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分两头各表一枝；且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颇有影响，发行量也增多了，但基本上还是由陈独秀一个人唱独脚戏。虽然他的文思敏捷，写文章不成问题，但没有其他学者的参与，他总感到思路打不开。上海的报人不少，但陈独秀要的是学者，而不是报人。怎么打开局面呢？陈独秀不禁陷入苦闷之中。正在这时，他收到蔡元培寄来的信，要他结束上海的工作，到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陈独秀看到朋友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很为他高兴。但对自己去北京不以为然。陈妻高君曼劝他：“你不是成天为找不到同道而苦恼吗？北京大学教授很多，孑民先生又提倡学术自由，肯定对你办杂志有好处。”陈独秀一想也对，就开始准备去北京。
蔡元培听说陈独秀要来北京，非常高兴，为他在北池子箭杆胡同找好了一处院子。陈独秀安顿好后，又应邀参加了蔡元培为他举办的洗尘宴会。席间，蔡元培给他一一介绍出席的文科教授：钱玄同、刘半农、辜鸿鸣、李大钊。陈独秀多次在北京《晨钟报》上读到李大钊的文章，文风朴实，论证严谨。当时他就想，此人一定是位老实人。这次一见，果然文如其人。只见他四方四正的脸上，戴着一副老式眼镜，头发剪得短短的，穿着长袍子，温厚地笑着和陈独秀握手，陈独秀也对他分外敬重。
蔡元培介绍完毕，大家坐下开筵。蔡元培说：“仲甫兄，你的《青年杂志》我们是经常拜读啊，对仲甫兄的宏论真是佩服得很。我是主张学术自由的，你在北京办杂志有什么困难，可以提出来，我们一定帮你解决。”陈独秀拱拱手感激地说：“多蒙诸位仁兄厚爱。《青年杂志》已改名《新青年》，这几年一直由我唱独脚戏。诸位仁兄都是我国学界的栋梁，倘若诸位仁兄能拨冗参加《新青年》编辑部，那真是《新青年》的大幸。”刘半农放下酒杯：“仲甫兄言重了。现在孑民兄在北大倡导学术自由，我们有了《新青年》这个阵地，定能使民主科学精神在北大发扬。”说到这里，大家一齐鼓掌，表示赞同半农的意见。只有辜鸿鸣拖着长辫子，边吸水烟锅子边用英语嘀咕着，似有不悦之色。陈独秀也不管他，举起杯子说：“欢迎守常、玄同、半农兄参加《新青年》。”说罢，大家一碰杯，一饮而尽。好戏连轴。过了几天，陈独秀又接到一封从美国寄来的信。写信人是胡适之，留美学生。陈独秀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但对他的来信极感兴趣，连连称赞：“人才难得，人才难得。”怀里揣了这封信，陈对胡适倡导白话文写文章，很是赞同。
过了两年。有一天，一位西装笔挺、个头不高的青年来拜访李大钊。那位青年走了以后，赵纫兰赶紧问李大钊来客是谁。李大钊告诉她来客就是胡适之。
《新青年》编辑部这时热闹得很。除了大钊、半农、玄同等教授外，周树人和周作人也参加进来了。他们虽然不当编委，却是编辑部的两位重要撰稿人。特别是周树人写的《狂人日记》等小说，在外界反响很大，陈独秀每读一篇，都要说：“我对树人兄的小说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现在胡适之一回来，陈独秀更是高兴，设宴接风。席间，陈独秀举杯说：“适之兄的《文学改良刍议》见地深刻，深得有识之士的称赞。适之兄一回来，我们《新青年》编辑部如虎添翼。陈某不才，愿拖四十二吋大炮为诸君后盾，向着那旧文化、旧伦理道德冲击，让德谟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的精神发扬光大！”众人被陈独秀风趣的讲话逗乐了，纷纷举杯。虽无丝竹管弦之盛，然而谈古论今，评阅时政，亦足以畅叙豪情，直吃到更深人静，大家才相扶而归。
胡适之回来得恰是时候。没过一些时候，巴黎和会的消息传来。和会上，列强竟然把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利益转让给日本。陈独秀看了报纸，赶紧来找李大钊。一见面，不及寒暄，陈独秀就嚷起来：“守常兄，你看了巴黎和会的消息么？这列强也太欺负人了。中国好歹也参加了协约国，是战胜国，还是任他们宰割。我们一定要抗议。”李大钊也气得连拍桌子：“真是一群强盗。威尔逊总统哪里有点公理，简直是威大炮。”独秀说：“咱们一定要在《新青年》上写文章，痛批威大炮。”李大钊摆摆手：“仲甫兄，光在《新青年》上写文章不行了。巴黎和会消息传来，国内肯定会出现大事件。《新青年》刊期长，不能及时报道指引，那将是我们先驱者的失职。不如把《每周评论》腾出来，专门登载这方面的文章。你看怎么样？”陈独秀拍拍自己的脑袋：“该死，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守常兄，我与你共事这么些时间，每每发现你对事物的判断有过人之处。你到底是怎么学得这么好的学问，可否指教独秀一二？”李大钊拱拱手：“仲甫兄总这么恭维我，真使我怕见你。”陈独秀"霍"地站起来，神色冷峻地说：“恭维？守常兄，你错了。别看独秀是一介书生，骨头可硬得很。说真的，我这一辈子还没有说过几个人的好话。独对守常兄，树人兄，适之兄的学问道德佩服得很。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一点没有恭维的意思。”李大钊拍拍陈独秀的肩，感动地说：“仲甫兄，你真是个直性子人。我就对你实说了吧。”他打开书厨的门，指着一排书说：“我的学问就在这里。”陈独秀一看，原来是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陈独秀说：“能否借我看看？”李大钊把书抽出来放到独秀的提包里：“我送给你了。”
两人谈得正高兴，两个学生慌慌张张地跑进来。陈独秀一看，原来是傅斯年、罗家伦两人。陈独秀问他们：“看你们神色慌张，出了什么事？”两人气喘吁吁地说：“陈先生，不好了。我们有几十个同学给抓了。”李大钊拿来两杯茶给他们：“喝口水，慢慢讲。”傅斯年喝了茶，缓过气来，开始讲起事情的原委。
原来巴黎和会的消息传来后，北大学生气愤得不得了。他们久受《新青年》的熏陶，崇仰民主科学精神，大家决议不能就这么算了，要去赵家楼找外交部长曹汝霖讲理，要他答应拒绝在和会协议上签字。大家原本定于5月7日出发，后来感到时局紧张，就提前到5月4日。学生们走到赵家楼时，曹汝霖躲了起来，不愿见学生。学生们一怒之下，就放起一把火来，烧了曹汝霖的住宅，又抓住次长章宗祥狠揍了一顿。就在这时，大批警察赶到，抓走了几十个学生。
陈独秀听罢赶紧对李大钊说：“守常兄，我们得赶快行动了。我去找孑民兄援救学生，你辛苦一下，把《每周评论》赶快办起来。好，就这么说定了，我得走了。”说罢匆匆忙忙和傅斯年，罗家伦走了。
陈独秀跑到沙滩去找蔡元培，学生们告诉他，蔡校长已联合其他学校的几个校长去教育部交涉了。陈独秀一听，便赶紧找胡适之，商量联合全校教授一起签名向教育部请愿。胡适之极力赞成，两人分头征集签名去了。
学生是保出来了，但北洋政府对学生们的要求理也不理。学生们愤怒地上街游行示威，又有大批学生被捕。一个多月下来，被捕的学生监狱里装不下了，北洋政府干脆把北大的部分校园腾出来关押学生。
陈独秀眼见多次交涉没有成效，就自己印了一大堆传单要出去散发。高君曼担心地说：“现在外面风声紧得很，你得多加小心。”陈独秀坦然地说：“为了救国，我的学生们一个个走进了监狱。我是他们的导师，平日讲民主科学，学生有难自当以身赴义，否则还有什么面目见学生？”说完慨然离开家门。
到哪里去撒传单呢？陈独秀想起了大世界。对，那里是社会各界人士集中娱乐的地方，在那里撒传单影响大。于是他叫辆人力车赶到大世界。这大世界地处北京繁华市区，里面有演戏的，说相声的，热闹非凡。游人购了票，可以随意到里面游玩。陈独秀进了大世界，跑到戏院的楼座上，大喊一声：“有良心的中国人，快起来救国，救那些坐牢的学生们吧！”随即掏出传单一撒，传单便如雪片样散落下来。戏院正演《法门寺》，叫陈独秀一喊，大家吓了一跳，戏台上的孙玉姣吓得把拾起来的玉镯又"?啷"声丢到舞台地板上。接着大家纷纷抢拾传单，剧场里乱作一团。
陈独秀撒完传单，正想逃走，只听见楼上楼下响起了警哨声。他猛地从楼座里往外跑，恰好和冲进来的警察碰了个满怀。那警察一把抓过他的手，“卡嚓”一声扣上手铐，动作熟练极了。陈独秀抓是抓起来了，可怎么处置呢？这可让当时的步军统领李泰和发了愁。权衡利弊，他感到现在不能杀陈独秀，杀了说不定会激起民变。最好的办法是把过激党李大钊也抓来，让学生们群龙无首，自然安静下来，然后再杀陈独秀、李大钊不迟。主意已定，李泰和立即写手令逮捕李大钊。警士中有一个原来是李大钊过去的学生，向李大钊透露了消息，李大钊急忙躲到昌黎乡下去。临走前，把《每周评论》的事完全托付给胡适之。胡适之把傅斯年找来说：“今后每周评论不要再谈什么主义，要多研究些问题。你照这个办法组织几篇文章。”
李大钊躲到乡下，胡适之通过李夫人按时给他寄每周评论。李大钊一看《每周评论》避开当前全国要求拒签协议的大事，专登一些红学方面的考证文章，非常生气，也由此感到胡适之这个人心地不善，乘自己和独秀落难之时就自作主张了，全然没有朋友之间的友谊。他越想越不对，决定回北京去。为了慎重起见，他想先到天津去，一来是在天律可以观察一下时局，可进可退；二来是天律觉悟社的周恩来君给他来过几封信，请他到天津指导社务。当时由于忙着《每周评论》和《新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的编撰工作，一直没顾上去，很觉得过意不去，现在总算可以了却一桩心愿了。
按照信皮上的地址，李大钊找到了周恩来。这是南开大学的一间房子，现在是《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编辑部。周恩来正伏在书案上写稿，看见李大钊，立即起来让座倒茶。李大钊以前听说过南开大学演文明戏，没有女同学演女角，周恩来就经常出演女角。当时推想周恩来一定是长相举止文雅的美男子。现在一见，果不其然，只见他颀长的身材，英俊潇洒，风度翩翩，思想敏锐，闪烁着一双有神的大眼睛，确实是一个出类拨萃的一表人才。
1898年3月5日的清晨，周恩来诞生在江苏淮安城内驸马巷中段的一所老宅院内。周恩来祖藉浙江绍兴，与鲁迅（周树人）是同宗，其祖父周起魁到江苏淮安当师爷，因而迁居淮安，周起魁有四子：贻赓、贻能（后改名邵纲）、贻奎、贻淦，周恩来是贻能之长子，那一年正值其祖父升官，故取名恩来，号翔宇。其祖父死后，家道中落。周恩来的母亲叫万冬児，外祖父万青选原藉江西南昌，也是师爷出身，以后在淮阴县做了九年知县。万冬児读过五六年私熟，性格开朗，精明果断，办事能力强。周恩来不到一岁时，其四叔无后，得重病早亡，其父母将恩来过继给四婶陈氏，陈氏精通诗文书画，四岁时就叫恩来识字，陈氏是年轻寡妇，从不出门，也不让恩来出门，教恩来背唐诗、学字画，給他讲故事，母子相依为命，这使周恩来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908年继母被肺结核夺去了生命。
周恩来的伯父贻赓在奉天度支司（相当于财政局）当科员，膝下无子女，他既同情恩来的遭遇，又很爱惜侄儿的才学，决心把他接出来读书，这样，于1910年春，12岁的周恩来就随他三堂伯来到了东北，就读于奉天东关模范小学，这是一个新式学堂，周恩来各门成绩优异。1913年2月，随伯父周贻赓工作调动迁居天津，先在大泽英文补习学校补习了三个月的英文，于8月16日考入严修创办的南开学校，严修在清朝做过翰林和学部侍郎，思想开朗；校长张伯苓原是北洋水师学堂的高才生，因受甲午海战的失败刺激，感到中国必须发奋图强，通过对日本、欧美的考察，决心兴办学校，培养年轻有为朝气蓬勃的救国人才。南开学校是一所闻名全国、仿照现代欧美教育制度，开办的私立学校，课程新，要求严，从二年级开始，除语文和中国史、地外，其余各科均用英文课本。各门课每月有小考，期末有大考，留级和淘汰率很高。全体学生均需住校，学校纪律十分严格。周恩来学习成绩优异，每次作文比赛均能获头奖。从二年级开始就发起组织了《敬业乐群会》期刊，1914年十月出版的《敬业》创刊号上发表了周恩来的诗作《春日偶成》：“极目青郊外，烟霾布正浓。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在《敬业》第五期上又发表了周的《伤时事》一首：“茫茫大陆起风云，举国昏沉岂足云；最是伤心秋又到，虫声唧唧不堪闻。”表达了他对时政忧愤之情。由于周恩来的聪明才干和热心为大家办事，博得了同学们信任，全校有一半人参加了他组织的社团，他还组织了新剧团，为了演好戏，在缺少女演员的情况下，他担任了新剧《一元钱》中女主角，该剧在天津轰动一时，并于1915年暑假赴北京青年会公演，获得好评。
1917年6月周恩来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南开中学，同年九月由天津登轮东渡日本，临行前写给同学的临别赠言说：“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抒发了他青年时代救国的抱负。
1918年一场突发的爱国运动，改变了周恩来在日本的全部生活。四月初开始传出消息说：日本政府与北洋段琪瑞政府秘密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共同出兵西伯利亚，镇压俄国革命，此消息给留日学生很大震动，五月初消息更紧，第一高等学校的中国留学生首先发难，主张全体留日学生离日回国，以示抗议。五月五日，留日各省、各校代表团会议决议：“外患紧急，祖国危殆，群议组织团体，共图挽救之法。”并决定成立：“大中华民国救国团”。六日，救国团40余人在神田区中国饭店维新号楼上开秘密会议，日本警察、特务数十人，突然持刀闯入，将与会学生全部逮捕。五月十六日，段祺瑞不顾人民反对悍然与日本签订了这个协定，使留日学生更加愤慨，许多留日学生罢学归国，先后达400余人。五月二十一日，北京数十所学校的学生举行了示威游行，并成立了学生救国会，为第二年的“五四”爱国运动播下了火种。
周恩来来日本的时候，正是俄国暴发十月革命的时候，在日本能看到很多关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有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片山潜的《我的社会主义》。1919年二月，河上肇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刊物出版了，其中连载了《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吸引了周恩来，在日本这一段时间的探索，使他初步认识了马克思主义。1919年周恩来得知南开中学要增办大学部，就决心回国到南开大学上学，于四月由日本趁船返回祖国，箱内带着河上肇的书。于9月8日，在南开大学文科注册入学。
周恩来返回天津时正值全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是战胜国，德国占领的山东青岛，理应归还中国，然而在巴黎和会上，列强居然把中国的青岛转给日本，这引起了学生和全国人民无比愤慨，全国各地学生举行游行，高呼：“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收回山东青岛权益！”“打倒卖国贼曹（汝林）、陆（宗舆）、章（宗祥）！”七月，天津成立各大专和中等学校学生联合会，选举谌志笃、马骏为正副会长，为把运动引向深入，学联决定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学联主席决定邀请周恩来主办该报。周恩来慷慨允诺，不辞劳苦日夜奔走，一要向警厅申报立案，二要解决经费、纸张、印刷厂等难题，在周的坚忍不拔的努力下，这些难题都一一解决了。7月21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出版了，周恩来为该刊撰写了《革心！革新！》为题的创刊词，该报成为鼓吹革命的号角、成为唤醒爱国学生向腐败的卖国政府进行斗争的喉舌，成为团结学生的纽带；7月26日京津学生两千多人在马骏指挥下，包围了北京总统府、国会和国务院，全副武装的军警，进行了暴力镇压，斗争持续三日，但最终取得了胜利。在此胜利的鼓舞下，周恩来提出将学生联合会与女界爱国同志会联合，并出版一种新刊物，这就是觉悟社的由来。
周恩来等李大钊稍事休息后，给他介绍了一番觉悟社成立经过。原来这觉悟社早在1919年的4月就开始酝酿了。当时天津学界的领袖人物马骏、郭隆真、周恩来、邓颖超、刘清扬眼看各省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而天津相对迟缓，决计成立觉悟社，以革心和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自决。觉悟社正式成立后，二十几个会员议决在会务活动中大家都不用真名，而用化名。化名的命名也很特别，是用纸条写1-30号的30个号码，大家随意去抽，抽到几号便用这号数的谐音做他的化名。周恩来笑着对李大钊说："我抽到的是5号。我的化名就叫伍豪。邓颖超君抓到的是1号，她的化名就叫逸豪。"说着，周恩来拿过一张照片递给李大钊。李大钊一看照片题字，原来是觉悟社成立时社员们的合影，照片上男女青年个个英姿勃勃。李大钊连连称赞：“时代的先锋，青年的楷模。你们这种不分男女组织社团我是很赞成的。”李大钊在天津逗留了几天，同觉悟社的成员们谈了几次话，感到觉悟社成员思想修养很深，仪态又很稳重，个个注重于行动。他隐隐约约地感到，这些人当中的大多数将来都会成为社会改革的栋梁。就在天津期间，李大钊得知北洋政府迫于压力，撤了曹汝霖的职务，释放了被捕学生。陈独秀也被释出狱。他惦念着《每周评论》的事，辞别了觉悟社，坐火车回北京。周恩来一直把他送到车站上。临别时，李大钊叮嘱说：“天津的警厅厅长杨梆子是个顽固不化的人物，你们得小心点，碰到问题及时和我联系。”周恩来恭敬地答应说：“是，先生。”
李大钊回到北京以后，感到北京平静了许多，走时那种轰轰烈烈的局面已经看不见了。他先去拜访陈独秀。陈独秀从狱中出来不久，脸色还不太好。李大钊心酸地拉着他的手说：“仲甫兄吃苦了。”陈独秀不以为意地说：“还好，还好。”寒暄了几句，两个人就把话题扯到《新青年》上来。陈独秀气愤地说：“胡适之也太不顾朋友的情谊了。我出狱后就找他谈问题与主义的问题，你猜他怎么说？他竟然说，《新青年》已成《苏俄》的翻版了，要我把《新青年》交给他，由他一人编辑，真是岂有此理。”李大钊负疚地说：“看来都是由于我，影响了你和适之的友谊。要么我退出《新青年》吧。”陈独秀坚决地一挥手：“不，守常兄，我是支持你在《新青年》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谁走在时代的前列，我就支持谁。我已经想好了，把《新青年》带到广州去出版。”李大钊吃了一惊：“怎么，你要离开北京？”陈独秀说：“是的。蔡校长写了个哑谜似的辞呈走了，新文化运动已经告一段落了。新的改革中心将移到南方，《新青年》到广州出版更适宜。”
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告一段落了。陈独秀南下，胡适之已经从新青年分离出去。今后朋友们星流云散，怕很难聚会了，李大钊心里感到一种寂寞。过了几天，陈独秀要走了，李大钊去看他。两个人叙了一回，李大钊问道：“仲甫兄要走了，还有什么事要我在北京做的，尽说不妨。”陈独秀沉吟了一会说：“别的倒没什么。只是杨昌济教授的病越来越重，现在正在卧佛寺休养。我走后，你多去看看他吧。”“好的。”李大钊答应道：“说起杨昌济兄，我倒想起了他在湖南的学生毛润之君。听说他在湖南领导驱张运动，弄得有板有眼，杨昌济兄对他器重得很，不知他现在在北京不？”陈独秀说：“现在不在，听说也很快要领导湖南请愿团到北京来了。适之也多次跟我提起他和天津的周恩来君，说他们办的《湘江评论》和《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是最好的两个学生刊物。你也多留心，他们到北京来，多和他们谈谈。”送走陈独秀以后，李大钊即去西山卧佛寺看望杨昌济教授。他与杨昌济私谊甚好。1918年杨昌济的学生毛润之君首次来北京，身无分文，杨昌济托付李大钊给他安排个临时工作糊口。李大钊虽然感到难办，但朋友之托不好推却，便在图书馆给毛润之找了个工作，负责登记借阅图书的事情，每月工薪八元，虽然数目不多，也尽够衣食之用了。为此，杨昌济很是感激他，二人过从甚密。今年"五·四"前，二人约好，待到深秋时节同去香山看红叶。
现在已是深秋了，谁想到杨昌济却病卧古寺。马车走了半天，才到卧佛寺。杨昌济躺在床上，面容清瘦，杨夫人和女儿杨开慧侍奉汤药。她们见李大钊来，都非常高兴。杨昌济关心地问他出走昌黎避祸的事，李大钊为了安慰他，把自己经历的这场祸乱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杨昌济叹口气：“古往今来，要改革总要流血。守常兄要多加小心。”李大钊点点头说：“我知道了，你就放心吧，把身子养好，咱们还要上西山看红叶呢。”杨昌济摇摇头：“怕是要辜负守常的盛意了。不过，我已经培养出了毛泽东、蔡和森两个学生，他们可以继承我未竟的心愿，为国家出力。”说起毛泽东，李大钊又想起一件事：“听说润之和开慧两相爱好，我看这是件极好的事，要不要我从中撮合一下？”杨昌济欣慰地笑道：“他们是自由恋爱，我们就不要管了。润之来信说，他在年底要率驱张请愿团来北京。这次来，我就让他们两个把关系定了，也省却了我一件心事。”两人又谈了一会儿，李大钊怕影响他的病体，告辞了出来。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上学时认识了杨昌济老师，毛泽东肖三肖瑜蔡和森等人特别愛听杨老师讲课，经常到杨老师家讨论问题，他们几个也就成为好朋友了。当时正处于大革命时期，学校里流传着各种不同的学说流派，有各种不同的学会，学生出版物有鼓吹无政府主义的，国家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自由争论，真是百花齐放，毛接触到各种新见解。毛酷爱和同学朋友纵谈天下大事，高谈阔论，无拘无束。毛的思想非常开放，经常逆向思维，非常叛逆，使听者瞠目结舌。有毛的朋友记载: “毛君主张将唐宋以后之文集，诗集，焚诸一炉。”在前无古人的思想解放气氛中，一切天经地义的道理都应受到挑战，历来的大逆不道都可以成为理所当然。国家有必要存在吗?应以什么样形式存在?私有财产，家庭，婚姻……又应如何改革? 怎样才是合理? 毛对一切传统的道德观念都表示怀疑，他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伟大的创举，有什么不好?他用武力统一了全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儒家学术坐而论道，没有实用价值，应该废除。强盗杀富济贫，应该同情和理解，不应苛求非议。私有制度的存在并不合理，应该颠覆。”毛从不对权威迷信，天生是一个造反派他说：“孫中山领导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国家统一了吗? 各个军阀割据一方，争权夺利，各自为政，和他们讲道理行不通，必须像秦始皇汉武帝那样有强大的军队，才能统一全国。”说明这一时期的毛泽东不仅具有称帝的野心，而且对于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有了初步的设想。
毛的哲学思想的核心是“破字当头”，他说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他主张对一切旧的国家机器，社会制度，旧文化道德，全部颠覆，全部破坏，就可以建成一个新世界。毛的狂言使听者无不惊诧。他并未说明他要建立的是什么样的新世界，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破字当头，造反有理”是他的天性，贯穿了他一生。毛在第一师范时创办了《湘江评论》，评述议论时政。
1918年毛24岁毕业于第一师范学校，这时他酷愛哲学，常常自学有关哲学著作，在阅读德国哲学家鲍尔生所著的《伦理学原理》时在译本上作了大量的批注:“我”高于一切，他写道：“道德之价值，必以他人之利害为其行为之动机，吾不以为然。”“吾人欲自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毛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的道德观，毛就是想成为世界万物皆为我所有的帝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他的人生目标。为实现成为帝王的目标，毛把实现这一目标视为高于一切，个人利益高于一切，为达此目标可以不择手段。鲍尔生说：“毋杀人，毋盗窃，毋欺诬皆良心中至上之命令。”毛不以为然说：“此等处吾不认为良心，认为人欲自卫其生而出于利害之观念者。”毛意即：人不干坏事，只出于对个人利害关系考虑，如对个人无利害，可以干坏事。毛不承认有“良心谴责”，只有利害关系。为我可以牺牲一切，为达目的可残害他人，不必受良心谴责。毛一生确实是这样做的。当大跃进高征购，在农村出现大批饿死人时，许多基层干部大呼要减低征购指标，毛泽东却说马克思主义者是没有多少良心哩！毛的一生都贯穿了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自私自利的性格，但伪装得很好，他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明明是他自己没有良心，却说马克思主义者没有良心。他口心不一，很能迷惑群众。
毛师范毕业后，当了几年小学教员，后去北京找到杨昌济老师，经杨介绍到北大图书馆当了一名图书管理员，在此期间他认识了北大的李大钊、陈独秀教授。
毛回长沙后参加了驱逐张敬尧运动，他随着长沙的组团，再次来到北京。
李大钊约同仁一起来看望杨昌济先生，只见杨先生病体日益严重，大家非常担心，想着毛泽东怎么还不来呢？无论如何应该让杨先生生前了却开慧的这桩心事。但直到12月下旬，毛泽东还没有来。李大钊正在着急的时候，忽听有人叩门。开门一看，原来是周恩来，李大钊忙把他让进客厅。叙谈之后，李大钊这才知道天津地方当局有意庇护日人，镇压各界抵制日货运动，已有数人被捕。他沉吟了一会儿说道：“我早就知道杨梆子要下毒手。但抵制日货是民心所向，全国都在抵制查禁日货，只要我们学界、工界、商界团结一致，肯定能得到胜利。”
李大钊还要往下说时，又有人叩门。李大钊从门缝里一看，只见外面站着一个子很高的青年。此青年面目清秀，意态安详。李大钊忙开了门，那青年一进来，就对李大钊深深地鞠了一躬。李大钊拉着他的手往客房走去，边走边责怪他：“你怎么现在才来？把我和杨先生都急死了。”那青年彬彬有礼地解释说：“运动还没有个头尾，所以弄到现在才来。”
进了客房后，那青年见房子里还有个青年学生。二人对视，都把目光转向李大钊。李大钊笑笑说：“今天是南北英雄聚会。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湖南毛润之君，这位是天津周恩来君。”两人一听，急忙握手，连连说：“久闻大名，幸会幸会。”大有相见恨晚慨。李大钊正要招呼他们坐下，忽然一个女学生跑进来连呼：“李先生，李先生！不好了。”
周恩来和毛泽东是五四时期知名的两个学生领袖，互相仰慕不已，只是无缘相见。这次在李大钊家巧遇，二人都非常高兴，正想畅谈一番，不料杨开慧跑来找李大钊。她一推开李大钊家的客房门，见到毛泽东在房里，顿时露出惊喜的神色。毛泽东站起来主动打招呼：“霞姑，我一来就去找你们，谁知你们都不在家。”杨开慧忧愁地说：“今天爸爸的病情有点不好，要我来找李先生。”李大钊一听，赶紧说：“那咱们快走啊！”于是大家一齐走出门来。周恩来向大家告辞回天津去了，李大钊一行三人坐马车向西山奔来。杨昌济的病情果是不好。他见李大钊、毛泽东来，强挣着要起来，李大钊忙把他扶住。他招招手要杨开慧也过来，指着毛泽东、杨开慧说：“我的病不行了。我诸事都无牵挂，只是霞仔和润之的终身大事还没有个果，叫我系念不已。我知道你们俩人早就互相爱慕，趁我还在人世，今天又有守常先生证婚，你们就向我和守常先生行个礼，就算办了这件事，也了结我一桩心愿。”杨开慧顿时满脸绯红，只不作声。毛泽东却推辞道：“先生的教诲学生领受了。只是成礼的事还是等先生大安以后再办吧。”杨昌济摇摇手说：“我知道你是在安慰我，宽我的心，可自己的病自己最清楚。你们还是趁我还有一口气，赶快办了吧。”毛泽东还想说什么，李大钊劝道：“润之，你的心意我们都知道。但杨先生今天就想看到你们结成伉俪，我看恭敬不如从命，你们就行礼吧。”毛泽东到此也不好再说什么了，拉了杨开慧的手说：“霞姑，我们来行礼吧。”杨开慧至此，也轻盈盈地随毛泽东一齐站好。李大钊以为他们都是新潮青年，一定行鞠躬礼，却不料毛泽东拉着杨开慧跪下，恭恭敬敬地朝杨昌济磕了三个头。杨昌济脸上露出欣慰的神色。突然，他头一偏，昏过去了。从此，病情越来越重，一个多月后辞别人世。俗话说，女婿半个儿。杨昌济的丧事就由学生兼女婿的毛泽东一手操办了，这且按下不说。
再说周恩来回到天津后，向觉悟社的马骏、刘清扬、邓颖超、郭隆真等人讲了李大钊的意思。大家感到要打开天津的局面，使抵制日货运动取得成效，必须要向河北省署施加更大的压力，于是大家决议由马骏等二十多人往省署请愿。他们刚走到省署大门前，忽然跑来几个日本人对他们脚踢拳打，马骏等人立即还手反击。忽然一队警察跑了过来，说马骏等人行凶打人，破坏治安，把他们都抓走了。紧接着，警察又封闭了天津学生联合会，不许他们活动。
办公地点被封了，警察又监视得很紧，没有办法活动。周恩来在马骏被抓后，独自主持天津学生联合会和觉悟社。他正发愁没有地点活动时，邓颖超提议："到我家去吧。我家住在法租界，警察管不着。"大家一听，齐声说好，就分头到了法租界。邓颖超的妈妈是位中医，家境颇好。她很同情学生，周恩来等人开会时，她有时也说几句。周恩来很感激她，由此也对邓颖超多看了几眼。
1920年1月29日下午2点，天气晴和。周恩来等人率领各学校的学生齐集天津东马路，先由周恩来讲演，接着是各校学生领队讲演，又不断散发传单，顿时把大家的劲鼓了起来。周恩来跳到桌子上，大声喊道：我们到省署请愿去，让他们释放代表。大家一齐呼应喊好！便随着周恩来向省署前进。
省署门前戒备森严，他们见学生大队涌来，慌忙关上铁门，从铁门下边的空隙里可以看见许多警察和士兵跑来跑去。周恩来止住队伍，自己走过去，用拳头擂着铁门说：“我们要见省长！”不一会儿，旁边的一个极小的门打开了，出来一位军官说：“你们要见省长，选出四个代表来。”周恩来和大家商量，自告奋勇要当代表。郭隆真不同意，说：“马骏被捕，你不能再被逮捕。万一你被抓起来，这一摊事谁管？”周恩来反对说：“愈是负责任，就愈有必要去当代表，这对斗争有利。”商量了一会儿，决定周恩来、于兰渚为代表。起先大家不同意选女代表，但郭隆真、邓颖超不同意，坚持要按觉悟社的规矩办，代表名额男女平分。由于邓颖超要主持据点的工作，就选了郭隆真、张若名为女代表。
代表选好后，那位副官说：“你们可以进去，但学生们都得退走。否则门一开，大家都涌进去，兄弟担不起这个责任。”周恩来反对让学生退去，他对副官说：“你要是怕担责任的话，我们从门下边的窟窿钻进去。”那位副官再没有反对，周恩来便招呼其他三个人俯身钻了进去。他们还没有站直身子，立即遭到一阵痛打，随即被架起来，押往京师警察厅关押。周恩来沿路高呼口号：同胞万岁！郭隆真、张若名、于兰渚也高呼：民国万岁！学生万岁。沿途街道两旁，挤满了围观的人群，他们不断地鼓掌向四个人表示敬意。
当天晚上，警厅即审讯周恩来。只见一间破旧的房子里，坐着几个凶神般的警吏。在摇曳的烛光的映照下，他们个个面目狰狞，有如城隍庙里的鬼判。周恩来面无惧色地坐在椅子上，看他们搞什么鬼名堂。
一个警吏把惊堂木啪地一拍，问道：学生联合会报的负责人是谁？照实招来。周恩来镇定地说：“这个你无权问。不过报纸在警察厅立案是我办的，我负全部责任。”那警吏又问道：“都有些什么人向你们捐过款？从实招来。”周恩来回答道：“你们无权调查我们学生会的经济内容，我也无须回答你。”那几个警吏问了半天，什么都没问出来，大为恼火。一个警吏冷笑了两声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京师警察厅。警察厅叫你三更死，你就活不到四更天。实话告诉你，我们都给你们准备好玩票的啦！”周恩来大声警告他们说：“你们不要胡来。现在的天津不是去年的天津了，你们要胡来，天津人民和全国人民群众是饶不了你们的。”这几个警吏被周恩来的气势震慑住了，半天说不出话来。
周恩来等人被捕以后，觉悟社转入地下。邓颖超、刘清扬等人每天在邓颖超家开会，商议营救办法。有人感到这事很不好办，邓颖超坚决地说："再难办也要办，而且一定要办好，一定要把代表营救出狱！如果诸君不反对的话，我来主持这项工作。"其他人当然都一致同意。
邓颖超相貌平常，待人忠厚，初一见面，很难给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其实呢，她是个极有决断的女子，口才很好。这次她主动地把营救代表这件最难的事揽到自己身上，除了她的急公好义这一性格外，也还有少女一种难言的感情在起作用。
再说周恩来等人先被关在警厅，后又移禁检厅，这里的管制松动多了。他们也得知有了这个变化，全是邓颖超率领在外面的社员们四处奔走、八方呼救的结果。于是，这个娇弱的河南姑娘一下子成了大家的议论中心。周恩来心里也很不平静，一闭上眼，邓颖超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眼前。可是每当这时，另外一个姑娘的美丽的面容也浮现出来。当他发觉自己已陷于一种感情纠葛中时，不禁深责自己，在运动的关键时刻，怎么能想这些个人的事呢？革新和革心的精神哪里去啦？这样一想，心情平静了许多，便忙着准备讲演稿，去给狱中的战友们讲解马克思主义。
那么周恩来怀念的这位姑娘到底是谁呢？原来周恩来在南开大学学习期间，就是许多姑娘爱慕的对象。五四之前，风气未开，男女分校，界限森严。五四开始，男女学生一起游行，讲演，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终于有一位姑娘向周恩来吐露了自己的爱慕之情。由于她姿容秀丽，周恩来亲昵地称她为明，而不叫她的名字。
经过狱外朋友的斗争和营救，天津当局不得不在1920年7月17日释放了周恩来等二十四名代表。是年11月7日，周恩来偕明姑娘去法国勤工俭学，经过监狱斗争的考验，他们爱得更深沉了。
船抵法国马赛港是12月中旬，先期抵法的南开学生李玉如姑娘到港口来接周恩来。李玉如激动地问道："你们是怎么出来的？都快把我急死了。"周恩来说："这次多亏小超四处奔走，我们才得以出狱。"明姑娘知道，"小超"是天津学生们对邓颖超的一个爱称。本来嘛，邓颖超这时才15岁，在学界领导人中是最小的。但周恩来提起小超时，神情异常激动，把小超叫得甜丝丝的。李姑娘听了，笑了几声；明姑娘听着心里有点不好受。但转念一想，自己容貌出众，男人哪有不喜欢漂亮姑娘的？何况周恩来潇洒英俊，风流倜傥，和自己正好是天生的一对。现在周恩来和自己一起到了欧洲，今后一起学习，好日子长着呢。想到这里，一种幸福感顿时从明姑娘心底里涌上来。李玉如已打电话给一家餐馆订了几个座位，和周恩来、明姑娘一起去吃午饭。这间餐馆不大，也不豪华，但很典雅，餐馆里已有数人用餐。周恩来等人进去时，他们都用赞羡的眼光看着他们，不明白这几个东方青年何以这样光彩照人。
周恩来拿起刀叉切割面包，三个人边吃边谈。周恩来问李玉如：“你来欧洲快一年了，对中国留欧学生的情况肯定熟悉，能给我说说吗？”李姑娘放下杯子，沉吟了一会儿，说：“怎么说呢？先从法国说起吧。你还记得湖南的新民学会吧？”周恩来点点头说：知道。我还和他们的领袖毛泽东见过面呢。李姑娘说：那你一定知道新民学会的另外一个领袖蔡和森了？说起来也真叫人叹服。去年年底，蔡和森一家子都到法国勤工俭学来了。蔡妈妈都五十多了，还是一双小脚，也跟着儿子留学来了。湖南省议会副议长徐特立也留学来了。啊呀呀，湖南学生的这种劲头真让人敬佩。周恩来又问：他们的生活境况如何？李姑娘摇摇头：很不好。每天工作达9小时之久，午饭是开水面包。周恩来点点头说：原来是这样，看来李石曾在国内的一些话讲得并不可靠。李姑娘说：正是这样。不过蔡和森准备和李石曾交涉，要求解决吃饭求学问题。
且说周恩来在巴黎乡下住了几天，在李玉如的协助下联系好了留学事宜。明姑娘除了上课以外，一直陪着他，绿荫道上，留下了串串情话；鲜花丛中，总见双双相依。周恩来惦念着留学生的团结问题，几次欲告别明姑娘去找赵世炎，明姑娘死活不放，无奈之中，他瞅了个空子不辞而别，坐车往巴黎而来。
按照李玉如姑娘说的地址，周恩来找到了赵世炎。他住在巴黎十三区意大利广场附近的一栋公寓里。周恩来推开门后，见到满满一房子人，看样子正在开会。一个青年走过来问他：你找谁？周恩来看他面挺熟，但又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他先自我介绍说：我叫周恩来，刚从天津来，找赵世炎。"屋里的人一听周恩来三字，都站起来，恩来君、恩来君地叫着，跑过来和他握手。一位满口四川话的青年推开众人走过来，自我介绍说：我就是赵世炎。又指着开门的那位青年说：他叫陈延年，是陈独秀的大公子。陈延年不耐烦地挥挥手说：独秀那个人，不要提了，一提他我就有气。赵世炎笑笑，又指着一个留着大背分头的小个子青年说：这位是邓希贤，也是刚到巴黎。周恩来一看，邓希贤个子虽矮，但目光炯炯有神，衣服整洁，显得很干练。接着，赵世炎又介绍他和聂荣臻、陈毅认识。说话间，邓希贤一声不响地离开众人出去了。
大家寒暄一阵后，切入正题。周恩来说明来意：兄弟刚到法国。临行前，天津《新民意报》聘请兄弟当旅欧记者。兄弟今天拜访大家一来是想问问大家，有些什么情况需要向国内呼吁；二是看看大家还要兄弟做些什么。赵世炎说：恩来兄来得正好。现在留法勤工俭学学生面临着饥饿和失业的威胁。欧战一结束，军事生产停顿，工人大批失业，我们俭学学生想找个散工苦工做都很不容易了，哪里还谈得上学习。兄弟我过去一直主张劳动工学主义，反对蔡和森君向政府请愿求救，现在看来我的想法太简单了。我们正想和新民学会的同学联合起来采取请愿行动，就请恩来君多做做斡旋的工作吧。周恩来一口答应：你们的想法正合我的意思。事不宜迟，现在我们就去蒙达尼吧。
两人正要动身，邓希贤忽然推门进来，身后跟着一个西仔。邓希贤拦住大家说：莫走，慌啥子，喂了脑壳再走也不迟。说着，让西仔把提盒里的饭菜拿上来，面包、咸鱼、豆腐放满了一桌。大家啊地叫一声，惊喜地围了过来。赵世炎问邓希贤：你哪里来的钱？邓希贤挥挥手：莫问，喂脑壳，就算给恩来君洗尘。但是周恩来呢？大家一转眼，却见恩来同西仔在门外面嘀咕着什么。赵世炎大喊道：恩来君，有啥子话以后再说，快来同大家一齐吃饭。周恩来转过头来答应一声：好，我这就来。说完，把西仔支走，走了进来。赵世炎请大家坐好了，说：今天是希贤兄请客，为恩来兄洗尘，吃吧！于是大家欢快地吃了起来。忽然，那位西仔又提着食盒走了进来，从食盒里拿出香肠、熏肉摆在桌子上，最后又从口袋里掏出一瓶葡萄酒。大家目瞪口呆，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邓希贤用法语和西仔交涉，西仔指指周恩来，叽哩咕碌地说了一顿。邓希贤转过身来说：恩来兄，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是客人，怎么好叫你破费呢？周恩来摇摇头：这里都是同志，没有什么主人客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说的对不对？大家欢快地齐声高呼：对！便狼吞虎咽起来。
吃过饭以后，赵世炎和周恩来一同去蒙达尼，路上说起了中午的这顿饭，又由饭说起了邓希贤。赵世炎说：希贤这人最是急公好义。又有胆识，藏而不露。办事扎实，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周恩来点点头。从此，邓希贤这三个字就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中。数年后，周恩来再见到邓希贤时，他已改名为邓小平了。
蒙达尼就在巴黎郊区。在蒙达尼公学，赵世炎找到了蔡和森。蔡和森正躺在床上看书，一看赵世炎来了，哎呀一声翻身下床和赵世炎握手。赵世炎又为他介绍说：这位是大闹天津卫的周恩来君。蔡和森忙伸出手来说：久仰，久仰。我听润之兄说起过你。周恩来遗憾地说：可惜没能向润之兄请教。润之兄怎么没有来？蔡和森说：我们也曾劝他来着，他说要留在国内考察中国社会，把章太炎先生资助的一万大洋都给了我们来法的四十几个新民学会会员了。他现在办文化书社，组织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反对军阀赵恒惕，经常有书信来。
正说着，两个年轻的姑娘走了进来。蔡和森指着一位穿白裙的说道：这是向警予女士。赵世炎插话说：也是蔡和森君的夫人。恩来，你不知道，他们是在来法国的轮船上自由恋爱上的。周恩来很高兴地说：那很好嘛。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位是蔡畅女士了。向警予和蔡畅大方地与周恩来握手，蔡畅关心地问：恩来君初来法国，一切还习惯吗？周恩来说：马马虎虎吧。我今天来，主要是当说客来的。我们勤工俭学学生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行动呢？现在世炎兄表示完全同意你们的请愿行动，我看成立一个统一的留学生组织的时机成熟了。向警予立即表示欢迎说：如果诸君能和我们一起请愿，当然更好，和森也多次考虑到这个问题，而且已经想好了名称，就叫少年共产党，你们看怎么样？周恩来说：我看可以。世炎兄，你说呢？赵世炎慢慢地说："勤工俭学学生政治思想复杂，陈延年就相信无政府主义。少年共产党这个名称恐怕会把一些人排除在组织外面。蔡和森冷冷地说：既然这样，你们勤工俭学会和我们劳动工学社还是各自独立活动吧。
大家默默无语，气氛有些紧张。周恩来想了想说：我看这样吧，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固然好；没有统一的组织，只要我们加强联系，协调行动，也同样可以发挥作用。在座的人一听都感到这个办法很好。蔡畅看着周恩来，十分赞许地说：恩来兄真有办法。一种少女的激情升腾上来，她还未及仔细咀嚼这种感情，只听门外一阵喧哗，李富春、李维汉、李立三等人走进来。蔡和森介绍他们和周恩来相见，大家又一起商量了联系的办法，这里就不必多说了。
周恩来和留法俭学生的两个主要组织联系上以后，一面在法国读书，一面参加领导请愿活动。1921年2月8日，蔡和森率一些同学去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结果游行队伍被警察冲散，蔡畅和向警予等二十几个打头阵的女同学被捕。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等人领导同学们组织营救活动。周恩来这时更忙了，他利用自己在京津的影响，说服李石曾出面和法国政府交涉，把蔡畅、向警予等被捕同学营救出来。在为出狱同学举行的欢迎会上，蔡畅斟了一杯酒，恭恭敬敬地送到周恩来手上，周恩来接过一饮而尽。蔡畅还想为他敬酒，李富春走了过来，递给他一杯酒说：恩来兄，我为畅感谢你。周恩来大眼睛一闪，看看蔡畅说：好嘛，这杯酒我是一定要喝的。蔡畅却不悦地甩开他们走开了。李富春摊开双手，无可奈何地说：恩来兄，不知道为什么，近来她总是给我甩脸子。周恩来拍拍他的肩膀：快去追啊！李富春果然急急忙忙地去找蔡畅了。
周恩来从蒙达尼回来已很晚了。房子里的灯亮着，这一定是明姑娘，她有自己房间的钥匙。他打开房门一看，果然明姑娘和另外两个男女青年在房里。周恩来定睛一看，惊喜地说：啊！清扬，申府。来人正是天津的老朋友张申府和刘清扬。刘清扬说：我们找你有一件大事。周恩来惊异地问：什么事？刘清扬看看张申府，张申府接过来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陈独秀、李大钊诸位先生在共产国际代表维辛斯基的帮助下，已组建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经过讨论，我们认为毛泽东、周恩来诸君已信仰马克思主义，所以党趁我来欧教书之便，为你办理入党手续。周恩来一听，激动万分地说：党已经成立了？太好了！接着，张申府、刘清扬作为介绍人和主持人，正式为周恩来办理了入党手续。在一面小红旗前，周恩来举手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为赤色的旗帜在中国飞扬去流血奋斗，去壮烈的死。入党手续办完后，张申府刘清扬夫妻告别了周恩来和明姑娘走了。
且说邓颖超自周恩来出国后，眼见觉悟社社员星流云散，回想往日大家团聚战斗的岁月，不觉有些惆怅，便找到从欧洲回来的郭隆真商议。郭隆真说：我听说海外的社员为加强联系，开展会务，办了一个刊物叫《党邮》。我们为何不在《新民意报》上也办一个《党邮》专栏呢？"邓颖超觉得这个主意很好，便和郭隆真去找新民意报馆主商量。馆主本来就一向支持觉悟社的活动，现在听说觉悟社要在他的报纸上开辟《党邮》专栏，一口答应。
恰在此时，她们收到伍豪的来信。二人高兴极了，打开一看，一封是给觉悟社的，一页是给邓颖超的。郭隆真便先看起给觉悟社的那封信。看完以后，她兴奋地对邓颖超说：逸豪，你看伍豪这封来信。他在德国组织了东方少年C·P，出版《少年》半月刊，工作得多出色啊！她看邓颖超呆呆地看着信，没有反应，便拍了一下她的肩头：逸豪，你在看什么呢？邓颖超把信递给她说：石衫（十三），你看看伍豪给我的这封信。他说的什么，我怎么看不明白？郭隆真奇怪地说：是吗？我看看。她接过信来，看了一会儿，又想了一会儿，突然哈哈大笑起来。邓颖超生气地问：石衫，你笑什么呀？郭隆真好不容易忍住笑说：小超，周恩来君爱上你了，这是一封求爱信。邓颖超一听，满脸绯红，捶着郭隆真的背说：你胡说，你胡说。郭隆真抓住她的手，严肃地说：逸豪，我不骗你，他确实是爱上你了。邓颖超小声说：可是，我们觉悟社成员都宣过誓，这一辈子都不结婚，取独身主义。郭隆真点点头：是这样。不过，那是我们的幼稚。共产主义并不意味着大家都要去当苦行僧，恰恰相反，是要消灭剥削，让人们都过上好日子。我们革命者只要志趣相投，为什么不能结合？周恩来君是我们觉悟社不可多得的栋梁之才。你们两人结合真是再好没有了。你应该高兴才是。
经过郭隆真这一番劝解，邓颖超也开始认真考虑这个问题。这时，经中国共产党中央指示，旅欧的少年共产党正式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又成立了中共旅欧总支部。周恩来既要负责组织团的工作，又要主持党的工作，还要为天津《新民意报》和《益世报》写旅欧通信，实在忙不过来，就让邓小平负责宣传工作。这时《少年》已改名为《赤光》，周恩来就让邓小平一并主持《赤光》半月刊。邓小平也真有本事，不仅写得一手好字，而且油印技术也特别好。他印出来的《赤光》就好像是从一流的工厂里铅印出来的，大家看了爱不释手。周恩来特别高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邓小平能把这么一件小事做的这么好，将来必定是非常能干的实干家。他举着《赤光》对大家说："咱们这里出了个油印博士呢。"于是邓小平在巴黎多了个名字：油印博士。
金风送爽，转眼就是1922年10月了。这天周恩来正在寓所里给邓颖超写信，准备让即将回国的李维汉捎去，忽然有人叩门。他拉开门，门外站着一个中年人。此人中等个子，穿了一套黑西装，笔挺地站着，一看就知道是行伍出身。周恩来和气而警惕地问道：你找谁？中年人诚恳地说：我叫朱德，刚到欧洲。你一定是周恩来君了？周恩来点点头说：是的，请进来吧。他为客人端上茶以后，问道：不知朱先生找我有何见教？朱德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两手放在膝盖上，对周恩来说道：我是四川人，原来是滇军的将领，参加过护国之役。但现在军阀混战的现实教训了我，必须要找一条真正的救国之路。我经过学习研究，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政治主张才能救中国，因此我极想参加贵党。来欧前我到上海找了贵党总书记陈独秀先生，他不相信我这个旧军队的将领入党的真诚愿望，说我必须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才能入党。我感到绝望、混乱，这些日子真难过。我听说你在欧洲领导着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所以一到欧洲，就来找你……
朱德说话时，周恩来一直侧着头，静静地听着。朱德讲完了，不安地看看眼前的这位温文尔雅的青年，担心又会被拒绝。没想到周恩来听完后，站起来双手握住他的手说：我完全同意接纳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朱德同志，从现在起，你就是中共党员了。当然，还得办一个手续。请你填一份入党申请书，我们把它寄给党中央审批。不过，这很快，几个月就可以办好。现在我带你去找个地方先安顿下来吧。
朱德没想到周恩来用了不到半个小时，就为他办好了入党手续，握着周恩来的手激动地说：恩来同志，你是我政治上的带路人。以后党需要我做什么，尽管吩咐，赴汤蹈火也不推辞。周恩来使劲地摇摇朱德的手说：朱德同志，我代表党欢迎你参加党的组织。不过，你的党籍还不能向外公开，因为党可能需要你做一些特殊的工作。朱德答应道：是的，我一定按照党的要求去做。光阴荏苒，不觉又过去了一年。周恩来给邓颖超寄、捎了几封信，邓颖超只回了一封信，对他信中提到的问题并未明确表态，他心中有些着急。正在这时，邮差送来了一封国内来信。周恩来惊喜地接过信，看看信皮，却不是邓颖超写的。这会是谁呢？
话说周恩来正为没有接到邓颖超的信而着急时，突然接到了国内的一封来信。他看着信皮，上面的字体很陌生。这会是谁呢？他赶紧抽出信纸看信后的署名，赫然三个大行书体字映入眼帘：廖仲恺。啊！是廖公来的。他虽然没有见过廖公，但知道他是孙中山最信任的人，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在广州协助孙先生创办黄埔军校。周恩来赶紧读完信，才知道是廖公要他速来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这是大事，周恩来立即向旅欧总支部的同志作了汇报，总支部也收到了中共中央的通知，当即让周恩来回国，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军事委员和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轮船劈开大西洋的万顷碧波，激起一道白色的浪河。周恩来站在船舷边，眺望着蓝色的海洋，心情很不平静。从国内的来信和海外报纸的报道中，他已经知道国共实现合作，大革命的浪潮已在国内翻滚，自己马上就要回国投入到革命浪潮中去了，可以实现自己的革命救国的愿望了，这是何等地令人高兴啊！同时他也更加怀念邓颖超，许多时没有接到她的来信，不知她现在哪里？一想到此，他恨不能一步跨到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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