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在创作《我该走了吗》的过程中，李翊云十六岁的大儿子自杀了

2017年9月，在创作《我该走了吗》的过程中，李翊云十六岁的大儿子自杀了。这年她四十四岁，正忙着从加州举家搬到新泽西州。儿子死讯传来的四小时前，她和丈夫刚刚交付普林斯顿新家的定金。“在小说里，我决不会让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天。”她写道。“写小说时，作家会避免这样的巧合，因为它的戏剧性流于牵强，伤痛流于粗糙，隐喻过于讨巧，场面过于俗套。然而，生活并不会遵循小说家的原则。我猜想，小说常比生活平淡。”

 

谈起大儿子时，李翊云用的词不是人们常用的“去世”，“不在了”，“走了”，而是“死了”。和其它形容相比，“死了”更钝更重，没有修饰掩藏，最接近事实本质。这个词响起时，我愣了一秒；面前的李翊云脸微微涨红，但目光没有退缩。

 

这个瞬间虽短，却能代表李翊云的态度。应该如何面对一位丧子的母亲？一部分人，出于好奇或恶意，会选择追问；另一部分人，出于同情或无措，会选择沉默。李翊云对这两种反应都选择抵抗。一方面，她温和而坚决地拒绝谈起她的孩子和丈夫。“我尊重他人的隐私。我可以谈论我的感受，但我不会告诉你我丈夫或（我儿子）的感受。我不会告诉你他们的事，因为那是他们的生活。无论我说什么，都远远不够。”另一方面，她也拒绝躲在沉默背后，向外界假装这件事从未发生。曾经，她致力于将自己和生活藏在小说里，现在她意识到，躲藏没有意义。她决定以最直接的方式面对儿子之死。于是就有了2019年出版的《理性终结之处》（Where Reasons End）。

《理性终结之处》是一部虚构作品，但和普通小说不同。在书里，李翊云和儿子以最接近他们现实生活中的面貌出现：失去儿子的母亲来自中国，用英文写作，出版多部作品，其中一部名《千年祈愿》。选择自杀的儿子尼古拉十六岁，敏感早慧，身姿轻盈如鹿，喜欢阅读、音乐、烘焙、编织，能轻易地用他的蛋糕、鲜花、音乐和活力占满整个空间。母亲想知道，这样一个富有活力的少年，为什么会选择结束生命？死亡究竟意味着什么？母亲是否能够拯救自己的孩子？死去的人还会痛苦吗？

 

换作另一个作家，比如琼·狄迪恩或安妮·埃尔诺，会冷静地记录亲人死亡的过程，剖析自己哀恸的历程，回忆与他们共享的过去。李翊云也这么做了，但她采取的路径更具颠覆性，异想天开。死亡是有去无回的未知国度，是时间终结之处，是彻底的沉默，而她选择打破以上所有认知——动用小说家的想象，她怀着去爱与理解的愿望，将死者召回，在昨天与明天的缝隙里，与儿子进行了一场不可能的对话。

 

这是一段与众不同的母子关系，他们相处的方式是争辩。尼古拉极富语言天赋，尤其喜读诗歌，拥有傲人的词汇量。母子经常不知疲倦地进行文字游戏，把旧词拆解，在颠转腾挪中将它们赋予新意。如果有noon（中午）和afternoon（下午），有math（数学）和aftermath（后果），那为什么不能有time（时间）和aftertime（后时间）？两人就形容词和名词的辩论贯穿全书，母亲认为形容词惯于评判、固执己见，儿子则抱怨名词枯燥乏味，不够轻盈。借着这些看似不着边际的对话，母亲和尼古拉其实是在交换彼此对人生的看法。孩子渴望挣脱生活的种种束缚，获得轻盈；而母亲希望孩子脚踏实地，接受某种朴素框架的庇护。

 

有一些问题将永远无法得到解答。在尼古拉自杀当天，从母亲送他去学校到得知孩子死讯之间，经过了八个小时。这八个小时里，尼古拉做了什么、想了什么，将永远成为一个谜。尼古拉生前留下了一个电子文档，母亲在和丈夫商量后，选择不打开它。“无法知道答案想必最接近人们所说的伤口，”李翊云写道，“一个人可以携着如此性命攸关的不确定性活下去吗？”临近书的结尾，她用反问的方式给出了答案，“深渊是不是可以变成一个人自然栖居的地方？我们是不是可以像接受头发或眼睛的颜色一样，接受痛苦？”

 

小说家加斯·格林威尔（Garth Greenwell）是李翊云的校友、朋友，读过《理性终结之处》不下十次。在一堂以“文学如何肯定生命”为主题的大师课上，他以《理性终结之处》为例，解读何为“消极感受力”（negative capacity）。这个概念最早由英国诗人约翰·济慈提出，指代作家接受“不确定性、神秘、疑惑，不去急躁地追求事实和原因”的能力。书中的母亲选择不打开尼古拉生前创建的文档。在格林威尔看来，这个决定体现了她的消极感受力，她对儿子自杀之谜的承认和接受。他说，“这本书要想能令人信服地肯定生命，就必须规避一厢情愿的自我欺骗。这是一种需要穿过否定才能抵达的肯定。”他认为，尽管李翊云并不信教，但她所热爱的许多爱尔兰作家都有天主教背景，而天主教中提倡以消泯自我而抵达上帝的否定神学（Apophatic Theology），或许通过爱尔兰文学间接对她产生了影响。

 

我问李翊云是否对成为母亲有过挣扎。与雷切尔·卡斯克、希拉·海蒂、玛吉·尼尔森等女性同行不同，李翊云从未直接写过自己成为母亲的决定、过程，或抚育孩子和照料家庭的痛苦。

 

“我没有挣扎过。有些人知道自己要什么。我觉得人们有不同的倾向。”她补充道，“我甚至不觉得自己是一名女作家。”

 

“过去二十年里，女性一直在写是要生孩子还是不生，好像这些是最重要的决定。它们不是。它们不是！我不这么认为。”她说。

 

“那什么是呢？”

 

“我认为你只需要做出决定，然后承担它的后果。”

 

她的回答如此云淡风轻，让我不禁问出下一个问题：“你怕痛吗，生理上的或者精神上的？”

 

“生理上的疼痛我还是有点怕的。”她俏皮地笑道， “我以前不怕。”

 

“我觉得你非常坚忍（stoic）。”

 

“没错。也许我唯一能笃定断言的，就是我很stoic。塞内卡，他的书信，都是关于斯多葛主义（Stoicism）的。而我确实很喜欢塞内卡。”

 

“Stoic”这个词如今多用于描述个体忍受痛苦、鲜少流露感情的特质，这个定义已经大大偏离它的起源，即斯多葛派哲学。这个学派上可追溯到苏格拉底，其理念在代表人物塞内卡的书信集中得到了全面的阐述。塞内卡是活跃于罗马帝国早期的哲学家、政治家，他在生命最后两年写给朋友卢西利乌斯的书信涉及广泛的主题，包括人为何要了解自我，如何明智地把握时间，为什么我们需要友谊、自然、朴素的生活方式，以及如何面对失去和死亡。他鼓励朋友（以及读者）接受自身无法掌控的事，通过严格的自省抵达心智的平和。在关于如何哀悼逝去的朋友的信里，他写道：“你想知道我们为什么会悲形于色、泪流不止吗？因为我们在通过眼泪寻找丧亲之痛的证据，我们不是在屈服于悲伤，而是在炫耀它。” 他总结到，“我们可以流泪，但不能号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