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八大前，中国政局出现六四以来最大的波动，王薄事件犹未了结，周永康前途未卜，陈光诚的逃亡再次引起世界对中国人权的关注，此外菲律宾和越南在南海的挑衅，北朝鲜一意孤行的穷黩试武，内外之忧都使得中国领导人的换届变得悬念迭起。
黄仁宇的一本《万历十五年》以小说化的写法阐述明朝的政治得失，通过此书可看出今天的中国仍隐藏着封建王朝的鬼魅阴影。
黄仁宇书中的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六人，尽管身份不同，但均以悲剧收场，"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明朝体制衰败的症结又是什么，黄仁宇指出是儒家以德治国的思想：“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至其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儒家的以德治国，便是人治，人治的弊端不言而喻。即便是当时的法律，其基础也是儒家思想。
薄熙来在重庆的打黑，陈光诚出狱后遭到软禁，都说明现在的中国远不是一个法治国家。虽然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但党纪和意识形态仍高于国法，中纪委和政法委仍凌驾于司法机关之上（甚至连本身是司法机关的重庆公安局都可以罔顾法律而乱捕乱抓）。这与明朝又何其相象，明朝的厂卫制度允许他们越过司法部门而直接抓人审讯，西厂的刘瑾，东厂的魏忠贤都权倾一时，令人谈虎色变。
薄熙来凭借唱红，共同富裕的口号，想以道德上的优势而获社会大众的支持，以实现其仕途上的野心，但这些标语只会加重以德代法，其结局只会类似于重庆扫黑，置法律于不顾而任意妄为，文革的悲剧便是前车之鉴。
现今的中国依然主要以意识形态（道德）治国，糟糕的是在意识形态里还包含两种相反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思想，它们都被视为正统。且不说马列主义是否还有市场，单以意识形态治国而论，并存两种互相抵触的思想，本身就是一个深深的隐患，就如薄熙来利用毛左的思想大肆宣扬，而中共是无法在意识形态上去批判否定他，最多如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暗示薄熙来在重庆大搞的“唱红打黑”模式，是走文革的回头路。
黄仁宇曾提出“现在中国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先看在封建社会，维系上下文官集团合作的纽带是当时的意识形态 - 儒家学说。
西方基督教的原罪论促使西方现代政府的权力被制约，被分散。而儒家认为人性本善（孟子），靠礼教便可使善发扬光大，只要人人都遵守儒家的道德，自然是太平盛世。
可惜人都不是尧舜，人性的恶一直蠢蠢欲动，儒家学说造成了中国文人阶层的两面性，外披仁义道德，修身齐家平天下的理想，内怀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功利思想，永远在读书，做官和买田置地之间循环，贪污更是成了历代历朝之殇。
《万历十五年》中的申时行对此看得很清楚，他对此概括为阴阳两面，一面是儒家的道德，一面是人的私欲，只有阴阳平衡才能维持管理阶层的有效性。他平生的目标就是缓和文官集团的阴阳两面，缓和君臣的上下冲突，以维系儒家体制的稳定。
儒家学说毕竟还有阳的一面，而如今中国传统的儒家说学早已被砸得七零八落，道德的真空使金钱的诱惑无所不在。
如此的阴阳不平衡，中国政府能像黄仁宇说得那样去管理吗？ 如不能，又如何凝结中国的官僚阶层去维持政府的运作？如前所述，中国的人治远大于法治，靠法治现在还不行。马列主义又只剩下可怜的空招牌，传统的儒家道德也是一鳞半爪。那么就只能依靠个人的私欲，可私欲一旦没有制约，贪污便横行无阻，利益集团如雨后春笋般蓬勃生长。
如若薄被坐实谋杀，谋反，贪污等罪，则难免令人诧异，一个封疆大吏竟有如此大的能量，翻云覆雨而骄横一方。
明朝统治阶级的中流砥柱是文官集团，万历虽贵为皇帝，依然要受制于文官集团，他无法凭自己的意愿立太子，导致他心灰意冷消极罢工，拒绝上朝三十余年，成为历史一奇观。因为文官集团是儒教思想的支持者和实现者，而君权的合法性离不开儒家的父子君臣的纲常伦理。只要万历还想做皇帝，就必须受制于儒家道德规范的代表文官集团，而不能任意任为。
在现今的中国，类似古时的文官集团便是官僚阶层，在明时文官集团还受制约于宦官集团，如今的中国却一党独大，官僚阶层俾睨天下无人能敌，薄熙来等人自然便可肆无忌惮地大行其道。
远在1957年，曾是南斯拉夫的副总统，铁托的继承人吉拉斯（Milovan Djilas）在狱中完成的一书《新阶级：共产制度的分析》，批评共产党（主要指苏联）在掌权后没有兑现消灭阶级的诺言，反而使自己成为了高踞于社会之上的一个新阶级。
中国在走向资本主义市场的过程中，虽然转让了部分国有权，但手握大权的官僚阶层借机中饱私囊，特别在六四以后真正形成了新阶级（或谓特殊利益集团），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和资源。
《南方周末》曾发表冯军旗的文章“中县‘政治家族’现象调查”，引起广泛关注。作者在中部某县挂职两年，他把一个家族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干部列为“大家族”，5个以下2人以上的为“小家族”。 根据他的统计，在中县之内，竟然有21个政治“大家族”，140个政治“小家族”，共161个“政治家族”。他们占据了中县各部门的重要职位。
政治家族的弊端流害无穷，甚至是开历史的倒车。中国自唐以后，科举制度成了中国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它很大程度上杜绝了门阀世袭的传统，也就是今人所谓的官二代，太子党。比如《万历十五年》里的首辅张居正和申时行都是进士出身，申时行更是荣登状元。
为何家族里这么多的人热衷做官，无非是私欲两字作祟。从薄熙来家人的经商看，以及网上流传的中共高官的家族看，他们正形成了势力庞大的中国的新阶级。
可以看出，在现今的中国如实行的改革触动了庞大的官僚阶层的既得利益，就会像《万历十五年》的张居正的改革一旦触动文官集团的利益，海瑞极端的儒家主义完全排斥个人的私欲而得罪文官集团，戚继光的“戚家军”打破文官平衡施政的原则一样，都不会得到好的下场。
万历十五年的中国四海升平，但它的体制却走到了尽头。“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兼而名裂。”
如今中国的GDP仅次美国，但中国的现有体制走到了尽头吗？ 或许中国将来的变革就源于一个小小的重庆公安局长的仓皇出逃。
黄仁宇的一本《万历十五年》以小说化的写法阐述明朝的政治得失，通过此书可看出今天的中国仍隐藏着封建王朝的鬼魅阴影。
黄仁宇书中的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六人，尽管身份不同，但均以悲剧收场，"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明朝体制衰败的症结又是什么，黄仁宇指出是儒家以德治国的思想：“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至其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儒家的以德治国，便是人治，人治的弊端不言而喻。即便是当时的法律，其基础也是儒家思想。
薄熙来在重庆的打黑，陈光诚出狱后遭到软禁，都说明现在的中国远不是一个法治国家。虽然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但党纪和意识形态仍高于国法，中纪委和政法委仍凌驾于司法机关之上（甚至连本身是司法机关的重庆公安局都可以罔顾法律而乱捕乱抓）。这与明朝又何其相象，明朝的厂卫制度允许他们越过司法部门而直接抓人审讯，西厂的刘瑾，东厂的魏忠贤都权倾一时，令人谈虎色变。
薄熙来凭借唱红，共同富裕的口号，想以道德上的优势而获社会大众的支持，以实现其仕途上的野心，但这些标语只会加重以德代法，其结局只会类似于重庆扫黑，置法律于不顾而任意妄为，文革的悲剧便是前车之鉴。
现今的中国依然主要以意识形态（道德）治国，糟糕的是在意识形态里还包含两种相反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思想，它们都被视为正统。且不说马列主义是否还有市场，单以意识形态治国而论，并存两种互相抵触的思想，本身就是一个深深的隐患，就如薄熙来利用毛左的思想大肆宣扬，而中共是无法在意识形态上去批判否定他，最多如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暗示薄熙来在重庆大搞的“唱红打黑”模式，是走文革的回头路。
黄仁宇曾提出“现在中国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先看在封建社会，维系上下文官集团合作的纽带是当时的意识形态 - 儒家学说。
西方基督教的原罪论促使西方现代政府的权力被制约，被分散。而儒家认为人性本善（孟子），靠礼教便可使善发扬光大，只要人人都遵守儒家的道德，自然是太平盛世。
可惜人都不是尧舜，人性的恶一直蠢蠢欲动，儒家学说造成了中国文人阶层的两面性，外披仁义道德，修身齐家平天下的理想，内怀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功利思想，永远在读书，做官和买田置地之间循环，贪污更是成了历代历朝之殇。
《万历十五年》中的申时行对此看得很清楚，他对此概括为阴阳两面，一面是儒家的道德，一面是人的私欲，只有阴阳平衡才能维持管理阶层的有效性。他平生的目标就是缓和文官集团的阴阳两面，缓和君臣的上下冲突，以维系儒家体制的稳定。
儒家学说毕竟还有阳的一面，而如今中国传统的儒家说学早已被砸得七零八落，道德的真空使金钱的诱惑无所不在。
如此的阴阳不平衡，中国政府能像黄仁宇说得那样去管理吗？ 如不能，又如何凝结中国的官僚阶层去维持政府的运作？如前所述，中国的人治远大于法治，靠法治现在还不行。马列主义又只剩下可怜的空招牌，传统的儒家道德也是一鳞半爪。那么就只能依靠个人的私欲，可私欲一旦没有制约，贪污便横行无阻，利益集团如雨后春笋般蓬勃生长。
如若薄被坐实谋杀，谋反，贪污等罪，则难免令人诧异，一个封疆大吏竟有如此大的能量，翻云覆雨而骄横一方。
明朝统治阶级的中流砥柱是文官集团，万历虽贵为皇帝，依然要受制于文官集团，他无法凭自己的意愿立太子，导致他心灰意冷消极罢工，拒绝上朝三十余年，成为历史一奇观。因为文官集团是儒教思想的支持者和实现者，而君权的合法性离不开儒家的父子君臣的纲常伦理。只要万历还想做皇帝，就必须受制于儒家道德规范的代表文官集团，而不能任意任为。
在现今的中国，类似古时的文官集团便是官僚阶层，在明时文官集团还受制约于宦官集团，如今的中国却一党独大，官僚阶层俾睨天下无人能敌，薄熙来等人自然便可肆无忌惮地大行其道。
远在1957年，曾是南斯拉夫的副总统，铁托的继承人吉拉斯（Milovan Djilas）在狱中完成的一书《新阶级：共产制度的分析》，批评共产党（主要指苏联）在掌权后没有兑现消灭阶级的诺言，反而使自己成为了高踞于社会之上的一个新阶级。
中国在走向资本主义市场的过程中，虽然转让了部分国有权，但手握大权的官僚阶层借机中饱私囊，特别在六四以后真正形成了新阶级（或谓特殊利益集团），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和资源。
《南方周末》曾发表冯军旗的文章“中县‘政治家族’现象调查”，引起广泛关注。作者在中部某县挂职两年，他把一个家族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干部列为“大家族”，5个以下2人以上的为“小家族”。 根据他的统计，在中县之内，竟然有21个政治“大家族”，140个政治“小家族”，共161个“政治家族”。他们占据了中县各部门的重要职位。
政治家族的弊端流害无穷，甚至是开历史的倒车。中国自唐以后，科举制度成了中国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它很大程度上杜绝了门阀世袭的传统，也就是今人所谓的官二代，太子党。比如《万历十五年》里的首辅张居正和申时行都是进士出身，申时行更是荣登状元。
为何家族里这么多的人热衷做官，无非是私欲两字作祟。从薄熙来家人的经商看，以及网上流传的中共高官的家族看，他们正形成了势力庞大的中国的新阶级。
可以看出，在现今的中国如实行的改革触动了庞大的官僚阶层的既得利益，就会像《万历十五年》的张居正的改革一旦触动文官集团的利益，海瑞极端的儒家主义完全排斥个人的私欲而得罪文官集团，戚继光的“戚家军”打破文官平衡施政的原则一样，都不会得到好的下场。
万历十五年的中国四海升平，但它的体制却走到了尽头。“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兼而名裂。”
如今中国的GDP仅次美国，但中国的现有体制走到了尽头吗？ 或许中国将来的变革就源于一个小小的重庆公安局长的仓皇出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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