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渡故事之 血泪旅程

偷渡故事之 血泪旅程

“蛇头大声催促：‘赶快跳！跳到海里就算到了美国；否则美国不算你入境，直接把你送回中国去！’没有人愿意在最后的时刻功亏一篑，于是满船的偷渡客不管会不会游泳，都争先恐后跳入海水中。顿时，漆黑冰冷的海面上一片水波翻腾，扑腾的，呼救的，各种嘈杂的声响汇集在一起，打破了静谧的夜空。”这是一九九三年底，柳平经历九百七十九天辗转六国，搭乘“金旅号”偷渡抵达美国的第一个惊涛骇浪、死里逃生的夜晚。
“你想像不到这三十人是怎么钻到两辆中巴车的夹层的，一个挨一个的挤进夹缝里，就跟买鸭子一样。我和另外一个人像挤肉干一样被压在汽车后车厢里，为了以防检查……”从福建一路见机择路到英国，另一个怀着欧洲梦的中国人陈平，娓娓道来他偷渡过程中的惊险、无奈、不安与最后的一丝希望。

近年来，红朝“盛世”下的难民潮一波一波涌向自由国度，倾听偷渡者冒死以赴的心声，不禁问：一个“盛世”大国怎么会有这么多国际难民？

金旅号幸存者见闻传奇

文 ◎ 天清（美国费城

柳平近照。（摄影∕天清）

怒海漂泊九百七十九天，辗转奔波六个国家，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十名同船者溺亡……柳平的故事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那个南海渔村开始……

美国东海岸古都费城，二零一零年一月中的一天，寒潮涌动，车流不息。上午十一点左右，午餐时间即将开始，市中心地下广场里人流稀少，柔和的轻音乐声中，几个白人、黑人坐在大厅的小圆桌前，安静地吃着汉堡和甜甜圈。闹市中的静谧，很快就因柳平的到来，而泛起一丝涟漪。

第一印象中的柳平，与笔者传统观念中衣着光鲜的华侨有很大差异。他身着一件灰扑扑的呢褂，内里一件斜纹毛衣，头戴一顶米色的棒球帽，看起来与中国的北漂民工有几分相似。虽已在美生活十多年，但与很多在美生活许久的华人不同的是，柳平言语中并没有冒出一个一个的英语单词，他本本分分地说着自己的家乡方言——福州话。

坐到笔者对面，柳平掏出一份绵软泛黄的中文报纸，指着报上一幅图片说：“看，这就是我。”

凑近这份字迹模糊的报纸，笔者注意到报头上的日期是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照片上的柳平非常年轻，黑发蓬乱，裹着白毯，看向镜头的表情有些茫然。在他这则新闻的旁边，是浓妆艳服的麦克尔．杰克逊正在献唱的图片新闻。

照片上的柳平非常年轻，黑发蓬乱，裹着白毯，看向镜头的表情有些茫然。（摄影∕天清）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柳平的新闻图片上，报纸作了如是配文。谈起这幅照片背后的故事，柳平的声音发生了一些变化。怒海漂泊九百七十九天，辗转奔波六个国家，多次生与死的考验，十名同船者溺亡。这样的故事，换做任何一个人，恐怕都难以忘怀。这一切，都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那个南海渔村开始……

偷渡：南海小岛贫者之思与谋

柳平的家乡，是福建省连江县琯头镇下辖的粗芦岛。小岛的历史相传与秦始皇有关：粗芦岛本与大陆相连，岛上有一条碗口粗的芦根从山顶延伸到山腰，民间传言这条芦根乃龙脉所化。秦皇听闻后，派武士将其砍断，由此龙气坠于闽江，粗大的芦根则化为岛屿，“粗芦岛”之名由此而来。

千百年间，南海的潮水一日又一日的卷起落下，一辈又一辈的村民在寸土之间繁衍生息。在长满青苔的老屋天井边，几千居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谈论的话题也大多是耕种稼穑、渔业收成。邻里之间，鸡鸣犬吠可闻；十里八村，乡亲们熟如近邻。小小村落虽不胜“世外桃源”，却也颇安逸平静。

原本天然和谐的一切，却自二十世纪中后期，开始渐渐改变。问及柳平对那时的小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他说了两点：“有钱的非常有钱，穷的太穷了；村干部经常派黑社会拆房打人。”

千余人的小村中，十几名党员村干部掌管着民生大小事，官虽不大，权却不小。无论是村中人添丁加子，还是建房盖屋，都需经村干部批准；与村干部私交好的，便可顺利拿到各类批条；如若开罪了他们，那可算触下了霉头，轻则被牵牛抓鸡，重则盖好的房屋也会被扒掉。那光景，柳平说，跟今天的强拆现象，竟然非常的相像。

柳平还记得，那时他的邻居新盖了一幢三层洋楼，但不知这家人在哪儿冒犯了党员干部，没几天就来了几个地痞，把这户人家的新房砸的乱七八糟。在那个“万元户”还算罕见的年代，这家人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一万多元，却无处申冤，而这在村中并不是孤例。

“那些干部叫你干什么，你要是不去，他就威胁说‘叫派出所来抓你’。但是你要是有钱，塞给他们（干部）一些，也能大事化小。”柳平说。

柳平在村里的小学读到三年级，就因家中贫穷而辍学了。他守着一处祖传的房屋，做些收入微薄的谋生行当，勉强温饱地长到二十多岁，家中还是赤贫如洗。一家人住在石头垒盖的房屋中，眼见着村中气派的小洋楼渐渐盖起、以村干部为首的一群人早已衣食无虞，而渔民、农民们仍旧连饭都吃不饱……，穷则思变，柳平的心开始蠢蠢欲动了。

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成为促使柳平决心离开中国的催化剂。

“一天，几个村干部来我家，说我家的房占了村里的地，要拆。我当然不愿意，那是以前分给我爷爷的地嘛！”没过几天，几个持刀舞棒的打手真的来拆房了。想到这间小屋若是被拆，一家人将无处栖身，柳平急红了眼。他将屋门锁住，守在屋里大声吼道：“我在屋里埋了火药，谁敢进来我就把屋子炸掉！”几名黑社会打手在屋外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地然后悻悻地走了。

忆及此事，柳平语带辛酸的说：“哪有炸药啊？不过是知道他们吃软怕硬，吓吓他们。那些干部想干坏事自己不动手，专门派坏人去做事。穷人给逼到一定程度，就跟他们拚命了。”

面对着村官的处处压榨，少年的柳平愤愤不平，却无可奈何。恰此时，村镇里早年留洋的“南洋客”陆续海归探亲，他们携来的高档物品和巨额现金引得人们咋舌不已。穷困多年的琯头镇普通百姓们，面对内部挣扎和外来诱惑的双重夹击，一股偷渡大潮，自此开始暗暗奔涌。

莽莽大山死里逃生

一九九一年十月初的一天，柳平告别家人，带着简单的行李离开了粗芦岛。他已事先联系好了蛇头，并借钱交了一笔头款。蛇头向他保证：“坐飞机去美国，几天就能到。”

当天，柳平乘飞机顺利到达昆明。初秋的春城花草充沛，然而柳平根本无心欣赏，因为他很快发现蛇头承诺的“几天到美国”是个骗局。在蛇头的安排下，柳平住进昆明一处宾馆。一直等了二十多天，旅馆里又陆续住进了四十七名偷渡客，蛇头才终于安排出行。

“所有人都挤进了一辆军绿色披着毡布的军车，车辆在颠簸的土路上开着，满车的人站不稳、坐不住，被车子颠得摇来晃去。”柳平回忆道。由于车篷内密闭缺氧，偷渡客们不得不偷偷将毡布挑起一个角，放一些新鲜空气进来。然而这个行动相当冒险，万一被蛇头看见，会挨揍挨打；更不幸的是，假若被边防人员发现，满车的人就会被抓，偷渡就会落空。

车辆很快开到中国边境，四十八名偷渡客在这里下了车。横亘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座莽莽大山，山间树木高大阴森，茂密的野草比人还高。他们，要从这里翻山越岭，到达缅甸。

柳平出师不利，出发不久就与二、三十人一起迷失了方向，也与蛇头失去了联系。“我们在山上摸索着走。有些地方很窄，”柳平回忆到这里，用手比划出一个距离，“只有这么宽，只能一个人侧身走。有好几次我们走到了悬崖边，站在边上向下一看，哇，很高哪！很吓人！”
山间草深林密，葛藤交绊，偷渡客们摸爬穿行了好几天，总算走出山林，来到一个不知名的小山村。饿了几天的他们赶紧分头去村里买吃食，又借了一户人家的厨灶烧煮。食物刚刚煮好还没入口，饥肠辘辘的他们正眼巴巴地望着刚煮好的食物，厨房的门突然被打开，一群端着机关枪的警察从天而降，将几十名偷渡客一个不漏地绑上抓走——他们被村民告发了。

偷渡客为了追求梦想，常常必须经历难以想像的艰辛和磨难

警察不“查” 与蛇头分羹
“在山上转了那么多天，原来还在中国境内！”柳平很是失望。

他们随即被警察押至云南省孟连县，监禁在一所旅馆里。到旅馆的首件事就是挨个搜身。他们被要求脱光衣服，脱掉鞋子，再把头发篱一遍。“能藏钱的地方都要搜。”

“一旦搜出钱，警察就把钱没收，还拿枪托把这个人毒打一顿。我有一个朋友让我看他被警察打的伤，啊呀，浑身又青又紫，走路时腰都直不起来。”柳平回忆道。

轮到柳平搜身时，他想了个办法：“我把钱卷起来，趁警察没注意，扔到一辆自行车后面。有一个偷渡的人看见了，说：‘喂，你掉了东西！’我赶快说：‘嘘！我等会拣。’”

说到这里，柳平的表情有些得意：“那些警察问我‘你到这里来做什么？’我说‘旅游啊。’他们又搜我的身，什么也没搜出来，所以拿我没办法。”

柳平本以为警察会将他们遣返原籍，或处罚关押；但他随即发现，警察在软禁他们的同时，又四处联系蛇头来保释他们。柳平这才明白，这些警察并非真的想查禁偷渡，只不过是想从偷渡的暴利中分一杯羹而已。

过了一阵子，警察迟迟联系不上蛇头，便气急败坏地威胁偷渡客：“你们趁早联系家人汇款来把你们保出去，否则过几天就把你们送到昆明的监狱去！送到那里，二话不说，先把你们打个半死。”

柳平对此说法一点也不怀疑：“共产党很专制的，真送到那里，肯定就被打死了。”他也知道，家中根本无钱汇给自己赎身，但他不能坐以待毙。与另外六人合计一番后，柳平决定逃跑。他们分头行动。有的从厕所翻墙而出，有的趁警察不备溜出其视线，柳平从旅馆二楼跳窗而逃。七个人重新碰面后，立即找了一辆小面包车，乘车一直逃到了缅甸边境，中缅界河南卡江。

巨利诱惑 良知使他拒绝贩毒

面对波涛奔涌的南卡江，七个人愣住了——无船无桥，怎么过江？

“我们想了一个办法。找一个水性很好的人，在他的腰间绑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头系在大树上。我们想试试泅水能不能过去嘛。结果那人一下去，立刻就被水冲的看不见人影了，我们赶紧拉绳子把他往上拽，拉了很久才把他拽上来。”柳平回忆起这一幕，语气变得有些激动。“我们正在发愁的时候，忽然发现对岸好像有灯光，我们就点了火把，使劲向对岸挥。没多久，那家人就划着船来了。”

乘船渡过南卡江，就进入了缅甸佤邦的地盘。佤邦又被缅甸官方称为掸邦第二特区，一九八九年与缅甸共产党分划清关系后，佤邦成立了佤邦联合党，并组织了自己的武装部队，名为佤联军。

柳平等人刚过南卡江，就遇上了佤联军。听说了他们的来历，一个领头的佤联军人说：“（中国）共产党肯定会来抓你们。要想躲过他们，你们必须穿上我们的军装，装成我们的人。如果他们盘问你，你就一声不吭，假装听不懂汉语。”

随后几天，中共警察果真几次来到佤邦搜查，幸运的是，柳平等人未被发现。但柳平感觉到，从这时开始，他的命运似乎已被佤联军掌控了。面对荷枪实弹军人的“保护”，他既无法逃脱，也不敢说个“不”字，只能每天老老实实地穿上军装，跟佤联军一起上山打靶。

不久，柳平听说佤联军准备将他们卖给毒贩，从中赚一笔“人头费”，这个消息很快就被印证了。一名佤联军人告诉他们：“你们如果愿意去做海洛因，每个人可以先拿到一百万人民币。而且以后每笔生意赚到的钱会给你们均分。不过你们要是想逃跑，只要你们中间任何一个人跑了，剩下的人全部都会被杀头。”

有人动心了：“一辈子也没见过那么多钱，偷渡出来不就是想挣钱吗？做什么都一样。”柳平却坚持：这种生意绝对不能做。他央求佤联军，请军队将他们送到泰国，他们会想办法筹一笔钱付给佤联军。军方同意了。三个月后，在佤联军士兵的护送下，一行人翻越数座大山，到达了缅泰边境。

流离泰国 辗转非洲

细细算来，柳平此时离家已有九个多月，却还是辗转流离于东南亚地区。谈到这里，笔者问柳平：“当时有没有后悔走偷渡这条路？”柳平犹豫了一下，认真地说：“有。要不是（生活）过不下去，我肯定不会出来，那是拿命在赌。”

滞留泰国期间，手头有现金的偷渡客可以立即启程，而柳平就被大小蛇头买来卖去，忐忑不安地等待着。这段时间中，柳平又被警察抓过两次，按照偷渡业的“行规”，又一次次被蛇头花钱保释出来。而这些钱都需要他偷渡成功后慢慢偿还。

大约半年后，蛇头终于将他送上了远洋的轮船。

“那艘船很大，很气派！大概有七、八层楼那么高，什么设施都有，厕所都有很多个。”柳平略带兴奋地述说着当时轮船的场景。

在轮船的底舱，藏匿着大约两百九十名偷渡客，另有四个腰间别着枪的看管，专门管理这些偷渡客。偷渡客间常有打架、偷窃现象发生，很多人盗窃船上的储备食品，逢上看管突击检查，就把余粮扔到海里，大量食物就这样被浪费了。

一个月后，轮船经停新加坡，补充了粮食及燃料，又向印度洋出发。航行一个多月后，船长突然通知大家，原计划够吃三年的储备粮，仅仅一个多月就“奇怪地”告罄了。而此时距离原定目的地还有十几天的航程，如果按照原计划，绝大多数人会在半路饿死。船长决定更改航线，开往较近的非洲肯亚。

空腹四、五天后，每个人都已饥饿难耐，柳平也早已饿得头晕眼花。有一天他突然想到，挂在船舷高处的救生艇里一般都会藏着一点紧急用粮，他决定冒险去偷。渔民出身的他俐落地爬上船舷，又顺利地在救生艇里偷到一筒压缩饼干。然而就在他准备爬下船舷时，船身突然剧烈摇晃起来，风浪来了。

回忆着当时的场景，柳平仍然心有余悸，他比划着说：“那个浪很大的，我被甩来甩去差点掉到海里。好在我是渔民，知道怎样稳住。不过我手里的饼干还是有很多掉到海里去了。”

等到风平浪息，柳平慢慢爬下船舷。抱着那筒珍贵的饼干，他望了望周围饿得蔫蔫的人，然后把饼干分给了大家。

几天后，轮船在濒临印度洋的非洲肯亚靠岸。在这片焦热的土地上，柳平一等又是八个多月。此时许多偷渡客早已身无分文，不得不打电话回家请求汇款支援。在百无聊赖的等待中，偷渡客们整日吃喝睡赌，有人在这里的花费竟超过三万块。“真是花钱出来找罪受。”柳平说。

八个月后，一艘名为“金旅号”的破旧小船停靠到了肯亚港口。小船的底舱位置十分有限，而人们都已等红了眼，个个拚命一般冲上船。等到开船清点人数时，发现狭窄的底舱里竟然挤入近两百九十人。

在狭窄、污浊、黑暗的底舱里，一排排薄木板床铺密不透风。每抵达一个中转站，摇摇晃晃爬上甲板的偷渡客，大多蓬头垢脸、面黄肌瘦。黑暗的环境、污浊的空气、渐渐酸臭的身体，以及挥之不去、令人作呕的排泄物的气味，几乎成了偷渡客们的共同记忆……

好望角历险

沿印度洋向大西洋航行，“金旅号”途经好望角。在这里，柳平经历了令他记忆犹新的“风暴角魔鬼浪”。海面上乌云密蔽，奔腾咆哮的巨浪不时与船舷碰撞，似海神在发出阵阵怒吼。当海水涌入船内，船体开始倾斜的瞬间，很多人都绝望地哭了。

柳平说：“当时满船的人都在哭，女人们哭，男人也哭，连以前做过黑社会的人也在哭。有的人哭着喊娘。我说，这个时候你喊娘有什么用啊！你还是求求佛保佑你吧！”

有的偷渡客发现，“金旅号”的船员已穿上救生衣，仿佛随时准备弃船逃生。“他们要是跳船，我们就全死定了。”柳平说。惊慌愤怒的偷渡客们向船员喊话，要求他们脱下救生衣，和偷渡客共生死。船员被吵得没有办法，只得脱掉救生衣，集中精力与制造无数海难的好望角“杀人浪”放手一搏。

经历一番恐怖的交战后，“金旅号”终于幸运地闯出了风暴。满船的人劫后余生，欣喜若狂，敲盆打碗奏起“音乐”，跳起舞蹈。偷渡客们互相安慰着：“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们肯定要有福的啦！”

然而，不久后即有消息传出，在“金旅号”刚刚离开肯亚时，泰国的报纸已经刊出了“金旅号”的准确行踪。警惕的偷渡客们想到，“金旅号”很可能已被“无线电”定位，而通风报信者大约就是船上的无线电通讯装置。他们商量一番，决定砸掉无线电塔台。

“等我到了美国以后，曾经听别人说，当时美国警察已经用雷达跟踪了我们三个月啦！我们砸掉无线电以后，他们还觉得很奇怪，哎？突然就不见了？”柳平说到这里，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不过，因为没有无线电，我们收不到天气预报，也多走了很多冤枉路。”

百人跳海抢滩 十人溺亡

三个多月后。一九九三年六月五日，“金旅号”在一片宽广的海域停下了。

“那天阳光很明亮，海水很平静。我们被告知，五、六个小时不许发出任何声音，因为很快就要到美国了，”柳平回忆着当时的情景，“所有人都很紧张，没有人敢说话，甚至连大气都不敢出。”

在停船之前，蛇头已让偷渡客拆掉了底舱的厕所——几块钉在底舱前侧的木板。木板一头伸向船外，排泄物通过木板槽倾入海中。“这个木板是不能留的，否则万一被美国警察看到，他们会怀疑底舱为什么有木板伸出来，里面是不是有人？”柳平向笔者解释道。

“金旅号”停下不久，两架美属直升机便飞至船只上空，询问船长停船的原因。船长撒了个谎，称机器坏了，需要修理。美方又询问是否需要帮助，要不要食物，船长一一谢绝了。

直升机在“金旅号”上方一直盘旋到下午五点方才离开。船长又等了一个多小时，六月五日晚六点，“金旅号”启航向美国海岸靠近。晚九点，船上所有马达已全部开动，“金旅号”全速向美国海岸冲刺。柳平形容说，当时船快的“像火箭一样。”

晚上十一点，“金旅号”在美国东海岸某地靠岸，船方派三人上岸探路，并约定了一个灯号。很快，岸上的手灯一明一灭地亮了起来，但那并不是约好的灯号。船长预感不妙，飞速退离海岸，向别处开去。

六月六日凌晨一、两点钟，“金旅号”船长决定在纽约皇后港附近靠岸，否则一旦天亮，他们将极易被发现。

“冲岸前有人问我，船能不能直接冲到岸边去？我就问这个海岸是土地还是沙地，要是土地呢，就能冲得离岸近一点；要是沙地，因为海水底下的沙质比较硬嘛，就很难冲，会离岸比较远。他们回答说是沙地。我说，喔！那就没办法了，肯定要游泳上岸。”

事实正如柳平所料。“金旅号”冲岸后，在距离海岸几百米的水域停下了。船方派了三人下船探路，他们下船不久，就有偷渡客为了逃交偷渡费，趁蛇头不备跳海逃跑。正在人心惶惶时，突然有人一声惊呼：“那边好多警车！警察来了！”

满船的人顿时慌乱起来。蛇头也大声催促人们：“赶快跳！跳到海里就算到了美国；否则美国不算你入境，直接把你送回中国去！”没有人愿意在最后的时刻功亏一篑，于是满船的偷渡客不管会不会游泳，都争先恐后跳入海水中。

顿时，漆黑冰冷的海面上一片水波翻腾，扑腾的，呼救的，各种嘈杂的声响汇集在一起，打破了静谧的夜空。

柳平也趁着这一片混乱跳入海里，奋力向美国海岸游去。此时是六月六日的凌晨二、三点，纽约皇后区的海港外，漆黑的夜空被几十盏明炫的警车灯光点亮。近海上空，数架美国海岸警卫队的直升机将一束束光线聚集投向海面。冰冷的海水中，两百多名中国偷渡客正在扑腾挣扎，一艘艘美国海岸巡逻艇在实施紧急救援……。这一日，距柳平一九九一年十月离开粗芦岛，已经过去了九百七十九天。

几分钟后，柳平被美国警察捞上警船。他随后被押至迈阿密监狱，几个月后转至维吉尼亚州的另一所监狱。又过了几个月，他在移民法庭上辩护成功，“拿命换来一张绿卡”。在监狱里，柳平曾听同船的偷渡客说：“那天晚上淹死了十个人……真可怜，花了那么多钱，连美国什么样子都没看见。”

柳平无疑是个幸运者。“金旅号”大约两百八十名生还者中，约有一百一十名被遣返回中国；五十三人直到一九九七年方才获释，并且至今大多仍未争取到合法身分；另有约五十多人在保释外出后消声匿迹；只有差不多五十人成功取得政治庇护，当中少数人成为美国公民。

笔者询问，当拿到无数偷渡客梦寐以求的美国绿卡时有何感想，柳平回答：“想办法联络家里，让他们知道我没死。当拿到绿卡时，我觉得（它）对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了，我只要能生存下去。经历了生死的考验，这些对我来说已经很平常了。”

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六日金旅号上的偷渡客召开记者会说明当初偷渡过程的始末，引起美国各界关注中国偷渡客的问题

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六日，金旅号上的三十名偷渡客在中文博物馆内召开记者会，为捍卫自己在美合法居留权而努力

偷渡客：中美两国差别很大

在与笔者的谈话中，每当谈及那些或危险、或悲痛、或令人愤慨的场景时，柳平总会情不自禁的提高嗓门，这引得很多安静就餐的美国人颦眉侧目，但柳平本人并没有察觉。

“乡音未改鬓毛衰”，这似乎是今日柳平的真实写照。谈话中柳平一直戴着他的棒球帽，当笔者要求他摘下帽子拍张照片时，他犹豫了几秒钟方才摘下，然后整了整头发，“头发全都白了……”

十七年后，当柳平回忆起那些与他一起偷渡，却客死他乡的人，还是止不住地唏嘘感慨：“真的死了许多人。尤其是爬山的时候，很多人得了败血病，呕吐发烧，很快就死了。……与我同船的一个浙江小伙子，大学毕业后偷渡来美国，想继承叔父的家业。六月六日凌晨，他跳船后就淹死了。”

“也许很多人会想，这么倒楣的事情发生几率可能只有百分之一。但谁也不敢保证这百分之一不会落在自己头上，只要被你碰到，你就永远都没有后悔的机会了。”柳平说。

问柳平在美国待了十几年，觉得美国与中国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他立即很有感触地说：“美国和中国差别的很厉害。美国的官员和警察比中国好一百倍都不止。穷人在中国活不下去，而在美国不会。人的生命没有定数，如果你生病了，但你没钱，在中国医生不会给你看，没钱就是等死；而在美国，会先帮你看病，先救你，这个区别就非常大。中国官员和美国官员也不一样，跟中国官员打交道，没钱你就办不了事情，而且他们贪污腐败的很厉害。比如说在我们村里，村干部把村里的田地卖给乡亲们盖房子，钱则收到自己口袋里。”

他还透露：“这些干部都是共产党的官员。我们村里就有一个这样的干部，现在也跑到美国来了。”

柳平的观察似乎是对的。美国国土安全部移民统计办公室公布的五年一度的非法移民报告称，截至二零零五年一月，全美约有一千零五十万非法移民，其中约有二十三万来自中国，比二零零零年增加了四万。而美国社会学家波斯顿教授估计，二零零五年、二零零六年，中国非法到美国的移民分别约为三百七十五万人、五百二十五万人。移民事务官员说，中国非法移民主要通过两大渠道进入美国。一是以读书、进修、商务考察等名义进入美国，然后滞留不归；二是偷渡。据悉，自中国偷渡到欧美发达国家的人群由传统偷渡客（谋求脱贫致富的中、青年人）占主体，过渡到中共体制内官员偷渡日渐增加。伴随此趋势出现的现象是，以往的偷渡客是在国外赚了美元，寄回国内换人民币；现在有些偷渡客则是在中国赚了人民币，然后汇到国外换美元……

偷渡、偷渡、偷渡……

二零零九年十月，一艘载着近七十名偷渡客的偷渡船在加勒比海触礁沉船，数十名福建偷渡客丧生。中国偷渡大潮经年不衰，愈禁愈烈，对这个独特的“中国产品”，日本媒体称“中国经济低迷、逃亡异常”、澳大利亚媒体称“中国船员来澳决非无目的”、法国报刊称中国为“偷渡活动猖獗的地区”、“偷渡最大的源头”、美国政府则认定的“偷渡是因为受政治迫害”。

已经是过来人的柳平认为：“中共说其社会如何好，真的那么好，人们都偷渡出来做什么？中国是共产党专政，老百姓过不下去，自然就想到发达国家来。”

费城市中心的唐人街，林立着各类餐馆、糕饼店、衣厂……。与全美各地大城市的情况一样，很多偷渡客入境后就湮没于此。他们租住着狭小的房间，打着一份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以上的苦工；他们往往需要好几年才能还清蛇头的欠款；他们一次次上庭申请政治庇护，又一次次被驳回，最后很多人失去身份成为“黑人”。在等待和期望中，许许多多的柳平，大柳平、小柳平、老柳平、少柳平们，学会了在希望中慢慢等待，在等待中守着一线漫漫的希望。

许多偷渡到美的中国偷渡客历尽千辛万苦到美，多年后仍辛苦度日，无法一圆美国梦

是否有那么一天，中国社会会出现天翻地覆的变化，柳平的后代也许不用像祖辈那样，以命作赌，投向怒海？柳平说，他还不知道。柳平那顶米色的棒球帽上，依稀绣着“I Climbed……”（我爬上了……）的英文字样。是的，他已经几次攀越了人生的山峰和谷底，现在，还在继续攀登着……◇
 

一个大陆偷渡客的欧洲梦

文 ◎ 王静雯

 

“你想像不到这三十人是怎么钻到两辆中巴车的夹层的，一个挨一个的挤进夹缝里，就跟买鸭子一样。我和另外一个人像挤肉干一样被压在汽车后车厢里，为了以防检查……”从福建偷渡到英国的陈平，娓娓道来他偷渡过程中的经历，惊险、无奈、不安尽在其中。

伦敦华埠（China Town）在伦敦市中心著名的特拉法加广场附近，远远就能看见熙熙攘攘的人流，听到喧嚣热闹的吵闹声，闻到浓烈的食品香味。作为伦敦的一大美食城，那里成了英国人心中的中国象征。英国人喜欢吃中国饭，这已经是大潮流，今年的一次调查显示，中餐已经成了英国人最喜欢的食品，印度餐和英国本土食品被挤在了后面

伦敦的唐人街，成了英国人心中的中国象征

然而无论餐馆店堂布置得如何富丽堂皇，推开厨房的门，人们看到的常常是杂乱拥挤的炉灶、还有永远忙得像打仗一样的华人厨师。英国警察都知道，那些长期在中餐馆打工的人，大部分是偷渡来的，只是由于英国缺乏劳动力，餐饮、建筑和农场的工作没人做，华人劳工除了吃苦肯干、挣点辛苦钱外，也不干什么坏事，于是警察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了。

坐在我面对的陈平就是这样一位同胞。伴着一杯清茶，他向我们讲述了自己当年如何从大陆闯荡到欧洲的惊险历程，那一段希望与冒险、违法与求生交错的历程。

从福建偷渡到英国的陈平近照。（摄影∕王静雯）

“能多挣三十倍的钱！”
“我出生在福建省福清县的农村，现在福清由于经济好了，变成福清市了。我家以前很穷，从小父母就叫我们好好读书，只有考上大学才能过上好日子。我的一个堂舅好不容易考上了名牌大学，但家里没钱付学费和路费，到处求爹爹告奶奶的借钱，很多人还不借，我看了心里很难受，觉得读书也没什么用。

在我们那里，穷人要是借钱读书、做生意，都很难借到钱，因为不知道你今后是否还得起，但你说要出国，相对就容易借了。当时出国的人，每年在国外能挣十几二十万人民币，而在国内一般城里上班的，年收入也就五千多，这比十多万相差至少三十倍。我们那里现在90％的人家都有出国的，年轻人大部分都在国外、有的四、五十岁的都想出来。”陈平说。

一九九八年听家乡的人说意大利要特赦难民，给予大批非法移民合法身份，为了拿到意大利永久居留权，陈平开始申请出国，理由是去马来西亚做劳务输出。“办个护照也是困难重重，从乡村派出所到市公安局，一级级的政治审查，为了办个‘无犯罪证明’就得给政府部门送礼，我最后花了一万五千多块钱。”

“给中介（也就是蛇头）的钱取决于你去哪个国家，走哪条线路，一般到欧洲大陆国家大概要十三万人民币，到英国需要二十万，需要先付五万人民币，等到了目的国之后，家里人再付剩下的钱。当时我家里钱不够，还从福清市一个放高利贷的基金会借钱，三分利息，借他十万，每月就得还他三千。”

偷渡成功率在90％以上

陈平说，在“偷渡文化”高度成形的福清，偷渡方式大致有几条路。一是用别人的真护照，换上偷渡者的照片。“比如蛇头先联系好，让澳大利亚一个华侨回大陆，他的往返机票是从澳洲到日本转机飞回大陆，回国后他把护照交给这边蛇头，蛇头就找泰国的专业人士换照片，比如把我的照片换上，这样我就拿着他的机票和他名字的护照，名正言顺地登上去日本的飞机，偷渡日本就算成功了。这个华侨办个护照挂失，也就照常回澳洲了。”

再者是买官。“比如你拿个假护照去日本，那边蛇头先联系好当天值班的海关官员，哪怕发现你用的是假护照，他也不管，让你顺利进关。还有商务考察，比如一个科长争取到出国考察机会，他不去，你给他十万元，他就把护照给你。”

而最冒险的是走水路偷渡，“把人装在货轮的集装箱里，在海上漂几个月，遇到晕船的、或者暴风雨天灾等改变的航程，粮食没了，或憋在里面不透气，憋死人的也不少。还有走陆路的，把人关在货车里偷渡，这是最危险的，上次美国和欧洲报道出来的两次死人，其实都是事故。十多年来也就只出现了这么几次，这个比例还是很小的，一般偷渡成功率在90％以上。”

险些死在雪地里

喝了一口茶，陈平继续讲他的故事。当时蛇头安排他拿公劳务护照去新加坡，然后花钱办了旅游签证赴俄罗斯，待了一周就坐火车到乌克兰。“我们上车五个人，在火车上遇到警察查护照，有一个被扣留了。等我们四人刚一下火车，就遇到乌克兰警察查护照。他们说是查护照，其实就是抢钱。他们把我们带到一个人少地方，伸手就要钱，每人交两百美元。我们不交，最后我们四人总共交了两百美元。后来才知道，这个护照也没什么用了，还不如省下那两百美元。”

下一步到斯洛伐克，蛇头原本安排他们等一段时间办好签证再走，但刚好那天晚上就有车来载人从斯洛伐克转到捷克，于是陈平就跟着二十九人上车了。“你想像不到这三十人是怎么钻到两辆中巴车的夹层的，一个挨一个的挤进夹缝里，就跟买鸭子一样。我和另外一个人像挤肉干一样被压在汽车后车厢里，为了以防检查，我进去后还要用螺丝把夹层固定住，别人就掀不开。随着一路颠簸，我的脚被压进甲板下面，取不出来，非常疼，但怎么喊也没人管。而且由于空间非常小，我只能是一路侧身躺着，根本动弹不得，每隔七、八个小时才能下来活动几分钟。”

就这样汽车在雪地里开了两天一夜，才到了一个深山里的大棚子，“我们称作牛棚，在那也没吃的，我们就吃雪，饿到最后也就不知道饿了。三十人挤在一个大棚子里，根本没有地方睡觉，大家就站着睡。”

第二天一辆敞篷车来接应，发给每人两片面包，就这样挨过了两天两夜，来到斯洛伐克与捷克的边境线上。“我们下车爬雪山，然后翻过边境的铁丝。前面有人带路，后面一个人拿着扫帚，把人走的足迹扫掉。当时是夜里，月亮很亮。我们一行人使劲往雪山上爬，但由于又累又饿，很多人走不动了。”

在黑暗中，偷渡客心中想着是未来的人生的路将何去何从

在他们一行三十人中，有大学生，有农民，有年轻人，也有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爬雪山时，陈平见一位中年人气喘吁吁，远远落在人群的后面，心想他要是再掉队就迷路了，一个人被留在雪地里，只有死路一条。于是陈平就去背他，直到背不动了才赶上队伍的前面找他的亲戚帮忙。“总算是爬过雪山了，当时就感觉生命像草一样的贱，说没了就没了，根本不值钱。”

终于到了一个地方，像厂房一样，有八百多平方米，里面有来自其他国家上百人，有阿富汗的难民，有阿拉伯人，有尼泊尔人、还有印度人。“与我们不同的是，他们都是全家一起来，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我们就是一个人。在我们来之前，已经有九个中国人在这里了。一进这个厂房，就像奴隶一样被搜身，所有钱都被拿走了，吃的只有土豆，晚上就直接睡在冰冷的地上。谁要有不满，外国蛇头就用马鞭抽人。”

两周后来了一辆小轿车和一辆吉普车。小轿车里坐了六人，其余二十四人就挤进那个吉普车里，第一排人先坐在椅子上，第二排人坐在第一排人的大腿上，然而再进一排人，就跟叠罗汉塞香肠一样，整个车里没有一点缝隙。“幸好那天我们只在车里待了半小时，时间长了，肯定会憋死人的！”

偷渡德国边境

陈平说，从捷克到德国边境比较难，有人在捷克边境已经等了一年了，一过边境就被德国士兵抓住了，遣送回捷克后，蛇头派人把他们担保出来，然后又去越境，再被抓，再送回来。所幸陈平一行被安排走新路线，六人一起，半夜越过边境线，当时积雪漫过膝盖大腿，艰难地在雪地里行走，好不容易来到蛇头指定的地方等德国方面派车来接应。

“可等了五个小时也没见人影。为了不让发现，我们半蹲在雪地里，又冷又难受。当时同来的六个中国人中有两个受不了，他们说，与其在这里冻死，不如原路回去，哪怕被边防兵发现，大不了遣送回捷克，也不至于死在这里。我们四人留在雪地里，最后终于有辆车开过来了。司机赶紧挥手让我们上车，在过桥转弯时，由于路太滑，车子差点落到沟里。当时我就想，这条命就交给老天爷了，是死是活全凭命运安排了……”

车子把他们带到科隆的某个地方，但由于语言不通，陈平一行在电话亭里待了两天两夜才被蛇头找到。后来得知荷兰对偷渡移民管理最松，于是陈平临时决定不去意大利，转道荷兰。

冒充xx功避难

一到荷兰，陈平就去难民营申报难民。难民营里有好几百人，中国人占了五分之一，大多来自浙江。到了才知道，荷兰只接受孤儿，不接受成年难民。当时陈平已经二十五岁了，只好离开荷兰。

在蛇头的安排下，藏在货车的夹层里越境，进入法国，再用同样的方法从法国到了英国。

在离开福建一年多以后，陈平终于来到了英国。蛇头帮忙找来华人律师帮忙申请难民。“那时是二零零零年，律师就让我们以XX功的名义申请政治避难。当时乃至现在，要想申请避难成功，几乎都是以 XX功的名义，其他理由都不管用。”

陈平感慨指出，二零零二年那一年，帮他申请难民身份的律师楼就有两千多大陆偷渡来的人在英国申请难民，其中成功申请避难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一。“很多人也知道申请不会成功，他们就走个形式，来到英国先报难民，然后就躲到一家中餐馆或农场里干活挣钱。不管怎样，再苦也比国内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