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1日，第一届政协会议在北平召开，共有662人参加了会议。在这次大会上，确定了新中国的名称、国歌、国旗；并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府的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
细心的人会发现，在6位副主席中，共产党与民主人士各占了一半。结果出来之后，台下一片哗然，有不少高级领导私下议论：共产党打天下，民主人士坐天下。
尤其是李济深的争议最大，因为他过去曾是一位大军阀，帮助蒋介石杀害了不少革命人士。周恩来获悉众人的想法后，深感如不做通大家的思想，会影响李济深以后的工作，于是他亲自去向代表解释，称如果当初听他的话，有可能就不用长征。
李济深1885年生于广西苍梧的一个贫苦家庭，曾就读于保定军校。
清廷的腐败无能，使李济深有着很强的使命感。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派兵镇压起义军，李济深闻讯后与同学将保定漕河铁桥破坏，延缓了清军南下的速度，为起义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不久后，李济深就南下投奔到孙中山的北伐军中。
由于李济深作战勇猛，指挥有方，他逐渐在北伐军中崭露头角，成为孙中山麾下的一员战将。
四一二政变后，李济深奉命回到广州发动四一五政变，派兵包围了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等革命组织，解除了工人的武装。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在四一五中，有超过2000人死于反动派的屠刀下。
虽然李济深帮助蒋介石清党，但蒋介石的野心不断膨胀，开始铲除国民党有较高影响力的人物。在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期间，李济深致力于调解蒋介石与桂系李宗仁之间的矛盾，但由于蒋李的关系不断恶化，蒋介石认为李济深暗中联合李宗仁发难，便将其革职，软禁在汤山，直到九一八事变后才被释放。
但李济深并没有被蒋介石收买，反而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十分反感，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李济深支持蒋光鼐、蔡廷锴十九路军的行动。
十九路军抗日情绪高涨，但随着江西苏区红军的实力不断增强，让蒋介石寝食难安，调集十九路军南下围剿红军。这道命令，引起十九路军大部分官兵的不满，因为他们刚和日军交过手，不愿意中国人打中国人，让日寇渔翁得利。
尤其是1933年日军占领山海关后，让蒋光鼐、蔡廷锴更加意识到联共反蒋抗日，势在必行。
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福建事变”，成为李济深从“反共”到“联共”的转折点。
早在蒋介石调十九路军南下围剿红军时，蒋光鼐就独自决定不再参加内战，带着妻儿回到了老家。但蒋介石考虑到蒋光鼐上海抗战有功，既然不想带兵，那就让其担任闽绥靖公署的主任，但他对蒋介石失去了信心，迟迟没有去上任。
当时福建的情况十分复杂，蔡廷锴进入福建后，遇到了很多棘手的问题，多次电请蒋光鼐尽快到福建上任，但他依旧不为所动。最后，蔡廷锴决定亲自到虎门，邀请蒋光鼐“出山”。
蒋光鼐
蒋光鼐到村头迎接蔡廷锴一行人，但也知道他此行的目的，便先开口“封住”蔡廷锴的嘴：“我的家乡盛产荔枝，几位远道而来，我请你们吃荔枝，但只叙旧，不谈政治。”
蒋光鼐与蔡廷锴一行人谈笑风生，同行的第二军军长香翰屏几次想插入正题，但都被蒋光鼐将话题转到别处。
晚饭过后，蔡廷锴、香翰屏再次劝说蒋光鼐：“你是有历史地位的人，难道就这样尽完责任了吗？”
蒋光鼐站了起来，看着远方，表示自己不愿意再从政，只想做一个不问世事的普通百姓，并让蔡廷锴、香翰屏尽快回到福建，处理军政事务。
见“软”的不行，蔡廷锴直接表示，如果蒋光鼐不回到十九路军中，自己一人难撑危局，也要回到罗定老家休养，之后也不会再来求他出山……
最终，蒋光鼐在蔡廷锴、香翰屏的反复“劝说”之下，同意与他们一起回到福建任职。
蔡廷锴
但由于十九路军已是蒋介石的“心头大患”，在蒋光鼐到任后不久，蒋介石就以加强“领导”的名义，改组福建省的领导机关，让蒋光鼐改任福建省长，公署主任一职由蔡廷锴担任。
绥靖公署主任的职务比福建省长还大，蒋介石这一手意在离间两人的关系，蔡廷锴看出了蒋介石的“阴谋”，上书表示公署主任一职仍由蒋光鼐担任合适。但蒋光鼐则大度地表示，如果蔡廷锴不赶快就任，拖得太久，蒋介石定会再派其他人来担任，到时候福建的形势将会更复杂。
话分两头，1933年5月，陈铭枢到香港与李济深会晤，准备酝酿一场“反蒋抗日”的行动。
陈铭枢是十九路军的老领导，在一二八抗战之后，陈铭枢“倒蒋”失败被迫辞职，而李济深过去是陈铭枢的老长官，两人又都是“倒蒋派”，不谋而合。
李济深、陈铭枢虽然个人影响力比较大，但手上毕竟没有兵权；而老部下蒋光鼐、蔡廷锴在福建经营得还不错，于是陈铭枢认为福建是“起事”的最佳地区。
陈铭枢来到福建后，就向两人表示，他已联合各党派反蒋，要立即组织一个独立政府。但两人虽然都表示支持反蒋，但却反对立即组织政府，因为一切尚未做好准备，仓促起事，恐会遭到不测。
陈铭枢
正当几人在酝酿事变时，我党中央先后发表了《告闽粤白军士兵书》《告全世界工农劳苦民众宣言》，明确表示，愿意与闽粤的国军合作抗日，共同反蒋。
红军的主张与陈铭枢、蒋光鼐的想法相吻合，于是便委派陈公培为代表，前往苏区与红军取得联系。
8月，陈公培首先到达了彭德怀红三军团的驻地，达成了与十九路军停火的协议。为加强与红军进一步的合作，蒋光鼐又在9月派徐名鸿、陈公培再次进入苏区，面见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高层领导，并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根据这一份协定，十九路军解除了对苏区的封锁，使大批物资得以进入苏区。
10月，陈铭枢、李济深邀请支持反蒋的代表到香港举行会谈；大家情绪激昂，认为蒋介石民心尽失，只要福建率先响应，一定会得到各方的支持。
但唯一握有实权的参会者蒋光鼐却一言不发，因为他的心里十分地矛盾——虽然支持反蒋，可组建政府的时机却不成熟，然而见大家的热情高涨，如果自己提出与众人不同的看法，有可能会让大家认为他并没有合作的诚意。在这种情况下，蒋光鼐决定“破釜沉舟。”
几天后，李济深、陈铭枢也从香港来到福州，做好起事的准备。
11月18日，李济深、陈铭枢等主要领导召开了事变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但大家的意见依旧不能统一。
蔡廷锴认为要推迟时间，应该先解决福建境内的杂牌武装，巩固内部，蒋光鼐也支持蔡廷锴的主张。但陈铭枢则坚持要尽快起事，最后还说道：“我们是抗日反蒋，即便最后失败了，我们也是光荣的……”
见他将话说到这个份上，大家只好同意尽快起事。
1933年11月22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福州宣布成立，由李济深担任主席。
因日军在华北虎视眈眈，中华共和国的初衷也是反蒋抗日，因此成立后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但19路军的综合实力与蒋介石的大军相差甚远，且又缺乏群众基础，刘和鼎等人也是面和心不和，失败是早晚的事情。
其实，在“福建事变”的第二天，蒋介石就着手部署镇压十九路军的军事行动了。
而在符合应对蒋介石大军的战略上，福建革命政府内部争论不休——蔡廷锴认为应先发制人，调集部队到闽北作战；而蒋光鼐则认为，应该将重心放在闽西南，背靠红军行动；而李济深、陈铭枢等则认为这两个意见都不行，一个保守、一个冒险，应该在福州一带布防。
12月，国民党反动派调集十几万的大军进入福建围剿十九路军，蒋介石更是亲自到前线督战。在大兵压境之下，十九路军接连失利，李济深主动与红军取得联系，希望能获得支持。
当时苏区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毛主席虽然预感到中华共和国在缺乏群众基础的情况下仓促成立，恐难以维持太久，但这对深陷包围的红军来说，是一个脱困的好机会。红军如果能与十九路军相互配合，将红军的主力开到苏浙皖地区，迫使蒋介石抽调围剿苏区的兵力回援，不仅可以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反围剿，还能有效地支援中华共和国。
虽然毛主席提出了正确的建议，但因当时中央的大权掌握在博古、李德等人手上，毛主席的建议遭到否决，认为不能与李济深等中间人士深入合作。于是，最后只能看着十九路军一步步地被蒋介石逼入绝境……
直到中华共和国即将失败的前夕，在周恩来的不断争取下，博古、李德才同意派红军挺进福建，但为时已晚。
1934年元旦过后，水口、古田等地接连被占，十九路军内部士气低落，毛维寿、张炎等将领也在准备投降。见大势已去，当初从全国各地聚集而来的“反蒋”人士纷纷四散，李济深、蒋光鼐等人也逃亡到香港。
由于博古、李德拒绝与李济深合作，中华共和国成立仅短短几十天就消亡，犹如昙花一现。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在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交谈时，曾说道：“没有你们那个人民政府也就没有现在的人民政府啊！”同时也批评道：“那时候你们搞得太‘左’，反而把自己孤立了！”
蒋介石解决了福建事变之后，继续调集大军围剿中央苏区。在错误指挥之下，红军一败再败，最终在1934年10月被迫离开苏区，开始长征。
江西苏区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寇大举侵华，在这危急时刻，蒋介石下令释放过去因犯错而被关押的官兵，以原军衔充实到部队中；同时，还恢复了李济深等人的党籍。
1943年9月，军事委员会撤销了桂林办公厅这一机构，担任主任的李济深被调任参议院的院长。但早已对蒋介石失去信心的李济深，迟迟没有到重庆上任，而是回到苍梧老家，与共产党游击队共同抗日，南方局派出狄超白到苍梧协助李济深的工作。
第二年的11月，周恩来向李济深传达了一个消息：共产党准备在西南敌后建立一个民主政权，希望李济深可以协助。得到消息后，李济深开始了“南巡”，到各村镇发表慷慨激昂的抗日演讲。
由于李济深的影响越来越大，蒋介石担心他会“投共”，于是亲自写了一封信，让其尽快到重庆上任。但李济深不以为然，给蒋介石发报：在没有发动人民实行民主抗战前，我是绝不会去重庆的！
蒋介石收到电报后异常愤怒，立即叫来戴笠，让其派人去暗杀李济深。好在警卫及时发现，李济深才幸免于难。
很快，李济深与蒋介石的“嫌隙”被日本人获悉，华南的日军高层认为这有文章可做，便让汪精卫派出一个李济深过去的老部下，给他带了一封信，表示可以让其做华南“伪”政府的领导人。但李济深与汪精卫不是一路人，他严词拒绝了这个请求。
李济深
1948年底，国民党的主力大部分都已被消灭，蒋介石政权风雨飘摇。李济深成为李宗仁以及美国都要争取的对象，因为李济深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很大，旧部众多，且一直以“反蒋”著称，美国希望李济深可以出面成立一个“第三政府”，以代替蒋介石，并能在美国的支持下，与共产党“划江而治”，但也遭到李济深的严词拒绝。
当时居住在香港的民主人士纷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北上准备参加新政协，但都遭到港英政府的重重阻挠，尤其是李济深，更是他们“重点关注”的对象。
1948年6月，李济深在香港的家中
为了监视李济深的行动，特务在住所外面设置了一个监控点，以杂货铺为掩护，看过去就是李济深的衣帽间。时间一久，特务们发现了一个规律，只要李济深的外套拿走了，则说明李济深出门了，如果外套还在，则仍在家中。
周恩来对接应李济深的工作安排得很仔细，派出潘汉年亲自到香港接应，同时指示，一定要乘坐苏联的轮船、且要在大连军港上岸。阅读更多好文，敬请订阅“从老故事里，读到那个峥嵘年代”。
潘汉年带着周恩来的指示来到了香港。
早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派人在上海准备抓捕周恩来，负责到广州发动政变的李济深，则奉命抓捕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当时邓颖超难产住院，为躲避特务的追捕，被迫连夜出逃，最终造成终身不育……
1948年，毛主席发出“五一”号召后，见一个个民主人士都前往解放区，李济深也在思量，毕竟自己手上“沾满”革命者的鲜血，过去做过的事不得不考虑，如果去了解放区，共产党会是什么态度呢？
但当他见到潘汉年后，得知周恩来不计前嫌，事无巨细地为他安排北上，李济深十分感动。
圣诞节是西方国家的重要节日，香港被英国实际“统治”了几十年，也成为香港的一个主要节日。
那年的圣诞节这一天，香港的街道上熙熙攘攘，热闹非凡，李济深的家中也是高朋满座。在对面监控的特务一直盯着李济深的衣帽间。
入夜后，李济深准备开始行动。
潘汉年拥有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他早已发现门前的杂货铺有些异常，当李济深要去衣帽间拿外套时，潘汉年拦住了。外面的特务见外套还在，认为李济深没有出门，便放松了警惕。
在第一届政协会议上，李济深当选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与此同时，李济深与其他44名代表联名提出《请以大会名义急电联合国否认国民党反动政府代表案》，成为新中国的第一号提案，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
虽因过去的经历，李济深当选中央政府副主席让不少人议论纷纷，但周恩来明确表示：
不要总是计较民主人士的错误，李济深先生发动福建事变反蒋时曾主动和中央苏区联络，如果当时中央没有出现左倾，江西和福建两地就可以联合起来粉碎蒋介石的围剿，红军长征可能就不会发生……革命不革命，也是变化的。过去不革命的人现在革命了，就是进步；过去革命的人现在不准别人革命，就是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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