去了全新的视野，不用再被消极压力所左右，可以为农村做出更好的贡献。
除了农村里的人，触动最大的还是参与活动的城市孩子。从小生活在钢筋水泥混凝土中的少年，也许是第一次踏上田地土壤，第一次触碰篱笆粮食，第一次在鸡鸣中起身在星空下入眠。在一两个星期短而深的体验后，他们多少都对这块流淌在血液里的家园有了更深的瞭解和感悟。
“走一趟卧龙，不说什么刻骨铭心、脱胎换骨，只是终于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井底之蛙的嘴脸。明明什么也不懂，却偏要目空一切地相信书里那些乡镇政治、人口变迁、甚至是地震后始终不能癒合的创伤。那些都离我和我脚下的这块土地很远很远，不过是艺术渲染的特例。”
这是一个16岁女孩在卧龙一行后写下的反思。在一次旅途中，能提供参与者这样启发思考、反思自省的机会，对于老土来说，不失为最大的收穫。
去年还有一个深圳的高二男孩参加了老土的卧龙项目，他有著极高的热情与专注，甚至在两天之内学会了四川话。回来以后不仅写了关于汶川地震想法的文章，还将所见所感加入到当时正在做的一个比赛项目中，获了很大的奖。他跟著学校的文科教研室做研究，还创办了有关中国社会话题的社团。今年他申请了耶鲁大学关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企业的暑校，去了之后每天都和罗易通话，讲述他新学的内容和可以借鑑到中国建设上的想法。
参与过项目的人回来后基本都成为了老土的志愿者和实习生，从未有过的农村体验让他们找到了与这块陌生农村土地共鸣的心跳，甚至很多人由此产生对社会学、对环保等各种话题的好奇与探索。
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城市公民，如今的90后、00后甚至从父母辈就失去了和农村的联繫，这一份乡愁看似已经隔断。但罗易却看见了这些孩子们完全天然单纯的好奇心，或许没有了祖辈或亲身带下来的回忆，没有了柴米油盐生活下的怨气，他们更能用平等的心态，在农村看到不一样的东西。看著七八岁的孩子们第一次开心地抓鱼、斗蟋蟀的时候，罗易觉得那或许是一种更好的方向。
中国的农村歷史太过悠久，在复杂多样的社会变革中也牵扯著太多盘根错节。无论农村还是城市，整个社会发展正处于很焦虑的状态。
谈及对老土未来的构思，罗易坦言她也难逃这种焦虑，害怕自己成为被“拍死在沙滩上的浪花”。但经营老土一年多的时间，她发现自己的确影响了不少人，很多原本对农村毫无兴趣的人都渐渐发现中国农村其实有很多的发展方向。
“我不做就什么都不会改变，做了就会稍稍好一点，这就够了。现在不想其他的，我能尽自己的一份力就好了。”
採访的时候，罗易似乎还在街头奔走。电话的那头，可以隐约听见停车报站的声音、人潮来往的嘈杂。她对农村的深切关怀和思考，糅杂在标准的都市之声中，显得格格不入，可仔细听来，却是这个时代应有的混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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