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海外寻矿记
《环球》杂志记者/王豫刚
《环球》杂志驻堪培拉记者/曹扬
《环球》杂志实习记者/张英
日照，一个位于山东半岛的海滨城市。刚刚过去的几个月里，这里成了中国繁忙的铁矿石港口的一个缩影，在这里完全看不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反而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截止10月26日，2009年日照港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1.51亿吨，同比增长22.9%，已经超过了2008年全年的数值。同样热闹的还有唐山港，其1至10月的吞吐量达到1.42亿吨，同比增长 53.39%。这两个港口都靠近钢铁工业重镇，是铁矿石吞吐大港。
这些铁矿石来源各异，有的来自巴西，有的来自非洲，还有东南亚、澳大利亚等地的货源。繁忙的贸易链条背后，是一批批中国海外寻矿人的身影。他们或者代表国企、或者为本家的生意奔忙。异国他乡的生存不易，让他们品尝了多少酸甜苦辣。
几经周折，《环球》杂志采访了其中有代表性的找矿人，听他们讲述在不同地域、不同国家找矿的经历。
巴西：“日本人总是捷足先登”
作为一家大型中资矿产贸易公司在南美的业务负责人，于先生已经在巴西生活了5年。他曾经为了考察项目深入巴西北部亚马逊丛林深处的偏远乡村，也曾经在淡水河谷公司办公室门外于光天化日之下被歹徒持枪抢劫。谈到在巴西的日日夜夜，于先生说：“真的很不容易。”
于先生所在的公司20年前就来到南美，开始是从巴西进口钢材，后来向巴西出口焦炭，近几年开始承接矿山、冶金工业技术改造项目和铁矿石进口贸易。
尽管公司身处世界最主要铁矿石产区之一的巴西，在黑色金属流通贸易领域经验也相当丰富，但于先生告诉《环球》杂志记者，他们的公司在巴西并没有投资矿山。即便是在铁矿石贸易最为火爆的2007年，也只是从巴西国内规模相对较小的几家铁矿采购了规模并不是很大的几船矿砂而已。
而在2006年之前，就连买这几船矿砂的机会都没有。于先生说，这是因为，在巴西的铁矿业，可以说是淡水河谷公司一家独大。而且，铁矿砂的运输，必须要依靠15万吨的大船，巴西能够停靠这么大船的几个港口基本都在淡水河谷手里握着。淡水河谷原本是巴西的国营公司，96年以后开始私有化，当时划归财产的时候，这些港口都交给了淡水河谷。此后，巴西铁矿出口完全被淡水河谷控制，直到2006年中，巴西政府出台政策，要求淡水河谷公司不能独享港口，要分出一定的窗口给其他相对较大的矿主，于先生的公司才有了一点机会。
于先生说，他们也曾经尝试过在巴西寻找淡水河谷公司之外，稳定而廉价的铁矿石货源，比如寻找股权投资或者是控股矿山的机会，但总是遇到各式各样的麻烦，至今没有成功一次。
于先生的公司首先想到了在巴西进行勘探工作，但经过调研才知道，巴西的矿业勘探工作，淡水河谷早就做完了。剩下的也有个别忽略的，但是这种概率小，而且面积不会太大。并且，他们觉得，在巴西进行从头开始的勘探工作面临的法律障碍和时间成本都让人望而却步。于先生说，许多矿区所在的地方条件非常艰苦，小城镇里全部都是土路，当地蚊虫肆虐，被蚊子咬了之后都要打点滴，消炎，也容易得上疟疾、登革热等热带病。“有一次到亚马逊深处去，一下车，浑身又是泥又是包，10分钟就变癞蛤蟆了”，于先生笑着打了个比方。
于先生又想到了买小矿，巴西也有小矿主，但于先生发现，这些小矿主大部分都很可疑。在巴西的制度条件下，任何人只要觉得这个山上有矿，就可以向当地申请开采权，这个开采权一般是两到三年。如果这两到三年不动，开采权就作废了，有些小矿主并没有做出严格的钻探，就找人投资，反正如果这个矿有就赚钱，没有也不会赔钱，“就是想骗钱来赌一把”，最后，于先生得出一个结论，这些项目“不靠谱”。
“我们聊天的时候还说，与其琢磨巴西的小矿主靠不靠谱，还不如买淡水河谷的股票”，于先生告诉记者，“本来是有机会的，只不过日本人总是捷足先登”。淡水河谷公司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找矿的时候，都单弄一个项目，但他们会首先和日本人商量投资事宜，因为这个公司和日本人的渊源很深，有很大一部分股份在日本人手里。
巴西国内的日本移民很多，这给日本公司在巴西获得资源带来了好处。2008年，巴西第二大铁矿石生产商巴西国家黑色冶金公司(CSN)曾打算出售旗下年产约2000万吨的Nacional Minerios铁矿40%的股权，中国企业虽然也参与了报价，但最终，日本钢铁企业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JFE钢铁公司、住友金属工业公司、神户制钢有限公司和日新制钢株式会社以及韩国浦项制铁组成的联盟，以31.2亿美元的现金，赢得了这笔交易，这相当于日本每年可减少近10%的铁矿石进口。
在2009年，正是新日铁率先与力拓达成了2009年铁矿石价格降幅33%的协议。中国钢铁商在全球都面临着和日本同业的资源竞争，但在巴西，目前日本企业还是占据着优势。
在没有自有矿山的情况下，铁矿石贸易的风险就变的很大。于先生说，从巴西运铁矿石到国内，运费高达每吨三十美元左右，而目前一吨铁矿石的到岸价格不过一百美元。由于路程遥远，从巴西运输铁矿石到中国单程需要四十天时间，来回一个周期需要近三个月。在这三个月期间，现货市场的矿石价格可能会发生剧烈的变动，导致无法控制的风险。
于先生对《环球》记者表示，矿山自身的成本很低，铁矿石报价的主要成本是物流。而航运过程带来的风险甚至大过矿石本身的价格波动。
国际航运价格极不稳定，往往在几周之内发生10%甚至30%的波动，而在运输过程中，如果遇到意外，还要缴纳高昂的船舶滞期费用。于先生举了一个例子：他们公司曾经有客户由于装卸码头发生事故，近20天时间不能进港，被迫缴纳了近400万美元的滞期罚金，几乎吞没了全部的矿石利润，他笑称，现在的铁矿石贸易赚的是“辛苦钱”。
在南美的智利、秘鲁，于先生所在企业的另一部门对有色金属矿产有所投资，但仅限于财务投资，不参与日常管理。于先生说，毕竟公司原来是一个贸易公司出身，在矿产资源方面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都比较缺乏，所以矿山的日常运营都委托给当地的合作伙伴和职业经理人来处理了。
赞比亚：没卖掉的煤矿
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之后，程先生并没有成为一名“海归”，而是再次踏上了出海的征程。与他最初的设想大相径庭的是，他找到的工作，是前往遥远热带非洲的陌生国度——赞比亚，去担任一家中资建筑工程公司的项目经理。让他意外的是，在这家建筑工程公司里他打交道最多的是矿山，甚至这家公司自己还拥有赞比亚目前为止产量最大的露天煤矿。
“我的老板最早就是帮国内公司在非洲做工程的，后来觉得赞比亚机会比较多，就留在这里发展，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从单纯做建筑施工，到进入矿业，这家民营企业在赞比亚的发展非常迅速，年业务总额已经达到数千万美元。不过，它管下的这处煤矿用程先生的话来说，还处在“非常原始”的生产状态。而“原始”的起因，一是条件所限，很多技术设备进不去、用不上，二是家族式管理造成的问题丛生。
“赞比亚有雨季，一到雨季，什么都干不了。而且，整个赞比亚只有一条水泥生产线。”程先生告诉记者，他们的公司进行工程项目时基本都是就地取材，而很多中资机构不得不将所有材料都从国内运过去。“比如安哥拉的一家中资石油企业建设的时候，就是一船一船地拉材料和工人过去。”而且赞比亚是一个内陆国家，进出口货物一般要经过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港或南非的德班港，一个20英尺的集装箱由中国国内抵达卢萨卡的运费约需4500美元左右，其中陆路部分运费约占一半，这种成本相当高昂。
在这种背景下，这座煤矿的运作并不顺利。赞比亚的煤矿储量居世界第五位，但全国只有两家煤矿，一家是国有的，另一家就是中国人投资的这家，而前者已经于几年前由于种种原因处于半停产状态。这种事实上的独家垄断地位，引致了一系列利益纠纷，到了2006年，这座煤矿就因为安全理由被当地政府关停。
当年的英国《金融时报》把这件事放到了自己的报道中，作为“中国在非洲形象堪忧”的例证：“……中国投资者雇佣赞比亚人从事危险工作，而且支付很低的工资，还不提供适当的装备。6月份，赞比亚当局关闭了该国南部由中国人拥有的一家煤矿。此前有报道称，该公司的工人在没有防护服或防护靴的情况下，就被送到井下作业……”
这一事件背后并没有那么简单。该矿的另一位负责人回忆，事情源于赞比亚当地人在煤矿承包的区域内公然进行非法开采，导致了中方与当地民众的冲突。随后赞比亚媒体跟随当地政府负责人到煤矿视察，曝光了生产区内工人没有劳动保护，工资水平低下，中方管理人员行为粗暴等等问题，一时成为这个非洲小国的舆论焦点，只是对事情的起因只字不提。
整个事件大概持续了三四个月之久，不过在仅仅停工了几个星期以后，赞比亚唯一的水泥生产商就写信呼吁政府允许这个煤矿进行整改之后迅速复工，否则没有煤炭供应的保障，他们也将面临停工，这意味着赞比亚所有需要水泥的行业都 面临停产的局面。于是半推半就之下，这件事情便不了了之。随后，煤矿还从中国进口了数个大型集装箱，准备扩大生产规模。
但后来经营者还是萌生了将煤矿卖掉的念头。“我们专门去山西组了个考察团，拉了很多煤老板过来考察，可惜的是，最后都没谈成。” 虽然报价并不算高，但高昂的跨国管理成本、不利的投资环境，都让其他国内投资者望而却步。“大约3500万美元的投资吧，卖4000万，但大家还是觉得风险太大，人要在非洲盯着，又没有技术人才，最后都不了了之了。”
就在今年1月，前述的煤矿还被当局以安全理由再次关停，然后又一次复产。尽管如此，程先生还是有着对这个煤矿割舍不下的“念想”：他想从国内采购一套先进的采煤成套设备，再回到赞比亚去，把当地的煤炭资源开发出来。为此，他还专门打听了国内露天开采成套设备的价格。
不过程先生告诉《环球》杂志记者，随着中国人在赞比亚越来越多，与当地人的利益纷争也逐渐暴露出来。日渐增长的外国投资，让当地的民族主义情绪有所反弹。程先生表示，当地媒体上经常出现一些排外言论，也有批评政府向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出卖太多利益的言辞。或许他们投资的煤矿之所以屡屡出现被关停的情况，也与这种状况有关。
“那边机会很多，但人必须要在那边，这或许是在赞比亚投资最大的障碍吧。”程先生说。
民营老板林先生的“烦恼链”
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家林先生在国外投资铁矿的经历，就不是那么顺利了。与其他受访者只是要为具体的经营事务担忧不同，林先生的烦恼来自方方面面。
“我们的企业以前主要是向国外采购铁矿石，由于当时资源紧张，我们企业就往上游发展，也就是与国外有实力的企业合作开发矿山”，林先生告诉《环球》杂志记者。出于供应成本和管理等诸多方面的考虑，林先生选择前往东南亚进行项目考察。“越南、老挝、印尼、缅甸、泰国、柬埔寨这些地方我们基本都去了。”
林先生选择在国外投资矿山并不是心血来潮。中国民营企业在东南亚投资矿山的案例很多，早在2004年，就有河北的民营企业在印尼组建矿业公司成功。此后，随着国内需求的不断高涨，铁矿石价格一路攀升，前往东南亚投资铁矿的企业也越来越多。但他始料未及的是，当地的投资环境并没有一开始设想的那么好。
林先生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就是，由于国外法律的限制，必须要拥有土地产权才可以进行开采，也就是说，要先把地买下来，才可以探矿、采矿。但这块地到底有没有矿，只能从表面的迹象来判断，要想深入勘探，就必须获得产权。这就使得投资矿产带上了几分赌博的性质。
就算投资者买下了地，要想拿到采矿证也没有那么容易。林先生告诉《环球》杂志记者，在国外办理一个采矿证花上两三年时间是常有的事情。当地政府并不像国内的地方政府那样对外资企业“热情服务”，投资商需要投入大量的公关费，即便如此，能不能能拿到开采许可仍是未知数。由于当地环保规定极其严格，矿山企业设立必须经过周边涉及到民众的全体同意，如果有一个村民不同意，不签字，证就拿不到，“要花很多钱来协商，成本非常高”。
企业落地开始运转之后，他又要面对人才的短缺，由于当地人才储备不好，他的企业所需要的探矿人员、采矿人员、选矿人员只能全部从国内选派。此外，他的企业还要面对铁矿石贸易的激烈竞争，而这种价格上的竞争，却主要是来自自己的同胞。
由于最初投资海外矿山为的是解决自己企业的需求，所以林先生在国外的铁矿产品全部都出口到国内。但此时又有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了他的面前：他在国内的企业，并不具备铁矿石进口资质。 “由于矿石进口许可证拿不到，出现了企业在海外投资有矿山，国内也有自己的需求，但却需要让别人代理自己的铁矿石进口回国的情况” 。
他觉得，像他们这样有海外自有矿产来源的企业，国家是不是能够给一个政策，可以拿到相应的许可证或是进口资质，要不然在海外投了资买了资源，却受制于国家自己的政策回不来，是一个很奇怪的局面。另外，像进出口银行或者开发银行这样的金融机构，也应该给在海外投资资源的民营企业一些金融支持。
“当地中国政府机构能帮上的忙很少，服务意识也不那么强，更多时候，政府驻外机构注意力很多集中在国有的大企业上面，对民营企业重视不够”，林先生这样告诉记者。他说，日韩企业在东南亚的资源投资，基本都是政府牵头，做前期准备工作，提供技术支持，成立扶持基金或是共同投资，消解了很多经营风险。
小城达尔文：中国老总遭遇“文化多元化”
达尔文，一座人口只有十万出头的小城。它位于澳大利亚海岸线最北端，是澳大利亚北部领地的首府。这里是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最为集中的地方，被称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的首府”。同时，这里也是澳大利亚距离亚洲最近的港口，到印尼首都雅加达比堪培拉还要近。
2008年，陈宇来到了达尔文，担任他所在的中资公司副总经理，参与公司管理和经营。此时，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金属市场价格已经跌到历史最低位，陈宇所在公司的澳大利亚合作方由于管理和资金问题等破产。中资公司被迫接手项目的全部运作，从探矿、采矿、冶炼、运营中的供应链成本控制，到市场销售等各个环节的控制和管理，诸多重担都落在了人生地不熟的中方员工身上。
初来乍到的陈宇吃惊地发现，在国内大学里学习的标准英语不足以听懂澳方员工的讲话，尤其是涉及矿业专业方面的词汇和表达。
每天结束矿场上的工作，晚饭后，陈宇都会来到当地著名学府达尔文大学提高语言能力。上班时，他与澳方同事努力沟通和实践，尽量用符合他们表达习惯的英语交流。遇到专业问题，他和澳方同事通过邮件书面沟通，或者将问题记录下来带到课堂上请教老师。
“我们的员工多数是在北部领地居住的土著民族，还有的来自昆士兰州、新南威尔士州等，他们的口音和用词都不相同。这让我真正觉得什么是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工作环境，这不是用大学学到的标准英语进行交流，而是用夹杂着复杂方言和澳大利亚特殊表达习惯的英语讨论资源行业的专业性问题。”陈宇说，“突破这个障碍只有一个办法－－学习。”每天结束矿场上的工作，晚饭后，陈宇都会来到当地著名学府达尔文大学提高语言能力。上班时，他与澳方同事努力沟通和实践，尽量用符合他们表达习惯的英语交流。遇到专业问题，他和澳方同事通过邮件书面沟通，或者将问题记录下来带到课堂上请教老师。
陈宇现在只身一人在澳大利亚工作，他的生活紧张而忙碌。“我们中方的管理团队有3人，每天我们早晨5点起床，6点从住地出发，7点30准时到达矿场，开始一天的工作。每天早晨8点开分析会议，这是我们运作团队听取汇报、讨论问题和布置工作的重要会议。大家一天的工作都要从这一刻开始。下午4点半左右从矿场下来，一般6点半到达30公里以外的住地。回到家，可以说已经是精疲力尽。但是，由于矿上没有吃饭的地方，晚上不仅要做晚饭，还要准备第二天中午的饭，带到矿上吃。”陈宇开玩笑地说，现在才真的体会到妻子的辛劳。
经受了将近一年半东西方思想和文化碰撞的历练和磨合，陈宇现在已经能够熟练地操着澳大利亚各种方言与合资公司上到管理层、下到技术人员和矿工等全面、直接地交流。“总体上讲，澳大利亚人比较公正、诚信，这是双方合作最好的基础。”他希望与澳方合作的这座铜钴镍矿的开采项目能在年内完成。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隐去了他们的名字或使用化名)
海外寻矿人谈当地环境
除了寻矿的故事之外，我们的采访对象还向《环球》杂志记者谈到了其他一些每个去海外投资的中国企业都有可能遇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本地员工的管理：
提到当地员工的管理，我们的采访对象们也和陈宇一样基本面对着同样的问题——跨文化、跨环境条件下的沟通困难。
程先生公司在赞比亚的员工，大部分是当地人。在程先生看来，管理当地工人“比较坎坷，但基本都能做下来”。这就意味着管理层需要花很多精力在管理工人上面。程先生的公司也培养过一些当地员工参与管理，但由于教育水平等关系，比例并不大。在长期沟通中，公司内部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混杂着英语、中文和当地土语，“洋泾浜+手语”的语言系统体系。有时候，沟通上的不顺畅会酿成一些不愉快的事件，有些西方媒体以此来攻击中国企业在非洲的作为，但程先生表示，“欧美公司也这样，而且他们还有殖民者的心态，做法有时候更过分。”
巴西有自己特殊的文化氛围，“一月份热，巴西都在放假，孩子们也在放假，都要旅游，没有心思工作。二月份是狂欢节，还没心思工作，什么时候狂欢节结束，这一年才开始。前三个月基本上连工地都不开工”，工作安排也要考虑这些因素。而且巴西的劳动法要求很严格，于先生的公司就曾经遭到举报，被巴西劳工部调查员工的待遇问题。而且于先生还遇到过巴西员工主动要求被公司解雇的事件，其原因是被解雇可以拿到较多的补偿金。“在巴西炒不起人，成本很高”，于先生告诉记者。
与当地政府和立法机构打交道：
林先生在东南亚遭遇的烦恼并不是个案，这样的问题在各个国家或多或少都存在。
于先生就告诉记者，整体而言，南美地区政府机构的办事效率比较低，而且腐败。“巴西有个特别的行业，就是类似中间人，很多事办不好，花钱找中间人就能办好，当地人觉得这个特别正常”。此外，巴西是联邦制国家，地方和中央的法律体系不尽相同，法律障碍很多。“当地现在有一个新的矿业公司，叫MMX，建一个500多公里的管道，环保证用了两年多三年才办好。这还是当地的公司，可以想象一个国外的公司去申请，从头干起会多么不容易，时间的成本没法算”。
由于工作关系，程先生和当地政府机构的来往很多，赞比亚的政府高层，经常造访他所在的公司。“有时候连总统也会以个人身份来我们办公室”。总体而言，程先生对当地官员的印象，是“很精，脑子很够用。”程先生讲了一个故事，让记者印象非常深刻。由于工地经常遭遇盗窃案，公司要经常和警察局打交道，但报案以后，警察的反应很慢。“不像中国，打110十几分钟就来了，有时候一两天都过不来。”后来，这个问题得以解决的办法，竟然是雇佣一家保安公司来为工地承担保卫工作，而这家保安公司的幕后老板，就是当地的警察局。
社会治安和生活环境：
林先生比较担忧东南亚不稳定的政治环境，也曾遭遇过当地其他势力的敲诈勒索，对此他也无可奈何。
按照于先生的描述，巴西社会对种族没有歧视，看不出来有任何的种族上的问题，是一个很包容的社会，“巴西的日本移民比较多，所以巴西人生活上受影响也比较大，饮食上，至少我还是挺习惯的”。在巴西沿海大城市生活与国内并没有太多的差别，只有乡村和边远地区条件稍差。“除了治安，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他说。由于里约热内卢抢劫案频发，晚上11点以后开车遇到红灯他都不敢停车。此外，巴西法律对少年犯罪量刑很轻，在最近修改法律之前对18岁以下的杀人犯只处三年监禁，造成有组织犯罪十分严重。除此之外，在巴西生活还是“挺舒服的”。
而赞比亚的生活环境对于程先生来说，远没有想象中那么落后。赞比亚由于国内政治局面相对稳定，没有经历过大的战乱，地理位置又靠近较发达的南非，西式的餐饮、娱乐业服务较发达，这是一个便利条件。此外，赞比亚国内的公路交通条件较好，类似国内的国道，但当地人交通安全意识不强，交通事故比较多。
与当地其他中国企业之间的竞争：
与林先生要直面来自同胞的价格竞争不同，其他采访对象觉得，自身领域里来自中国企业的竞争现象并不严重。
于先生告诉《环球》记者，圣保罗有接近30万华人生活，里约热内卢不多，大约有5千人。在巴西的中国公司也没有那么多的竞争，在巴西的公司本身也不多，真正竞争的就是当地华人做小商品的人。像于先生所在公司这种业务形态的，竞争并不多。
在程先生看来，当地中国人比较团结。在赞比亚，中国人主要集中在基础建设和铜矿领域，而且大多熟悉有色金属行业。“像江西人做冶炼什么的就比较多，因为有采矿经验，而其他地方的人，主要做矿产贸易”， 因为当地艰苦的环境，中国人和中国企业之间利益冲突比较少，相处也就融洽些。
来源：2009年11月16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22期
《环球》杂志记者/王豫刚
《环球》杂志驻堪培拉记者/曹扬
《环球》杂志实习记者/张英
日照，一个位于山东半岛的海滨城市。刚刚过去的几个月里，这里成了中国繁忙的铁矿石港口的一个缩影，在这里完全看不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反而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截止10月26日，2009年日照港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1.51亿吨，同比增长22.9%，已经超过了2008年全年的数值。同样热闹的还有唐山港，其1至10月的吞吐量达到1.42亿吨，同比增长 53.39%。这两个港口都靠近钢铁工业重镇，是铁矿石吞吐大港。
这些铁矿石来源各异，有的来自巴西，有的来自非洲，还有东南亚、澳大利亚等地的货源。繁忙的贸易链条背后，是一批批中国海外寻矿人的身影。他们或者代表国企、或者为本家的生意奔忙。异国他乡的生存不易，让他们品尝了多少酸甜苦辣。
几经周折，《环球》杂志采访了其中有代表性的找矿人，听他们讲述在不同地域、不同国家找矿的经历。
巴西：“日本人总是捷足先登”
作为一家大型中资矿产贸易公司在南美的业务负责人，于先生已经在巴西生活了5年。他曾经为了考察项目深入巴西北部亚马逊丛林深处的偏远乡村，也曾经在淡水河谷公司办公室门外于光天化日之下被歹徒持枪抢劫。谈到在巴西的日日夜夜，于先生说：“真的很不容易。”
于先生所在的公司20年前就来到南美，开始是从巴西进口钢材，后来向巴西出口焦炭，近几年开始承接矿山、冶金工业技术改造项目和铁矿石进口贸易。
尽管公司身处世界最主要铁矿石产区之一的巴西，在黑色金属流通贸易领域经验也相当丰富，但于先生告诉《环球》杂志记者，他们的公司在巴西并没有投资矿山。即便是在铁矿石贸易最为火爆的2007年，也只是从巴西国内规模相对较小的几家铁矿采购了规模并不是很大的几船矿砂而已。
而在2006年之前，就连买这几船矿砂的机会都没有。于先生说，这是因为，在巴西的铁矿业，可以说是淡水河谷公司一家独大。而且，铁矿砂的运输，必须要依靠15万吨的大船，巴西能够停靠这么大船的几个港口基本都在淡水河谷手里握着。淡水河谷原本是巴西的国营公司，96年以后开始私有化，当时划归财产的时候，这些港口都交给了淡水河谷。此后，巴西铁矿出口完全被淡水河谷控制，直到2006年中，巴西政府出台政策，要求淡水河谷公司不能独享港口，要分出一定的窗口给其他相对较大的矿主，于先生的公司才有了一点机会。
于先生说，他们也曾经尝试过在巴西寻找淡水河谷公司之外，稳定而廉价的铁矿石货源，比如寻找股权投资或者是控股矿山的机会，但总是遇到各式各样的麻烦，至今没有成功一次。
于先生的公司首先想到了在巴西进行勘探工作，但经过调研才知道，巴西的矿业勘探工作，淡水河谷早就做完了。剩下的也有个别忽略的，但是这种概率小，而且面积不会太大。并且，他们觉得，在巴西进行从头开始的勘探工作面临的法律障碍和时间成本都让人望而却步。于先生说，许多矿区所在的地方条件非常艰苦，小城镇里全部都是土路，当地蚊虫肆虐，被蚊子咬了之后都要打点滴，消炎，也容易得上疟疾、登革热等热带病。“有一次到亚马逊深处去，一下车，浑身又是泥又是包，10分钟就变癞蛤蟆了”，于先生笑着打了个比方。
于先生又想到了买小矿，巴西也有小矿主，但于先生发现，这些小矿主大部分都很可疑。在巴西的制度条件下，任何人只要觉得这个山上有矿，就可以向当地申请开采权，这个开采权一般是两到三年。如果这两到三年不动，开采权就作废了，有些小矿主并没有做出严格的钻探，就找人投资，反正如果这个矿有就赚钱，没有也不会赔钱，“就是想骗钱来赌一把”，最后，于先生得出一个结论，这些项目“不靠谱”。
“我们聊天的时候还说，与其琢磨巴西的小矿主靠不靠谱，还不如买淡水河谷的股票”，于先生告诉记者，“本来是有机会的，只不过日本人总是捷足先登”。淡水河谷公司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找矿的时候，都单弄一个项目，但他们会首先和日本人商量投资事宜，因为这个公司和日本人的渊源很深，有很大一部分股份在日本人手里。
巴西国内的日本移民很多，这给日本公司在巴西获得资源带来了好处。2008年，巴西第二大铁矿石生产商巴西国家黑色冶金公司(CSN)曾打算出售旗下年产约2000万吨的Nacional Minerios铁矿40%的股权，中国企业虽然也参与了报价，但最终，日本钢铁企业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JFE钢铁公司、住友金属工业公司、神户制钢有限公司和日新制钢株式会社以及韩国浦项制铁组成的联盟，以31.2亿美元的现金，赢得了这笔交易，这相当于日本每年可减少近10%的铁矿石进口。
在2009年，正是新日铁率先与力拓达成了2009年铁矿石价格降幅33%的协议。中国钢铁商在全球都面临着和日本同业的资源竞争，但在巴西，目前日本企业还是占据着优势。
在没有自有矿山的情况下，铁矿石贸易的风险就变的很大。于先生说，从巴西运铁矿石到国内，运费高达每吨三十美元左右，而目前一吨铁矿石的到岸价格不过一百美元。由于路程遥远，从巴西运输铁矿石到中国单程需要四十天时间，来回一个周期需要近三个月。在这三个月期间，现货市场的矿石价格可能会发生剧烈的变动，导致无法控制的风险。
于先生对《环球》记者表示，矿山自身的成本很低，铁矿石报价的主要成本是物流。而航运过程带来的风险甚至大过矿石本身的价格波动。
国际航运价格极不稳定，往往在几周之内发生10%甚至30%的波动，而在运输过程中，如果遇到意外，还要缴纳高昂的船舶滞期费用。于先生举了一个例子：他们公司曾经有客户由于装卸码头发生事故，近20天时间不能进港，被迫缴纳了近400万美元的滞期罚金，几乎吞没了全部的矿石利润，他笑称，现在的铁矿石贸易赚的是“辛苦钱”。
在南美的智利、秘鲁，于先生所在企业的另一部门对有色金属矿产有所投资，但仅限于财务投资，不参与日常管理。于先生说，毕竟公司原来是一个贸易公司出身，在矿产资源方面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都比较缺乏，所以矿山的日常运营都委托给当地的合作伙伴和职业经理人来处理了。
赞比亚：没卖掉的煤矿
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之后，程先生并没有成为一名“海归”，而是再次踏上了出海的征程。与他最初的设想大相径庭的是，他找到的工作，是前往遥远热带非洲的陌生国度——赞比亚，去担任一家中资建筑工程公司的项目经理。让他意外的是，在这家建筑工程公司里他打交道最多的是矿山，甚至这家公司自己还拥有赞比亚目前为止产量最大的露天煤矿。
“我的老板最早就是帮国内公司在非洲做工程的，后来觉得赞比亚机会比较多，就留在这里发展，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从单纯做建筑施工，到进入矿业，这家民营企业在赞比亚的发展非常迅速，年业务总额已经达到数千万美元。不过，它管下的这处煤矿用程先生的话来说，还处在“非常原始”的生产状态。而“原始”的起因，一是条件所限，很多技术设备进不去、用不上，二是家族式管理造成的问题丛生。
“赞比亚有雨季，一到雨季，什么都干不了。而且，整个赞比亚只有一条水泥生产线。”程先生告诉记者，他们的公司进行工程项目时基本都是就地取材，而很多中资机构不得不将所有材料都从国内运过去。“比如安哥拉的一家中资石油企业建设的时候，就是一船一船地拉材料和工人过去。”而且赞比亚是一个内陆国家，进出口货物一般要经过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港或南非的德班港，一个20英尺的集装箱由中国国内抵达卢萨卡的运费约需4500美元左右，其中陆路部分运费约占一半，这种成本相当高昂。
在这种背景下，这座煤矿的运作并不顺利。赞比亚的煤矿储量居世界第五位，但全国只有两家煤矿，一家是国有的，另一家就是中国人投资的这家，而前者已经于几年前由于种种原因处于半停产状态。这种事实上的独家垄断地位，引致了一系列利益纠纷，到了2006年，这座煤矿就因为安全理由被当地政府关停。
当年的英国《金融时报》把这件事放到了自己的报道中，作为“中国在非洲形象堪忧”的例证：“……中国投资者雇佣赞比亚人从事危险工作，而且支付很低的工资，还不提供适当的装备。6月份，赞比亚当局关闭了该国南部由中国人拥有的一家煤矿。此前有报道称，该公司的工人在没有防护服或防护靴的情况下，就被送到井下作业……”
这一事件背后并没有那么简单。该矿的另一位负责人回忆，事情源于赞比亚当地人在煤矿承包的区域内公然进行非法开采，导致了中方与当地民众的冲突。随后赞比亚媒体跟随当地政府负责人到煤矿视察，曝光了生产区内工人没有劳动保护，工资水平低下，中方管理人员行为粗暴等等问题，一时成为这个非洲小国的舆论焦点，只是对事情的起因只字不提。
整个事件大概持续了三四个月之久，不过在仅仅停工了几个星期以后，赞比亚唯一的水泥生产商就写信呼吁政府允许这个煤矿进行整改之后迅速复工，否则没有煤炭供应的保障，他们也将面临停工，这意味着赞比亚所有需要水泥的行业都 面临停产的局面。于是半推半就之下，这件事情便不了了之。随后，煤矿还从中国进口了数个大型集装箱，准备扩大生产规模。
但后来经营者还是萌生了将煤矿卖掉的念头。“我们专门去山西组了个考察团，拉了很多煤老板过来考察，可惜的是，最后都没谈成。” 虽然报价并不算高，但高昂的跨国管理成本、不利的投资环境，都让其他国内投资者望而却步。“大约3500万美元的投资吧，卖4000万，但大家还是觉得风险太大，人要在非洲盯着，又没有技术人才，最后都不了了之了。”
就在今年1月，前述的煤矿还被当局以安全理由再次关停，然后又一次复产。尽管如此，程先生还是有着对这个煤矿割舍不下的“念想”：他想从国内采购一套先进的采煤成套设备，再回到赞比亚去，把当地的煤炭资源开发出来。为此，他还专门打听了国内露天开采成套设备的价格。
不过程先生告诉《环球》杂志记者，随着中国人在赞比亚越来越多，与当地人的利益纷争也逐渐暴露出来。日渐增长的外国投资，让当地的民族主义情绪有所反弹。程先生表示，当地媒体上经常出现一些排外言论，也有批评政府向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出卖太多利益的言辞。或许他们投资的煤矿之所以屡屡出现被关停的情况，也与这种状况有关。
“那边机会很多，但人必须要在那边，这或许是在赞比亚投资最大的障碍吧。”程先生说。
民营老板林先生的“烦恼链”
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家林先生在国外投资铁矿的经历，就不是那么顺利了。与其他受访者只是要为具体的经营事务担忧不同，林先生的烦恼来自方方面面。
“我们的企业以前主要是向国外采购铁矿石，由于当时资源紧张，我们企业就往上游发展，也就是与国外有实力的企业合作开发矿山”，林先生告诉《环球》杂志记者。出于供应成本和管理等诸多方面的考虑，林先生选择前往东南亚进行项目考察。“越南、老挝、印尼、缅甸、泰国、柬埔寨这些地方我们基本都去了。”
林先生选择在国外投资矿山并不是心血来潮。中国民营企业在东南亚投资矿山的案例很多，早在2004年，就有河北的民营企业在印尼组建矿业公司成功。此后，随着国内需求的不断高涨，铁矿石价格一路攀升，前往东南亚投资铁矿的企业也越来越多。但他始料未及的是，当地的投资环境并没有一开始设想的那么好。
林先生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就是，由于国外法律的限制，必须要拥有土地产权才可以进行开采，也就是说，要先把地买下来，才可以探矿、采矿。但这块地到底有没有矿，只能从表面的迹象来判断，要想深入勘探，就必须获得产权。这就使得投资矿产带上了几分赌博的性质。
就算投资者买下了地，要想拿到采矿证也没有那么容易。林先生告诉《环球》杂志记者，在国外办理一个采矿证花上两三年时间是常有的事情。当地政府并不像国内的地方政府那样对外资企业“热情服务”，投资商需要投入大量的公关费，即便如此，能不能能拿到开采许可仍是未知数。由于当地环保规定极其严格，矿山企业设立必须经过周边涉及到民众的全体同意，如果有一个村民不同意，不签字，证就拿不到，“要花很多钱来协商，成本非常高”。
企业落地开始运转之后，他又要面对人才的短缺，由于当地人才储备不好，他的企业所需要的探矿人员、采矿人员、选矿人员只能全部从国内选派。此外，他的企业还要面对铁矿石贸易的激烈竞争，而这种价格上的竞争，却主要是来自自己的同胞。
由于最初投资海外矿山为的是解决自己企业的需求，所以林先生在国外的铁矿产品全部都出口到国内。但此时又有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了他的面前：他在国内的企业，并不具备铁矿石进口资质。 “由于矿石进口许可证拿不到，出现了企业在海外投资有矿山，国内也有自己的需求，但却需要让别人代理自己的铁矿石进口回国的情况” 。
他觉得，像他们这样有海外自有矿产来源的企业，国家是不是能够给一个政策，可以拿到相应的许可证或是进口资质，要不然在海外投了资买了资源，却受制于国家自己的政策回不来，是一个很奇怪的局面。另外，像进出口银行或者开发银行这样的金融机构，也应该给在海外投资资源的民营企业一些金融支持。
“当地中国政府机构能帮上的忙很少，服务意识也不那么强，更多时候，政府驻外机构注意力很多集中在国有的大企业上面，对民营企业重视不够”，林先生这样告诉记者。他说，日韩企业在东南亚的资源投资，基本都是政府牵头，做前期准备工作，提供技术支持，成立扶持基金或是共同投资，消解了很多经营风险。
小城达尔文：中国老总遭遇“文化多元化”
达尔文，一座人口只有十万出头的小城。它位于澳大利亚海岸线最北端，是澳大利亚北部领地的首府。这里是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最为集中的地方，被称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的首府”。同时，这里也是澳大利亚距离亚洲最近的港口，到印尼首都雅加达比堪培拉还要近。
2008年，陈宇来到了达尔文，担任他所在的中资公司副总经理，参与公司管理和经营。此时，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金属市场价格已经跌到历史最低位，陈宇所在公司的澳大利亚合作方由于管理和资金问题等破产。中资公司被迫接手项目的全部运作，从探矿、采矿、冶炼、运营中的供应链成本控制，到市场销售等各个环节的控制和管理，诸多重担都落在了人生地不熟的中方员工身上。
初来乍到的陈宇吃惊地发现，在国内大学里学习的标准英语不足以听懂澳方员工的讲话，尤其是涉及矿业专业方面的词汇和表达。
每天结束矿场上的工作，晚饭后，陈宇都会来到当地著名学府达尔文大学提高语言能力。上班时，他与澳方同事努力沟通和实践，尽量用符合他们表达习惯的英语交流。遇到专业问题，他和澳方同事通过邮件书面沟通，或者将问题记录下来带到课堂上请教老师。
“我们的员工多数是在北部领地居住的土著民族，还有的来自昆士兰州、新南威尔士州等，他们的口音和用词都不相同。这让我真正觉得什么是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工作环境，这不是用大学学到的标准英语进行交流，而是用夹杂着复杂方言和澳大利亚特殊表达习惯的英语讨论资源行业的专业性问题。”陈宇说，“突破这个障碍只有一个办法－－学习。”每天结束矿场上的工作，晚饭后，陈宇都会来到当地著名学府达尔文大学提高语言能力。上班时，他与澳方同事努力沟通和实践，尽量用符合他们表达习惯的英语交流。遇到专业问题，他和澳方同事通过邮件书面沟通，或者将问题记录下来带到课堂上请教老师。
陈宇现在只身一人在澳大利亚工作，他的生活紧张而忙碌。“我们中方的管理团队有3人，每天我们早晨5点起床，6点从住地出发，7点30准时到达矿场，开始一天的工作。每天早晨8点开分析会议，这是我们运作团队听取汇报、讨论问题和布置工作的重要会议。大家一天的工作都要从这一刻开始。下午4点半左右从矿场下来，一般6点半到达30公里以外的住地。回到家，可以说已经是精疲力尽。但是，由于矿上没有吃饭的地方，晚上不仅要做晚饭，还要准备第二天中午的饭，带到矿上吃。”陈宇开玩笑地说，现在才真的体会到妻子的辛劳。
经受了将近一年半东西方思想和文化碰撞的历练和磨合，陈宇现在已经能够熟练地操着澳大利亚各种方言与合资公司上到管理层、下到技术人员和矿工等全面、直接地交流。“总体上讲，澳大利亚人比较公正、诚信，这是双方合作最好的基础。”他希望与澳方合作的这座铜钴镍矿的开采项目能在年内完成。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隐去了他们的名字或使用化名)
海外寻矿人谈当地环境
除了寻矿的故事之外，我们的采访对象还向《环球》杂志记者谈到了其他一些每个去海外投资的中国企业都有可能遇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本地员工的管理：
提到当地员工的管理，我们的采访对象们也和陈宇一样基本面对着同样的问题——跨文化、跨环境条件下的沟通困难。
程先生公司在赞比亚的员工，大部分是当地人。在程先生看来，管理当地工人“比较坎坷，但基本都能做下来”。这就意味着管理层需要花很多精力在管理工人上面。程先生的公司也培养过一些当地员工参与管理，但由于教育水平等关系，比例并不大。在长期沟通中，公司内部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混杂着英语、中文和当地土语，“洋泾浜+手语”的语言系统体系。有时候，沟通上的不顺畅会酿成一些不愉快的事件，有些西方媒体以此来攻击中国企业在非洲的作为，但程先生表示，“欧美公司也这样，而且他们还有殖民者的心态，做法有时候更过分。”
巴西有自己特殊的文化氛围，“一月份热，巴西都在放假，孩子们也在放假，都要旅游，没有心思工作。二月份是狂欢节，还没心思工作，什么时候狂欢节结束，这一年才开始。前三个月基本上连工地都不开工”，工作安排也要考虑这些因素。而且巴西的劳动法要求很严格，于先生的公司就曾经遭到举报，被巴西劳工部调查员工的待遇问题。而且于先生还遇到过巴西员工主动要求被公司解雇的事件，其原因是被解雇可以拿到较多的补偿金。“在巴西炒不起人，成本很高”，于先生告诉记者。
与当地政府和立法机构打交道：
林先生在东南亚遭遇的烦恼并不是个案，这样的问题在各个国家或多或少都存在。
于先生就告诉记者，整体而言，南美地区政府机构的办事效率比较低，而且腐败。“巴西有个特别的行业，就是类似中间人，很多事办不好，花钱找中间人就能办好，当地人觉得这个特别正常”。此外，巴西是联邦制国家，地方和中央的法律体系不尽相同，法律障碍很多。“当地现在有一个新的矿业公司，叫MMX，建一个500多公里的管道，环保证用了两年多三年才办好。这还是当地的公司，可以想象一个国外的公司去申请，从头干起会多么不容易，时间的成本没法算”。
由于工作关系，程先生和当地政府机构的来往很多，赞比亚的政府高层，经常造访他所在的公司。“有时候连总统也会以个人身份来我们办公室”。总体而言，程先生对当地官员的印象，是“很精，脑子很够用。”程先生讲了一个故事，让记者印象非常深刻。由于工地经常遭遇盗窃案，公司要经常和警察局打交道，但报案以后，警察的反应很慢。“不像中国，打110十几分钟就来了，有时候一两天都过不来。”后来，这个问题得以解决的办法，竟然是雇佣一家保安公司来为工地承担保卫工作，而这家保安公司的幕后老板，就是当地的警察局。
社会治安和生活环境：
林先生比较担忧东南亚不稳定的政治环境，也曾遭遇过当地其他势力的敲诈勒索，对此他也无可奈何。
按照于先生的描述，巴西社会对种族没有歧视，看不出来有任何的种族上的问题，是一个很包容的社会，“巴西的日本移民比较多，所以巴西人生活上受影响也比较大，饮食上，至少我还是挺习惯的”。在巴西沿海大城市生活与国内并没有太多的差别，只有乡村和边远地区条件稍差。“除了治安，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他说。由于里约热内卢抢劫案频发，晚上11点以后开车遇到红灯他都不敢停车。此外，巴西法律对少年犯罪量刑很轻，在最近修改法律之前对18岁以下的杀人犯只处三年监禁，造成有组织犯罪十分严重。除此之外，在巴西生活还是“挺舒服的”。
而赞比亚的生活环境对于程先生来说，远没有想象中那么落后。赞比亚由于国内政治局面相对稳定，没有经历过大的战乱，地理位置又靠近较发达的南非，西式的餐饮、娱乐业服务较发达，这是一个便利条件。此外，赞比亚国内的公路交通条件较好，类似国内的国道，但当地人交通安全意识不强，交通事故比较多。
与当地其他中国企业之间的竞争：
与林先生要直面来自同胞的价格竞争不同，其他采访对象觉得，自身领域里来自中国企业的竞争现象并不严重。
于先生告诉《环球》记者，圣保罗有接近30万华人生活，里约热内卢不多，大约有5千人。在巴西的中国公司也没有那么多的竞争，在巴西的公司本身也不多，真正竞争的就是当地华人做小商品的人。像于先生所在公司这种业务形态的，竞争并不多。
在程先生看来，当地中国人比较团结。在赞比亚，中国人主要集中在基础建设和铜矿领域，而且大多熟悉有色金属行业。“像江西人做冶炼什么的就比较多，因为有采矿经验，而其他地方的人，主要做矿产贸易”， 因为当地艰苦的环境，中国人和中国企业之间利益冲突比较少，相处也就融洽些。
来源：2009年11月16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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