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68年7月10日，北京市劳动局下属的安置办公室给市革委会毕业生分配领导小组呈上一份彙报提纲，内中称1966、67、68年城区中学毕业生需要分配的共计25.8万人，其中1966年具备城市户口的中学毕业生有3万2千人需要分配，1967年有10.6万人等待分配，1968年分配人数则高达12万人。这一大批经历“文革”风雨的小将们閒置在城内，无法及时得到就业安排，无疑是酝酿矛盾的一个社会问题。毛泽东为此做了一个指示，“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中小学”，这促使党内上下力争在短期内解决这个巨大难题。中学毕业生是在学校分配还是离校回街道分配？1968年春夏之际，市安置办为此征求北京7中、25中、91中、125中、女12中、马甸中学等学校和崇文、朝阳、海淀三个区安置办公室的意见，两种意见交错上升，但都有一点共同担忧，就是如果回到社会上，这么多毕业生回到家里，双职工根本没有力量管教，将会影响社会治安，也容易学坏。而且受运动衝击，原来负责分配工作的各区劳动科已经暂停运转，街道办事处也一时陷于停顿，街道居委会也管不了这个工作，也管不了这些年轻气盛的毕业生。大家还是倾向于这三届毕业生继续留校，可在学校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等待毕业分配。
在1968年新春中央批转黑龙江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报告后，北京市革委会就立即对中学毕业生分配工作进行部署，要求各学校军训团在五一以前，火速筹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掀起下乡上山的新热潮。4月25日至29日，各校思想动员，学习老三篇、五七指示、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和《青年运动的方向》，在个人学习、小组讨论的基础上，筹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誓师会。5月4日召开《青年运动方向》发表二十九周年大会，请工农家长讲话、忆苦思甜，毕业生讲活学活用毛主席着作的体会，批判中国赫鲁雪夫“吃小亏占大便宜”等黑货。5月6日即进入“个人总结，群众评议”阶段，5月10日以后开始报名分配，欢送第一批回应祖国召唤的战友。（见市安置办1968年4月29日《中学毕业生分配工作简报第二期》）
从工作简报第三、四、五期来看，5月份各学校的实际场景并不理想。崇文区第59中5月11日报告说，部分同学来校是为了打听分配方案，对学习班不感兴趣。学习班开始后，多数人学习不认真，讨论不发言，学生干部没有下乡上山的决心，怕让自己带头，没心思工作，少数学生对下乡上山有抵触。28中彙报称，一些阶级斗争观念不强的同学散布什么“生做北京人，死做北京鬼”“初中同学小，一骗去东北”的错误言论。尤其是很多工作干部把66年毕业生中拒绝合作的顽固分子说成“残渣余孽”，产生了畏难、急躁情绪。
市里再三强调要大造声势，每天反复播送毕业生的决心书，把学习班办成了斗私批修的战场，力争改变冷冷清清的局面，军训团长要掌握毕业生的活思想，坚决做到就地发现就地歼灭。同时希望家长支持自己的子女下乡上山的革命行动，学校要把学生、家长的思想状况及时通知各有关单位，相互配合工作。简报中描述道，各校工作干部白天办学习班，晚上家访，星期天再上门个别谈心，同社会各单位联系，摸到许多活思想，再做细緻的思想工作，帮助开好家庭斗私批修会。有的工作人员对在家里操持家务、守火炉的毕业生说，应离开家庭小火炉，到革命的大熔炉里，能炼得人红心红。
6月15日简报第七期呈现了喜人的资讯，6月13日西城、石景山、东城、丰台等区赴东北方向的已走人数达2224人，全市准备出发的有一万多人。到了7月31日简报第十期，已是喜讯连连：“宣武区60中原来报名下乡上山的只有四五十人，通过学习最新指示，要求下乡上山到内蒙古农村去的人数很快增加到二百多人，小将们自己组织起来到处宣传最新指示，还到家庭里去做家长的工作。68中从原来的十几个人，也迅速增加到160人。女七中从原来只有一个人报名，增加到90多人。”截止到7月27日的不完全统计，革命小将自愿报名去内蒙古的就有近一万三千人，而且报名人数还在不断增加，内蒙古各盟来京的同志正在迅速审批，已经审查批准三千多人。
10月4日刊发的第十四期简报称，截止到9月26日近两万名革命小将安全到达内蒙古草原和农村安家落户，有九个区县全都超额完成了任务，排在前三名的是西城区4003人、宣武区3432人、海淀区2505人。市安置办工作人员按捺不住，以“千里江河传捷报，万里长空舞东风”这么诗意的句子做为该期简报的大标题。
02
1968年初冬，继完成东北、内蒙古任务之后，北京市又掀起一个到山西安家落户的新高潮。11月7日市里刚刚布置完毕，各区各校就立即举办毛着学习讲用会、忆苦思甜会、斗争批修会和誓师大会，西城区召开有七千名学生参加的向毛主席献忠心大会，会后并组织游行，绕着中南海、西单一带大呼口号。全市有三万二千人报名赴山西，其中西城、东城区各占了九千多人，海淀、崇文区各占五千多人。
12月21日毛泽东发出重要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个“来一个动员”的最高指示立马翻起巨澜，对城市各个角落的青年有一种催动的号召性魔力。据12月30日简报第十八期记载，市27中66届高三毕业生王建国过去说死了也不去农村，最新指示发表后，当夜十一点多就到驻校工宣队那里要求去农村插队。128中红革会副主任李惠兰表示不去工厂了，坚决要求去农村落户。福绥境街道26个居委会，就有259户705人报了名。海淀区提出到延安专区的知识青年要在元月5日争取走第一列车。山西晋东南来京接知识青年的干部们听到最新指示发表后，当夜打电话请示专区，要求多接收北京青年，他们原任务接2000人，结果他们接走了3000人。北京胶印厂工人连夜赶印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印出六万五千张，准备赠送下乡知青。
在形成洪流的知识青年下乡插队运动中，对领袖的无比热爱和信任无疑是最大的推动力。早在1968年6月11日首都下乡上山红卫兵战士大型集会上，44中徐晋湘作为赴东北的代表，在大会发言中激昂表示：“向毛主席宣誓，时刻不忘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没有解放，时刻不忘帝国主义存在，时刻不忘支援世界革命人民的国际主义义务，完全彻底地为世界人民服务。要逐步消灭三大差别，在世界东方建立起一个空前强盛的社会主义中国。”
去内蒙古的知青代表发言说：“同志们，战友们，战斗的号角吹起来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给我们指明了方向，让我们背起行装，踏上革命的征途，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火热的三大革命斗争中去，经风雨，见世面，为人民创新业立新功。”
首都工代会、农代会、大专院校红代会代表在会上发言语重心长：“红卫兵的战斗光辉是永远不可磨灭的，两年来红卫兵的功绩和革命造反精神对我们将永远是极大的激励。跟着毛主席，永远闹革命，跟着毛主席，世界一片红。不要忘记自己是毛主席身边的红卫兵，不要忘记在我们身上寄託着毛主席和首都亲人的期望。”
在大会上通过了《向毛主席的致敬信》，把全场气氛升至高潮：“毛主席啊毛主席，在即将奔赴新的战斗岗位的前夕，在您的身旁，我们群情激昂，热血沸腾，蓝天作纸，四海为墨，也书写不完我们对您老人家的无限热爱、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无限忠诚。”
1968年4月25日，市安置办请示市革委会计画组，拟定向每位下乡知青赠送一本新版毛主席语录和一枚市委定制的刻有“为人民立新功”的毛主席像章，以便下乡知青“经常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光辉形象鞭策自己鼓舞自己，战胜困难坚定信心”。1969年1月13日，考虑到全市尚有三个年度的初、高中毕业生二十多万人，当年应届毕业生有17万人，市安置办致信市毛主席像章办公室，提出需要准备毛主席像章和语录各37万枚（本），请紧急给予安排生产，其中2月份10万枚，3月5万枚，4月份5万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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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广州《随笔》2018年第6期）
陈徒手《北京青年报》副刊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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