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究竟是不是叛徒？
为什么很多中共高干在文革中都被老毛怀疑成国民党特务呢？中共克格勃头子康生和李克农，掌握着中共高层领导们的秘密历史档案，这些档案是在国民党离开大陆时来不及销毁或者有意留下的，象刘少奇、薄一波、安子文甚至包括周恩来等，都有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过的历史，当时他们为了活命不得不与当局合作，纷纷表示“自白”“悔过”，这种变节和背叛行为，有公开的（登报声明），也有秘密的（国民党当局也承诺替他们保密）。对中共而言，叛徒固然可恨，但中共本来就是个招降纳叛的土匪党，在非常时期（白色恐怖）为了扩大力量，就不能计较这些，就象蜥蜴断尾一样，大部分党员的活动处于高度保密状态（单线联系），也随时有被组织抛弃的可能。
另外，对叛徒的惩罚也是极为严厉的，比如顾顺章，就因其立场转变危害极大而遭灭门报复。顾顺章事件後，周恩来曾亲自召集上海地下党成员，对他们讲：“中央来不及妥善安置每一个人，如果实在躲避不了，顾顺章来了，威逼你自首，中央也允许你们脱党，但决不能出卖朋友（同志），以後等到上海成了共产党的天下，我会替你们作证……。”就是说，共产党人一旦被捕，变节是可以的，但不能出卖他人。
尽管毛泽东自己也有被俘变节的嫌疑，但出于权势斗争需要，老毛一直对同伙的历史进行掌控，谁屁股上有屎，他心里一清二楚，他会随时究其叛变自首的历史污点进行“路线斗争”而发动党内大清洗运动，文革是大清洗最彻底最惨烈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少奇同志被冠以“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被清洗掉了，接着就轮到了恩来同志，不过老毛正要清洗恩来同志之前，恩来同志自己就先见了马克思。据说周在临死前高叫：“我是忠于主席的，我不是叛徒！”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就因为“敬爱的好总理”也有他不可告人的秘密锁在“伟大舵手”的保险箱里（这些绝密档案在毛皇帝驾崩后，在邓大姐的要求下，伙同汪东兴及时而果断地烧掉了）。
因为中共的高层领导们在党内历次运动中都被老毛整出了问题，抓住了小辫子，这才使他们更加死心塌地紧跟老毛。周恩来被毛泽东怀疑为叛徒的根据：
1932年2月20日上海的《时报》、《新闻报》、《时事新闻》和《申报》上分别刊登了伍豪脱党启事。原文如下：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灭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中华民族於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所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指在东北原沙俄占据的中东铁路──笔者注）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良心之觉悟，将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
伍豪等二百四十叁人启
当时的中共中央为了稳住阵脚，还发表了一则反声明，见于2月22日的《申报》广告栏中：“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申报馆广告处启。”另外，在中共内部报刊上，也以康生的名义及时地进行了一番“澄清”。
1975年9月20日，已经病危的周恩来在进入手术室前，要来他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关于伪造的“伍豪等启事”问题的报告录音记录稿，用颤抖的手签上自己的名字，并注明签字的时间和环境：“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于进入手术室之前”。这是周恩来为防止自己死后身败名裂所作的最后一次辩争。
周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过的历史，是根据吴基民的《《周恩来与上海灭门血案》一文所载：周带领中共特科将顾顺章一家（包括曾经救过周的朋友斯励）灭门。斯励，黄埔军校学生，北伐期间在总政治部任秘书，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哥哥斯烈便是国民党二十六军第二师的师长，“四一二”清党时下令在宝山路开枪的大刽子手。除了中共文献编定的《周恩来传》外，几乎所有的外国记者在描写“四一二”清党时，都提到周恩来曾被国民党军队逮捕过，是一个国民党师长的弟弟将他放走的。
英国作家迪克．威尔逊写道：“周被捕时，这位师长的兄弟曾是周黄埔时的学生，是他帮助周逃跑的。”这个师长的兄弟便是斯励。周恩来1957年12月22日在上海回忆道：“一个驻在闸北的国民党师长叫斯烈，他的弟弟斯励是黄埔军校出来的，是我的学生，斯烈就利用这个关系和我们谈判……斯烈写了一封信给我，要我去谈一谈，我就被骗去了，当时我的副指挥（顾顺章）也去了。” 这段故事，与中共党史相关的《文史春秋》描述如下：
1927年4月11日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夜），周恩来突然接到第二十六路军第二师师长斯烈送来的急信，请他和工人纠察队副总指挥顾顺章一起，到第二师师部去商谈重要问题。当时上海形势十分紧张，工人纠察队指挥部所有的人都反对周恩来或其他负责人前往，认为此信是骗局。但是，为了谋求解决危局的办法，周恩来考虑再三，认为斯烈之弟斯励在黄埔军校时，与自己有一段师生之谊，斯烈或许不会轻易对自己下手。于是，周恩来不顾众人劝阻，和顾顺章前往宝山路斯烈的二师师部。周恩来等人一到二师司令部即被缴械扣押，12日凌晨，倾向革命的第二十六军党代表，与周私交甚笃的赵舒赶来交涉，责令斯烈将周恩来立即释放。临释放前斯烈还一再代表本人和其弟斯励向周恩来表示歉意。
从以上描述，可以看出这样一个矛盾：在这次扣押事件中，斯励没有出面，更没可能帮助周逃跑。那么，是外国记者的调查错误还是周恩来撒谎呢？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中共建政后，斯烈没有被镇压，反而被选为浙江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并任杭州市救济事业委员会副会长。这说明什么问题呢？一是说明周恩来报了斯烈当年不杀之恩，二是说明如果当年没有某种默契和双方交易的相关证据可以挟持周恩来，以周恩来的老谋深算，那么斯烈就很可能被灭口。
《文史春秋》又记载：周恩来还有一次被捕的历史，这就是周恩来被斯烈释放后到了浦东，又被国民党第一军一师六团搜获，并押送到该团团部。团长鲍靖中亲自出面审问，他万分惊讶地发现，被捕获者竟是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鲍靖中表明愿意帮助周恩来脱险，他把周恩来扮成本团士兵，亲自护送周恩来离开了浦东。此时，上海已经到处贴出了由蒋介石颁发的悬赏捉拿周恩来的通缉令。《文史春秋》又说，周恩来也没忘记鲍靖中的救命之恩，在1956年，周恩来到南京时特地看望了他。该文还说，酆悌当时是一军政治部主任，是睁只眼闭眼纵容部下鲍靖中放走周恩来的。
按这篇文章的说法，鲍靖中既是黄埔生，又在北伐时做到团长，应该是黄埔一二期的，但是黄埔校友们遍查档案，发现这两期黄埔生中只有一位姓鲍的，做到排长就阵亡了。以后的国民党将领中，也未出现过鲍靖中这个人。毕竟，黄埔生们还有很多人活着，所以酆悌鲍靖中一事或许就是斯励救周一事的误传。有人猜测，这个人应该是周凤岐二十六军的鲍步超（二十六军第三师第七团团长，抗战时任忠义救国军第三纵队司令，后任台中警备司令）这样就和斯励的故事拼接上了，看来《文史春秋》说的这个故事也属天方夜谭一类，反而使周在“四一二”时的经历更加扑朔迷离（被捉两次被放两次）。周被捉放和伍豪自首之事，也被文革中的“五一六”造反派穷追猛打过，结果于1967年八至九月间，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近十次点名“五一六”为“反革命组织”，宣布“要坚决镇压，要立即逮捕”。
因为斯烈等人还活着，周恩来就不得不承认自己“四一二”时曾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过的事实，而且知道这次被“约谈”内情的还有顾顺章，究竟“约谈”了些什么？能使斯烈释放周？要知道在当时的非常时期，私放周恩来会有什么后果？所以斯烈即使在顶头上司赵舒的压力下也必须对蒋介石有个交待，那就是劝周声明“脱党”，谁又能断言顾顺章不会将这次约谈的内容透露给家人和朋友？这就是顾顺章一家必死的最主要原因。尽管，中共党史把这场屠杀的主要责任归啻于康生（当时叫赵容），周又编造了斯励帮他逃脱的谎言，但这个谎言按逻辑常理分析是缺乏可信度的，当时是什么情形？是在四一二前夕，擒贼先擒王，既然斯烈已经拿到了周恩来，如果达不成某种交易，怎么可能轻意放走他？正因为斯励已经被与顾顺章一家一勺烩了，死无对证。所以，在以后的党内整肃中，周就避免谈及“四一二”时这段被请去“喝茶”的详细，而只谈那个退党声明。
周恩来生前对“伍豪脱党启事”一再澄清开脱，而且在文革中对造反派讲话散布李秀成变节和瞿秋白是叛徒的历史，其用意再明显不过，无非是把烧到自己头上的火引到与伍豪脱党不相干的李秀成和瞿秋白身上。然而，《伍豪脱党启事》与《李秀成自述》和瞿秋白《多余的话》比起来，性质截然不同。李秀成说自己是“迷迷而来”糊里糊涂参加太平军的；瞿秋白则只是对革命失去信心：“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很久了”；而《伍豪脱党启事》则说：“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灭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中华民族於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事实也的确如此）。”这简直就是反戈一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