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来的下乡知青
前不久，在观看中央电视台热播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时，我被这样的情节所吸引：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听闻在云南兵团农场的北京下乡知青赴京请愿的消息后，立即让国家有关部门对知青问题进行调研。在掌握了大量一手材料的基础上，亲自拍板让知青返城，从而使全国一千多万下乡知青能够重新回到城市就业和生活。
看到这一幕情景，我记忆的闸门也被打开了。在近二十多年里，我陆续接触过一些当年在黑龙江、内蒙古以及云南上山下乡的兵团战士，也和几位曾经插队陕北的北京知青非常熟悉。但我对他们的真实生活和工作情况并没有太多的了解，只偶尔从文学作品以及影视中知晓一二。
我对上山下乡知青的了解主要来自上海下乡知青，并对他们当时的生活和工作情况以及生存状态有过较直观的认识和了解。今天回想起来，有些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一九七〇年代初，我家刚搬到小镇时，镇上基本没有外地人。后来，渐渐地一些年轻的面孔出现在小镇上，他们的衣着以及言谈举止让人一瞧就知道是外乡人。后来父母告诉我，他们是从上海来的下乡知青。
在当时沿淮平原上的乡村里，几乎每个大队都有至少十多名上海下乡知青。这些 知青大都集体居住在一处，男女分开，类似集体宿舍。据当地的干部介绍，最早一批上海下乡知青大约是在一九六八年来到这里的，一九七〇年前后是高峰期。在我的记忆中，一九七五年之后几乎没有增加新的上海知青。
对这些上海来的下乡知青，当地百姓称其为“小蛮子”。之所以有此呼称，主要源于沿淮地区百姓的优越感。在当地，有这样一句顺口溜：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其本意是这个地区地多人少，老百姓能吃饱饭不会饿肚子。正是缘于这样一种心态，以沿淮地区为界，淮河以南较远地区的人被统称为“蛮子”，而淮河以北较远地区的人则被统称为“侉子”。这或许就是“南蛮北侉”的由来。
沿淮平原上生活的百姓基本上以小麦、玉米、高粱、红薯以及豆类等为主要食物，而上海人则主要吃大米。这些上海下乡知青刚来到这个地方时，不习惯当地的粮食，只好借助于家里父母的资助，到集镇上去买大米。因此，每到逢集的日子，总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或许是认识上的不足，也或许是当年动员知青上山下乡时政府相关部门的不实承诺，许多上海下乡知青以为到农村待上两年就可以顺利回城。可是，随着时间一年一年过去，每年被推荐招工以及上大学的名额极其有限，许多知青想早点顺利返城的希望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
一九七四年春，我家搬到一个叫湖东的地方，住在当地的小学校里。学校的后面是一个很小的供销社，供销社的西面不远处是县烟草公司的烟叶收购点，在烟叶收购点西面四、五十米的一个院落就是湖东大队的一个知青点。
我家搬到湖东的时候，已是知青上山下乡的低潮期。一些已经在农村待了四五年的下乡知青通过各种途径返城了。为了安全以及便于管理，大队就把以前分散居住在各个生产队知青点的知青集中在大队部附近居住。
我父母和这些上海下乡知青本来没有交集，或许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原因，也或许是有一些共同语言的缘故，一些上海下乡知青经常到学校找我父母聊天，诉说他们的不幸和困惑，久而久之，其中的许多人和我父母熟悉起来。偶尔有知青探亲回来，还会带些上海产的“大白兔”奶糖给我尝尝。“大白兔”奶糖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是最美味的儿童食品。
后来，听我父母说，这些没有返城的知青绝大部分是因为“成分”问题，不是“黑五类”的亲属，就是“资本家”的子女，因此他们只能毫无希望地等待下去。实际上，他们后来也很少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即使出工也是“磨洋工”，或者以伤病的名义拒绝出工。
从当地领导和我父母的聊天中，我知道了许多这些上海知青的“秘密”。许多上海下乡知青为了达到返城的目的采取了许多极端的办法，其中包括自残；还有个别知青因绝望而自杀；更多的知青采取的办法是“走后门”。在当时县和公社都有知青办。“知青办”是一个权力很大的部门，这个部门的公章就是能否返城的“钥匙”，而“知青办”的领导则是最关键的人物。许多下乡知青为了返城，就要千方百计走知青办的“后门”，不仅要花费钱财，有时还要付出比钱财更珍贵的东西。
大约在一九七四年或者一九七五年前后，在当地的魏庄公社（张店、年湖等大队在其行政区域内）就曾经发生过一桩大事件。一名上海下乡女知青在向公社知青办领导奉上上海牌手表和身体之后，仍然未能达到返城的目的，彻底绝望的她自杀身亡。在自杀之前，她向省里领导写了控告信。这一事件直接导致该知青办领导被逮捕。根据其交代以及后来公布的情况，这个官员奸污了十多名女知青，并在其家中搜出数十块上海牌手表和大量现金。该名官员叫刘怀贤（音），由于其所犯罪行影响恶劣，最后被判处死刑。公审枪决的那天，这个公社的几乎所有知青都被动员去参加公判大会并观刑。
一九七四年之后，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进入低潮，但知青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失望、苦闷、压抑和自认为没有出路后的绝望伴随着这些知青。当时，我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尽管不了解“上山下乡”运动的来龙去脉，但从心里对这些远离家乡和亲人的上海下乡知青抱以深深的同情。
在湖东大队的这些下乡知青中，有一个叫傅明都（音）的男知青，后来我们成了朋友。尽管我们年龄相差十多岁，但是由于都喜爱文学而使我们有了共同语言。
我们全家都叫傅明都“小傅”，我也习惯称其为“小傅”。小傅已经在农村待了近五年，各方面表现都很优秀。由于其家庭成分是“资本家”，几次被推荐上大学和招工，都因“政审”而被退了回来，为此，他非常苦闷。苦闷中的他从书籍中寻找心灵的安慰，我也成了他的“知音”。我们谈文学，谈历史，他把他的藏书借给我阅读。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我就读了一二十部中外名著。我常常用名著里的语句安慰他，也希望他能像普希金诗句中所描写的那样，“快乐的日子就将来临”。
我认识的另外一名上海知青是位女知青，名字很奇特，叫申屠伟风。这样的姓我以前还从来没有听过，后来才知道，她姓申屠，后两个字才是名字。她很活泼，说话语速很快，脸上总是洋溢着笑容。她下乡也已经四、五年了，表现也不错，曾被抽调到“批林批孔”宣传队做宣传员。宣传队解散以后，大队推荐她到小学当民办教师，也就自然而然成了我母亲的同事。申屠伟风当了教师之后，工作非常认真，多次受到表扬，还获得了学校一个男老师的青睐。这个男老师也是民办教师，名叫崔怀善。崔老师喜欢体育，爱好打篮球，文字功底也不错，学校里的黑板报以及文艺活动一般都是崔老师“承包”。崔老师当时二十多岁，是个单身小伙子，家住在不远处的崔家村。申屠伟风到学校不久，崔老师就展开了“攻势”，但很长时间都没有效果。后来才听父母议论，申屠伟风害怕一旦结婚就再也回不了上海，所以一直犹豫不决。直到一件事情发生以后，两个人才确定了恋爱关系。
一天晚上，由于申屠伟风所在知青点的其他知青临时去别的大队知青点聚会，将院门锁上，申屠伟风进不了房门，只好投宿在崔老师家。那个时代，社会风气比较保守，乡村尤甚。在崔老师家，崔老师让他母亲和申屠伟风在一个床上凑合，等天亮之后再回去。没想到崔老师曾经得罪过的一位大队干部在得到“小报告”后，想借此整崔老师。这天深夜，这个大队干部带着民兵闯进崔老师家中，还把崔老师带到大队部“审问”。尽管这件事情最后不了了之，但各种流言蜚语随之而来。在这种情况下，崔老师和申屠伟风才对外公开恋爱关系，半年后，两人结了婚。
在上海下乡知青中，和当地农村青年结婚的事例并不多。尽管这些上海下乡女知青是众多农村男青年倾慕的对象，但由于害怕影响返城等原因，最终在当地结婚成家的寥寥无几。
一九七六年春，我家离开湖东，搬回到小镇。离开的时候，湖东知青点只剩下三、四名上海下乡知青，小傅就是其中一个。他得知我家即将搬走的消息赶过来送我，并答应抽时间去看我。一九七七年，他终于被招工到淮北市工作，工作以后，给我写过几封信并在信中鼓励我好好学习。一九七〇年代末，我家搬离小镇，去了遥远的城里，从此，我和他的联系中断了。后来，我听说他最终回到了上海，但是具体情况不详。如果以他当时的年龄计算，他现在应该已经退休了。我曾经的饱经风霜的“大朋友”，现在也该安享退休以后的美好时光了吧。
崔老师和申屠伟风结婚后，申屠伟风没能返城。一九八〇年代，申屠伟风被调到魏庄公社担任妇联主任，后来又被调到其他乡镇工作。崔老师后来转为公办教师，被调到魏庄镇中心小学任教。
我家搬离小镇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崔老师和申屠伟风。后来听说申屠伟风在一九九〇年代辞职回到上海，而崔老师则一直留在魏庄中心小学。二〇〇九年，我途经魏庄，在儿时朋友的引导下，去探望崔老师。他已经不认识我了，在朋友的提示下，他仍然把我和我的弟弟弄混了，直到我告诉他我小时候的名字，他才如梦方醒一般看着我，眼里涌出激动的泪花。他告诉我，再过一两年他就退休了，退休后就去上海陪伴妻子以及他们的孩子。今天的崔老师应该早已退休，也应该在上海安度晚年了吧。我衷心地祝福他们，希望他们健康、幸福、平安。
关于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话题是沉重的，又是无法回避的。一代人的悲剧实际上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也是一个国家的悲剧。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上千万的中国城市知识青年在无奈的情况下开始了史无前例的人口大迁徙，而这次人口大迁徙给这一代人的心灵留下了创伤，留下了痛苦的记忆和不堪回首的往事。
当一个国家的悲剧落在一代青年身上的时候，这个悲剧更具有悲壮色彩。
当一个国家的痛苦记忆烙印在一代青年心上的时候，这个记忆不可能轻易磨灭。
在我的记忆深处，有一个名词无法泯灭，那就是“上海下乡知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