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对彭真倒台鲜为人知的作为

彭真曾在七千人大会上总结和批评了大跃进的问 题，并在会上指出“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迫使毛泽东在会上承认错误。但这并没有使彭真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动摇，直至1965年11月，上海文汇 报抛出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直指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彭真才面临真正的危机。作家司马清扬、欧阳龙门在合著的《新发现的周恩来》一书中指 出，当彭真在1965年硬顶着不转载姚文元文章的时候，周恩来介入。当时是两种对立的观点形成了僵局。周恩来在此时出面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而彭真被迫做出 让步。这仅是表面的东西。其实更深层的意义在于，这场具有深远意义的“革命运动”是否能够顺利经过分娩的阵痛，在经过艰苦的努力之后，在周恩来的出面之 下，终于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来到世上。以批判《海瑞罢官》为突破口的形成作为标志，文革序幕的一角就这样在周恩来手里掀起。毛泽东敢于趁刘少奇出国访问 之际拿彭真开刀，这同周恩来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以下为书中相关内容全文摘录。

1960年，毛泽东在中南海与彭真、周恩来、陈毅研究文件

彭真在七千人大会的时候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 书记处负责，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 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 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从毛主 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帐。书记处最大错误是没有调查研究。”

《变局——七千人大会》的作者张素华认为：彭真的这段 慷慨陈词，成了七千人大会最引人注目的亮点之一，他是惟一一位在大会上指名提出毛泽东犯了超越阶段，办公共食堂的错误（当然，毛泽东不仅仅是这些错误，但 即使是这一些错误，当时也无人敢具体指出），并且应该进行检讨的人。彭真的这个讲话，成了日后中共历史上的一段经典发言，不断被人们所称赞。”

反过来是否也可以这样认为：彭真是说毛有错误，然而重点还是在后面，为毛分担责任，找了“替死鬼”。

钱痒理先生则认为：彭真指责毛确实不合中共党内的高层 政治生活规则的。但是彭真对毛的这些批评，都是毛在“大跃进”遇到挫折后多次承认过的。彭真的说法类似“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因此钱痒理认为，彭真的 发言与其说是针对毛泽东，不如说是通过坦率的指陈来维护毛泽东。笔者赞同钱痒理先生的解释。彭真的讲话，在毛看来是否是真的批评，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 察。一个是彭真自己，一个是彭真在七千人大会之后有无受到影响。

1961年，彭真回山西视察时说：这些年大家受苦了， 因为我们犯了错误。他接着说：没有不犯错误的人，马克思犯过错，毛主席犯过错。他说：“谁不犯错误？毛主席自己讲，我的错误一火车也拉不完。我彭真犯过的 错误就更多了。”这说明彭真在七千人大会时的讲话是有前例的，并不是突兀的，这可以看出彭真还是维护毛的权威的。

更重要的是在七千人大会之前后彭真，是得到毛的充分信任的。庐山会议批彭德怀，彭真被毛半路调到庐山上，充当生力军。对苏论战当中，彭真也是毛依赖的主力之一。七千人大会之后，毛对彭真的信任更为突出。

1963年冬，毛泽东派江青到北京搞京剧改革。江青 说：“主席说了，北京做得好，叫我来学习。”而且其时毛对北京市的工作是满意的，表扬的。彭真和市委也是欢迎江青的。1964年，毛泽东还夸奖彭真：思想 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你怎么搞？北京是首都嘛，全国各省、市都看着你呵！毛泽东选择文化界作为突破口时，在1964年7月成立了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 组。（笔者注：毛泽东一开始是提名陆定一，但是陆定一推辞不干。）

正如彭真的秘书说的：“表面上看，是看不出毛泽东要搞 彭真的。‘文革’前他似乎很信任彭真。比如，1961年各国共产党布加勒斯特会议，中共派代表团出席，任命彭真为团长；60年代中期，有个时候要批判朱德 有野心，毛主席是让彭真去和朱德谈话的。又比如，直至1966年3月，周总理出国访问期间，中央就把周总理的一些工作交给了彭真代管。”其间，也夹杂着一 些不和谐的声音。事情出在江青和北京市委日行渐远上。彭真一开始对江青也不错，到后来就应付了，最终导致江青的不满。

无论如何，直到1964年年底，毛泽东对于彭真还是高 度信任的。这可以从《前十条》一直到《二十三条》的制定看出。毛泽东在指责计委和中央书记处为独立王国的时候，并没有表示对北京市委有什么不满。在 1965年初期，邓小平和彭真甚至取代刘少奇负责社教运动的领导工作。这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对彭真的信任。

事情的转折点在吴晗问题和姚文元的文章上。而正是这个问题，彭真和陆定一一起栽了个“大跟头”，被划到一个“集团”里面。

1962年夏，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后，江青就要求陆定 一等人批判《海瑞罢官》，被陆定一当场拒绝。1964年，毛泽东亲自把《海瑞罢官》，列为可供批判的39个《文学艺术数据》，批转至县团级，却因中央一线 没有布置批判而作罢。1964年，毛泽东提出批判吴晗的问题。吴晗则于应周恩来要求，写了正式报告，说明《海瑞罢官》绝无影射意图。当《评新编历史剧〈海 瑞罢官〉》于1965年11月10日发表后，陆定一认为，此文牵强附会联系“七千人大会”后的“单干风”、“翻案风”，有挑起事端之嫌，支持彭真进行抵 制。

后来周恩来说，1964年主席提出过批判吴晗的问题。 1965年4月2日周恩来到邯郸碰到刘子厚、李雪峰。李雪峰对周说，主席批评了彭真，说彭真认为批判吴晗是个人问题。周恩来回京后对彭真说，雪峰对你有意 见，说你对主席指示听不进去。彭真表示：“批评得对。我的认识同主席的话有本质的区别。”

笔者认为，如果彭真配合毛，批吴晗，作为批周或者批刘的干将来使用也未尝不可能。毛泽东是递给彭真一把双刃剑来处理吴晗和《海瑞罢官》的。当然从历史的变化发展来看，彭真在“文化大革命”中终究还是难逃一劫的。

当彭真在1965年硬顶着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 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时候，周恩来介入。周恩来得知姚文（即：《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经过毛泽东亲自修改之后，在11月27日出面向彭真 挑明，此文是毛泽东亲自批阅过的，彭真不得不表示可以转载。对于此点，国内党史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在孙琦所着的《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合作生涯》中说：周恩来 心里明白，这篇文章一定是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如果北京的报纸再不转载，那便是公然和毛泽东对抗。无奈，他只好亲自过问，到了1965年11月29日， 《北京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对此，康生和张春桥曾经讲：上海市委告诉了周，周给彭真打电话之后，北京才同意转载。张春桥还特意讲到：罗瑞卿到上海， 下飞机后从警卫员中听了点消息，知道了对北京的意见。陈丕显先和罗谈了，罗打电话告诉彭真。陈又告诉了总理，文章在总理的督促下，拖到11月29日，北京 各报才开始转载。

彭真的秘书说：彭真和军队一些干部的关系可能也是毛主 席曾经注意到的问题。彭真和罗瑞卿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罗瑞卿在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公安部部长和总参谋长期间，和彭真都有密切的工作关系。不止如此， 每年国庆节，在28、29日晚，几个特种游行队伍举行预演排练，彭真亲临审查时，罗瑞卿几乎每次都去陪同（杨成武也陪过）。在十大元帅中，彭真和贺龙的来 往较多。他和贺老总是在延安时结下的友谊，都住北京后又互相看望。贺老总喜欢钓鱼，钓到了有时送来给彭真。彭真有空闲也喜欢去贺家串门。薛明（贺的夫人） 工作安排到市委宣传部，是得到了彭真的关照的。这种关系，可能也都犯忌。

这也验证了周恩来的杨尚昆是单干户的说法。

周恩来的介入也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周恩来的这种介入，完全可以在后来说成是周恩来“包庇”彭真，成为打倒周恩来的一大证据，另一方面，对于当时的毛泽东来说，这是一个重大信号，就是周恩来站在哪一边的问题得以解决。

当时是两种对立的观点形成了僵局。周恩来在此时出面表 明了自己的态度，而彭真被迫做出让步。这仅是表面的东西。其实更深层的意义在于，这场具有深远意义的“革命运动”是否能够顺利经过分娩的阵痛，在经过艰苦 的努力之后，在周恩来的出面之下，终于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来到世上。以批判《海瑞罢官》为突破口的形成作为标志，文革序幕的一角就这样在周恩来手里掀 起。笔者认为文革应当从1965年的11月算起。

彭真同意《北京日报》在11月29日发表。第二天《人民日报》跟进。《人民日报》则将姚文元的文章作为学术性的而非政治性的文章转载，在周恩来的干预下加上了按语说“欢迎批评，也欢迎反批评。”即是按语中的“即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也是可以讨论的。”

12月22日，毛泽东同彭真谈话，重申《海瑞罢官》的 的要害是“罢官”，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真表示“没发现吴晗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关系，吴晗不是政治问题。”实际上，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挽救”彭 真。毛在修改姚的文章的时候并没有指出这一点，完全是出于“时机不到他不会透露半个字，以免打草惊蛇。”当时毛彭谈话的时候，在场的还有杨成武和康生。杨 成武刚刚因为在倒罗中立下了大功。从一定程度上来讲，这三个人都被视为将来“文革的重要干将。”后来，张春桥对彭真的顽固表示惊奇说：“不知道会触动这么 深，震动这么大，更不知道彭真会这样坚决地反对。”

彭真在1966年2月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时候， 仍然坚定吴晗和彭德怀没有关系。事情的转折出在3月11日晚。当许立群向彭真请示如何回答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提出关于“二月提纲”涉及的“学阀”等问 题时，彭真指责上海市委在发姚文元的文章时失去了党性。彭真这种对待上海的态度完全是和毛泽东的设想背道而驰的。

但是毛泽东的权术是如此的“莫测高深”。1966年3 月18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严厉批评了《人民日报》。吴冷西对周恩来讲：主席这次批评很重，我要好好检讨。周回答说： 不光是批评你，也是对我们说的。吴冷西接着向彭真也谈了，彭真的回答同周一样。

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同康生连续三次 谈话。而在谈话之前，康生说：3月28日我去上海前，与总理谈了一夜。康生与周恩来到底谈了些什么，迄今未见披露。但是从事后的发展来看，毛泽东觉得一举 拿下彭真是很有把握了。笔者认为，其一就是刘少奇当时不在家，其二就是周恩来的表态。于是毛泽东严厉批评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 非。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并表示：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 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毛泽东要求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批评彭真同志、中宣部和 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如果继续这样下去，要中宣部解散，北京市委解散。康生后来在5月5号和6号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表示毛泽东的这三次讲话贯穿一个中心问 题：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义？现在已经出了，彭罗陆杨，田家英、邓拓、廖末沙都是，向中央进攻，要进行“文化大革命”。

3月31号，康生奉毛泽东之命回到北京并且当日将三次 谈话纪要给周恩来、彭真看并汇报四个小时，周恩来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指示。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周恩来不仅正式写报告给毛泽东，用来表明自己的态度，以 及为贯彻落实毛的指示而准备采取的措施。报告中说：遵照主席指示，提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旗，彻底批判文史哲方面的反动学术思想，彻底揭露这些学术权 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立场，严格看待这是夺取文化战线上领导权的问题，以利兴无灭资，组织自己队伍，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斗争。并拟按此方针，起草 一个中央通知，送主席审阅。同时，指出前送主席审阅的五人小组报告（即《二月提纲》——作者注）是错误的，拟由书记处召开五人小组扩大会议，邀集上海、北 京有关同志加以讨论，或者进行重大修改，或者推翻重写。同时，除了向毛写了正式报告之外，周恩来还特意用打电报的方式告诉毛泽东以示郑重，表示对毛泽东给 以坚决的支持。

随后，4月2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了戚本禹那篇没有让发表的攻击要害的文章。4月5日，《红旗》杂志发表了关锋、林杰被压的文章。而当时的《人民日报》是周恩来主管的。

周恩来私下背地里抛开其它常委做如此表示，影响可谓非常恶劣。

在中央常委中，周恩来示第一个作如此表示，以示忠心。 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中打开了第一个缺口。陈云曾经对“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为什么发生如此表示过：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 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而周恩来则是向毛泽东臣服的第一干将，离开中央集体率先表示同意错误意见，因此对于文革的发动，周恩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远远不是 仅仅用被动的卷入，说了几句违心的话那么简单。周恩来做的不仅单纯表示向毛泽东效忠，而且变本加厉，拿出实际行动来拥护对毛泽东的支持。

4月10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6）211号文件批转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批语说这个纪要很好，很重要…不仅适合军队，还适合地方。4月16日，周恩来认为此批语一般化， 对纪要的评价不够。陈亚丁根据周恩来的口述重新起草了个批语。江青找刘志坚、张春桥、陈亚丁做了推敲修改，22日刘志坚送周恩来审定。5月2日，中共中央 办公厅发出通知废止211号通知，10日用新批语代替，但是时间仍落款为4月10日。新批语相对与旧的，着重增加了“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重要性， 毛主席一向十分重视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文艺思想是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方向”等重要内容。众所周知，《纪要》在江青従作为协助毛泽东指挥文革的 助手摇身一变成为旗手的过程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周恩来此举也是向毛江等作政治上的表态。

除此之外，周恩来还在思想上对于即将到来的文革做了动 员。4月底的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说：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目前正在我国兴起。这是意识形态领域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激烈而 长期的斗争。我们必须在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以及其它各种文化界中，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这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 的关键问题，是关系全局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头等大事。

4月9日至12日，中央书记处开会，周恩来指出彭真的 “路线”是错误的，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1966年4月16日周恩来参加了毛泽东在杭州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集中 批判了彭真。周恩来并且代表中央同彭真谈话三次，指出其所犯错误。彭真对于这一切应该早有准备。早在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之时，就是因为周恩来的干预，彭真才 做了让步。后来撤销《二月提纲》的时候，毛泽东打电话给周恩来，对《二月提纲》作了严厉批评，质问周恩来这个材料怎么会以中央文件的名义下达，到底是哪个 皇帝决定的。对于毛的指示，周恩来告诉彭真：想不通可以保留看法，你现在需要沉默。毛主席看过那些人的文章，而且是他亲自批准。你、我，还有中央政冶局的 同志们，都应尊重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党不能再出现任何裂痕了。

毛泽东敢于趁刘少奇出国访问之际拿彭真开刀，这同周恩来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至此，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障碍基本上都排除，只剩下如何让刘少奇等犯一个可以说得过去的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