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个圆圈，父亲和大伯的90年
大伯90岁（1924-），父亲88岁（1926-），在他们兄弟姐妹7人中排行第四第五。两人一生有很多个关键性的拐点，反映在近代中国政治社会瞬息变化之中。再加上两人性格，运气不同，命运迥异。我用大事记形式记录如下：
大伯1924年出生，90岁。父亲1926年出生88岁。我家祖籍浙江桐乡县。由于爷爷在京沪铁路上任职，北京和上海两个家。父亲和大伯出生在北京。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一家人从后方昆明回到上海。父亲和大伯同时进入上海同济大学学习。父亲在工学院，大伯在医学院。爷爷对两个儿子不同待遇。父亲需要自己打工补贴生活费用，常常饿肚子。大伯开销自由，兴趣广泛，跳舞拍拖。
大伯风流倜傥，热议时政，结识朋友。父亲沉默寡言，埋头工作，不善交际。大伯痛恨国民党腐败政府，和“进步”同学一起反饥饿，反内战。事发后，朋友们大都跑到了解放区，大伯却蹲了国民党的监狱。父亲没有气力上街反饥饿，他需要工作买食品填饱肚子。
1949年初，父亲毕业即失业，生活成了问题。聂荣臻的晋察冀来人到上海秘密招收大学毕业生，父亲当即响应去了河北。大伯留在同济。三年后的1952年，父亲在鞍钢的生产第一线上忙碌，大伯在上海和名流雅士们议论抗美援朝，被组织安排下放到西北的一个医学院工作。
1954年父亲和志同道合的母亲结婚，恩爱一生，风雨同舟。母亲出身地主（外祖父，两个舅舅1951年均被镇压），身体赢弱多病。大伯1955年娶了学校的校花，前伯母是革命军人家庭出身的碧玉。
1956年至1957年的近两年里，父亲在越南北方的大山里跋涉（援越建设）。大伯坐在宽敞的会议室里给共产党提意见。越南总理赠给父亲一枚勋章。党给大伯戴了顶右派帽子。
1966年文革开始，我家全家老小闭门商讨对策，决定不避剑戟，生死与共。大伯母动员两个表姐，一起收集整理揭发材料，检举告发大伯。大伯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入狱，整整坐了近11年的大牢。（大伯1968年离婚）。
1980年代，很多乡镇私营企业说项父亲入伙，父亲不为所动，虽然乐意为他们讲课和技术咨询，并不深入参与。大伯用平反补发的钱积极参与后来的下海经商，挣到了些钱，赔进去些钱，气得大病一场，找补平了。
文革结束，我家哥仨都考上了77级大学，毕业后两个分配在北京工作。大伯的两个女儿一个考上78级的山西大学，一个考上79级的清华大学。我上体院时，相距只有骑车几分钟的路。两个女儿毕业都在北京工作。
2010年父亲到北京我哥家小住，下楼散步，楼下刚建好了一个挺漂亮的养老院。父亲不知什么时候自己联系好了所有入住事宜，方才告诉我哥。我们问父亲是否再仔细考虑一下？父亲说，我出生的地点离这里不足一公里，想必这是上天的安排，不可违拗。
两个月后，大伯的女儿女婿给他买了一个公寓房。根据报来的地址，我哥上网一查，天哪，公寓楼就在我爸所说的，大伯和他出生医院的原址上。人生一世，眨眼之间，就像在地上画了一个圆圈圈！
大伯90岁（1924-），父亲88岁（1926-），在他们兄弟姐妹7人中排行第四第五。两人一生有很多个关键性的拐点，反映在近代中国政治社会瞬息变化之中。再加上两人性格，运气不同，命运迥异。我用大事记形式记录如下：
大伯1924年出生，90岁。父亲1926年出生88岁。我家祖籍浙江桐乡县。由于爷爷在京沪铁路上任职，北京和上海两个家。父亲和大伯出生在北京。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一家人从后方昆明回到上海。父亲和大伯同时进入上海同济大学学习。父亲在工学院，大伯在医学院。爷爷对两个儿子不同待遇。父亲需要自己打工补贴生活费用，常常饿肚子。大伯开销自由，兴趣广泛，跳舞拍拖。
大伯风流倜傥，热议时政，结识朋友。父亲沉默寡言，埋头工作，不善交际。大伯痛恨国民党腐败政府，和“进步”同学一起反饥饿，反内战。事发后，朋友们大都跑到了解放区，大伯却蹲了国民党的监狱。父亲没有气力上街反饥饿，他需要工作买食品填饱肚子。
1949年初，父亲毕业即失业，生活成了问题。聂荣臻的晋察冀来人到上海秘密招收大学毕业生，父亲当即响应去了河北。大伯留在同济。三年后的1952年，父亲在鞍钢的生产第一线上忙碌，大伯在上海和名流雅士们议论抗美援朝，被组织安排下放到西北的一个医学院工作。
1954年父亲和志同道合的母亲结婚，恩爱一生，风雨同舟。母亲出身地主（外祖父，两个舅舅1951年均被镇压），身体赢弱多病。大伯1955年娶了学校的校花，前伯母是革命军人家庭出身的碧玉。
1956年至1957年的近两年里，父亲在越南北方的大山里跋涉（援越建设）。大伯坐在宽敞的会议室里给共产党提意见。越南总理赠给父亲一枚勋章。党给大伯戴了顶右派帽子。
1966年文革开始，我家全家老小闭门商讨对策，决定不避剑戟，生死与共。大伯母动员两个表姐，一起收集整理揭发材料，检举告发大伯。大伯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入狱，整整坐了近11年的大牢。（大伯1968年离婚）。
1980年代，很多乡镇私营企业说项父亲入伙，父亲不为所动，虽然乐意为他们讲课和技术咨询，并不深入参与。大伯用平反补发的钱积极参与后来的下海经商，挣到了些钱，赔进去些钱，气得大病一场，找补平了。
文革结束，我家哥仨都考上了77级大学，毕业后两个分配在北京工作。大伯的两个女儿一个考上78级的山西大学，一个考上79级的清华大学。我上体院时，相距只有骑车几分钟的路。两个女儿毕业都在北京工作。
2010年父亲到北京我哥家小住，下楼散步，楼下刚建好了一个挺漂亮的养老院。父亲不知什么时候自己联系好了所有入住事宜，方才告诉我哥。我们问父亲是否再仔细考虑一下？父亲说，我出生的地点离这里不足一公里，想必这是上天的安排，不可违拗。
两个月后，大伯的女儿女婿给他买了一个公寓房。根据报来的地址，我哥上网一查，天哪，公寓楼就在我爸所说的，大伯和他出生医院的原址上。人生一世，眨眼之间，就像在地上画了一个圆圈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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