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华侨王唯真一家

爱国华侨王唯真一家

陈 健

(一)

王唯真的生命之火,在几度明灭之后,终于在2006年5月6日熄灭了。

他生命力之旺盛,令人惊叹。多少次了,觉着他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却出奇般地又回到亲朋好友之间。他患过癌症,两次开刀;他有肺病,长期服药;还有心脑血管病、小脑萎缩病等等,无数次住院治疗。由于从热带潮湿的东南亚移植到风沙干旱的黄土高原延安,因气候水土的关系,使他终生患一种名为鼻甲的病症,十几次做切除手术。三年前,他摔了一跤,我去他家看望,他躺在医院用的那种能起落的病床上,两腿打了石膏,高高地悬架在床的两帮,一条胳膊也打了石膏,不能动弹。人本来就瘦弱,这时越发瘦弱了。我回家对老伴周原说,老王这回可能真的站不起来了。时隔月余,他和夫人陈萍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我一时无言表达我的惊愕,只是站在那里,紧紧握住他的手……

王唯真住在三里河,在皇亭子过党的组织生活,八十几岁的人,往返于两地之间,经常是乘公交车。他家中的摆设几乎和一般居民差不多,没有一样奢侈品。他搬到三里河的房子是旧的,也不装修,大门坏了,总社派人帮助钉一块铁皮,就凑和了。他从来没有装修过房子,夫妻俩连小时工也不用,一切家务琐事都由自己打理。王唯真行政十一级,陈萍也是离休的老干部,没有什么额外负担,生活应该比较宽裕,他们如此艰苦朴素,我原以为是老同志贯有的老传统,后来,当我了解了王唯真和王氏家族的历史以后,才悟出这是出于他的信仰。

他这次突然犯病,就近住到铁路总医院,我去看他的时候,已是病危时刻,但也不像先我去探望的同志所说的那样已经昏迷。他认出我。陈萍说,上午医生给他注射了贵重针剂,现在有了出奇的效果。我弯腰伏在他耳边说:“等你病情稳定回到家里,我去和你聊天。”根据以往的经验,陈萍认为这是他的病情有了转机,我凭直觉认为情况不好。我哭了。

我和王唯真的相识相交,是在黑云压顶,腥风血雨的文化大革命中。那时,我是新华社河南分社的记者,他是总社代理社长。我能忍受丈夫周原被打成右派后物质条件的匮乏,却忍受不了批斗挨骂、限制自由、强行劳动和无处不在的精神虐杀。一天夜里,我冲出分社大门,像囚犯越狱、一头受伤的牛窜出牛棚,逃到北京,闯进王唯真的办公室呼求:“王社长,你要救我……”

(二)

我一个摘帽右派的妻子,被迫走向与一个庞然大物——四人帮的暴政挑战的道路,几行简单的文字,说不透我以死相拼的愤慨和胆量。

我是普通记者,文化大革命本来与我无关,却与周原有关。虽然,文革中的斗争对象,是上上下下的当权者、是毛泽东时代的受益者,但被这些当权者、受益者在过去十七年里整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千百万受害者也列入斗争对象,且把二者捆在一起戕害,对后者揪斗之惨烈往往超过前者,大有清算几代,连根拔除之势。单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就不是一个人所能发动和领导的,而是长期的极左路线发展到登峰造极时产生的一个怪胎。

我和周原当时都是新华社河南分社的记者,他打成右派后,在劳改中差点饿死。几年后回到分社,第一篇报道就是新乡县刘庄的支部书记史来贺,这篇长通讯刊在《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并配发社论;第二篇是通讯《管理宽》,我定好题目采访一半,因客观原因交给周原采写,总社来的冯健同志听了我的汇报,对此很有兴趣,由他俩共同完成;第三篇就是他和穆青、冯健署名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三篇东西当时在河南、在全国都引起比较大的影响,特别是焦裕禄引起轰动。这些成绩并没有使分社领导人对周原手软。文革一开始,他以为1957年又来了,首先把周原和我抛了出来。不久运动转了向,造反派又把这位分社领导揪了出来。我们原以为可以松口气解放了。不然,分社造反派头头一手揪着分社领导人,一手揪着周原,在院里一声吼叫,令人毛骨悚然。他一巴掌打到周原脸上,周原踉踉跄跄站立不住。他们知道周原是烈士的后代,多位长辈死在敌人的刺刀枪口下,却命他站在院子里向毛主席“请罪”,罪名是:盼望蒋介石反攻大陆,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如果说,以上的迫害还属共性,下边的个例却把周原推向绝境。焦裕禄这篇通讯,被兰考的反对派宣判为“大毒草”,他们成立了揪斗三名作者的战斗队,一批批红卫兵来分社揪斗周原。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轰动全国的这篇大通讯,关于它的采写情况,口头向外介绍由作者之一的副社长穆青,文字介绍由另一位作者冯健,周原倒落个清闲。现在一说是“大毒草”,铺天盖地的“罪名”压向周原。周原对兰考的造反派说:“这篇通讯是三人合写的,有三人的署名。”他们说:“经我们到北京调查,这篇通讯主要是你采写的。”

为了配合兰考的斗争,造反派头头锣鼓喧天拉着周原游街示众。他们如此百般折磨周原,是他还有个“把柄”在他们手中攥着。周原五七年因为说实话写了三门峡的内参被划为右派,由于“秉性难改”,劳改时又说实话定罪为“攻击三面红旗”,再次遭到比五七年更严酷的批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周原举刀砍断了自己的三个指头,写了“断指血书”,这在当时叫反党。他们把周原拉到大街上,强制他举起断指的那条胳膊,向围观的群众嚷叫:“老右派周原就用这只手,写了大毒草焦裕禄。”我冒死跟在离周原不远的一群人中,怕他被乱棍打死。游街示众后,造反派头头不让家人知道又把周原送到一个“牛鬼蛇神”集中的地方,残酷批斗、强制劳动。在这之前,他们还把周原的母亲—— 一位年迈体衰的烈士的妻子赶出分社。

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无法用文字形容我的心情。我只有一个简单的念头:我必须争得人身自由,才能寻找我的家人,保护孩子不流落街头。但我没有人身自由。我从早晨六点到下午六点被强制性地扫大街,擦洗厕所,搬砖搬瓦,随时随地被抄家、被批斗、被训斥,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总社有报道任务下达时,由女造反派头头押解我下去采访,稿子写好交给她继续劳改。我唯一的“罪名”就是右派分子的老婆。

一天深夜,我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院里最显眼的地方,大意是警告造反派头头:你们要是跟踪我、抓捕我、限制我人身自由,一切后果你俩负责,我现在要去北京告你们。
新华社河南分社一共几十人,办公室和宿舍在一个院子里,进出口只有一扇大门,看管大门的是一位姓张的老人,大家叫他张大爷,他住的一间平房和大门紧挨着,晚上没有人出入时大门由他落锁。从五七年反右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他对周原和我都十分同情。我贴好大字报,推开张大爷的门,他和张大娘披衣坐起吓得直哆嗦。我说:“张大爷,快给我开大门,我要跑。”这正是一月底或二月初,最冷的时候。张大爷说:“兵荒马乱,天寒地冻,你往哪里跑?”我说我去北京告他们。张大爷还想劝我,我没有心思向他解释,求他快穿衣服。他因为又冷又惊胳膊伸不到袖子里。我帮他穿衣时,告诉他,我可能给他带来麻烦,如果造反派头头逼你太甚,你就说我砸开你的门,在桌子上拿走钥匙……正当张大爷打开大门,我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时又扭过头乞求他:“天亮时,请张大娘偷偷去我家看看三个孩子,叫他们不要怕,说妈妈三五天就回来。”张大爷猛推我一把:“快跑!”

分社离郑州火车站有五六站,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公交车,这时已经没有了。我一口气跑到火车站大厅,在一个角落处软瘫下来不能动。我的毛衣毛裤连着内衣因出汗湿透贴在我的皮肤上,我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这是在发烧。那时,从郑州到北京的火车,要么是晚上,要么是早晨。我等到天亮爬上火车,天黑时在总社招待所门口,因没有带任何证明不准住宿而蹲了一夜。在分社我已有几天几夜没有吃好睡好,此时整整两天两夜不进茶水饭粒,我走到王唯真的办公室,已经难以支撑了。以上这一切细写起来要很多文字。总之,我闯进了王唯真的办公室:

“王社长,我是从河南分社偷跑出来的,已经没有了退路,你要救我。”我上气不接下气,断断续续谈了我一家的遭遇。王唯真请我坐下,递给我一杯水,抓起桌上的电话要政工组的苏群,他请苏群给河南分社打电话,他说:“第一,陈健同志到总社来反映分社运动情况合理合法;第二,她是普通记者,不是这次运动的打击对象;第三,她来北京的往返路费回去要给她报销;第四,分社任何群众组织,都无权限制她人身自由、强制她劳动,她回去应正常参加文化大革命。他告诉苏群,或是给招待所打个招呼,或是给她写个便条,她现在急需住下休息……

我回到分社,上述意见都落实了。这件事轰动河南省委、省政府以及所属单位的所在区。分社周围的新闻、出版、电台、文艺、社科院等单位,有我好多朋友,他们中的许多人和我原先的处境一样,认为是“漏网”的右派,当我的这些朋友还没有“解放”,知道我“凯旋”归来,暗中串连、奔走相告,王唯真的大名也不胫而走。

最高兴的是我的孩子们,之前他们在院子里,碰见大人、孩子不敢抬头。妈妈没有出入大门的自由,奶奶被赶走,没有人给他们做饭。现在妈妈能按时让他们吃饱。小小的年纪说不出所以然,只是一个劲儿地高兴。

文革八年,河南的保守派和造反派轮流坐庄,我们的处境时好时坏,当周原为了焦裕禄这篇通讯要拉到兰考批斗时,已经到了火车站,被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闻讯阻止了,否则周原也可能早已成为乱棍之下的冤魂;省委副书记纪登奎手中有一批被保护的干部名单,周原和我(我沾周原的光)有幸在这批名单中,当我们遭难时,一辆吉普车开到我们屋门口,把周原和我抢走保护起来。1963年,穆青命周原向河南省委汇报豫东之行,主要汇报焦裕禄的事迹和宣读他写的通讯初稿时,听汇报的就是纪登奎,但纪说,我和老焦在一个单位工作过,了解他,不用汇报了。后来,纪登奎调到中央任国务院副总理,不知道在什么场合说了一句话:“穆青写焦裕禄还是好的嘛!”总社造反派闻声把穆青解放了。

虽然,我和周原与王唯真友谊的建立,是文革中的这次解救。由于我们在河南,他在北京,后来我们一家调到北京,又由于住处相距很远,来往交谈不多。这些阻隔并没有妨碍我们把他当成真正的朋友、一位可交心交底的老同志。


(三)

王唯真祖籍福建省,上上个世纪,先辈们远离故土,携儿带女去南洋创业。他们足踏新加坡、马来亚、菲律宾等国家,最后定居在菲律宾。王唯真的父亲王雨亭老先生是一位颇有见地、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华侨儒商,他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王雨亭年轻时目睹华侨在异国他乡创业之艰辛、所受的屈辱,所在国家贫苦群众和华侨相同的命运,曾创立了平民党,办有《平民日报》,誓为天下没有地位的平民百姓争得温饱和做人的权利和尊严。后留学日本,结识了孙中山先生,成为中国最早的同盟会会员,积极参加并资助过辛亥革命。孙中山很器重他,多次派他回国发展同盟会员。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他从日本回到菲律宾,先是任陈嘉庚庞大橡胶园的主管,他的才干和人品很得陈的赏识。后来他受梁启超“人群之镜”的办报思想影响,先后创办四家报纸,一个电影公司,向世界华侨宣传共和思想;宣传华侨的创业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他的电影公司还向世界华侨介绍苏联的和三十年代中国的进步电影;他的《前驱日报》和美国华侨办的《华侨日报》、法国华侨办的《救国日报》齐名为世界华人最受欢迎的三大报纸之一。日本鬼子侵入东南亚,他的报纸旗帜鲜明地提出“抗日救国”的口号,因此被当地政府逮捕入狱。由于世界许多华侨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这一事件,王雨亭老先生才被释放。香港的地下党注意到了这位爱国爱民的华侨儒商,更看重他和华侨富商陈嘉庚、庄希泉等人的关系,吸收他为中共党员,介绍人就是当时香港地下党的负责人连贯。从此,王雨亭在党的指引下,和一些有影响的华侨巨富一起,动员组织一批批爱国华侨或他们的子女回到祖国参加抗日,不少人去了延安。另外,他协助陈嘉庚等一批东南亚的爱国华侨在抗日战争的艰难斗争中,出钱出力,他们的杰出贡献,已为国人所共识。

1949年6月,新中国召开了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陈嘉庚、庄希泉、王雨亭作为世界华侨的代表参加了会议,成为新中国第一届政协委员。这次政协会议,通过了一个著名的《共同纲领》,当时被叫做“新中国的大宪章”。这个宪章确立要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此时的王雨亭,个人的事业、财富已不是他的人生追求,他能成为共产党的一员,投入到振兴贫弱的中华民族的伟大斗争中,这是他的“梦”,这个梦从结识孙中山先生时就开始了。现在,梦已成真——或者说梦的纲领蓝图已呈现在眼前,这可是一百年来中国人民前仆后继斗争的结果啊!

会后,他回到菲律宾,把所有财产捐赠给有关机构,带领全家老小回到祖国。
王唯真承传了父亲的思想理念和做人做事的准则,又兼有他母亲的虔诚。他从小学到高中读的是教会学校,由于多年的唱诗班的熏陶,给了他美学和音乐的启蒙。独处时,他喜欢哼几句忧郁的小夜曲,音量委婉、音色很美。他十二三岁时,利用课余时间在他父亲的报馆里,为报纸做木刻做插图,很受读者赞赏。十四岁时,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要求去延安,他父亲劝他多学习知识充实自己。十五岁那年,因积极从事抗日活动被学校开除,被警察跟踪。王雨亭老先生亲自把他送到香港交给地下党。父亲给儿子的临别赠言是一大篇豪言壮语,主要是:“这是个大时代,你要奔赴民族解放斗争的第一线,我决不会因‘舐犊之情’忘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勿忘我平时的教诲,锻炼体魄,充实知识,为新中国的事业作好准备,别矣!真儿。”党组织由香港经越南、昆明至西安,途经八个月才把王唯真送到延安。这时是1938年10月。

(四)

王唯真由于英文好,解放以后,大部分时间在国外采访。那时,中国的国际地位不像现在,他去的国家有的还没有建交,记者生涯十分艰难,甚至有几分危险。有时他出国和妻儿拥别时,有一种生死离别之感。

1964年他在巴西采访时,由于军人政变,他和其他八位同志被捕入狱,他们在狱中绝食斗争,表现出中国人的勇气和尊严。后经巴西有良知的律师的辩护和人民的声援,获释回国。文革中,他曾任新华社代理社长,中央有红头文件,是陈伯达到总社宣读这项任命。陈后来被定为四人帮集团的成员,这就引起了一场风波。陈伯达当年在印尼时,是王雨亭朋友的一名下属,王老先生知道他的身份后,曾保护过他,救过他的命。他俩的活动不在一个层次上,特别是王雨亭入党后,他的工作范围(或者说统战对象)多为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华侨富商。后来,也没有发现王唯真和四人帮有任何瓜葛。他的追悼会开得很隆重,在介绍他的悼词里,评价他在代理社长时做了三件事:(1)保护了干部;(2)保护了新华社的珍贵资料和图片;(3)使新华社的工作正常运转。

王雨亭老先生死于文革,但他在文革中没有受到正面冲击,他的儿女们在“文革”中的遭遇,对他是致命一击。王唯真的弟弟王明爱1957年被划成右派,差一点饿死在劳改地北大荒,文革中又送去劳改;王唯真的姐姐王双游夫妇都是同盟会的会员,文革中王双游被斗、养猪、挨饿、受尽折磨与屈辱,后死于胃癌;她的丈夫“文革”中入狱七年,受尽折磨,死在狱中;王唯真最小的弟弟王应凯,“文革”中先是被捕入狱,在非人的折磨下精神失常,后又转入疯人院,直到粉碎四人帮。

王唯真在代理社长期间,同样遭到残酷的迫害:批斗、打骂、抄家、侮辱,长期审查,失去自由,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加重了病情的恶化。王雨亭老先生弥留时,他的许多子女不在场。王唯真也不在场。他最后一句话是:“他们给唯真贴大字报啊!他们给唯真贴……”

有一个问题使王氏父子长期不解,王雨亭回国后职务为侨联秘书长,不知为什么只给他两间简单的平房,一间和他老伴同住,一间是保姆兼厨房。不知是不屑于物质待遇的争取、还是不敢不愿向上级反映?王雨亭从来无法在家中接待任何亲朋好友。粉碎四人帮后,他们的家人都得到平反改正。这时,王唯真才知道,他的父亲原来是长期被控制使用。据说,王雨亭的葬礼却开得很体面,大概是人已经死了,用不着再控制了,隆重的葬礼显示党和国家对他的尊重。

(五)

多种渠道形成的王唯真的思想理念,长期在国外工作生活的影响,他的文化素养、视野、胸怀和虔诚,并没有使他变得复杂难以沟通。新华社的两位老前辈彭迪、庄重,前者对我说:“王唯真太单纯。”后者对我说:“王唯真太厚道。”王唯真受父母的影响,也许还包括遗传基因,他除却上述的优点外,还具有在共产党人中少有的人道主义精神。前边说过,王唯真的艰苦朴素,不是来自老传统,而是来自他的信仰和做人的良知。抗战时期,一批批爱国华侨回国参加抗日,有的去延安,有的参加国军。参加国军的情况我不了解,参加共产党的,包括解放初期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他们中的许多人,都难以逃脱历次政治运动的厄运。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不断深入,这些回国华侨不论遭遇如何,都很难和海外的亲人通讯联系,更不能得到他们的经济援助。侨联下设一个“扶危济贫”机构,对象就是各种各样的难侨。父子俩尽一切可能捐款救助。有人捐几十几百元,他们能捐一千元。除此之外,他们还随时随地对个别难侨或他们的子女给予经济上、物质上的救助。新华社黄亭子有一对贫病交加的中年夫妇,男的叫小龙,女的患癌症。小龙的父亲是抗日战争时回国的华侨,他和妻子早已过世。小龙夫妇每天在黄亭子大院里拾破烂、拣垃圾补助生活。王唯真经常给他们一些帮助。有一次他看见夫妻俩在垃圾箱里扒破烂,立即倾其所有,把浑身上下的口袋翻了一遍,搜出了五百多元全部给了他们,连他自己乘公交车的钱都没有留,只好徒步从黄亭子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三里河家里。几十年来,从王雨亭到王唯真都过着极其节俭的生活。他们把节省下的工资都用来救助难侨了。他们把这看成是一种道义、一种责任。对于千千万万难侨来说,也许是杯水车薪,但在饥饿的年代,在饥饿和专政双重挤压下的人们,哪怕是现在看来最微不足道的物质帮助,也许就可能免去饿死的威胁。

王唯真病故后,家人在他的抽屉里发现他一生的积蓄——四千元人民币。王雨亭老人生前没有给老伴儿孙留下分文,时间走到二十一世纪,社会财富大大增加,王唯真留下了四千元,也许它只够几位新贵哥们一顿便餐,但陈萍很看重,她要把它分给儿女们,儿女们说:“妈,这是爸留下的遗产,该你自己享用。”陈萍先是苦笑,后来哭了。

粉碎四人帮后,逐渐解冻,东南亚的华侨也逐渐能回国观光、探亲、投资,也有些是寻找已死去的受害者,他们是自己的父兄、子女和其他亲人。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差一点饿死在北大荒的王唯真的弟弟王明爱,就充当向导,带领他们去北大荒认一认就地掩埋的死者的坟茔,讲解当年繁重的体力劳动和饥饿的惨状。

美国前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他的一本书中谈到中国和苏联的改革,认为中国比苏联的优越条件之一,是有系恋着祖国的四千万华侨的支持,他们中的一些人很富有、很会理财、很会经营。他指的是改革。实际上从孙中山推翻满清到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华侨对国家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我看过十本以上华侨对国家贡献的书籍和资料,却没有看到一本书写他们为此所付出的代价,所作出的牺牲。

我前边说过,王唯真逝世后和追悼会前的十多天中,我多次给陈萍打电话慰问,有一次连我自己都觉得很突然地问了一句:“王唯真生前是否很痛苦?我指的不是犯病的时候,是在正常情况下。”她哎呀一声说:“他痛苦时白天茶饭不思、夜里辗转难眠,他说,有无数只手拧他的全身,从皮肉拧到内脏。”后来红红也告诉了我类似的情况。我认为王唯真的痛苦包括着巨大的思想矛盾和心理矛盾。这矛盾的内涵还包括他的父亲王雨亭。王老先生回到祖国在最初的激动自豪过后,他的经营理念、办报思想根本排不上用场,还和现实相悖逆。加以他把共产党人理想化,他的做人做事的原则和一些干部格格不入,后来和海外华侨也渐渐失去联系,他的一群子女又备受摧残,他的痛苦究竟有多深?我们已无从知晓,但王唯真知晓。他认为他的自传在华侨中很有代表性,但又苦苦写不出来,这不仅是他逐渐年老体衰,力不从心,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他对王氏家族的兴衰历史,家族成员的命运,他个人的思想情操,在现实生活的碰撞下,找不出一根思想链条串成语言文字,成章成书。

王唯真在多种疾病的折磨下苦苦挣扎,想延长生命,完成宿愿,他却遗憾地走了。他的女儿红红,在她父亲葬礼后就退休了,她要完成她父亲的遗愿。她不仅要整理父亲遗留下的断简残篇,她还要去故乡福建(家乡财产也捐赠给政府了)、去先辈们创业的东南亚一些国家,不是寻找失落的财产,是寻找几代人失落的历史。

新华社资深记者杨继绳为老干部创造了一个闪亮的词儿叫“两头真”,已被广泛认同和运用。说的是有些老干部,起初为了追求民主、自由参加了共产党,经过漫长的崎岖的人生坎坷,到老来又回到起点重新追求民主、自由。这样的老干部固然可尊可敬,但毕竟是少数。我没有充分的材料说明王氏父子是否“两头真”,但他们的“一头真”也真得令人肃然起敬。

王唯真弥留时,我去医院看他,选了几支白色的百合,外用淡紫色纱纸裹装,陈萍举着花束对着他,他凝神看着花,两眼清亮有神,脸上放出奇异的光彩。这是回光反照,我被感动了。我对病床前的男孩说:“你外公年轻时可是一表人才!”陈萍接着说:“他现在也是一表人才。”王唯真最后留下的,留给他的亲人们和友人的,是一个美丽的形象。

(责任编辑 杨继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