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说，历史上的英雄们，思想、意境、度量都特别宽大，就是所谓的“意量恢拓” 。我觉得现代的家庭、学校，培养这一代的年轻人，特别需要注意这四个字。现代的青年人，差不多都胸襟狭隘，眼光短浅，薪水两万块一月就可以了，如果能够赚钱盖一栋十二层楼，那就更好。他们没有志在天下，也没有志在千秋万世，所以今天的青年，看起来都不可爱。
曾国藩说，古代的英雄，他们虽然自己有那么大的器度，那么高的成就，可是在教育自己的子弟上，却都流露出恭谨、谦退的修养。
于是他列举出几位前辈英雄教育子弟的实例来。
刘备病危，在快断气的时候，当着诸葛亮告诉他的儿子阿斗——刘禅，“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他说“你要好好的努力啊！不要因为一件小小的坏事，没什么关系就去做；也不要因为一件应该做的好事，是一件小事，而不去做” ，这是刘备吩咐儿子的话。
有些人往往看见一件东西很可爱，譬如上餐厅时，见到桌上一个搁筷子的竹型小陶器，认为这不值几文钱，没有多大关系，顺手把它带走，这就不对。
他又告诉阿斗： “一个人惟有自己贤，有道德才能使人家敬服，你可不要跟我学，我一辈子都不行，我的道德修养还不够。你跟丞相诸葛亮好好学，你对丞相，要像对我一样” ，所以阿斗称诸葛亮为尚父，就是义父义子的名分了。
刘备这几句话是真心话，也很厉害，好像是一根绳子，他临死这一下子就把诸葛亮套住了。历史上还有一段，记载他对儿子说完了以后，对诸葛亮说的一番话，那又更厉害了。他说： “君才十倍曹丕，…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意思是说，你的学问能力，比曹操大儿子曹丕高了十倍，你看着办，我这个孩子，如果能够帮助他站得起来，你就帮助他；如果你帮助了他，而他仍然站不起来，那么你就自己干吧！刘备这几句话一出口，诸葛亮立刻跪下去，表明绝无取而代之的意思，自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也就是说，你放心的去吧，我绝对不会坐这个皇帝位置，而且干到死为止，决不变心。
这两条绳子把诸葛亮一套，他只好六出祁山了。诸葛亮也的确履行了他的诺言，一直做到死为止。
但话说回来，刘备教他儿子的这段话和他对诸葛亮说的话，也的确都是真话，?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儿子是一块什么样的料，也非常清楚诸葛亮是怎样一个人。古人说的“知子莫若父” ，了解孩子最清楚的是父母。有时候家长对子女做的事会处理不当，那是由于他们偏爱，溺爱的结果，父母被自己的偏爱、溺爱心理蒙蔽住了。
刘备教出来的儿子，也是第一流好手。尽管往昔有许多人，对刘禅责备批评，我认为他应该是第一等聪明人。当诸葛亮死后，他一看辅佐无人，已经不可为了，不如投降到司马昭那边，方为上策。当他做了安乐公以后，司马昭还测验过他，问他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不顺心的地方？他立刻说： “此间乐，不思蜀” ，历史上依据他这句话，批评他没有出息。事实上，他是第一等的高明。他如果不这样说，性命都会丢掉，所以刘禅到底是刘备的儿子，真有一套。
读历史，要懂得当时的时代、环境，再设身处地的去思考研究。否则的话，就会被历史骗过。如果自己执着一种成见去读历史，就更容易陷于主观的错误，得不到客观的事理与真相。
再从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中，也可以看出刘禅的聪明。他玩弄了这位义父，诸葛亮对他毫无办法。他而且擅于辞令，很会说话，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他“引喻失义” ，没有理由的事情，在他嘴里都可以说出一套理由来，用种种的譬喻，来说动人，就像淳于髡想用嫂溺的比喻来说动孟子出来为齐国做事，以拯救天下一样。阿斗说的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非常好听，歪理千条，可以把正理唬住。这是诸葛亮最痛心的事。
读＜出师表＞，不要只欣赏它的文学价值，不要只看到诸葛亮的忠诚，这不能算是读懂了出师表。事实上里面多是他最痛心的话，诸葛亮等于说，你父亲这样诚恳的把你托付给我，而我也对你付出了这么多的心血，可是你这个干儿子，却是如此的不争气，有这么多毛病。
再回到曾国藩的“英雄诫子弟”笔记的本文。他第二个引用的是西凉李嵩的训子故事。
所谓西凉，时代上是三国之后，吴、蜀、魏相继灭亡 ，所谓三国归于晋，由司马家立国为晋。西晋、东晋共有两三百年，天下非常纷乱，成为军阀割据的局面。此一时期，历史上称作“南北朝” ，而南方有东晋、宋、齐、梁、陈、隋等的所谓六朝。
李嵩便是在西晋与刘(裕)宋之间，在边区西凉称王的。历史上描写他“秉性沉重” ，很少说话，看起来很老实，头脑非常聪明，器度宽大，学通经史，并熟兵法。如果以现代的地域文化观念来衡量，或许要奇怪，远在甘肃以外的边区地方，怎么会培养出这样饱学的人才来。要知道，在那个时代，现在文化发达的江苏、浙江、福建等地，还是没有完全开发的地区。中国的文化，是由西北发源，经中原而慢慢发展到东南区域来的。所以在那个时候，西北地区的文化水准，还是很高的。
最初，李嵩是在那里做地方行政首长。当天下大乱，中央政府失去控制力的时候，他就自己在西凉称王了。李嵩下手令告诫他的好几个儿子当领袖的原则，他在手令中的意思是：
一个当领导人的人，对于部队的奖励或惩罚，要非常小心谨慎。不可以凭自己的好意，对所喜欢的人多给奖金，或升他的官；对所讨厌的人，就不重用；这都不是用人之道。要亲近忠正的人，疏远那些唯唯诺诺专拍马屁的小人。不要使左右的人“窃弄威福”──这一点很难做得好，左右的得力干部，往往在大老板不知不觉间，掌握了许多的权力。越是精明的领袖，越是容易被左右的大臣专权玩弄，这是作领导人要特别注意的。
对于毁誉的处理态度，对于别人批评自己的话，听到时要能做到听见如同不曾听见一样，但并不是糊涂，而是情绪不受影响；对于批评的话，是真是假，有理无理，要心里明白。至于恭维的话，差不多都靠不住的，所以毁誉之来，不要轻易受影响，应该自我反省，了解这些批评或恭维，究竟是真是假。至于听到对其他人的批评或赞许，同样要留心，究竟是真的，还是别有用意。
但有时候，甲乙两人，本来意见不合，而丙对甲说， “乙某说你很好” ，这句话虽然是假的，却可以促进他们之间的和睦，是善意的妄语。反过来，如果老老实实的说“乙某对你有意见” ，那事情的发展，可就会更坏了。
扩而大之，在处理人事是非的争执之间，在听取部下双方或多方不同意见时，如总务说非要增加某一设施不可，而会计说没有预算一定不给办。这和打官司一样，各有各的理由。身为领导人的，听了双方的意见，到底该办不该办，就非做判断，下决定不可。这时，一定要和颜悦色的来处理这件事。即使某一方面有欺上瞒下，或者犯了什么严重的过失，必须加以处分，但在言辞态度上要尽量和蔼恳切，使对方知道忏悔，改过。甚而听了假话，虽然明知道是假话，也要注意听取，也许其中一两句是真话，同时假话也会反映出真相来。假话如有矛盾，更是找寻真相的线索。所以不可以先有成见，认为说话的人是坏蛋，非判他死刑不可，这就容易冤枉了人。更进一步，能让人尽量说出他想说的话来。问话听话时，还要态度轻松，声音温和，每件事，务必听取多方面的意见，正反不同的意见，千万不可自认绝顶聪明而独断独行，自己想到怎样干，就一意孤行的干了，那就不得了。
他继续告诉他的儿子说，他莅事五年——实际上他的从政经验，当然不止五年，这是以他自己挂起招牌称王，计算的年岁——虽然没有做到使老百姓绝对平安，但“含垢匿瑕”
一个做领导的人，首先就必须做到“含垢” ，对于一些脏的事情，不但要包容，甚至有时要去挑起来，有时还是冤枉替别人挑的。尤其要替部下挑许多担子，部下错了，宁可让人责备自己。为了培植部下，爱护部下的才具，给他再有努力的机会，领导人就要“含垢” 。这种修养可真不容易，谁都爱脸上有光彩，含垢则是将灰泥抹到自己的脸上，这就要气度恢弘，才能做到。
“匿瑕” ，是须包容部下的缺点。天下人谁都有缺点，做领导人的，必要包容部下的缺点。如人人求全，则将无人可用。
由于李嵩有上述的种种优点，所以他能做到“朝为寇雠，夕委心膂” ，这种本事实在难得了。尽管早上还是他的死对头，但是在李嵩道德的感化下，到了下午就成为知心的好朋友，什么都可以坦诚相告。李嵩待人，就有这样的本领，而且不是故意做作，是自然流露，以诚待人，不论新旧，一律公平，坦然无任何区别，既不偏袒，也不会对某方面有所屈抑。
最后他告诫子弟，宽厚处世，在当时看来，好像没什么出息，显不出作用；但是长远下去，定会得到好处。也就是凡事不要计较目前，眼光、胸襟要放远大，学我这样的处世道理去做，将来或许可以接我的位子，也才不至于愧对历史上的先贤了。
曾国藩所引用的第三个例子是宋文帝。前面说过，这个宋，不是唐以后赵匡胤所建立的赵宋，而是南北朝时代的东晋、宋、齐、梁、陈、隋等六朝中，刘裕所建立的“刘宋” 。
在那时，佛教已经传入中国，而且很盛行。刘裕出生以后，父母怕他长不大，送他到庙子，请一位比丘尼抚养，所以他的小名叫“寄奴” ，也叫“佛奴” ，后来当了皇帝。他死后，继承他王位的是宋文帝，在当时宋的版图，为全国土地的三分之一以上。
宋文帝封他的弟弟义恭为江夏王，就是现代湖北、湖南等地，兼领荆、湘等八州的都督，掌握了这些地方的兵权。等于现代南方的总督，长江两岸几省的军政大权，都在他弟弟的掌握中。
宋文帝写信告诫这位亲弟弟：天下的大事多么艰难，国家的责任又多么的重。我们这个天下，是父亲从艰危中打出来的，我们不过是守现成；可是守现成和创业一样，也是不容易的。将来到底是兴隆或衰败，安稳巩固或危险，都在我们兄弟的做为上去决定。你要特别注意体认到，父亲留下来的责任如此之重，我们随时都要有戒慎恐惧的心理，努力去做。
他又进一步训他的弟弟说：
你的胸襟太狭窄了，性子又急躁，想要做一件事的话，不管有些什么困难，不管行得通行不通，非做到不可。结果做到一半，意兴阑珊，不想做了，于是又改变计划。这是最要不得的，对于这种个性你一定要设法控制。
他又引用历史上的大人物，给弟弟做榜样。他说：
汉代的卫青，虽然是一位大英雄，身为大元帅，但是他有两个长处，一个是对于知识份子，非常有礼貌，肯向人请教。其次，对于低阶层的人也非常体恤、照顾。
这里所引用的西门；因为没有名字，不易考证，在战国时有一名臣西门豹，大概是指西门豹在治西河的故事。原来在黄河口的人有一种迷信，每年要以一对童男童女，丢到河里去祭河神，经过西门豹设法，才纠正过来的。但是他的个性，有些矫枉过正，遇事要做得漂亮，显示给人看，这就是矫情，并不好。
他再举关羽、张飞两个名将，说他们两人，同样是任性褊见，不听别人的意见，要别人都听他的意见去做。所以后果都不好。
他举了这几个实例后，告诉江夏王，在个人修养以及处理事务上，要以历史上这些人物的优点和缺点，做为借镜。
他最后举出周公的例子，这是皇帝的手段来了。刘裕的这个儿子，到底不错，所以他死后历史上对他的评价，给他一个“文帝”的谥号。要在政治上有相当成就，学问、修养、为人都不错，才够得上 “文帝” 的美称。有文帝谥号的皇帝，说得好听是很聪明，反面的看法，也可说是蛮有手段的。
他说，假如有一天，情势有了变化，我不幸死了，接帝位的是我的长子，也是你的侄子。但是这孩子年龄还小，什么事都还不懂。到了那个时候，你以司徒——汉代太师的身份，去辅助他，就得要像周公辅助周成王一样，凡事依师道、并尽臣道的加以辅助。
这是他对江夏王的警告。在古代皇帝死了，由长子继位，如果长子年幼，就要靠叔父来辅助。但有的叔父，就乘这个机会，自己坐到皇帝的位子上去了。历史上这种例子是很多的。所以宋文帝就在这里预先放下这一颗棋子，希望他弟弟不要将来跋扈僭替。因此说，到了那样的时候，刘宋的天下，是安是危，能不能够延续下去，就要看你们叔侄两个人的了。
宋文帝这许多话，等于警告江夏王说，我现在还在观察你，这些毛病你如果改不好，再过几个月，我就要你下来了。下面是兄弟之间说私话了，私生活方面的一些劝告。
他说，你每个月用的钱，不要超过三十万，政府的预算，虽给了你这么多，假如你能省下一些来更好。你省下的钱，可以为你楚西地方的老百姓，做些有益的事。至于你住的房子，已经够漂亮，也够用了，不需要又去改造新的，翻新花样了。
虽然，这只是兄弟之间的家信，谈私生活，表面上好像是闲话家常，而所谈的都是事实。可见，在政治上，皇帝仍有许多情报，他对弟弟的劝勉，都是根据情报，针对事实而言的。
接着，他又告诉江夏王说，处理司法案件时，往往会碰到一些疑难重重的案子，实在难以判决。这时候就要格外注意了，开庭的时候一定要心平气和的多听，千万不可以先入为主，认为被告就一定是犯罪的；更不可以嫌烦，动了意气而草草断案。
而且不仅是司法的审判，扩而充之，在行政的处理方面，开会听取报告的时候，心里都不可先有成见，让别人尽量说出他们的意见，要采纳大家的意见，集思广益。当然也不可以凭自己的情绪下决定，不高兴的时候就杀人，高兴的时候就赦免人。
对于他人好的意见，好的主张，好的计划，你就应该依照着去做，放弃自己原来并不成熟的构想。这样一来，成功的美誉，自然也会同时落到自己的身上来。不可以凡事一意孤行，只照自己的意思做，不听取他人的意见，而自满自夸，认为自己有独到的见解，比他人高明。这样不但遮断言路，人家也要骂你独裁了。
国家的官位，不可以随便拿来做人情。越是亲近你的人，奖赏起来，越是要慎重的考虑。
古代常见有这种以国家官位做人情的事，这是不可以的。现在民主时代，也是一样。一个人如果当选以后，要儿子来当秘书，助选有功的人当科长，这都是不应该的。官位是国家的名器，不是私人口袋里的红包，所以是不可以送人的。为了自己将来做出好政绩来，也该选贤与能，适才适用。
宋文帝更以他自己为例说，我对于左右的人，较少给他们恩惠，而外面也这样批评我，我都听到了。但我以为并没有错。因为我对身边的人，和不在身边的人，要一视同仁，不应该因为他们在我身边就常给他们赏赐。
接着，他又说出一番道理，也就是他当皇帝的秘诀，虽然不是什么传统的大道理，可也算是一种道理。因为在南北朝当时，社会非常紊乱，为政就不得不严谨，所以他对当时的那种情境，有他的一套政治哲学。
他的理论是，不可以自己的高贵去欺压别人，但是不能没有威严，不可随便，这是很容易懂的事，你应该知道的。
随后他又在私生活上，规劝说：
为了不随便，所以对于声色娱乐等事——相当于现代的唱歌、跳舞等等，偶而消遣消遣可以，但是不能太过分。至于赌博、酗酒、打猎、钓鱼这些事，你一个身居王位的人，是不可以玩的。你平常生活的日用所需，也要有一定的限度，不要奢侈浪费，才可以做老百姓的榜样。至于穿奇装异服，收集珍奇的古玩，这类萎靡心志的习气，都不要让它养成。
他又教育弟弟要多接近部下，约他们吃便饭，聊聊天，而且要“数见” ，就是多接见，否则便与部下的距离越来越远；与部下远了就无法知道下面与外面的情形，情况不明了，政事就无法处理妥善。
曾国藩引用了这些人的故事以后，提出自己的意见告诫他的子弟说，像刘备、李嵩、宋文帝他们，都是雄才大略，有经营四海，统一天下的大志的人。而他们在教育子弟的时候，却都从最基本的作人处世上说起，谨言谨行，充分流露出谦冲的德性。
又像汉代的伏波将军马援，奉命平交趾——就在越南北部一带，当他平乱的时候，写信回来训诫他两个侄子马严、马敦，他的信上说：我希望你们两兄弟，在听到别人有什么过错的时候，要像听到人家说你们父母的名字一样，只可以听，而不可以从你们口里说出来。这个道理，在西方文化里是没有的，外国人听了，会不知所以然，甚至一些在美国长大的年轻华人，也不会懂得，即使懂了也不习惯做。外国人对自己的父母，是面对面地“约翰！玛莉！”直呼其名的。我国文化最重孝道，对父母应有恭敬之心。在礼仪上，面对父母，只能口称“爸爸”或“妈妈” ；再恭敬一点，还要加上一句“您老人家” ；亲热一点，则叫“爸！”或“妈！” ；在文字上则要加上“大人”两个字，如“父亲大人” 、 “母亲大人” ；对别人说到自己的父亲，则要称“家父” 、 “家母” ；即使父母死了，也只能称“先父” 、 “先母” ；绝对不可以在任何场合，直呼父母的名讳。否则的话，就犯了严重的错误，是为不孝，小则被人批驳、轻视，更严重的，甚至影响事业前途，无人敢与交往了。所以马援教训侄子们，不可去传播别人的过失，引用这个比喻，是非常之严重的。
他又说：喜欢评论别人的好处坏处，随意批评国家的法令与行政，这是我最不喜欢的；我宁愿死，也不愿意我马家的子孙，有这样的行为。但是你们两兄弟，却犯了这个毛病，这是我最不喜欢的。现在，我虽然远在外地，但却记挂着你们，所以又写信回来，对你们说这些话。我并不是啰嗦，而是你们都已经长大了，又不在我的身边，该是自主的时候了。我只是像对出嫁女儿系上佩带，挂上香囊时的叮咛一样，再一次将父执的教训详细告诉你们，希望你们终此一生都不要忘记。
于是，他举出近在京兆的两个名人来做实例说：
就像现今正在京兆的山都长龙述(字伯高。据说马援的这封信，后来被光武帝刘秀看到，就升龙述当了零陵的太守。) 对人敦行厚道，对于处事周密谨慎，从来不说谁对或谁不对，意思是不胡说乱道；立身恭顺，自己知所约束，生活节制而俭朴，清廉公正并有威严。我非常喜欢他，敬重他，希望你们能以他为榜样。
另外一个人的作风又是一型，那是越骑校尉杜季良，他豪情侠骨，急公好义，为人家的忧患而忧愁，因人家高兴之事而快乐；无论是好人或坏人，他都交往做朋友。当他父亲去世的时候，远近好几郡的人都来吊丧，这个人我也很喜欢、很敬重，但是却并不希望你们学他的样子。
两个人同样都是我所敬爱尊重的，为什么我希望你们学这一个而不学另一个呢？因为学龙伯高这种修养，纵然学不到和他一样，也错不到哪里去。而学杜季良就不同了，因为学杜季良的作风，必需具备许多条件：要有财富，又要有武功，或者勉强可以学他；更重要的，要恰到好处，把握得住，不偏倚，也不过分。因为稍一不对，就会出大毛病。
打个比方，如果学龙伯高，就像是学雕刻家，雕刻一只在云霄的天鹅，纵然雕不好，也还可以像一只野鸭子；而学杜季良学不好的话，那就好比画虎不成反类犬了。
而且杜季良将来的下场会如何，现在还不知道哩。就目前的情形，有些地方的军官们，都不喜欢他，常常初到不久，就有咬牙切齿恨他的样子，而一般人也往往把他的行径，当作谈话资料。我虽敬重他，也同时为他捏把冷汗，后来果然有人在汉光武帝面前打报告，说他行为浮滑轻薄，扰乱社会秩序，妖言惑众，而丢了官。也许马援这封信，说过敬重他的话，无形中也帮了他的忙。否则这样的罪名，连脑袋也可能丢掉的，所以马援不愿他的子孙们学他。
曾国藩最后的结论说，这位马援大将军也是谦虚的约束住自己，把高远的志向蕴藏含蓄在内心之中，而从日常言行上修养。因为不这样，就不足以成大事。苏轼的诗“始知真放在精微” ，就是这个意思。
转载自:【实修驿站】 原文: http://www.shixiu.net/nanshi/jiangzuo/51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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