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 根
多年以后，老知青戈卫面对一拨又一拨的来访者，讲起自己青年时代发生的种种时，心底里总会想起在那个狂热岁月里自己曾经度过的安静时光。
1947年7月戈卫出生时，他的父亲戈治理已经是当时的西安医学院（西安交大医学部前身）教授，也是国内神经外科的奠基者之一。母亲李维清是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专家。戈卫父亲有兄弟姐妹10人，9人受过高等教育。
在那种家庭长大，戈卫上学后的志向也是偏向于自然科学，几乎不太接触政治。
但是，离高考仅剩八天时，即将在陕西师范大学附中毕业的戈卫和同学们接到学校的通知，高考取消了。“我和同学们一下子都懵了。”
那是1966年的初夏，毛泽东在5月16日那天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五十年后的同一天，已经是年逾花甲的戈卫讲起往事，让人有穿越时空之感。
“学校外面的世界早就热火朝天了，全国青年学生大串联进入高潮。”正处在青春期的戈卫也觉得热血沸腾，立即加入到大串联的队伍中。“一路走走停停，天亮时才到达宝鸡。”然后再折向四川、贵州，到了云南后，又折向北，最后终于抵达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1969年，戈卫又置身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中。那年10月27日，他与他的弟弟戈健，还有另外25名陕西师大附中的同学，从西安坐火车，到陕西宝鸡陈仓区坪头镇码头村插队。
戈卫（左二）和父亲戈治理（右四）和公社社员合影
“到坪头都半夜了，然后坐木船渡过渭河，对岸已有码头大队的社员迎接。”当时的坪头还叫永红公社，第二年又复名坪头公社。
虽然在城里时，学校也安排他们去郊区的农村帮农民收麦子，也算是接触过农村生活。可是，当戈卫和同学们来到码头村，还是被眼前看到的景象所震惊。“没想到农村会这么穷！”
幸运的是，这批来到码头村的西安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并没有多长时间，当年公社就下来了招工指标。第二年，又有大批的招工指标分到了这个知青点。曾经说着豪言壮语一辈子扎根农村的伙伴们都忙着准备回到省城去，戈卫却向大队和公社写了一封决心书，“要永远扎根码头大队，与贫下中农一起建设山区。”
戈卫住的“知青”房
多年后，戈卫似乎并不愿意让人更深入地探究他做出这一选择的原因，只强调自己坚守下来最重要的一点：“主要还是因为有了感情，我接触了老魏他们后，对我太好了，确实和他们建立了感情。”
而在1975年4月召开的宝鸡县知识青年先进分子代表大会上， 戈卫是这样发的言：
考虑到自己下乡才一年，对农村情况才入门，和贫下中农的感情刚融洽，确实留恋不舍。当时我正在大队养猪场劳动，和社员一起试制黑曲霉醣化饲料，我想我自己走了，（这件事）当然还会有别人来干。可又一想，这是关系到落实毛主席关于‘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指示的大问题，要步步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留下来养好猪正是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的具体行动。
时间过去了四十多年后，戈卫用当下的语言总结了他的行为，“我们要改变命运很容易，招工、招干或者上大学就回城了，一切都改变了。我那时候就想，我走很容易，那这中国的七八亿农民不能都走吧？”
1975年10月28日，戈卫和另外11名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知识青年代表一起，联名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立志做一代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农民。”这让他们名噪一时，成为一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如今，这些人当中，只有戈卫还扎根在码头村。
在戈卫看来，他的坚守，源于他的信念。他觉得，信念就是一个人意志行为的基础，“没有信念人们就不会有意志，更不会有积极主动性的行为。”即便当年前妻选择了离开，依然也没能撼动他的这一信念。
好在戈卫有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庭，有尊重他选择的父母，他选择扎根农村的这条路才能走到底。“这里的村民有了病，宝鸡看不了，就到西安找我父母看，吃住也全在我家。”
从没有干涉戈卫做出任何抉择的父母已经去世，他把他们的骨灰埋在了码头村的山上。
融 入
戈卫承认，在码头村的这些年，他真正完全改造过来的“就老魏一家人”。
1971年，村里的知青点就剩下戈卫一个人后，他就成了魏文杰家里的一员了。现在，他每天的午饭和晚饭都到老魏家里去吃，“工资卡也交给他们管理”。
戈卫已经习惯称比自己大5岁的魏文杰为老魏，私下里两人在一起时，甚至叫他的小名。上午九点多，老魏走进戈卫的房间，先给自己泡了一杯咖啡。
“我让他多喝点绿茶，对降血脂有用。可他偏爱喝这个。”戈卫笑着摇了摇头说。
戈卫的房间极干净、整洁，这可能来自他医学家庭的影响。他住的卧室都铺着地毯，据说以前在知青点的土坯房里，他也是这样的习惯。
写字台上，整齐叠放着几份最新的《参考消息》和几本杂志。还有他喝茶的茶具。写字台的对面，靠墙摆着书架，畜牧养殖类和兽医类的专业书多一些。戈卫说，前几年他和弟弟他们合办了一个养鸡场，自学过这些用得上的专业知识。
戈卫现在喜欢用手机微信多一些。“每天除了看书、看报、看电视新闻，就是用手机上网。”尽管远隐于山区，但他始终关心来自外部世界的最新时政和经济资讯。
先吃完午饭的戈卫想起吃降压药，便要过老魏正在喝的汤，就着吃下了两颗药片。然后，他又习惯性地递给了老魏两片同样的药。简单的动作，看得出是长久的默契。
“我们俩都老了，要保养好身体。我现在让他早餐多吃蛋白类的食物，少吃碳水化合物。”老魏在一旁淡笑不语，显然他是完全知道这些化学专用词语所指为何物。老魏和老伴现在与大女儿同住，院子里是一座新建的三层小楼。屋内的装潢清雅，客厅中间白色的地板上放着一大块地毯。戈卫的影响在细节处就体现了出来。
一位村民匆匆忙忙走进厨房，躬下身笑着请坐在饭桌前的戈卫和老魏去参加自己父亲的葬礼。“村里人家办婚丧嫁娶的事儿，我只送礼金，都不去。”但这似乎并没有影响到村民们来请他的礼节，他们视戈卫为一位受尊重的村中长者，倒是当了多年村支书的老魏反而被放在了第二位。
“我现在就是这里的人，村子里的人就是我的朋友、我的亲人。”在戈卫看来，要融入到这里，就不能把自己看成救世主一样，得把自己从感情上与他们融合在一起，而且不能是刻意为之的。
从1971年开始，戈卫就当了村里的革委会副主任。他带领村民们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开山劈石，修渠引水。“当时这里的农作水平很落后，我给村民讲，咱这落后到啥地步了？陕西历史博物馆里展出的西汉时期的锄头，跟咱现在用的锄头连样子都没变。”戈卫说：“当时这里真的还是刀耕火种，比山外的平原地区要落后很多。”
当了村支书后，戈卫才真正见识到了农民思想意识有多落后。“我从当时的西北农学院引进了新的杂交玉米种子，农民不相信，不肯种。”他比划着：“改变农民的观念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有村干部在旁边盯着的时候，他就种新品种。等你刚一转身，他就偷种他的老品种。到了秋收一打粮食，每亩产量的差距让他们一下子知道了新品种的好处，这才慢慢推广开来。”
戈卫清楚地记得一些统计数据。他刚来码头村时，全村的粮食总产量最多不超过42万斤，到1976年时，已经达到70多万斤。“种子、耕种的方法都让我给改变了，才让产量提高了这么多。”
老魏能如数家珍般地列出戈卫从1970年到1980年带着村民们干的事情。“除了办猪场，改良猪种，试制成功了‘黑曲霉醣化饲料’和‘酵曲粉’，还引进和培育玉米、高粱良种，培育出了村民们眼中的珍贵的滋补药品银耳。”
戈卫也有失败的经历。他曾给码头村试着引种茶树，便最终因气候、土壤等原因宣告失败。前两年，他又办了一个养鸡场，开始挣了点钱，这两年经济不景气，又办不下去了。
但是，这些失败在只读过两年小学的老魏的眼里，也是有“见识”的失败。
困 惑
如今，老魏大女儿一家以种樱桃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每年光这一项就收入6万多元。
樱桃是上世纪80年代戈卫通过西农的教授引进来的。他现在很不满意村民们急功近利地早早就把不太成熟的樱桃摘下来拿去卖的做法。“樱桃红了以后还要膨大三分之一，甜度也能加深。”他不停地嘱咐老魏不要让孩子们早早摘樱桃，“得让人吃到真正成熟的好樱桃，这样价格才能上去。”
改革开放之初，农村实行“大包干”，曾让戈卫心里产生深深的失落感，因为他发现，村民们承包了土地，他说的话越来越没有作用了。
那时，戈卫其实还有多次离开码头村回到省城的机会。“西安知青办领导对我说，回西安来吧，你愿意到哪儿就到哪儿。”戈卫说：“宝鸡市还让我当宝鸡市团委的书记，我都没答应。”
习惯了遵守党和国家政策的戈卫虽然不认同“大包干”，但他通过看报、读书、听广播，思想认识还是跟上了形势。“当时的农村经济的确需要改革，‘大包干’确实解决了一时的问题，也有一些好的因素。”
于是，戈卫把自己的人生轨迹也做了一些变通。1980年，当地政府要加大西部山区建设，在坪头设了西部山区建设委员会，他被抽调去当了副书记。1986年，这个机构要迁到山外去，他不想跟着走，组织上就让他担任了坪头镇党委副书记。
即便成为了国家干部，戈卫也没有迁走自己的户籍，“我一直是码头村的村民。”他说，“但像普通农民那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不是我的初衷，我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农民。我始终觉得自己要对农民有责任感，要对农村事业有所推动。”
戈卫离开村支书岗位后，老魏就成为继任者。戈卫现在也承认，自己的好多设想，其实都是通过老魏来实现的。“附近这些村子的发展，基本都没有什么规划，你看码头村就不一样。”戈卫说，“很早我就请了西农的专家来给村子做发展规划。”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码头村不仅发展农业，更是在山区里最早搞起了经济林业。通村公路和村民宅基地的规划，也是按戈卫的思路来进行的。村上的樱桃种植也是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但规模与戈卫的设想相差甚远。“当时推广栽种时，村民们很多家中只有老人或者妇女，他们根本不懂技术，也不愿意栽种，没有能形成产业。”
“我能说的就去说，他们听不进去，我也没办法。‘大包干’后，不能像过去那样一声令下。”这是最让戈卫怅然若失的地方，在他看来，现在的农村并不是他理想中农村经济发展的模式。
但是，戈卫能让老魏家按着他理想的状态去发展。这些年，老魏家就靠农业过日子，没人出去打工。家中供着两个大学生，生活水平一直高于同村村民的水平。戈卫觉得，老魏家的生活就是模板和示范。
观 察
如今69岁的戈卫每天生活极其规律。早上七八点起床后，伴随着电视的早新闻，“做些高蛋白的早饭”。接下来读书、看报、喝茶，有时候也会会远来的朋友。无事的时候，他看到手机微信朋友圈里针砭时事的文章，也转发几篇，而转发更多的是一些世界名曲的视频与养生保健的文章。
码头村山青水秀，空气怡人，村里安静清雅，一派现世安好的景象。戈卫像隐士一般生活在这里，他的弟弟、妹妹和曾经插队的老伙伴们，也时不时会来看望他。
戈卫也承认，长期生活在农村，自己在精神层面的更深处也会有孤独的时候。“毕竟很多其他的东西讲出来，老魏他们不是都能听懂。时间长了，我也失去了诉说的欲望。”
戈卫所说的“其他东西”，就是他对过去、当下或者未来一些事情的认识与自省。
“好在我还有很多市区、省城的朋友们，他们经常会来看我，和我交流。”如今的戈卫，似乎已经从世事中跳离出来，更多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社会的观察者。
他把自己观察的视点，依然放在了农村发展问题上。“我在农民中生活，更知道农民需要什么。”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和使命感，为农民和农村做一些事。
他亲眼看着农村很多孩子早早辍学，进城去打工，这让他很忧心：“农村现在最迫切的一件事情就是对农民的广泛教育，道德、技术、文化，中国进入新阶段，年青一代要能跟得上，素质教育是最重要的。”他想象的农民进城，是“要真正在城市扎根，而不是仅仅进城卖苦力”。
生活在最基层，也让戈卫感到有一些社会矛盾在凸显，他认为，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可能会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发展。
与戈卫交流，记者也能时时感觉得到烙在他身上的时代印记。在对当下一些政策作出评价时，他会习惯地跟上一句：“当年毛主席的说法是要着重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有时还接着跟一句：“毛主席说，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
在码头村改造通村道路时，戈卫当年居住过的知青点的土坯房被拆除，知青点高墙上那句“为社会主义创业，为共产主义奠基”的标语也随之消失，但是，那句标语所代表的时代理想，或许从来没有在戈卫的心中抹去。
“我这个人脾气有些犟，村里也有人说我是‘一根筋’，外面的人说我这人太理想主义了，我都知道。我承认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戈卫说。
对话戈卫：激情.理想.人生
文 | 金菊 张军《当代陕西》记者
是农民而又要超出农民
记者：你住在农村，可我们看你还保持着城里人的生活习惯。
戈卫：我扎根农村，并不是想自己变成普通农民。如果我30多年被农村同化了，那就错了。那我呆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
记者：那给你怎么定位？
戈卫：中国有8亿农民，不缺我这一个。缺的是对农民有责任感，对农村事业有推动的人。像普通农民那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不是我的初衷。我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农民。
记者：怎么理解？
戈卫：我是农民，置身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农民的切身体验发现存在的问题。同时，我还要跳出农民的局限，去感受、思考、观察国家的方针、政策的优劣，比如有些政策在农村这个层面执行，不是谁告诉我对与否，而是我就能感觉来。就像观棋与下棋是不一样的，观者看得更透彻一些。我要起到桥梁作用，向上反映农村实情，替农民说话；同时，引导农民正确理解国家的方针政策。
记者：你后来当干部拿了工资，仍不离码头，农村吸引你的是什么？
戈卫：吸引我的是农村的发展，每天有新东西出现，不断有新问题让人思考，进而去解决，这才是生活的动力。不管在啥层次当官，我始终把码头当作一个实际操作的点，来实现我的一些想法。
我选择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记者：你怎样看待当年“上山下乡”？
戈卫：上山下乡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尽管后来否定的多。但我认为，当时大多数知青是抱着积极向上的态度，想在广阔天地有一番作为。现在的年轻人如果像我们那时的激情、社会责任感、投入社会就好了。知青生活对我们的人生锻造有着非常大的积极意义，积累了难得的精神财富，更是一段珍贵的人生记忆，凡是知青都忘不了。
记者：你扎根农村的初衷是什么？
戈卫：中国的农民太苦了，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并不难，要改变整个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则需要无数人默默无闻的牺牲和努力。我不是救世主，但我愿意以这种最贴近农民的方式来感受、推动农村进步。
记者：你可曾后悔当初的选择？今天的码头村，是你理想中的模样吗？
戈卫：我从未后悔过，因为它已经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了。人活着就得干点事情，我能做我想做的事情，能按我自己的意愿活着。这种超脱让我的精神世界无比充实。今天的码头村，虽然有些变化，但不是我理想中的变化。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记者：今天你与当年的同学比，其中不少人当了大官、大款、博士，你有没有失落感？
戈卫：没有。我认为我选择留在农村，就如同他们选择从政、经商、做学问一样，各人追求不一，却是各人自愿选择的人生道路。我钱虽不多却不用为钱熬煎；没有权，也不必绞尽脑汁；我没多少烦恼，能一心一意地干自己乐意干的事。这条路适合我，知足着呢！
记者：听说你在农村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委屈，你是个怎样的人？
戈卫：我也有过压抑、伤心和不被人理解的痛苦。但我这人比较犟，认准的事情一定要做到底，再苦再累自己担着轻易不改变。说到做到是一种美德，不是别人强加的，更要言而有信。我还要强调的是在几次政治斗争的关键时刻，乡亲们总是不顾一切地保护我，让我很感动，也更自信。
记者：当初，你一个人怎么与强大的传统习惯、素质低下的农民群体去抗衡，进而去改变他们？
戈卫：那就是坚持。我意志力比较强，又有足够的耐性。当时传统农业广种薄收，这样得不偿失，破坏植被，造成水土流失。我反对这样做，可全村人反对我。我坚持带人平整土地，一点点改变，最后事实教育了农民，慢慢接受我的观点，你现在让他开荒他都不去了。
一些农民对新生事物是无理由的拒绝，我从国外引进的良种猪、良种鸡，空运回来，一些人就嘲讽说“叫你‘先人’还坐飞机哩。”良种猪长得像小牛犊，一些人就骂：“这么大，谁能把你爸养活了？”这些动摇不了我的决心。正确的开始都是少数，只要你坚持，到后来正确的慢慢就成了多数。你若一遇打击不坚持就完了，就半途而废了。
人要有理想，要活个精神
记者：你有无崇拜的对象？
戈卫：我们这一代人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教育，我最崇拜的是老一辈革命家，他们的精神追求、人格魅力让人敬佩。他们正因为有崇高的革命理想，才能在艰苦卓绝的历程中最终赢得成功。
记者：你是偏重理想还是现实？
戈卫：在我身上理想主义色彩多些。过于注重眼前利益，没有远大理想成不了大事。尽管我也没干多大的事，但人活着得有个理想，有个精神。
记者：你获得过什么荣誉与奖励？
戈卫：记不得了，我不太在意。有许多记者问我要过去的材料，我说没有保存。自己看自己的事迹材料很滑稽，不舒服。报纸对我的宣传我也不看重，干，不是为了这些。
记者：你曾放弃多次当官的机会，你既然喜欢农业，为什么不去农业部门？
戈卫：我当不了官。当官后，不一定能按自己的想法做事情，迎来送往、左右逢源不是我的性格。至于农业部门，那里有众多的专家学者，我去能做什么？
记者：你物质生活很贫乏，怎么看待金钱？
戈卫：金钱是维持基本生活的，够了就行，我的消费非常有限，要那么多干啥？当然基本生活要有保证，若让人养活就成问题了。要是看重钱的话，早不会呆在这儿了。
记者：现在一些人缺少信仰，没有理想，你怎么看？
戈卫：现在这个社会许多被物化了。人与动物不一样，动物这一顿吃饱就非常满足，而人除了物质生活外还有更高的精神追求。有的人除了有钱就什么都没有了，人并不是物质上满足了，精神就自然满足了，他们未必活得愉快、幸福。人活一辈子就几十年，光追求物化的东西没啥意思。还是要有理想地干一些于社会有益的事情，干些自己希望干的事情。
记者：你如何看待幸福？
戈卫：幸福其实就是奋斗过程中的一种美好感觉，就是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做自己擅长做的事，做既能造福社会又能实现自身价值的事。人当然不能生活在真空中，但是，人又不能太现实了。太现实了，就会过于注重眼前而很难承载相应的社会理想和责任，也将使自己变得不快乐。一个人幸福与否并不是由其财富和地位决定的，精神的满足往往比物质的充裕更让人感到快乐。
记者：你一年除国庆节、春节外，在村上呆300多天。村民说你献了青春献一生，你还这样呆下去吗？还有什么要求与希望。
戈卫：是的。要我离开农村,就像大树连根拔起一样的痛苦难受。农村实际上很缺人才,我希望现在有知识的年轻人能像我一样投身农村。若有一大批这样的人，推动农业发展的作用就更大了。
一名老知青的坚守与见证
记者 | 王宏强 郝柏杨
编辑｜杨晓伟
戈卫：那时候坐火车慢的很，从西安6点坐上火车，到下午四五点才能到坪头，这不通路要过两个隧道坐渡船才能过来，那时候第二天村上来人接的。
说话的人叫戈卫，今年71岁，是第一代老知青，回忆起上世纪60年代，自己第一次来到将要插队的码头村情景时，仍然记忆犹新。
1947年戈卫出生在西安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全国兴起了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在父母的大力支持下，戈卫也加入其中，于1968年10月27日和27名同学，其中还包括自己的弟弟戈健，从省会西安来到了“穷乡僻壤”的宝鸡县码头村，成了一名知青，而谁曾想这一待就是整整五十年。
虽然已经对当地艰苦条件有心理准备，但是来到这里后,戈卫还是大吃一惊，村民不仅住的都是低矮破旧的土坯房，村上不通道路、还没有电，而最让他吃惊的是村民们仍然用着刀耕火种的原始方式劳动耕作。那些年,村民每年都要放火烧山，开辟出一片空地耕种，下一年又异地而烧。戈卫开玩笑说，当年的生产方式，和两千年前差不了太多。
戈卫：人家那时候还有耕作、套种，甚至有些地方还不如人家那时候耕作制度先进。
这样原始、简易的耕作方式，再加上当时农民用的种子还是几十年前老品种，导致村民往往“起五更睡半夜，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干一年，到头来粮食产量却非常低。1972年前全村1100多口人一年粮食总产量只有40万斤左右，最低时仅35万斤。村民吃了上顿没了下顿已经成为常态。
相对于落后的生产方式，村民们对于新技术、新产品的排斥，让戈卫更加头疼。1972年,戈卫当上了码头村村支书，上任后他下决心改变村民们原始落后的耕种方式。
要转变就要从“根”上入手，戈卫积极寻找新型种子，以代替村民们沿用多年的旧品种。经过多方联系，戈卫最终选定了新培育的玉米杂交种子“武顶一号”,在村上推广试种。由于对新种子持怀疑态度，当戈卫满怀希望，大老远坐火车把新种子背回到村上发给村民后，村民的态度却让他始料不及，有些村民干脆跟自己打起了“游击战”。
戈卫：我就记得五队有个老汉固执地不行，背着两样种子，一个就是我们引进的杂交种，一个就是他那老种子，我们为了推广，他种的时候我们要去看，他看你去了就把良种种上，你一走他就把他那种上。
俗话说“时间能证明一切”。等到玉米成熟时，地里出现了奇怪的现象，玉米地一半长势喜人，粒大饱满；而另一半则苗木矮小，纤细干瘪；而长势良好的那一片正是新种子结出的玉米，那一年望着从未见过的丰收场景，许多村民们热泪盈眶。打这以后，人们对新种子态度由反对逐渐变为了认可。
有了良种还不够，能否按时、按量给种苗“喝上水”至关重要。戈卫说，以前村民种粮食是靠天吃饭，今年雨水充盈粮食收成就好，明年遇到干旱年份，粮食产量就会大减，村民就只有“自认倒霉”。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戈卫带领村民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他专门借阅了相关书籍自学，还专程跑到西安买了建渠要用的水准仪。那时候戈卫和村民天天在地里研究修建方案，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研究出来了一套修渠方法，并投诸实践，建渠速度大大提升。
通过引进良种、兴修水利等一些列措施，再加上“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政策的施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码头村全村粮食总产量一举突破100万斤，村民们基本解决了温饱。
随着科技发展，近十多年码头村村民早就不用为良种发愁，新品种层出不穷，同时各种现代化农业机械逐步代替了人工，极大地减轻了村民的负担，码头村一些有想法的村民走出山村，来到全国各地打工，月收入普遍在3000到4000元左右，钱包逐渐鼓了起来的他们还在城里买了房，过上了富裕的生活。
同时，国家近些年累积投入近400万元建设费用，村上通过合理规划，村容村貌发生了巨大改变。在码头村当村支书40多年的魏文杰对此深有感触。
魏文杰：村容村貌有了很大改变，人的居住环境和生活环境很方便也很安全，村上道路的硬化、亮化基本上覆盖了，人不管下雨天晚上走有路灯，不走泥路，家家户户门前通公路，家家院里有汽车，很方便。
戈卫说，为了实现结构转型升级，增加农民收入，村上大力发展经济作物，这两年引导村民种植樱桃，全村耕地面积一共1300亩，其中一半都种植了经济价值更高的樱桃，算下来村民种樱桃一亩地平均收入5000元，最高能到近10000元，如今樱桃产业成了当地村民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戈卫说，农业曾经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几年，农村变得山清水秀，农业连年丰收，农民也告别了温饱，不少已迈入小康，然而即便如此,农村的发展相比城市还是非常不均衡。十九大上，国家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戈卫认为，这为农村今后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戈卫：农村现在也进入到一个新时代，你具体咋搞，你农村孤立的搞不行了，你要和全国经济发展要同步，现在实际是落后，为啥要抓美丽乡村建设、扶贫啊，都是为了让它和全国发展同步起来。
