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下半年一天早上上学的路上，从新闻联播里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我去问刘老师，我应该考文科理科呀？当时都在宣传科学家，而且流行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作为教语文的班主任，刘老师说：“你成绩这么好，还考什么文科呀？”刘老师这句话决定了我高考的方向。
后面马上就是秋忙假了。听说县城的泰兴中学要搞高考补习，我父亲就联系了高彭寿老师的父亲陈遐林，让我住在他们家到泰兴中学去听课。泰兴中学那一年的补习是在学校礼堂里进行的。多少届的毕业生都在听。在泰中大礼堂里听了两个星期的课，我第一次学习到物理课的速度、加速度、牛顿定律和很多其它知识。
我去泰中参加补习的时候，曲霞还没有通汽车。两周后回来的时候，曲霞已经通汽车了。从那以后去泰兴就方便多了。
回来以后，曲霞中学也组织了高考补习。把我们原先的班级打乱，分成文理两个班进行补习。很多往届毕业生也回校和我们一起听课，过道里、窗台上都站满了人。学校选了我和王宏生、王克利、虞斌、叶霞林五个同学作为在校生参加1977年的高考，很遗憾都名落孙山了。
我们就老老实实准备下一年的高考吧。从冬天开始，学校要求我们晚上一定到校晚自习。当时的供电还不太正常，经常断电。我们的校长王庆余让学校准备了汽油灯挂在我们教室里。那个灯的原理我不太明白，但是非常亮，相当于大瓦数的电灯。曲霞供销社食品加工坊，每年冬天晚上加工年货时，院子里挂着汽油灯，所有地方都亮堂堂的。
当时许多“文革”前的老电影被拿出来放映，同时也新拍了不少电影。曲霞影剧院刚刚建起来，进去看是要买票的，也有很多电影是露天放的。在曲霞看露天电影是扛着板凳去的。去周围大队看的时候，都是走过去站着看。春天的时候有一天，有人告诉我，靖江某个离我们4公里的村里放“小铜锣”。我就和镇上的一群小伙伴一起去了。从曲霞镇到靖泰边界差不多2公里，这些地方我比较熟悉。过了界河那边从来没去过，我就不认识了。吃过晚饭跟着小伙伴们去的时候天还是亮亮的，到了那儿天黑了开始放电影。放完电影，一个小伙伴也看不见了,只有我一个人。我的心有点发毛。幸好那天有月亮。虽然是阴天，厚厚的云层在月亮下面，走路还能看见。我根据大概的方向，揣摩着走了一两里之后，后面的路慢慢认出来了，我也就放心了。防震抗震之后，因为家里地方比较小，我还住在院子中间的防震棚里。半夜到家时，喊门之后有人把院子大门打开。我回到自己住的防震棚里。我爸妈以为我那天去学校自习了，我也没吭声。直到上了南大第一个寒假回来，我才告诉我妈妈。我妈妈说，“鬼死伢儿呀，要是夜里头迷路了，不要到天亮才能找到家呀！”
当时最缺的是复习资料，学校老师能提供一些，我父母也通过自己的关系去寻找这样的资料。后来找到了“文革”前每年高考试卷和1977年各省的高考考卷。从别人那里找到资料后，父亲帮我复写手抄这些资料。我自己留一份，另外一份带到中学给我们老师。我到现在还记得，有时停电的晚上，在油灯下，我和父亲面对面，我父亲在抄复习资料、我在学习的情形。学校的老师当然找到更多的复习资料，这时候我就有新的任务——刻蜡板，为老师分担部分事情。这些资料很多是我和另两位同学刻蜡板印出来分发给大家的。
大概到了1978年3.4月份的时候，我父母从泰兴新华书店订到了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这套书的影响之大，后来很多人都知道了。当时是一本一本出的。每个乡镇供销社，只能分到一套。曲霞的第一套很自然地就在我手上了。过了一个月，又开始订第二套，我母亲主动告诉王校长，这一套给曲霞中学。
不知道曲霞中学通过什么途径，常常能搞到泰兴中学的模拟考试的卷子拿来让我们考，并且告诉我们泰兴中学高二成绩最好的周同学考了多少分。周同学的母亲是泰兴教育局的秘书，我父母是认识的。这样，我每次考试也就有了标杆。有一次，他们带了一张泰中高一物理卷子给我们考，说是泰中那个班最好的同学考了94分。我那次考了90分。我们曲霞中学高一的同学也考了那份卷子，最高的同学考了76分。我们每次考试的情况也传到泰兴中学。这次传成了泰中高一的卷子给我们曲中高二的考，最高考了76分。高考拿到分数之后到泰兴，有人问我，你们高二考人家高一的卷子，最高的人只有76，你总分怎么能考这么高的呢？
端午节前一天，我父亲在焦荡镇出差。焦荡中学有一个非常好的物理老师朱炳荣是太平圩人，就是前面提到的朱学工的堂叔。我父亲听说朱老师第二天上午半天物理要专门讲一个专题，就托人带信告诉我，让我第二天到焦荡中学去听朱老师的课。我和王克利同学两人骑了一辆自行车，骑了6公里来到焦荡中学听朱老师的课。听了四个小时，我把那一部分内容基本理清楚了。上完课之后我父亲带我们到焦荡供销社吃中饭。那顿端午节的中饭吃得特别香。后来拿到高考分数之后，我在曲霞去太平圩之间的公路上碰到过一次朱老师。我很高兴地告诉他，物理考了83分。您讲的内容里面有10多分，我都做对了。朱老师说，我们焦荡中学物理最高的同学只有80分。
忙碌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高考前三天，学校放假，老师让大家好好休整几天。而我的任务却又来了。曲霞考场分为文科和理科考点。文科在曲中，理科在曲小（曲霞五七学校）。两个考点都要出大字报墙报，要写什么“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接受国家挑选”之类的东西。写文章和写大字报的任务，我都是老师的首选。第一天先写了一篇在曲小考点的文章，第二天上午抄出来了。下午我想，直接把文章写到大字报上去吧，反正就是那些八股内容，如果考上了，就高兴地接受国家挑选，如果考不上就插队劳动，广阔天地里扎根一辈子。奇妙的是，后来上大学和插队这两个选择我都做到了。第三天上午，到两个考点和别的人一起把准备好的刊头画、横幅一起贴到墙上。下午总算有了空余时间，把几门课的内容在在脑袋里梳理了一遍。
7月20日是高考的日子。我父亲从7月19日开始出差了。临走之前他告诉我，他以前在广陵工作的同事的小孩要到曲霞参加高考。总共有4个人，中午的时候让我把他们带回家来吃饭。7月20日上午，我准时来到了考场。准备进考场的时候，我们班一个小个子同学在考场门口被拦住了，检查准考证的人说：“这是考大学的地方，你小孩要玩到别的地方去玩。”我们这个同学拿出了准考证。原来这个同学太矮了，才1米5多一点，被人家误为小孩子。我当时是1米61。而过了几年再见到这个同学的时候，他已经长到1米8的大个子了。
进了考场，我那个教室的监考老师是我外公的邻居，其实他们家住的房子就是解放后分的我外公的。他是泰兴中学66届的，被班里公认为学习最好的人，只是当年废除高考，让他与高考无缘。十余年后的1977年，他已结婚成家有了小孩，仍未能参加高考。他先是程西二队政治队长，然后在1978年初被安排为小学老师，后来转正了。2015年我见到他的时候，他说他的退休工资比我母亲要高很多，这倒也可聊以自慰了。
上午考试结束，出来时已经有3个人在外面等我了，就是我父亲在广陵工作同事的小孩。他们告诉我，我们4个人来考的，3个考理科，另外一个考文科。我是走路去考试的，他们从广陵过来是骑车来的。我们到了曲中一起碰头后，一起走到了我家。高彭寿老师的妹妹高彭兰这几天也住在我家。我母亲做了一桌子菜，吃完后大家一起聊了一会就回考场继续参加考试了。本来从上高中开始，我就有睡午觉的习惯。到了高考这几天因为要陪着他们，我反而没办法睡午觉了。考完之后，大家都在对答案，估算自己能得多少分。我估下来每门都应该在70到80之间。我们曲霞1977年一个人都没考上，但是根据我的这个分数和1977年的各省公布的录取情况，这个分数应该有大学上的。
8月上旬，刘奎老师把我找到学校，说自己参加了高考语文阅卷，有标准答案，让我对估算语文分数。我拿着刘老师带回的标准答案，不清楚的地方又和他讨论一下，算出来应该能得85分。我自己都有点吃惊，我有这么高吗？后来实际分数下来是87分。
大学期间（后排左二为作者）
下乡与录取
过了几天，我父亲晚上回到家，把我和母亲叫到一起。他说他和我们这儿很有名的老干部苏明一起吃饭了。父亲因工作关系常在外边吃饭，以前回来从不讲和谁一起吃的。我们曲霞有一个著名的烈士叫印达，1947年新四军北撤时是曲霞区委书记。后来被国民党抓住之后牺牲了。他所在的村被命名为印达大队。现在是全国著名的文化旅游村，上过中央电视台。我们从小学到高中，每年清明节都要到印达墓上去扫墓。苏明是印达的老战友，每年都是由他介绍印达的事迹。我父亲说：“苏明要调回省供销社去工作了。他现在是我们泰兴县革委会副主任。1968年，我在省商业厅工作时，他就认识我。那时候省供销社和商业厅是合并在一起的。今天就是我们曲霞的干部欢送苏主任回省里工作。秦主任和何主任也一起吃饭了。”这个秦主任是供销社主任，是部队团参谋长转业回来的。何主任是他爱人，是曲霞公社知青办公室主任兼妇联主任。我父亲接着说：“我跟他们讲了你考大学的事情。苏主任说，假如确有把握能上大学的话，可以先安排你插队。我们当地的政策，是每家留一个工作指标。你去插队了，这个留城工作的指标就可以留给你的弟弟妹妹了。何主任也觉得这个主意好，她可以帮忙办一下手续。”当时虽然上山下乡还没有停止，但是77届高中毕业生还没有办插队，都呆在家里。我从小是计划好插队到我外公生产队的，然后通过自己写文章的特长争取成为工农兵学员。我父亲说：“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办，除非我们曲霞又和去年一样，一个人都考不上大学。即使大家都考不上，你明年再努力还是能考上的。”就这样，把我的户口转到了张匡大队程西二队。在那里，我还真的挣到了一些工分。以前生产队的会计来找我父亲到供销社买农药、化肥、柴油等生产物资，我父亲都要帮忙买的。我成了他们生产队的社员之后，这些事情就落到我头上，当然也挣到了全劳力的工分。同时，我还领取了40元安家费，正好后来用来置办上大学需要准备的被褥行李和衣服。我进南大没多久，1979年元月开始，知青就大规模回城了，我这个1978年9月插队的人就是最后一批下乡的知青了。而我当时对这事也没当回事，差不多把它忘了。直到后来工作后知道，知青是算工龄的，而我有了这个一个多月的插队经历，不仅上大学期间可以算工龄，而且比没下乡的同龄人长了一个月，在单位分房的时候工龄排在所有78级的高中应届生之前。
8月中旬，曲霞还出了一个很蹊跷的事情。曲霞的老街是青石板铺成的。老街西头河上有一座石桥，当地人称为“西石桥”，是明朝末年建的，走了几百年。曲霞从明朝末年开始才有人居住的。可以说这座桥伴随了曲霞的历史。但是年头长了，边上栏杆有一段已经坏了。曲霞新建的公路1977年通车的时候，只到镇西头通往泰兴的方向。1978年开始修建向东通往广陵的公路，是和老街平行的，在那个河上新建了一座水泥桥。水泥桥建好之后，上午通车，下午那个老西石桥就轰然倒塌了。冥冥中好像在告诉我，我将另走他乡，那条过桥的老路，不再是我来来回回行走的道路了吧？
又过了些天，一个下午，一位从泰兴回来的人说我高考得了400分。我记不得这位报喜的人是谁了。这比我估的分数要高了一些，我还在嘀咕，是不是学习同样很好的同学王宏生或者杨天宝的分数呢？王宏生的准考证号跟我最后两位数字是颠倒的，一个46，一个64。杨天宝同学来自肖榨五七学校，也姓杨，别人可能不知道他，安到了我头上。第二天下午曲霞公社负责文教的朱学泉副主任从泰兴回来，来到我母亲的图书柜上，拿了一份他在泰兴抄录的的曲霞所有获得体检资格的考生的总分和单科分数的单子。上面共有19人。我的总分是400分，政治63，语文87，数学78, 物理83，化学89。这是曲霞历史上高考上线人数最多的一次。那一年我妹妹也参加了中专入学考试和高中入学考试，也都上线了。并且她成为我们曲霞公社唯一一个考上泰兴中学高中部的学生。我父亲也在那个时间提拔为供销社副主任、主任，过了几年调任扬州市供销社业务科科长。后来我母亲告诉我, 那几天好消息连续不断, 她接连好多个晚上想想都高兴得醒了过来。
两天之后，我的小姑妈从泰兴最西北的刁舖骑了将近50公里自行车来到我们家，问我的高考分数。她知道我的学习一贯很好。那时候没有长途电话，她就骑车过来询问了。我父亲兄妹几个，对这个小妹妹的感情最深。我9个月的时候，祖父去世了，当时小姑妈还在上初中。祖父临终时，给我父亲留下两条遗嘱：第一，不许打我，所以我从小到大只被我父亲打过一次屁股；第二条就是，把这个小妹妹照顾长大。我小姑妈初中刚毕业的时候没有工作，我父亲就让她住在我的外婆家，也就是我小姑妈嫂子的娘家住了将近一年，直到她找到工作才回到刁铺。1968年我5岁的时候，跟着小姑妈在刁铺上了幼儿园。她对我特别好。晚上跟着她从乡办厂下夜班的时候，街上的小摊上有五分钱的油炸麻雀和油炸蚕豆瓣。我知道我父母是从来舍不得给我买的。我就和小姑妈讲，跟人家讲买半包吧，她就买了半包油炸蚕豆瓣给我吃。她的儿子蔡扬1983年上了泰兴中学。1986年高考的时候，蔡扬的分数是清华、北大、人大都能录取的，但是因为我在南大，他最终也上了南大。
过了几天，曲霞中学把我们所有上线的同学召集在在一起填志愿。我的语文单科成绩87分，超过了当年江苏省总分第一名(根据现有资料，很可能也是全国状元）萧柏春的语文单科86分。我的化学分数最高，只是那时候数学家陈景润是大家心目中的英雄，我便填第一志愿为南京大学数学系，第二志愿是化学系。其实后来知道，我的数学、化学分数都不算高。化学尽管是我各科中最高的，但是在我们班江苏考生里，我是唯一一个没有到90分的。我连分子和离子当时都搞不清楚。后来大一第一学期结束的时候，无机化学助教老师刘效兰说我概念很清楚，我大喜过望，知道自己也是能把化学学好的。后来我化学方面的科研论文研究论文被诺贝尔奖获得者引用了十几次，也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的。
高考体检是在泰兴人民医院进行的。我们曲霞的考生是全泰兴最先进行体检的。我的第一项是视力。第二项是听力。医生站在5米的地方小声地说几个词。她说的时候我都听到了，但是没听清楚这几个词的发音。4米的我都听清了。她就在表上准备填上4米。这时一个领导模样的人进来说，体检要为我们优秀考生创造条件，能够通过的尽量让他们过。这个医生又退到5米的地方，提高音量说了几个词。这一次我都听清了。听力这一下就变成了5米。
南京大学78级毕业纪念章
南大的通知书那一年发的特别迟。高中比我高几届的曲小老师耿晓梅，很早就拿到了兰州大学的录取通知。很多普通院校的同学也都拿到录取通知了。每天一早，我就跑到镇上邮局去等通知。终于有一天到邮局时，邮局的人说我的通知被我父亲拿走了，是南京大学催化化学专业。入学之后我知道了，我们的专业的的正式学科名称是物理化学。“文革”中为了和生产实际相结合，改成了催化化学。虽然化学是数理化中的“小三”，学这个专业我还是非常高兴的。
到家之后，我父亲对我说，你现在有能力自己去南京了。这时我想起了1968年他对我说过的那句话。
拿到通知之后，我父母摆了一桌菜请曲霞中学的校长、主任和教过我的老师。我把父亲名单上的人都请了，唯独漏过了政治老师蔡老师。说实话，我到现在也没有弄清楚我的政治分数为什么那么低。蔡老师是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系毕业的，是曲中老师中毕业的学校最好的。其他老师我知道的，都是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江苏师范学院、扬州师范学院、徐州师范学院、江苏农学院。和我们一起考的往届生们的政治分数也不低，但是就是我们应届生总分最高的两个人，我和王宏生（总分392）政治勉强过了60。我和我们学校的老师，不管教过与没有教过我，感情都很好。去老师办公室的时候也经常跟我讲话，还主动教我一些东西。不知怎么的，只有这位蔡老师，我从来没有问过他任何问题。只是在路上碰到的时候喊一声蔡老师。所有人都到齐了，就缺了蔡老师。我父亲就问我蔡老师呢？我说没叫蔡老师。我父亲说为什么不喊，快去喊他来。我很少跟我父亲顶嘴。这时候我说：“我不去。如果我每门课都考得跟政治一样，你还有今天的这顿饭吗？”后来别的老师来打圆场，派人去把蔡老师喊过来了。不过，后来想想，我把自己政治没考好完全归咎于蔡老师，其实也是很不妥的。
有一天，我到泰兴中学78届一个同学家去。她们院子里也有一个同学录取了南京大学。当年泰中有四个同学录取了南京大学，其中有两个和我一起录取到了化学系。泰兴中学那位学习最好的周同学成为我们泰兴唯一一个录取到清华大学的同学。我在泰中这个同学家里的时候，她父亲的一个同事正好到她家来。大概泰中那几位录南大的同学的分数都在三百八九十分。他就问我，你考了三百几呀？我当时一下卡住了。怎么回答呢，突然冒出了一句：“我考了三百百。”意为300加100。那个人愣了一下，马上举起大拇指哈哈大笑：”新发明，不愧是神童。”。
那天晚上，我在陈遐林伯伯家洗澡的时候，听到外边有人说：“听说你们家来了一个15岁考上南大的。能不能让我们看一下？” 陈伯伯就隔着气窗喊：“杨震，你快点洗。有人要看你。”
10月16日，我父亲带着我坐上了长途汽车，到了南京中央门汽车站。当时我父亲38岁，看起来比老三届的同学大不了几岁。南大接待站的老师跟他讲，是你来上大学吗？你不能带小孩来的。我父亲很自豪地说：“不是我，我是送小孩来上大学的。”
1982年全班毕业照，后排左二为本文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