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篓海椒与两条人命

半篓海椒与两条人命

——《旧书新读》

    50年前的1959年11月28日晚，四川省（今重庆市）合川县渠嘉乡双江村14岁的少先队员刘文学，帮助生产队里干完活回家的路上，发现地主王荣学正在偷摘集体的海椒，他立即上前阻止。王荣学对他进行利诱和威胁，但为了保护集体财产不受损失，刘文学根本不理那一套，与王荣学展开了殊死搏斗。最后，终因年幼力薄，被王荣学掐死。刘文学死后，先后被各级团组织追认为“模范少先队员”，中共江津地委和行署拨专款修建了刘文学墓园，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亲笔题写了“刘文学之墓”的碑文。随即，刘文学的名字传遍了全中国的大江南北，在全国少年儿童中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学习刘文学，做党的好孩子”的活动，他的事迹被改编成多种文艺形式，并被选进了小学课本。有意思的是，事隔50年之后，2009年9月，他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同年11月28日，也就是50年前刘文学牺牲的纪念日这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亲切会见了刘文学的母亲，号召全市人民学习刘文学烈士的不朽精神！与此同时，重庆市举行了大规模的纪念活动。

    我不知道刘文学的事迹是否曾经感动（“感动”与“学习”是两码事）过全国人民，反正我在少年的时候就曾被感动了一把。我至今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每到上自习课，老师就为我们读一本名为《刘文学》的书。当时，我和小伙伴们对刘文学为保护集体财产、同阶级敌人作斗争的英雄事迹确实非常感动，也就更加痛恨那杀死刘文学的凶手——地主王荣学。以至于我每当看见我那因家有50亩地而被评为地主的外祖父，就总会以一种怀疑和警惕的目光凝视他，看他是不是像王荣学一样的坏人。如今，50年过去了，这次新近掀起的“刘文学热”，重新唤起了我童年的记忆。于是，我将当年老师为我们声情并茂的朗读过的由贺宜著、1968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长篇传记小说《刘文学》又重新读了一遍。然而，说实话，这次读，尽管有一种恋旧的亲切感，却没有了过去的那种激动，更多的倒是一种疑惑和悲哀。如果说五十年前的那个年代，还可以向刘文学学习、痛恨阶级敌人的话，那么，到了二十一世纪，人们已经开始对那段历史进行反思的今天，仍然这样大规模的开展学习刘文学的活动，就有点匪夷所思了。我忍不住想问：我们到底要向刘文学学习什么？仍然要同“阶级敌人作斗争吗？当年的“阶级敌人”大已离世或已进入耄耋之年，想搞“破坏”恐怕也搞不成了，那么，同他们的后代斗争吗？

    我丝毫不怀疑刘文学为了自己的信仰而英勇献身的精神是值得尊敬的，但是，尊敬不等于就是要向他学习；同时，我又为他感到悲哀。感到悲哀不仅仅在于他年纪那么小，尚未来得及领略这个世界的美好，就被“阶级敌人”夺去了生命，更重要的是，他没有活到今天，根本没有机会来反思他曾为之献身的精神信仰是否值得为之献身。与此同时，我也为那杀人凶手王荣学悲哀，一是为了那半篓海椒被夺去了两条人命（刘文学与他自己）是否值得；二是他“代表”他那个“阶级”向无产阶级斗争了半天，我怀疑他是否真的明白这“阶级斗争”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不妨通过《刘文学》这本书，再来温习一下当年“二学之斗”的情景：

    1959年11月28日的晚上，刘文学一边在灯下写作业，一边等出去劳动的妈妈回来。可等到晚上十点多了，妈妈仍未回来，他就去路上接（这与报道中刘文学参加队里劳动回家的情节并不一致）。路过生产队的海椒地时，发现有人在摘海椒。“这时候大家都该在家里睡觉了，这人在生产队里摘海椒，肯定是坏东西。”刘文学之所以做出了这样的判断，是由于当时他所接受的社会宣传和阶级教育所致。果然，他近前一看，原来正是“阶级敌人”王荣学。他立即愤怒的冲向前去。王荣学自知不妙，但他仍然硬着头皮向刘文学说好话：“文学，我不瞒你说，我家里没吃的，想在这里摘点海椒卖，我没摘好多，就这一回！下回我不摘了，你帮我这回吧！”我们可以回忆一下王荣学说这话的时代背景。1958年，全国人民开展“全面大跃进”，到处放卫星，搞浮夸风，到1959年底时，“大跃进”的恶果已经开始显现。各地都出现了饥荒，甚至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刘文学的家乡，本来就是贫困山区，其饥荒程度可想而知；尤其是作为人人侧目并“得而诛之”的“阶级敌人”王荣学，其生活状况只会比一般人更加不堪。所以，他说“我家里没吃的”，绝不是夸大其词。不管是贫农还是地主，没吃的就不能生存下去，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无奈之下，他想摘一点海椒换点钱以苟延残喘，他也自知理亏，所以向比他小几十岁的小孩子央求。可是，刘文学根本就不听他这一套，他抓住王荣学的背篓绳子，拉着他要去找生产队长。王荣学吓坏了，因为他知道，“你不说我就没事；你要是说了，那我就会给关起来。”这“关起来”的含义，现在的年轻人恐怕早已无法领会了。它并非仅仅是往哪间屋里一关那么简单；它意味着大会批、小会斗；意味着辱骂、殴打；意味着会坐大牢。在这种情况之下，王荣学只好作揖打躬地向刘文学说好话，又是论表亲套近乎，又是许诺“我明天进城去，给你扯几尺布做衣服”。见刘文学仍不买账，便立刻露出了凶相：“刘文学，打开天窗说亮话！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要是聪明的，我现在就送你三元钱，你爱怎么花就怎么花；以后你要用时，只管向我要！我们好聚好散，什么事也没有！你要是硬跟我姓王的作对，那就有你没有我，有我没有你！要死要活，随你的便！”在王荣学这番声嘶力竭的吼叫里，既有恐惧，又有恼怒，还带有几分侥幸与期盼。面对着这威胁，已经十四岁的刘文学不会不感到危险正向他逼近。但是，平时的“阶级教育”就开始发挥作用了。此时，他想的并不是自己面临的巨大危险，而是“他想起他幼年时受的地主的迫害，他想起党教他应该怎样对待阶级敌人，他想起他亲爱的妈妈曾经教他怎样做一个正直的人，他想起辅导员和同志们曾经教他应该做一个怎样的少先队员，他也想起了那许许多多英雄和革命先辈们的光辉榜样。他痛恨地主的残暴、卑鄙与无耻！”于是，他冷冷的说：“你别跟我耍这一套！我要跟坏蛋、反革命斗争到底，就是死我也不怕！”当王荣学狞笑着让他不要糊涂再想一想的时候，他大声说：“我一点也不糊涂，我清清楚楚！我就是要保护人民公社！谁也不准破坏它！”说着，抓住王荣学的衣服要到生产队去。他被王荣学扭住了胳膊，于是，他喊了起来：“快来人呐！王荣学偷公社的海椒！”这一声喊，使王荣学彻底崩溃了。一幕惨剧就这样发生了：刘文学被他活活掐死。

    刘文学死了，王荣学也因此被处以死刑。王荣学杀人害命，罪有应得。不管怎样，你也无权去剥夺一个“年幼无知”的孩子的生命。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自古天经地义的道理，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五十年过去了，刘文学当时誓死保卫的“人民公社”早已不复存在；王荣学那个“阶级”也不再被人提起，“阶级敌人”也不复存在了。以今天的目光看，刘文学的献身还有什么意义呢？现在，人们要举国上下齐心协力共建和谐社会了，这种为半篓海椒而失去了“两个阶级”的两条生命的悲剧，恐怕再也不会上演了。所以，目前重新掀起的这场“刘文学”热就难免让人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也难怪有人发出质疑，要我们向刘文学学习什么呢？学习他“保卫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没有了；学习他见义勇为奋不顾身？几年以前国家就有明文规定，不提倡尚无自我保护能力的孩子们“见义勇为”；学习他同阶级敌人斗争？“阶级敌人”都不存在了，还同谁去斗争？——凡此种种，难免会使人感到这股热实在是和谐社会里的一种煞风景的不和谐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