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电报》（1957年1月24日，摘录）

《周恩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电报》（1957年1月24日，摘录）

送交者: 伯钧

        关于苏共领导，对他们的成绩已经在公开的演说中做足够的估计，现再将他们错误中的几个主要问题说明如下： *****

 

        “(一)据我看来，苏共党内领导同志的错误基本上是思想问题。 他们常常把苏共党的利益同各兄弟党的利益对立起来；常常把个人领导的利益同党的利益对立起来；常常把苏联的利益同世界人民利益对立起来。这样就使得他们常常主观地、片面地、冲动地设想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不能客观地、全面地、 冷静地把上述两方面的利益结合起来。 这样他们即使纠正了一个错误，也不能保证不犯另一个错误。 他们有时承认这是自己的错误，也只是为着应付一时，而并非彻底的觉悟。……譬如兵临华沙实行威胁，这显然是武力干涉兄弟国家兄弟党内部事务， 而并非镇压反革命。这种严重错误他们曾经承认过，甚至就在这一次谈话中他们也承认干涉兄弟党内部事务是不许可的。 但是他们却又狡辩这不是错误。”“当我们对斯大林进行全面分析，提到思想根源社会根源等问题，他们屡次却不愿接触。至于提到对斯大林功过评价的分量时，似乎他们的看法较过去有些改变。但是我看这只是为了一时的需要，并非出自深刻的认识”。 “这个问题，我们一到莫斯科就感觉到了。17 日刘晓宴会上，赫鲁晓夫又提到斯大林问题，……有很多不恰当的话，也并无自我批评。当我们逼问他们20年来助长斯大林个人专断、思想僵化、狂妄自大等等错误的发展，难道同斯大林共事的同志，特别是苏共政治局的同志不负有一定责任问题的时候，……他们也承认斯大林的错误是逐渐增长的，如果不怕杀头的话，他们至少也可以少作些助长斯大林错误的发展的事，而多做些约束斯大林的事。在会谈时候，他们不肯公开承认。”“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说，他们都是第三代的人，根本说不进去，似乎对约束斯大林的错误无能为力。 我当时还是强调斯大林错误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指出他们这些当时的领导人在助长斯大林错误的逐渐增长这一问题上总是要负一定责任的。同时我还提到中国党认为公开地进行自我批评只能给党带来好处，提高党的威信。赫鲁晓夫在已到机场临下汽车的时候告诉我说，他们不能像我们那样作自我批评，如果那样做，他们现在的领导就成问题了。”“关于波兰问题，波兰事件明明是由于历史上俄、波之间民族隔阂很深，战后多年来工作又未做好，最近兵临华沙一举更是影响很坏，所以目前波兰不便提出‘以苏为首’的说法。波兰同志也承认同苏联同志间互相信任不够，而哥穆尔卡正尽力挽回这些不利的情况，尽力调整波苏关系，表示坚决镇压反苏的挑衅行动。但是苏联同志……不愿意接受大国 主义的批评，持这种态度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说服波兰同志。”"因此，关于改善同各兄弟党、 兄弟国家关系的问题在10月30日宣言发表后，虽然在历次同兄弟国家的公开声明中都一再提到它，但是在具体问题上仍然表示畏缩， 而且常常喜欢和习惯于指导和干涉兄弟党、兄弟国家内部事务。” *****

 

        “(二)中苏关系问题。现在正是大敌当前，所以苏联同志对于中苏团结态度甚殷。但是，我看苏联领导者并非心悦诚服和赤恳无间。 譬如对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许多苏共领导同志公开举杯庆贺，但是他们最负责的三位同志(指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 ——引者)对此文却只字不提。并且当我们同他们争论该文中关于批判斯大林问题一段的时候，他们说这是使他们不愉快的 (或者是使他们感到为难的，我记不清楚了)。……因此，我认为在中苏关系问题上，苏共某些领导同志表现功利主义思想，所以我在会谈的最后一天中关于撤销五年计划长期供货合同问题、关于顾问专家问题 、关于原子能导弹事业合作和援助问题，都根本未提。不仅是因为时间不够，主要的为了不使他们感到我们是在乘人之危同他们讨价还价。 这些事可以留在以后再提或者不提。” *****

 

        “(三)在国际局势问题上，我觉得他们考虑或者应付具体的现实问题多缺乏对于整个局势的全面分析和预见，考虑和讨论世界战略和远景问题很差。……另一方面，在策略问题上，由于原则性不够明确，故有时灵活无边，常常不能通过具体策略的正确运用去圆满地实现总的战略方针。……所以在国际事务中也常有发生使人担心的事件的可能。譬如，他们这次一般地承认我们关于目前世界上存在两个阵营和三种力量(社会主义力量、帝国主义力量、民族主义力量)的提法，同意我们的这种分析，但是他们在起草的公报中又有苏、中、印三国团结的笼统的提法，有中苏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制造方面进行合作的说法。 我们认为这是虚张声势，不好，后来都取消了。苏方起草的公报稿未用，签字的公报稿是在我们起草稿件的基础上的。” *****

 

        “(四)虽然如此，中苏关系较斯大林在世时毕竟是不同了。 第一，现在是大敌当前，急需加强中苏的团结互助，这个最高原则双方认识到的，也是都承认了的。第二，中苏两国可以平等地坐在一起开始讨论问题了，即使苏联同志对某些重大问题持不同意见，但不能不同我们讨论。中国党的文章正在影响着苏联的干部和人民，乃至某些领导人员。第三，各兄弟国家和兄弟党之间也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一塘死水不能争论了，现在不同的意见可以讲了，这有助于推进团结和进步。 第四，苏联广大人民是热爱中国的，对中国人民的成就和力量的壮大感到高兴的，对中国人民的友爱是与日俱增的，但是人民的骄傲自大并未全去，而且又增长了 自由主义气氛。这次对我们的接待是十分隆重的 ,这也表示苏共领导同志是想在人民面前和全世界面前搞好。第五，一方面他们领导人中有些唯我独尊，利令智昏，既缺乏远见，又不懂人情世故。 一年来虽然碰了不少钉子，但是受益还不大。另一方面，他们却也有时表现信心不足，内心有些恐惧，所以在对外事务中和兄弟党的关系中常常采取一些吓人的手段。 他们同我们谈话中有时也谈些真心话，但是就是不肯放下架子。 总结一句，我觉得对他们不做工作已经势在不许，但是又绝不能求成太急。 因此，恐非有计划有步骤长期而耐心地进行这个工作不可。” *****

 

 《周恩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电报》，1957年1月24日，摘录参见石仲泉：《我观周恩来》，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228-2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