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何方谈史忆人》 作者：何 方 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我跟张闻天做了十年外交工作，对他的外交思想，自以为还是多少有些了解的。张闻天平反昭雪后，中央批准成立了个张闻天文集编辑领导小组，我也是里面一个成员。在一次借用日本研究所会议室召开的有组长邓力群、副组长马洪和全体成员参加的会上，我曾提出过一个看法，认为建国后从思想上来说有两条外交路线(而且按照一般说法，外交是内政的延伸，那么在国内问题上当然也是两条路线)，一条自然以毛主席为代表，另一条就是张闻天的思想。周总理思想上接近张闻天，但实际执行的是毛泽东路线。邓力群问我有什么根据，能不能整理出来。我说，这个工程很大，得有时间。后来由于在国际问题研究工作的岗位上又干了近二十年，这件事虽然会经常联想到，但实际上却顾不到了。等我离休时，已经年近八十，又钻进学习党史，整理起了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的材料。对上世纪五十年代奠定新中国外交基础的一些原则性的问题，总还想作点梳理，这就有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了。这里先只简单谈点这时期张闻天与周恩来、陈毅关系中的一些情况。
张闻天同周恩来
周总理和张闻天都是见过大世面、具有世界眼光和时代观念的人，外交思想比较接近是很自然的。再加上不知是否出于历史的原因(张闻天做过党的总书记，两人同为延安整风中挨批的主要对象)，他们一直都是互相尊重和互相照顾的。据胡乔木在纪念张闻天的文章中说，1958年中央决定陈毅接任周恩来兼的外交部长时，曾考虑是不是把张闻天给调开，但周恩来主张把他留下来，说他在外交部搞的不错，工作仔细认真。在平时工作中，周恩来比较尊重张闻天的意见，生活上也注意照顾，例如一再招呼晚上没有急事不要叫醒闻天。一次在总理处召开党组会，刘英和中组部的帅孟奇商量调李一氓当驻缅甸大使，一些党组成员表示不同意，说他在和大(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和人的关系搞不好。周恩来也觉得李一氓有点文化人习气，对他当大使不完全放心。但张闻天认为，那样一位老同志，又是名人，就不能去缅甸当个大使？何况他做了外交工作后作风已有改进。最后总理还是同意了张闻天的意见。还有个令我一直记挂在心的事，就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没有见到周恩来对张闻天的批判。开了差不多一个月批张的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他只到会讲了一次国际形势和阶级斗争等问题，批判了彭德怀，也没特别批张闻天。因为他一直管外交，张闻天和毛泽东的许多不同看法可以顺手拈来，但他并未提起，此后也从来没有听到他提过。张闻天不但同意周恩来的不少外交思想，而且也很佩服他“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由于一些思想相通，所以周恩来受到批评时，张闻天往往表示同情，有时两人还站在一起。例如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毛泽东批评周没有及时突出台湾问题，张闻天就曾对我表示不以为然。1956年国内反冒进时，张闻天也在外交部大讲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在外援上打肿脸充胖子。后来周恩来遭到反“反冒进”的批判，张闻天不但表同情，而且认为他不应来外交部一再检讨。至于两人在外交上的看法一致和互相支持，那例子就更多了。
当然也不必隐晦，周恩来和张闻天两个人之间还是有些矛盾和相互看不惯的地方。例如张闻天就一直认为总理有事务主义的毛病，事情管得太具体，对下面不放手。特别是他认为，总理对形势政策研究不够，也不太重视基本业务如规章制度等的建设；可以花很长时间接见个别记者或中外人士，却没时间及时审批一些重要文件；有时参加使节会议或外事会议的代表等候总理接见，得等上一两个月，一次等了两个多月，最后宣布总理没时间，不见了，让大家回去。张闻天对这些都很有意见，我也听见他在部务会议上正式提过。但是反过来，周总理却认为张闻天有点偏重研究和务虚，对具体工作抓得不够，特别是对交际工作没兴趣，会见外宾不积极。1957年初周总理还在外宾接待问题上没有指名地对张闻天当众发了一顿脾气。
中国党好像一直有个内外有别和好做表面文章(难免弄虚作假)的传统，在这方面，周恩来和陈毅可能表现最突出。对外宾接待，建国后特别重视一定要搞得场面宏大，招待丰盛，讲排场、图好看。弄得接待外宾的工作，不仅是对外交部，也使一些地方和部门感到不胜负担，怕接待不周，受到上面批评。所以有外宾来，地方不知如何接待就请示外交部，有时外交部派一个科长或科员去打前站，竟可在省市里指挥一切(例如一次在湖北武汉就是这样)。
对这些，几位副部长和礼宾司部分同志都有意见，地方上也有些反映。尤其是张闻天，他认为在外宾接待上规格太高，不但造成过分的铺张浪费，也违背国际惯例(如群众夹道欢迎、请客送礼太滥太丰盛等)，并且公开批评说，这和援助外国、支持世界革命不自量力一样，都是打肿脸充胖子，因此他一再提倡进行礼宾改革。也许是乘国内反冒进之风，主管礼宾司的姬鹏飞副部长领人去了一些省市视察外事处工作，回来就让秘书李颉写了一份反映接待外宾铺张浪费的材料，举了不少可笑的事例，如缅甸文工团访华临行送礼中有每人毛皮上衣一件，这是带回去永远也用不上的。材料内容显然是针对周总理的，定稿后姬批示办公厅送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张闻天从外地回来，知道这件事后立即打电话让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制止，但吴冷西说不但已经刊出而且也已经发出去了。正好当天怀仁堂有晚会，张闻天遇到邓小平，建议全部收回这本《内参》。不料邓小平却满不在乎，说反映一点情况有什么关系，何况还是在《内参》上，用不着收回。而且无独有偶，正是在这件事的前后，张闻天原先布置礼宾司起草的礼宾改革方案，在征求各方意见后已形成正式文件，张闻天就报请代总理陈云和邓小平审批。但陈云不干，他说这是周总理管的事，还是等他访问回来再说。在历时三个月访问亚欧十一国之后，周总理一行于1957年二月六日回国，三月七日在国际俱乐部一次酒会结束后，当着外交部领导的面(张闻天没参加)，批评分工管礼宾又在场的姬鹏飞，却故意指名并不相干的乔冠华，发了一顿脾气，说以后请客没钱了就用我的工资。大家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没人吭气，只有贺龙和乔冠华跟着敲边鼓，说他们的工资也可以拿出来。张闻天和外交部酝酿好久的礼宾改革，从此也就束之高阁。直到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的礼宾规格才经过几次改革，逐渐固定了下来，大致与国际惯例接上了轨。
礼宾问题讲得这么罗嗦，因为这是张闻天在1959年外事会议上挨批斗时的一条重要罪状——“反总理”。实际上，根据我的观察，无论是张闻天还是周总理，后来好像都没把这当成一回事。他们的关系依然不错，所以才有一年后陈毅接任外交部长时，正是周恩来主张让张闻天继续留任的事。
我跟张闻天做了十年外交工作，对他的外交思想，自以为还是多少有些了解的。张闻天平反昭雪后，中央批准成立了个张闻天文集编辑领导小组，我也是里面一个成员。在一次借用日本研究所会议室召开的有组长邓力群、副组长马洪和全体成员参加的会上，我曾提出过一个看法，认为建国后从思想上来说有两条外交路线(而且按照一般说法，外交是内政的延伸，那么在国内问题上当然也是两条路线)，一条自然以毛主席为代表，另一条就是张闻天的思想。周总理思想上接近张闻天，但实际执行的是毛泽东路线。邓力群问我有什么根据，能不能整理出来。我说，这个工程很大，得有时间。后来由于在国际问题研究工作的岗位上又干了近二十年，这件事虽然会经常联想到，但实际上却顾不到了。等我离休时，已经年近八十，又钻进学习党史，整理起了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的材料。对上世纪五十年代奠定新中国外交基础的一些原则性的问题，总还想作点梳理，这就有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了。这里先只简单谈点这时期张闻天与周恩来、陈毅关系中的一些情况。
张闻天同周恩来
周总理和张闻天都是见过大世面、具有世界眼光和时代观念的人，外交思想比较接近是很自然的。再加上不知是否出于历史的原因(张闻天做过党的总书记，两人同为延安整风中挨批的主要对象)，他们一直都是互相尊重和互相照顾的。据胡乔木在纪念张闻天的文章中说，1958年中央决定陈毅接任周恩来兼的外交部长时，曾考虑是不是把张闻天给调开，但周恩来主张把他留下来，说他在外交部搞的不错，工作仔细认真。在平时工作中，周恩来比较尊重张闻天的意见，生活上也注意照顾，例如一再招呼晚上没有急事不要叫醒闻天。一次在总理处召开党组会，刘英和中组部的帅孟奇商量调李一氓当驻缅甸大使，一些党组成员表示不同意，说他在和大(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和人的关系搞不好。周恩来也觉得李一氓有点文化人习气，对他当大使不完全放心。但张闻天认为，那样一位老同志，又是名人，就不能去缅甸当个大使？何况他做了外交工作后作风已有改进。最后总理还是同意了张闻天的意见。还有个令我一直记挂在心的事，就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没有见到周恩来对张闻天的批判。开了差不多一个月批张的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他只到会讲了一次国际形势和阶级斗争等问题，批判了彭德怀，也没特别批张闻天。因为他一直管外交，张闻天和毛泽东的许多不同看法可以顺手拈来，但他并未提起，此后也从来没有听到他提过。张闻天不但同意周恩来的不少外交思想，而且也很佩服他“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由于一些思想相通，所以周恩来受到批评时，张闻天往往表示同情，有时两人还站在一起。例如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毛泽东批评周没有及时突出台湾问题，张闻天就曾对我表示不以为然。1956年国内反冒进时，张闻天也在外交部大讲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在外援上打肿脸充胖子。后来周恩来遭到反“反冒进”的批判，张闻天不但表同情，而且认为他不应来外交部一再检讨。至于两人在外交上的看法一致和互相支持，那例子就更多了。
当然也不必隐晦，周恩来和张闻天两个人之间还是有些矛盾和相互看不惯的地方。例如张闻天就一直认为总理有事务主义的毛病，事情管得太具体，对下面不放手。特别是他认为，总理对形势政策研究不够，也不太重视基本业务如规章制度等的建设；可以花很长时间接见个别记者或中外人士，却没时间及时审批一些重要文件；有时参加使节会议或外事会议的代表等候总理接见，得等上一两个月，一次等了两个多月，最后宣布总理没时间，不见了，让大家回去。张闻天对这些都很有意见，我也听见他在部务会议上正式提过。但是反过来，周总理却认为张闻天有点偏重研究和务虚，对具体工作抓得不够，特别是对交际工作没兴趣，会见外宾不积极。1957年初周总理还在外宾接待问题上没有指名地对张闻天当众发了一顿脾气。
中国党好像一直有个内外有别和好做表面文章(难免弄虚作假)的传统，在这方面，周恩来和陈毅可能表现最突出。对外宾接待，建国后特别重视一定要搞得场面宏大，招待丰盛，讲排场、图好看。弄得接待外宾的工作，不仅是对外交部，也使一些地方和部门感到不胜负担，怕接待不周，受到上面批评。所以有外宾来，地方不知如何接待就请示外交部，有时外交部派一个科长或科员去打前站，竟可在省市里指挥一切(例如一次在湖北武汉就是这样)。
对这些，几位副部长和礼宾司部分同志都有意见，地方上也有些反映。尤其是张闻天，他认为在外宾接待上规格太高，不但造成过分的铺张浪费，也违背国际惯例(如群众夹道欢迎、请客送礼太滥太丰盛等)，并且公开批评说，这和援助外国、支持世界革命不自量力一样，都是打肿脸充胖子，因此他一再提倡进行礼宾改革。也许是乘国内反冒进之风，主管礼宾司的姬鹏飞副部长领人去了一些省市视察外事处工作，回来就让秘书李颉写了一份反映接待外宾铺张浪费的材料，举了不少可笑的事例，如缅甸文工团访华临行送礼中有每人毛皮上衣一件，这是带回去永远也用不上的。材料内容显然是针对周总理的，定稿后姬批示办公厅送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张闻天从外地回来，知道这件事后立即打电话让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制止，但吴冷西说不但已经刊出而且也已经发出去了。正好当天怀仁堂有晚会，张闻天遇到邓小平，建议全部收回这本《内参》。不料邓小平却满不在乎，说反映一点情况有什么关系，何况还是在《内参》上，用不着收回。而且无独有偶，正是在这件事的前后，张闻天原先布置礼宾司起草的礼宾改革方案，在征求各方意见后已形成正式文件，张闻天就报请代总理陈云和邓小平审批。但陈云不干，他说这是周总理管的事，还是等他访问回来再说。在历时三个月访问亚欧十一国之后，周总理一行于1957年二月六日回国，三月七日在国际俱乐部一次酒会结束后，当着外交部领导的面(张闻天没参加)，批评分工管礼宾又在场的姬鹏飞，却故意指名并不相干的乔冠华，发了一顿脾气，说以后请客没钱了就用我的工资。大家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没人吭气，只有贺龙和乔冠华跟着敲边鼓，说他们的工资也可以拿出来。张闻天和外交部酝酿好久的礼宾改革，从此也就束之高阁。直到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的礼宾规格才经过几次改革，逐渐固定了下来，大致与国际惯例接上了轨。
礼宾问题讲得这么罗嗦，因为这是张闻天在1959年外事会议上挨批斗时的一条重要罪状——“反总理”。实际上，根据我的观察，无论是张闻天还是周总理，后来好像都没把这当成一回事。他们的关系依然不错，所以才有一年后陈毅接任外交部长时，正是周恩来主张让张闻天继续留任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