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家庭和高知家庭出身的小孩子就是和劳动人民家庭的孩子不同。这几位都是杭州人称之为“高干儿”

的小孩子。特点是讲一口杭州人称为“杭普话”的语言（就是用普通话的发音和腔调来说杭州话，普通杭州人听起来觉得很可笑，可是在他们这个圈子里确是自视为身份与众不同的标志。我小学，中学班里的几个驻浙部队干部子女就是这样的，以至于几十年后的今天再见面时，我发现他（她）们还是不能说比较标准的普通话，还是时不时地露出“杭普话”的马脚来。

  “蛐蛐儿”大名李君旭，小名旭旭，杭州话念作“雪雪”，就这样演变成他的绰号“蛐蛐儿”。小时候，医院里逢年过节总是会组织联欢会，游艺会。这时候就是医院职工小孩子最高兴最“人来疯”的时候了。“蛐蛐儿”要比我大三四岁的样子，所以总是和大孩子在一起玩。我和姐姐只能和一般大的邻居小孩一起自得其乐。印象当中，医院里的医生护士叔叔阿姨总喜欢去摸摸“蛐蛐儿”的头，而不是来摸摸我的小脑袋。我当时好希望那几个漂亮阿姨能来摸摸我的头啊！现在想起来，恐怕还是因为他爸爸李荣是院长的缘故。因为我觉得小时候的“蛐蛐儿”长得并不比我更可爱。不过李荣确实是一个大好人，深得医院职工的尊重，所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并没有吃什么苦头。今天医院二号楼入口大厅墙上还镶嵌着李荣院长的浮雕铜像。李荣院长给小时候的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他是全院工资单上工资最高的两个人之一。母亲是负责全院职工工资发放的会计，那时候又没有电脑，工资单全靠手写，白天时间不够，晚上拿回家接着做，夏天的时候，我和姐姐就会轮流替妈妈打扇。这样我就知道了工资的秘密。最高的是眼科专家俞德葆，李荣略少一些，都是四百多。（对我来说这简直是天文数字）。

  “蛐蛐儿”后来一直在杭州汽轮机厂，经常舞文弄墨，写一些通讯，报告文学之类的文章。我看过一篇描写汽轮机厂引进西德设备的报告文学，印象很深刻，倒不完全是因为文字好的缘故，而是因为其中描述了一位叫孔玉娴的姑娘。这位姑娘曾是我们中学的红卫兵团长（当时叫五七中学，现在叫十四中），是个风云人物，也是小小年纪的我心仪的对象之一。

  “蛐蛐儿”娶的老婆姓沈，也是住在我们那一带的，皮肤白白的，个子中等，身材匀称，蛮斯文的。曾经有人介绍和我在上海读研究生的哥哥相过一次亲，但是两人没什么缘分，见了一次面就没了下文。

  这几个人的所为，在当时看来确实有点“英雄”的样子。不过现在看来，更多的是毛头小伙子的冲动和鲁莽。当然这一点是可以讨论的。不过这几个人后来平反以后却分道扬镳，因为对所谓的“历史性的荣誉”和各自吃的苦头不能平衡。其中一位还在网上发过文章，对“蛐蛐儿”不满和指责溢于言表。搞民运的人也有很多如此结局的。现在刘晓波中了大奖，魏京生不已经在那儿大冒酸水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