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毛女是否该嫁黄世仁？

白毛女是否该嫁黄世仁？


芦笛


先拷贝一则国内网上报道：

【星岛环球网消息：《文艺报》资深编辑、著名文艺评论家熊元义10月14日到华中师范大学汉口分校讲学，和学生探讨流行文化相关话题。熊元义提到“白毛女应该嫁给黄世仁”的观点，近来在年轻人中流行；这表明人们由上世纪40年代对群众疾苦的同情，演变成而今对权钱的膜拜。

　　《长江日报》报道，现场，“90后”女生小谢站起来说：“如果黄世仁生活在现代，家庭环境优越，可能是个外表潇洒、很风雅的人。加上有钱，为什么不能嫁给他呢？即便是年纪大一点也不要紧。”

　　文学院蔡姓大一女生的想法让现场一阵骚动：“如果我嫁给有钱人‘黄世仁’，可以拿他的钱捐给慈善事业，帮助有需要的人。”

　　对此，熊元义分析：“如果白毛女嫁给黄世仁，她会瞬间异化到另一阶层。”

华中师大文学院教授许祖华则认为，“白毛女为什么不嫁给黄世仁”的观点，是在后现代语境下提出来的。如果仅仅从文学角度看，是对特定历史时期下价值观的颠覆，是不可取的。如果仅仅从当代的生活上来说，现代“白毛女”嫁给“黄世仁”是一种个人的选择，是自由的；至于做了这种选择，是否成功幸福，谁也说不清。但他不认为大学生应该这样选择，人的生命价值尊严主要还是要靠自己创造。】

这种争论，颇有点像欧洲中世纪“一根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的“学术讨论”，而且竟然有若干“高级知识分子”参加，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那位熊评论家特别能搞笑，时至今日还在搞阶级斗争，郑重其事地告诉大家：“如果白毛女嫁给黄世仁，她会瞬间异化到另一阶层。”

那当然，连白吃都知道这伟大而平凡的“哲理”，实在用不着把马克思的“异化”学说拉扯进来。

随便哪个上了点年纪的大老粗都能告诉你，如果在毛时代，白毛女嫁给黄世仁的那一瞬间便“异化”成了地主婆。黄世仁当当当吃了大春哥握着的德国造二十响吐出的三枚黑枣（此说根据革命芭蕾舞剧《白毛女》的浪漫想象与适度夸张。其实那时革命子弹很金贵，一般靠土法上马解决。更何况枪毙黄世仁与穆仁智俩人，竟然打了三枪——不信请去收看网上视频——造成极大的浪费，而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教导过我们：“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因此大春哥也极大地犯了罪，有面临土法上马之虞），白毛女那地主婆即使不被斗死，也只会被按需分配，分给娶不上媳妇儿的老贫农，再度在瞬间内“异化”回去。

要知道这些朴素而伟大的真理，读者并不需要去攻读马克思的异化学说。要不改革开放前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为何找不到媳妇儿呢？大家都怕“异化”不是？

只是我当时就很困惑：为何黑崽子娶了红姑娘，那红姑娘在嫁过来的瞬间内就“异化”成了黑的；而黑姑娘嫁了红崽子，在嫁过去的瞬间内便“异化”成了红的？哪怕是用遗传学也无法解释这奇妙现象——假定那黑基因是伴性遗传，只载在男性Y染色体上，那也只该影响到儿子头上去，不该连太太都发生“异化”吧？一个女人的政治立场、阶级觉悟、道德品质等等，竟然由男人的生殖器的红黑来决定，这是不也太玄妙了些？红玩意点石成金，黑玩意化神奇为腐朽，跟西方魔法师手上的魔杖似的。这种 “出将入相” 之神妙，实在超出了我这迟钝者的理解力。

遗憾的是熊评论家忘记了告诉那位90后女生：“异化”了，便怎样？黄世仁那“阶层”到底是什么阶层？是领导阶级，还是专政对象？如果是前者，发生了这种“异化”，难道不是白毛女争取政治进步的表现？难道不该由领导在全国树立榜样，大肆表彰提倡鼓励？如果是后者，那国家似乎并没有发动新一轮土改，批准大家把白毛女拉出去斗死或是按需分配啊？无论是哪种情况，发生这种“异化”到底有何不妥之处？熊评论家的反对理由到底是什么？为何恰在这要紧关头卡了壳？

那位华中师大的许教授更有意思。他好像是说，从万众声讨黄世仁，到靓女盼嫁南霸天，中国人的价值观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过去认为富=罪，而如今则认为富=追求目标。这也是白吃都能看出来的事，并不需要大学教授来为屁民讲解。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如果仅仅从文学角度看，（认为白毛女该嫁给黄世仁）是对特定历史时期下价值观的颠覆，是不可取的”。

这是什么意思涅？他好像是说，不能用今日的价值观去颠覆往日的价值观，翻历史的案。为什么不能？他没有解释，只是说他的立论是“仅仅从文学角度看”的。这话只能理解为，如果这么做，势必导致《白毛女》丧失其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使得我们平白无故地失去了一部文学名著。

这就再怎么也没法让我这迟钝者理解了。据我这粗汉看来，《白毛女》乃是劣等政治宣传品，根本不是什么文学作品。论艺术价值，它一钱不值。要知道这点，并不需要什么高深的文学品味，粗通文墨即可。就算真是巨著吧，我还从未听说过世上有哪部文学巨著需要后人去苦心孤诣维护其地位。过去《水浒传》、《红楼梦》都曾被长期禁止过，《金瓶梅》就更不用说了。它们的文学地位因此被颠覆了没有？现代人的价值观距晁盖、宋公明、贾宝玉、林妹妹、西门庆、潘金莲的何止十万八千里，这种价值观差异颠覆了那些文学巨著的地位没有？文学名著似乎并不是国企，好像不需要政府动用政治权力去把它们“做大做强”吧？

所以，那许教授其实应该说的是：“如果仅仅从政治角度看，（认为白毛女该嫁给黄世仁）是对特定历史时期下价值观的颠覆，是不可取的。”这才能make sense。换言之，近年发生的价值观的天翻地覆的巨变，使得旧日的革命变得为后人无法理解和接受了。因此，若根据现代人的价值观去评价历史事件，我党革命历史就有被颠覆的危险，“是不可取的”。所以必须防微杜渐，决不能容许这种翻案妖风刮起来。可惜他据说是文学院的教授，这种话轮不到他来说，于是他便只好不伦不类地拉扯上“文学”，也实在是难为他了。

不过，比起那位熊评论家来，这位许教授其实点到了要害。那就是，往昔的革命到底是为的哪一桩？既然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如今的新世界比旧世界更不公平更黑暗，那又何必让全民族趟过无边的血海，为的不过是再度“潇洒走一回”？如今的黄世仁与过去的黄世仁到底有何差别？

连白吃大概都知道有本质差别：第一，“旧”社会的黄世仁无非是有两个臭钱而已，但一般不能控制官府，更对佃户没有全面的人身控制，权力相当有限；而新时代的黄世仁之所以有钱，恰是因为他有权，对子民具有全面的人身控制，相当于中国从未有过的奴隶主。第二，“旧”社会的黄世仁受到官府与“王法”的制约，真要闹出人命来，官府一般不会放过他，而新时代的黄世仁本身就是官府，实行了“富”与“贵”的完美统一。第三，“旧”社会的黄世仁深受传统道德尤其是因果报应的束缚与震慑，讲究忠厚传家，不敢做过头事、缺德事；新时代的黄世仁则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什么烂污缺德事都敢做出来。

杨白劳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旧”社会的杨白劳是自由人，他与东家的关系是债务关系，并不是人身依附关系，因此爱上哪儿上哪儿，欠了债可以出去躲债，更可以一走了之，就此不回来，而那债当然只能烂掉（这种事很少发生，因为那时的人很朴实，一般不会干这种烂事）。“新”社会的杨白劳则是植物人，给栽种在出生地动弹不得，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死于斯，终生依附于当地的地头蛇，让人家欺负一辈子，毫无逃脱希望。您说到底哪个时代更黑暗吧？

这不是说“旧”社会就是某些右愤笔下的天堂。它非但不是什么理想社会，而且不能说是健康社会，但健康水准毕竟要比如今高得多。如《白毛女》上描写的为富不仁的恶霸地主当然有，但那很罕见。把这种极端个例化为一种“政治金印”（当时称为“黑烙印”），以机械僵硬的财产占有量为划分指标，动用空前强大的国家机器暴力，把那金印强行刺在一部分人民的面颊上，人为“异化”（=妖魔化）之，把他们谴责为十恶不赦，理当世世代代为其他人民迫害、侮辱、毒打、糟践、杀害的妖魔，持续煽动其他族群对他们的持久仇恨，藉此维持巩固政权，此乃中国历史上最丑恶最可耻的一章，远远超过了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

这结果就是我在旧作里反复说的那个：我党辛辛苦苦几十年，就完成了一件功绩：把60-70年代“忆苦思甜”运动中捏造出来的那个魔鬼世界搬到了世间，按照那蓝图在神州大地上逼真地复制了无数“收租院”，使得“为富=不仁”的恒等式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基本成立，此乃莫大的历史的讽刺，也是暴力革命的必然结果。

不颠覆那个历史上一度占据统治地位的荒谬价值观，则这种悲剧还将在未来不断上演，而中国只会越折腾越堕落。在我看来，这才是该值得吸取的历史教训，而不是去讨论那些搞笑问题。教授们和评论家们应该有点起码人间常识，在发宏论之前，先弄明白您口中的“黄世仁”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是靠自己的本事诚实地发了财的富人，则他当然该是靓女们的追逐对象；如果他是靠政治权力剥夺他人发财机会吃了野草的肥马，那他只该被送到劳改队里去。若教授们连西方大老粗都有的公民常识都搞不清爽，还要在网上重奏前朝曲，以财富多少作为唯一的道德判定指标，那就只能腾笑天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