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被誉为最美红卫兵，叛逃后加入苏联成为一名特工，最后结局如何？
在天津老城厢，弯弯曲曲的巷子像一张细密的网，把市井生活紧紧兜住。其中有一条再寻常不过的巷陌，青石板路被岁月打磨得光溜溜的，两旁的房屋挨挨挤挤，墙皮有些脱落，露出里面灰扑扑的砖块。就在这条巷子里，有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像颗小炮弹似的，把整条胡同搅得不得安宁。
邻家女孩们大多还沉浸在跳皮筋、翻花绳的简单快乐里。皮筋在她们脚下欢快地跳跃，翻花绳的手指灵巧地穿梭，笑声像银铃般清脆。可这个叫傅索安的丫头，却对这些小女孩的游戏提不起一点兴趣。她整天在胡同里东窜西跑，像只没头苍蝇，却又带着股子让人头疼的机灵劲儿。
街坊们见了她都绕着走，就像见了瘟神似的。大人们聚在一起聊天，只要一提到傅索安，就直摇头：“这丫头片子，就是个‘混世小魔王’，谁家摊上她，可算倒了霉了。”可傅索安却不在乎，她依旧我行我素，在胡同里横冲直撞，把大人的话都当成了耳边风。
七岁那年，她背着小书包，蹦蹦跳跳地踏入了校门。傅索安凭着那股子泼辣劲，很快就和男生们混成了一片。课间操场上，总能看到傅索安带着一帮小跟班追逐打闹的身影。她跑得飞快，两条羊角辫在脑后一甩一甩的。
放学路上，傅索安那清脆的吆喝声比卖糖葫芦的还响亮。她带着小跟班们，在胡同里横冲直撞，一会儿去这家院子里摘个果子，一会儿去那家墙上画个鬼脸。大人们虽然生气，可也拿她没办法，只能无奈地摇摇头。
时光就像流水一样，匆匆而过。当历史的车轮碾进1966年那个火热的夏天，整个中国都沉浸在一种狂热的氛围中。傅索安也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
这个扎着两条粗辫子的少女，仿佛找到了施展拳脚的舞台。她带着一群十四五岁的少年，把教室改造成了“革命指挥部”。课桌被他们七手八脚地拼成了会议桌，上面永远摆着红宝书和搪瓷缸。红宝书被他们翻得破破烂烂，搪瓷缸里装着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凉白开。
他们穿着父辈的军装改制的不合身制服，衣服又大又长，像唱戏的戏服。腰间扎着武装带，胳膊上套着红袖章，活脱脱一群小号的“革命闯将”。他们整天在校园里晃悠，眼睛滴溜溜地转，四处搜寻“阶级敌人”。
傅索安的“战斗队”可不是过家家的游戏。他们在校园里四处搜寻，只要看到谁不顺眼，或者觉得谁有“问题”，就把人家揪出来批斗。最令人胆寒的是，这些孩子竟真的效仿大人模样，把批斗会开得有模有样。
讲台上挂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横幅，红纸黑字，在风中猎猎作响。台下举着用课本卷成的“话筒”，一个个神情严肃，像模像样地喊着口号。被批斗者脖子上挂着的鞋子在风中摇晃，发出“哐当哐当”的声音。傅索安站在讲台上，双手叉腰，大声训斥着被批斗者，那架势，就像个经验丰富的“革命领袖”。
这个少女指挥官的“战绩”很快传遍京津地区。她带着队伍跨区作战，今天去纺织厂揪斗“走资派”，明天到机关大院贴大字报。他们在纺织厂里横冲直撞，把机器的轰鸣声都盖过了。在机关大院里，他们把大字报贴得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像一片片彩色的旗帜。
最疯狂的时候，她竟组织了上百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开赴千里之外的内蒙古。他们坐着破旧的卡车，一路上风餐露宿，可傅索安却一点也不觉得苦。她站在卡车上，挥舞着手臂，大声喊道：“我们要去声援素不相识的‘革命同志’，这是我们的使命！”队伍像一条长龙，在公路上蜿蜒前行，引得路人纷纷侧目。这种说走就走的“革命远征”，让成年人都瞠目结舌，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些孩子怎么会这么疯狂。
命运的转折来得猝不及防。1967年的春天，傅索安作为“红卫兵英雄”被选送到北京。当她站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望着长安街上飘扬的红旗时，心里充满了自豪和激动。她觉得自己就像一颗耀眼的星星，终于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
在某个春日的午后，阳光暖暖地洒在大地上。傅索安作为青年代表，怀着忐忑又兴奋的心情，走进了接见厅。她看到了最高领袖毛主席，激动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她拼命地鼓掌。
在1968年，傅索安主动报名来到了边境一个叫奇玛村的地方，一心想要在这儿“扎根农村干革命”，觉得这是一件顶了不起的事儿。这个村子不大，也就三百来口人，日子过得平平淡淡。村东头有口老井，是全村人的命根子。井壁上的青苔，一层叠着一层，绿得发暗。井绳呢，在日复一日的打水声中，被磨出了深深的沟壑。
奇玛村和下游的鲍家庄，因为这口老井，结下了世仇。鲍家庄的村民觉得，奇玛村独占了这水源，每到枯水期，他们就得跑十几里路去挑水，那路啊，坑坑洼洼的，挑着水桶走一趟，累得人腰都直不起来。
这一天，鲍家庄的壮劳力们扛着铁锹、木棍，气呼呼地就来了，说是要“讨说法”。傅索安带着二十多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举着镐头把子就迎了上去。
这些十八九岁的青年，有的穿着露棉花的破袄，冻得直哆嗦，可眼里却烧着让成年人胆寒的火。“他们欺人太甚！”傅索安站在结冰的井台上，振臂一呼，带头掀翻了鲍家庄的挑水桶，冰凉的井水混着泥沙，“哗啦”一声，溅了对方一身。
这一掀，可不得了，就像点燃了火药桶。双方先是推搡起来，你推我搡，谁也不让谁。接着，就演变成了惨烈的械斗。镐头与扁担在空中挥舞着，发出“呼呼”的风声。冰面上，躺着被打破头的伤者，殷红的血在雪地上洇出触目惊心的图案。
这场械斗，让奇玛村和鲍家庄都元气大伤。傅索安，也从那个满腔热血的女知青，变成了众矢之的。她临时搭建的批斗台上，受害者家属举着带血的衣衫，哭喊着：“就是她！这个外来的挑唆孩子们送命！”那声音，像一把把利剑，直直地刺向傅索安。
批斗会从晌午一直开到月上柳梢头。傅索安的衣服被扯成了布条，棉絮混着血水，粘在脸上，狼狈极了。她低着头，却始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却还想着为什么就走到这一步了，凭什么这么对待她。
批斗会结束后，傅索安被关进了羁押所。傅索安蜷缩在通铺上，听着看守人员均匀的鼾声，心里头却像翻江倒海一般。
她想着自己的未来，越想越觉得绝望。难道自己就要这样在这阴暗的羁押所里度过余生吗？不，她不甘心！她要逃出去。
某天夜里，傅索安借着月光，屏住呼吸，轻轻推开已经松动的木门。门“吱呀”一声，在这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她吓得赶紧停住，大气都不敢出。等了一会儿，见没什么动静，她才又小心翼翼地继续推门。
羁押所的围墙足有两人高，墙头还拉着带刺的铁丝网，在月光下泛着冷冷的光。傅索安看着这围墙，心里头有些发怵，但她知道，这是她唯一的出路。她把撕碎的床单拧成布绳，一头系在窗棂的铁钉上，另一头抛向墙外。那布绳在风中飘荡着，像一条白色的蛇。
傅索安深吸一口气，抓着布绳就开始往上攀。她的手，因为紧张和用力，变得青筋暴起。掌心被粗糙的麻布磨得鲜血淋漓，可她顾不上这些，只有一个念头：爬上去，逃出去！
“什么人！”突然，巡逻民兵的手电筒光柱划破夜空，像一道闪电。傅索安心里一紧，手一滑，差点掉下去。她咬咬牙，拼尽全力，加快了攀爬的速度。就在民兵快要靠近的时候，她终于翻过了墙头。
她顾不上身上的疼痛，撒腿就跑。身后，传来民兵的呼喊声和脚步声，但她不敢回头，只管拼命地往前跑。她跑过一片树林，树枝划破了她的脸，她也不在乎；她跑过一片田野，泥水溅满了她的裤腿，她也顾不上。
当她冲到额尔古纳河边时，已经累得气喘吁吁。额尔古纳河，在月光下波光粼粼，像一条银色的丝带。傅索安望着这河，有些犹豫。但身后追兵的声音越来越近，她没有别的选择了。
四月末的时节，按说该是春意渐浓的时候了，可这东北边境的河水，还带着冰碴子。那冰碴子在水里漂着，冷得刺骨，就像无数根银针，直直地扎进人的毛孔里。
傅索安站在河边，望着那漆黑的河水。可身后是民兵的呼喝声，一声接着一声。她深吸了一口气，咬了咬牙，纵身就跃入了那漆黑的河水中。
河水冰冷得厉害，刚一入水，她就被冻得打了个哆嗦。那刺骨的寒意，顺着她的四肢百骸往上蹿，仿佛要把她的血液都给冻住。她拼命地划动着手臂，可那手臂已经冻僵了，每动一下都费劲得很。
对岸苏联哨所的探照灯，时不时地扫过河面。那灯光，亮得刺眼，照得她心里直发慌。她心里明白，要是被那灯光照到，自己可就完了。身后，民兵的警告声传来：“站住！再跑就开枪了！”那声音，在河水的哗哗声中，显得格外清晰。
就在她觉得自己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手指突然触到了一块坚硬的岩石。她知道苏联岸边的浅滩到了，她拼尽最后一丝力气，抓住了那块岩石，然后慢慢地爬上了岸。
苏联边防军已经被这边的骚动惊动了。两名士兵端着冲锋枪，急匆匆地跑来查看。借着月光，他们看见了河中浮沉后好不容易上岸的黑色身影。他们警惕地围了过来，用枪指着傅索安，嘴里叽里咕噜地说着俄语。
很快，傅索安就被带到了苏联内务部的审讯室。那审讯室里，灯光昏暗，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几个克格勃特工坐在桌子后面，眼神犀利地盯着她，仿佛要把她看穿。
“谁派你来的？”一个特工用生硬的中文问道。傅索安摇了摇头，她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只是个想逃命的人，哪有什么人派她来。
“你在中国红卫兵中担任什么职务？”另一个特工接着问道。傅索安还是摇头，她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总是问她这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她在中国的时候，就是个普通的女知青，后来出了那些事儿，才被迫逃到了这里。
面对这些反复的质问，傅索安只能一遍又一遍地表达自己什么都不懂。可那些特工却根本不相信她的话。他们以为她是中国派来的“特工”，故意装作什么都不懂。
接下来的几天里，傅索安被关在审讯室里，接受着没完没了的盘问。她每天都被折磨得疲惫不堪，精神也快崩溃了。
渐渐地，苏联人发现，傅索安对他们的盘问，回答得前言不搭后语，根本不像是个训练有素的特工。他们开始放下戒心来，认为傅索安的到来只是个意外。
而在国内，傅索安逃到苏联的事儿，闹得沸沸扬扬。中国外交部三次向苏联要求立即遣返逃犯傅索安，可苏联方面却拒绝了。他们不仅拒绝遣返，反而给傅索安提供了庇护。
这事儿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毛主席、周总理得知后，都十分重视。他们随即下令彻查这桩“丑闻”，要弄清楚傅索安为什么会逃到苏联，背后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经过一番调查，相关责任人受到了严惩。可傅索安的事，却并没有就此平息。国内民众讨伐她的声浪愈发高涨，很多人甚至将她视为“国贼”、“红色叛徒”。
一年后，克格勃总部大楼里，一场结业典礼正在这儿举行。
傅索安站在人群里，看着周围那些陌生的面孔，一个个神情严肃。当她接过那张印着镰刀锤子徽章的特工证书时，手都有点微微发抖。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这个来自中国的“问题青年”，竟会被推上冷战间谍战的最前线，成为苏联的克格勃。
想当初，她在中国的时候，被毛主席接见过的女知青。如今，逃到了苏联，却被克格勃盯上了，还变成了一个看似冷静、专业的特工。其实她心里清楚，自己不过是一颗被利用的棋子罢了。
没过多久，总部下达了“清除叛徒伊万诺夫”的命令。总部的人觉得，她这张东方面孔和复杂的背景，让她成为执行这项任务的绝佳人选。
傅索安以“中国留学生”的身份，来到了日本东京。东京这座城市，热闹又繁华，大街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可傅索安却没心思去欣赏这些。她在目标公寓对面的廉价旅馆租了个房间，每天就坐在窗前，观察着伊万诺夫的生活规律。
这个伊万诺夫，警惕性高得惊人。他的窗户永远拉着防弹窗帘，就像一道坚固的屏障，把外面的世界隔绝开来。饭菜都是由管家从后门收取，连出门遛狗都带着保镖。
傅索安开始精心设计“偶遇”。她会在伊万诺夫常去的公园里“偶然”出现，装作在欣赏风景；会在他常去的咖啡馆里“不小心”和他坐到相邻的位置。每次“偶遇”，她都会露出那张漂亮的脸，用那看起来人畜无害的眼神看着伊万诺夫。
伊万诺夫一开始还有些警惕，可时间一长，他渐渐放松了警惕。他觉得这个中国女孩挺有意思的，每次看到她，都会莫名地感到一阵轻松。他开始和傅索安聊起天来，从天气聊到生活，从艺术聊到哲学。傅索安总是耐心地听着，时不时地插上几句话，让伊万诺夫觉得她是个很有思想的女孩。
经过多次的“偶遇”，傅索安终于找到了让伊万诺夫放松警惕的间隙。她知道，机会来了。这一天，伊万诺夫参加了一个宴会，宴会上他端着香槟，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傅索安早就等在了那里，她装作一副慌张的样子，“不小心”撞翻了伊万诺夫手中的酒杯。
“请原谅我的笨拙。”傅索安连忙掏出手帕，去擦拭伊万诺夫的衣襟。她的指尖微微颤抖着，心里却十分镇定。她将准备好的毒药悄悄洒进了伊万诺夫的酒里。
伊万诺夫并没有察觉到什么异样，他笑着摆了摆手。然后，他端起那杯被下了毒的香槟，和傅索安碰杯，一饮而尽。
三小时后，伊万诺夫在驱车前往美军基地的路上，突然感到一阵剧痛。他的脸色变得煞白，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落下来。他想要呼救，可喉咙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发不出声音。车子在马路上横冲直撞，最后“砰”的一声撞在了路边的树上。
当警察赶到时，伊万诺夫已经没有了气息。法医进行了尸检，却只查出是心脏骤停，连最细微的针孔都没找到。东京警视厅的人一头雾水，他们开始大规模地排查可疑人物，可怎么也找不到线索。而此时的傅索安，已经坐上了离开东京的飞机。
回到莫斯科的当天，克格勃对她的行动非常满意。他们举行了一个简单的表彰会，对傅索安进行了一番奖励。但更珍贵的奖励，是她在卢比扬卡大楼拥有了自己的专属办公室，还有一大笔的酬劳。
但好景不长。1972年，傅索安被确诊患上了重度肺病。起初，那咳嗽还只是断断续续的，渐渐的，就演变成了整夜难眠的剧咳。每到夜里，那咳嗽一声接着一声，震得她五脏六腑都疼。有时候咳得厉害了，竟能咳出鲜血来。
病魔这东西，一旦缠上人，可就不只是折磨肉体那么简单了。到了1974年，傅索安去医院拍了X光片，那片子上肺部异常的阴影已经扩散成了片状病灶。从那以后，胸痛就成了她生活的常态，日日地穿刺着她的身体，让她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
为了缓解这疼痛，医生给她开了止痛针剂。一开始，那针剂还挺管用，打完之后，她能稍微缓口气，感觉身上轻松了不少。可时间一长，止痛针剂的效力越来越短暂了。有时候刚打完针，没一会儿，那疼痛就又像潮水一般涌了回来。没办法，她只能依靠注册吗啡。这吗啡成了维持她生存的必需品，她就像个瘾君子一样，越来越依赖它。
在药物副作用和病痛的双重折磨下，傅索安的身形日渐消瘦。原本就有些单薄的她，现在更是瘦得皮包骨头。她曾经那乌黑的发丝，也大把大把地脱落。
精神的崩塌，往往比肉体的折磨更令人绝望。傅索安虽然人在苏联，可心里却一直盼着能见到自己的父母。每当护士推着治疗车进入病房时，她总会下意识地望向门口，眼神里满是期待，盼着能见到亲人。她多希望父母能出现在门口，给她一个温暖的拥抱，告诉她一切都过去了。
可她的父母，早就通过官方渠道发表了声明，以“与叛国者划清界限”为由，断绝了和她的亲子关系。
1974年11月，天还没亮，整个医院都静悄悄的。值班护士像往常一样，在病房里巡查。当她走到3号病房时，突然听到监测仪发出刺耳的鸣叫。
护士赶紧跑到床前，只见傅索安蜷缩在床角，身体微微颤抖着。床头柜上，散落着几个空药瓶和撕碎的信纸。护士心里一紧，赶紧上前查看傅索安的情况。可此时的傅索安，已经没有了呼吸，脸色苍白得吓人。
傅索安吞服了超量镇痛剂，生命永远定格在25岁。她最终在异国医院的白色病房里，用最决绝的方式逃离了肉体的桎梏与精神的炼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