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职场竹子天花板
文章以数据揭示亚裔在职场上所处的困境。
尽管亚裔美国人在学校里表现很不错,并拥有较高的平均收入,但在拥有高级职务的各族裔比例中,亚裔数量则明显不足。 “竹子天花板”也许的确存在。亚裔在各企业和专业领域的中下级职位都做得很好,但在上层却不太突出。一个亚裔组织ASCEND发表的一份报告分析了英特尔,惠普,LinkedIn和雅虎的数据,专业人士占27%,管理人员19%,高级管理人员则只有14%是亚裔。
类似的现象在法律行业中也可以看到。在2014年,尽管法律事务所中有11%是亚裔人,但合伙人中只有3%。顶级律师事务所的招聘部门通常只从顶尖大学中招募毕业生,还要审视申请人的课外活动以及有特别的其它表现的申请人。美国西北大学的劳伦·里维拉说, “他们对运动,如曲棍球,壁球和赛艇之类,特别感兴趣。而亚裔则很少参与这类体育项目”。
金字塔的最顶端更几乎见不到亚裔。五百强企业CEO里,在2000年有8位亚裔,到2014年只涨到10位,而女性在同一时期从四个上升到24个。类似的在学术界,虽然亚裔教授到处都是,但在美国的3000大学中,只有不到10个亚裔的校长。
ASCEND报告中的三位作者认为,文化模式可能是亚裔在顶端代表性不足的原因。 “有一些东西让亚裔比较害羞”,GEE说, “工程师是书呆子,而亚裔又是其中最呆的一群。”, “我们从小被教育要谦虚” 黄女士说,“我的父母不想找麻烦,就是要保持安静,不要成为与众不同的那个,要成为团队的成员。但在企业里,你要学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儒家文化相信人际关系里的自然秩序 ”佩克女士说, “你不要去反驳,也不要去怀疑权威。”
亚裔美国人其实是一个很多元的受不同文化影响的族群,但那些有这种突出特质的亚裔,即使是非常合格的人选,也不太可能竞争领导的位置。南亚人,因为没有这种不要“捣乱”的文化传统,则更有机会出头 --- 比如,卢英德在百事可乐和阿贾伊班加在万事达(出任CEO )就是最好的例证。
GEE,黄女士和佩克女士,推出帮助亚裔获得升迁机会的训练课程,建议亚裔应该更努力的扩展社交网络。但另一项研究也表明,亚裔可能会发现,找导师也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沃顿商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的研究人员写了一封相同的电子邮件发给(全美各大学)6500名教授,内容是(假扮)学生希望和该教授进行学术交流,以测试教授的反应。结果显示,有白人名字(落款)的得到的回音比其他族裔更多。而亚裔,不论男女,收到回音的则更少。
此外,藤校毕业生有很多后来成为了CEO,国会议员和法官,那么亚裔在名校录取上所受的明显偏见,也会使他们难以登上领导位置。 “上升的阶梯正在从我们的脚下抽走”特里西娅刘说。 “如果我们不能进藤校,我们怎样才能出现在华尔街,国会或最高法院的位置呢?”
七、亚裔准备好了吗?
文章提出的亚裔内部各族群在从政、职场上的差异值得深思。
研究犹太人和藤校历史的卡拉布的报告(“招生秘史:谁被排除在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之外”)显示,只有在犹太人已经获得了政治势力之后,藤校才开始停止对于他们的歧视。而亚裔在政治和商业上都缺乏代表性:只有2.4%的国会议员是亚裔,州议员中只有不到2%的是亚裔。
南亚人,虽然人数不如东亚人,却表现得更加出色。尼克海利,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以及鲍比金达尔,路易斯安那州州长,都是在美国本土的48个州中的仅有的亚裔州长,都是印度裔美国人,(大卫Ige,日本裔,是夏威夷州州长)。印度和中国政治传统的对比,也许是另一个原因。 “我们来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Bhojwani说,他在推动着“新美国领袖”项目,以培训移民在政治上发挥才干。 “我们在想办法做好准备,而东亚的族裔还没有。”
在中国,相比之下,“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 曾就职于中国财政部,现为纽约佩斯大学的会计学教授李春燕博士说, “大家对政治缺乏信任。”
亚裔在职场受到的不公平对待,可能会推动更多的人进入政界。安德鲁·哈恩,一位律师事务所的韩裔合伙人说,“我曾经是一个香蕉,黄外白内,但一旦进入了法律界,我成了一个激进分子。 ”
高校招生,以及对于哈佛的诉讼,提供了一个契机,让更多的亚裔越来越关心政治。去年,许多在加州的亚裔,因为当地的拉丁裔参议员推动一个所谓大学录取重新引入种族因素的SCA5法案而被激怒。很多人在Change.org的请愿书上签字,36个组织(包括26个是亚裔组织)反对该提案,最终导致该法案被迫流产。亚裔社区因为在升学和职场受到的歧视而产生 “越来越多的焦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法学院录取还是职场雇用上(的歧视)?”,组织政治筹款的哈恩先生说,“金库已经打开。 对冲基金,私募基金,律师--他们出了巨资......犹太人花了半个世纪来获得他们的权利,我希望我们不会花那么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